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老涧
11/30/2019 8:27:03 AM
18岁的建建（1975.5）
建建是个人物……
建建的生命，匆匆忙忙地运行了62年零8个月，数量不多，质量却沉甸甸的。
他走了，走得干干净净，仿佛从来都没来过……他把自己捐了。
他出生在一个非常“特别”的家庭，他的父亲曾是某大元帅的秘书，原本可以福荫后代的辉煌，却被他父亲不小心玩坏了，这柄双刃剑首先伤到了自己，也顺理成章地波及到他的孩子们，建建的童年是灰色的。若干年后，他带着符号似的坏笑说起他的童年：“妈的，我们五个人盖着一床棉花”……“不是被，是棉花，CAO！”他强调……
作者自画像 1975.9.12
1973年4月的某一天清晨，我照例跑步去动物园画速写，刚刚爬上墙头，就见一个小个子骑一辆自行车，几乎撞到墙上时一歪把，顺势一翻身，人已经骑上墙了，然后俯身提起自行车，朝我喊：“帮我接着”，我一抬头，正对着一张坏笑的脸和一双带尖儿的眼……这副尊容四十多年再也没离开过我的视野。
“建建可以用5分钟建一座楼，然后花3分钟拆掉了”……这是青岛吕剧团导演陈钊对建建的评价。
1977年恢复高考，对我们这拨人来讲，幸福来得有点突然，画友们纷纷忙着准备报名的作品，我俩虽然也在积极准备，但心里却各自揣着一份担心，不知能不能跨过眼前的鸿沟，这条沟叫“政审”……1977年录取结束，我俩都没戏，原因不明。1978年再考，各自悄悄降低了标准，好胜的建建不告诉我报哪所学校，当然我也不告诉他。到7月底，许多人陆陆续续接到录取通知，建建那间自建的小屋里天天聚集着一群人，有人去报喜，也有人只是去问问：“来了？”“没有”……
青年时期的建建
8月2号傍晚，建建突然烦了：“都走！都走！都走！滚……你，还有你，都走。”建建用报纸把准备晚上喝酒的肴，一份份包好，塞进我的包里。“走”……
我俩骑着自行车，沿着海边向东猛蹬，一路谁也不说话。到了疗供，下车买了一条前门烟和几盒火柴，又找同学借了军用水壶，然后继续走。那时候过了青岛汽水厂全是菜地，我俩找了片干燥的地儿，脱下衣服擦一把汗，开始喝酒。建建不停地骂，撕一口鸡腿，骂一句，喝一口酒，骂一句，然后一支接一支的抽烟。我没酒量，几口酒就喘不动气儿了，他斜着眼看着我：“走？”“走！”
本文作者作品
天黑了，黑得名副其实，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地面开始坑坑洼洼，显然我们偏离了大路。突然，前面的建建摔倒了，紧接着我的脚蹬也被什么缠住了，伸手摸到一个塑料球，是浮漂。
“网具厂”，黑暗中建建嘟囔了一句。“嗯”，我们摸着黑又开始喝酒。
“你今年考哪儿？”“济宁师专”，“你呢？”他停了一会，“景德镇”。
建建喝醉了，趴在渔网上迷糊，我睡不着，脑子里一片空白，头晕……再次上路时我们完全失去了方向，或者，方向已经没什么意义了。扛着自行车好不容易摸出那片渔网，脚下的路变得平坦，我们又回到了大路。
天蒙蒙亮时，我们看见了海，海里突兀地立着一块形状古怪的石头。
“石老人！”建建含混不清地喊了一句。真是石老人！我俩都是第一次见到石老人。
当我筋疲力尽地回到家，已经是上午十点多。我换下沾满泥土衣服，打一盆水正想洗洗时，一抬头，就看到院门口还在自行车上顶着一头黄土的建建，一脸坏笑地朝着我喊了一嗓子：“我录取了！”
毕业后建建分到山东轻工学院，当了老师的建建依然是一脸坏笑变着花样的恶作剧。依然是每月工资不够花，下半月得借钱买酒。轻院流传着许多建建的故事，最脍炙人口的当属建建卖酒瓶子的故事。学院平时不允许外人随便进出，不知怎么某日进来一个收酒瓶子的，建建把人带到宿舍，把几十个酒瓶子全卖了，那人扛着大麻袋往外走，建建赶紧跑办公室给门卫打电话，“谁让你们把收酒瓶子的放进来的”…… 收酒瓶子的无奈又扛回建建宿舍，宿舍挂着把大锁，找不到人又拿不走酒瓶子，那人只好走了，建建把酒瓶子收拾回宿舍，转身买酒去了……
此时建建又有女朋友了，建建总会有“女朋友”，他的花样翻新的各种恶作剧，让他周围永远热气蒸腾，在那个萧瑟的大环境里，集合了一大批各色朋友。而这位“女朋友”显然有想法，想尽办法把建建弄到了她身边，河北省一间叫做《生活》的杂志社。又因各种偶然各种机缘巧合，建建步入了在外人看来高不可攀的辉煌，进了中南海。
建建
八十年代初，是所谓“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时候，国务院设立了新机构“国务院法规中心经济立法办公室”，顾问是彭真，主任顾明，办公地点在中南海。建建负责创办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份关于经济法的杂志《经济与法》，在那个圈子里，26岁的建建是年龄最小的。
怀揣“中共中央国务院”大红聘书的建建，从此开始了他的传奇故事……
