文 / 沥泉
11/25/2019 12:49:25 PM
从长远看，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从短期着眼，我们只是自己所创造的观念或思想的俘虏。只有及时认识到这种危险，才能指望去避免它。
——哈耶克
学者可分两种：一种是学问大于生命，生命受学问支配；另一种是生命大于学问，生命因学问的滋养而变得更加饱满丰富，乃至气象万千。
而有两位学者——哈耶克与杨小凯，我们竟然无法界定他们是学问压倒生命，还是生命压倒学问。
哈耶克一生因坚持批判“乌托邦”而饱受痛苦的煎熬，一度被指责为“资本主义最忠实的走狗”，终在垂暮之年，亲眼见证了苏维埃的覆灭，并且终于让人们相信：人类的繁荣、幸福和尊严，来自个人自由，而不是乌托邦。
杨小凯一生只有56年的光阴，但他却用向死而生的态度，用超越常人的意志力和勤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参阅《向死而生：杨小凯和他的三次范式革命》）
1974年10月4日，一直被骂为“无耻”、“替富人说话”的哈耶克，终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自由主义学者首次获此殊荣。哈耶克是幸运的，他不仅获得诺奖，还在他92岁那年，亲眼见证了自己的预言变成现实——苏联的覆灭。
哈耶克获奖两天后，在中国湖南省的一座监狱里，已经服刑八年的杨曦光，迎来了自己26岁的生日。但是，两年后他才能出狱，而这一天距离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发表那篇“改变经济学基本定律”的论文，还有14年。
虽然，杨小凯的学术成就在生前就已得到世界公认，然而，他却没有哈耶克那么幸运：不仅两度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而且有生之年，杨小凯没有看到自己后发劣势的预言成为现实。这种遗憾，或许只能用天妒英才来解释——杨小凯在56岁时就英年早逝。
他们都曾是乌托邦主义者
其实，哈耶克和杨小凯在早年时，都曾热情拥抱过乌托邦主义。
与很多名不副实的“左派”不同的是，他们对乌托邦主义的态度都是真诚的。并且，他们都曾经认真的考虑，如何去实现乌托邦。
哈耶克走上经济学道路，就是从对乌托邦主义的迷恋开始的。在少年时，他一度对大学缺乏兴趣。然而这时，一战爆发了，他在战争中接触到了乌托邦主义，并很快迷恋上它。他曾描述过自己学术生涯的起点：“乌托邦主义使我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我总是在思考，这个如此诱人的计划，该如何实现呢？”
与哈耶克相比，少年时期的杨小凯更加激进。1968年，他满怀革命激情，写下了轰动全国的《中国向何处去》。他试图用那个时代的方式改变中国：革命、再革命，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体。这篇文章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即便在他重获自由后，文章标题“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他一生挥之不去的追问。
但是，哈耶克和杨小凯一旦看清了真相，都勇敢地戳穿谎言，再也不会妥协。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良知——追求真理。也正因此，他们先于时代看穿了乌托邦的荒诞。
“以真理为生”的两对师徒
哈耶克是幸运的，他早年时就遇到了一位伟大的老师——米塞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大师，被后世誉为“价值五个诺奖的大脑”。
在读到米塞斯关于乌托邦的作品之后，哈耶克抛弃了乌托邦主义，投身奥地利学派门下。在当时的西方学术界，像哈耶克、米塞斯这样“没良心”的经济学家，长期处在边缘地位，忍受着“疯子”“无耻”的指责，但他们毅然坚定地持守着反对派的立场 ——为捍卫自由市场、人的尊严，他们甘愿做孤独的斗士。
哈耶克认为，“奥地利学派的知识分子品格”影响了自己的一生。他说：“最让我震惊的是，他们对一切事物都有一种求真的激情，它不仅意味着讲真话，而是意味着‘以真理为生’，不可放纵自己和他人的任何虚伪。他们深入 剖析每一种习俗，并揭露其欺骗性。”*（点击下图二维码即可购买）*
毫无疑问，杨小凯也是“以真理为生”的。1960年代，这个十几岁的少年在考察农村后，认为社会已经变质，尽管他当时目之所及的解决方案只有巴黎公社，但他的博学、洞见和缜密的逻辑，却使狂热的一代人重新审视学习和思考的重要性——据同龄人回忆，《中国向何处去》所带来的震动，丝毫不亚于1971年9月13日发生的历史巨变。
在狱中，杨小凯遇到一生最重要的启蒙者刘凤祥——一名保守主义思想者，这是激进年代的稀有物种。刘凤祥对他说：“你这代人不能再沉迷苏俄式的革命，必须跳出历史循环，你要了解英美政治、成为经济学家！”这番振聋发聩的警醒，让他找到了人生方向，也成为杨小凯一生的写照。
他开始饥似渴地阅读，学习英文、电机、绘图、微积分……在与世隔绝的十年里，他独自推导出“戈森第二定律”等经济学模型。出狱时，他的学术水平已经达到国际一流。