建建是见过世面的，为给他父亲治病，家里与他父亲曾服侍过的元帅遗孀取得联系，被安排住进了空军总医院高干病房。在那位遗孀帮助下，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平反昭雪”，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亲自接见了他的家人。但种种原因，最终未能如愿，只是象征性的做了一点补偿。
“中南海”的建建没变，他没走父亲的老路，他不懂也不想懂政治，他仍然是那个挂着一脸坏笑，活得匆匆忙忙的恶作剧的建建。
建建 2019年年初
1986年的某一天，正在山艺上学的我，突然接到一个长途电话，那个年代打长途是很奢侈的，且电话打到院长办公室……是建建。电话那头的建建语速极快巴拉巴拉一通，意思是让我赶紧找关系让青岛市政府派人去北京，美国国务卿万斯率领28国集团来中国投资，他们负责接待，他可以假公济私向对方推荐青岛，建建是想为家乡人民做贡献。我算哪根葱？我见过的最高级别首长大概就是街道主任了。只好求助于我的大哥，大哥曾是专业体育运动员，算是挺有些人脉。没几天大哥回信说，已经把话递到了，青岛这边肯定会打发人去的……过了一段时间，我大哥出差去北京，建建电话约我大哥务必去喝酒。我大哥在约定时间准时赶到，见门口只有一个“女人”，头上包着红色纱巾，嘴唇涂成血红，穿着一双高跟鞋，上来不由分说挽起大哥的胳膊就走，我大哥吓一跳，开口说话，才知道是建建。不出所料，警卫战士担负着保卫这个国家脑袋的重任，哪里见过建建这样的“首长”，一级一级往上汇报，纠缠了近一个小时才进门。我大哥酒量很大，建建又打电话喊来同样好酒的女总编，仨人喝了一夜，建建大骂被青岛派去的那个什么主任是SB。前几年我找到建建那时写给我的信，由衷地佩服青岛官员的远见卓识，那时候就预见到了美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满腹狐疑地听完建建热切的推荐，然后，那位主任委婉地谢绝了建建的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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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诡云谲的八十年代，谁都无法预测明天会刮什么风，那个“海”里的潮涨潮落不是老水手肯定会晕船，何况建建这种标签显著的个性，他回到了山轻。那年冬天，我去济南找他，他的系主任也是我的朋友，酒桌上悄悄告诉我，学院里不欢迎建建，工科院校容不下建建这种个性鲜明的人，已过而立之年的建建倦鸟回巢了。
几经波折，青岛某研究所所长，一个在青岛很有名望的艺术家接纳了他，建建似乎有些累了，在那个研究所有一搭没一搭地混日子。
不久，建建又建起了他一生中另一座大楼……这个故事有许多版本，我当然选择相信最“建建”的那一个。据说某年春节前，所里的一位领导看不惯建建吊儿郎当，说“你真是没用，别人都能给所里创收，你哪怕给所里弄点年货也是贡献”……一脸坏笑的建建说“行，你统计统计咱所人数，我每人给你们弄个骨灰盒”，领导怒了，“你本事大给邓小平送一个！”
建建
“可以，没问题”……陶瓷的“邓小平骨灰盒”就这么诞生了，邓大人的浮雕像豁然出现在各种纹饰中间，没过多久，骨灰盒摆上了邓大人案头。应该是1990年夏初，在建建家那间破房子里，我看见了一摞文件，有邓小平为骨灰盒的亲笔题名“纪缅斋”，有邓大人写给民政部长的推荐信，还有民政部关于每年用于骨灰盒的木材消耗量的调查报告，以及民政部下发的推广使用陶瓷骨灰盒的文件等。建建又恢复了匆匆忙忙急不可待状态，由他一生的好友，学法律的大车提议，申请了“实用新型”专利，然后撒开网四处寻找客户。天真执拗的建建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他似乎只是在体验谈判的乐趣，所有的谈判，最终都“差一点”谈成，然后是各种不幸的消息纷至沓来。先是有人说“大连来谈判的那家已经在生产了”，然后“柳州那家也开始卖了”……一直到建建完全失去兴趣，他的专利仍停留在证书阶段。
建建好酒，酒是他一生最忠实的朋友，使他与大部分朋友渐行渐远，他自己的生活也乱七八糟，他病了，那个原本活泼葱茏的生命慢慢地枯萎了……
今年春天，他跟我通了一次非常非常长的电话，从晚上十点半到早晨七点半，说的什么不记得了，到最后，他含糊不清的问一句：“还记得咱们在渔网上喝酒吧”，“嗯，记得”“那天……怎么那么黑”……
2019.11.29 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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