哈耶克的老师米塞斯，一直不被世人认可，终其一生都穷困潦倒、颠沛流离。然而比米塞斯更悲惨的是，杨小凯的导师刘凤祥在1970年就被处决了。但杨小凯追随他的指引，不仅在经济学领域开宗立派，建立新兴古典经济学派；在思想上，他跳出了激进革命的怪圈，从经济学和宗教信仰的层面，诠释现代政治的真义。
哀荣至极的先知：哈耶克
1930年代，凯恩斯曾经在论战中大败哈耶克，世界因此开启了凯恩斯时代。然而在1970年代的“滞涨”危机中，物价飞涨，经济停滞不前，支持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声誉扫地。
在危难中，哈耶克的思想终于受到了重视，当市场的权利重新回到企业家手中时，英美两国迎来了再次繁荣。哈耶克也因此摘取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1988年，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出版，仅仅一年后，东欧政权纷纷垮台，柏林墙轰然倒塌。随后，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灰飞烟灭。
在经历七十多年痛苦的煎熬之后，垂暮之年的哈耶克，终于使人们相信了他终生持守的信念：乌托邦主义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哈耶克战胜了凯恩斯，还亲眼见证了苏维埃的崩溃——事实上他本人就是乌托邦的掘墓人。这为他赢得了生前身后的美名。
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授予哈耶克自由勋章时，赞扬他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思想家之一，他勘探了自由的范围和轮廓。……他革命性地改变了世界之智识的和政治的生活。”
1994年，为纪念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发表50周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再版了该书，在封面上赫然印着：“近半个世纪前，当哈耶克发表《通向奴役的道路》之时，大多数聪明人嗤之以鼻。”罗纳尔德•贝里(Ronald Bailey)总结道，“然而，世界错了，哈耶克是对的。”
被流放的先知：杨小凯
哈耶克７５岁时获得诺奖，９３岁时与世长辞。与哈耶克不同的是，杨小凯开创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却与诺奖擦肩而过，并且，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在生前最后两年，杨小凯两度获得诺贝尔奖提名，成为距离诺奖最近的华人经济学家。然而几乎同时他被确诊肺癌晚期，并于2004年7月7日逝世，年仅56岁。
哈耶克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二战后的资本主义发展速度远不如战前，他因此认为：人类永远无法摆脱乌托邦主义的诅咒，强大的政府将来一定会有计划地减少人口，以减少资源的消耗。
杨小凯也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尤其对祖国的命运。据妻子吴小娟回忆，杨小凯在澳洲的最后几年，早上总是抱着电视痛哭，因为他经常梦见中国在打仗。
预言成真的两大先知——哈耶克在1940年代预言苏联计划体制必然崩溃，半个世纪后苏东剧变，历史证明了他伟大的预见性；而他在上世纪70年代“货币的非国家化”的预言，如今也被一步步验证——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正在崛起，不断挑战政府垄断的法币体系。
而杨小凯“后发劣势”的预言，在20年前曾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却不幸预言成真。
就在杨小凯去世前的两年，他意识到，脱离文化与信仰的土壤，认为仅仅依靠制度转型就能包治百病，是肤浅的，信仰才是制度的第一因。
至此，杨小凯跳出了“唯制度论”，完成了“自由的信仰——自由的个人——自由的秩序——自由的制度”的伟大思考，这必将成为未来变革的思想资源。遗憾的是，这一点还远远没有被人们广泛地思考和讨论。
先知注定是孤独的，这成就了先知的伟大，却也成为时代的不幸。一百年来，在每次重大的历史关口，中国都错过了机遇。而杨小凯用他短暂的一生，用他九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回答了萦绕在每个中国人心头的世纪追问——“中国往何处去”。
2018年，在杨小凯亲友和学生，以及出版方的共同努力下，凝结了杨小凯一生思想精华的《杨小凯学术文库》（九卷本）终于被编译集结，首度出版，最全版本——世间已无杨小凯，惟愿他的思想范式和学术成果，能够造福更多的人。
注：本文系先知书店原创文章《真理的囚徒：哈耶克与杨小凯》。为防止失联，请添加编辑微信：13001119262。
来源 / 先知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