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徐克舰
12/2/2019 8:50:26 PM
校园里有个小公园，我经常在里面散步。有一天，天气有点潮湿阴冷，有雾，能见度较低。雾气中只能看见两个人，一个在近处，是经常遇到的女清洁工，是四川来的；另一个在远处，孤零零地坐在公园的椅子上，裹在一件黑色风衣中，低着头，有点像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的神甫。走近了一看，是一个外国人在读书，目光专注，表情严肃。后来知道他叫凯格尔。
凯格尔是外语学院的外教，来自美国犹他州，六十岁左右，高个子，大眼睛，眼袋突出，高耸而坚挺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银丝眼镜，长得有点像黑格尔，一看就是对形而上的东西充满兴趣。
凯格尔的话不多，一般不笑。我每星期坐三次班车去东校区上课，车上人声嘈杂。凯格尔先生总是像在闭目养神，一言不发。不过，当与来自犹他的同伴坐在一起时，还是能说的，虽然不是那么侃侃而谈。只是，他的话语音频比较低，给人一种有点看不起人的感觉，似乎对一切都不屑一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没与凯格尔先生说过话。
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翻译任务，即翻译朗兰兹自选文集里的一篇文章。该文的标题是“Euclid’s windows and our mirrors”。我一直拿不准这个标题该怎么翻译，请教了许多人，也没得到满意的回答。后来，有人告诉我，凯格尔是教英美文学的，问问他。于是，就在班车上硬着头皮主动请教凯格尔。他看了一眼文章标题，闭上眼睛，思考了一会，突然有点像下命令一样地说：“windows和mirrors都是隐喻！”然后就结束了，再问，就不回答了，好像没听见一样，继续看他手中的书，那是一本英译本的《三国演义》。
按照凯格尔的这种理解，我就将标题翻译成“欧几里得的窗口与我们的反思”。但是，我还是有点不太满意，感觉这个翻译有点过于直白，不够文学。过了几天，在班车上又遇到了他，问他可不可以翻译成“窗与镜”。凯格尔先生听了后，把脸转向我：“why not !”(为什么不可以！)。问题解决了。
从此，我和凯格尔熟悉了一点。从言谈中得知他的祖上是日耳曼人。
有一天，在学校餐厅里遇到了他，便和他对面坐着吃饭。我喜欢吃饭时说笑，一边吃，一边说，有时甚至声音挺大，热热闹闹，已经习惯了。我问：“饭菜味道如何？”他没有立刻回答，我以为他没听见。他把口中的食物咽下去，然后说：“很好。”接着，他刚要继续吃，我又问了一句，他停下了来，回我的话。这时我才发现，凯格尔吃饭时不说话。如果你和他说话，他会停下来，或嚼完口中食物，回答你；如果你不断地和他说话，他就会不断地停下来。也就是说，吃时不说，说时不吃。我突然觉得凯格尔挺有点绅士风度呀。因为，如果换做一个不耐烦的人，我估计，就会像《新概念英语》中所写的段子那样来回敬我：“先生，如果少说多吃，我们都会喜欢我们的食物！”
凯格尔吃的很节俭，近乎吝啬，盘子也吃得光光的。
凯格尔经常穿着一件旧的棕色皮夹克，这夹克已磨损得很严重，有些地方颜色都磨没了，露出了皮子本色，估计穿了有几十年了。凯格尔说，这是他父亲穿过的衣服。
凯格尔具有日耳曼式的思辨力，知识面也非常宽，并且是一个有问题意识的人。他不懂中文，却是中国通，读过一些英译本的中国古典小说，还读过中国历史。我很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这么喜欢读中国东西，他说是从小受母亲的影响。我想，他母亲一定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但是很遗憾，与凯格尔的深入对话很痛苦，因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对话根本就无法开始。
有一次，谈论起“烈士”一词，他一句话就把我问懵了：“曹操和刘备打仗，哪一方的人死了是烈士？”我觉得这家伙纯粹是在调侃。还有一次问我：“李逵既杀坏人，也杀好人，乱杀无辜，为什么还把他当成好汉？”我说：“他耿直、义气”，他问：“如果杀的是你的亲人，你还会这么认为吗？”
最让我扫兴的是，有一天我兴致正浓，大谈成吉思汗屠城的故事，他问了一句：“他是英雄吗？”我说：“是的”，他接着又问：“希特勒是英雄吗？”我说：“当然不是！”他立刻反问：“同样是杀了那么多无辜的人，为什么成吉思汗是英雄，而希特勒却不是呢？”
其实，最使我感到意外的，反而是那些最不经意的、习惯了的日常用语。有一次，我提到了“the war to resist U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抗美援朝)。我使出了浑身的本事，任凭我怎么解释，他也不明白，直摇头。最后他反问：“是不是朝鲜战争？”我突然意识到，我们使用的词典是不同的。
有一天，我在小公园里散步，又看见凯格尔坐在那个椅子上读书，天气不冷，却还是潮湿有雾。这次他穿的是那件旧皮衣。凯格尔和我说，他正在写一篇论文，涉及到一点文字比较，需要一些甲骨文的图片，要我帮他查找一下，并把相关的内容复印下来。我答应了。我和他又聊了几句。言谈中我顺口用到了短语“before liberation”(解放前)，凯格尔很疑惑地看着我，问：“什么意思？”我说就是“1949年以前”的意思，他困惑不解，问：“自那以后叫什么？”我说：“after liberation”（解放后）他又问：“为什么要用liberation？”我说：“解放了呀！”他不由自主地重复了我的话，依然不解。看来，我的中国特色的英语难以再继续应付这种苏格拉底式的追问，同时，也突然意识到，实际上不可能把“before liberation”仅仅当作时间概念。大概这就是所谓的巴特尔语言陷阱吧！我的眼镜上有雾气，我说：“今天雾气挺大啊！”他蹭了一下眼镜，没说话。
这时，那个四川女清洁工拿着扫帚和铁簸箕从旁边经过，我和她点了点头。我不知道她叫什么，但经常看到她，一般是点个头，打个招呼，偶尔还说几句话。她长得五官端正。我发现，凯格尔对我有点心不在焉，眼睛一直盯着她远去的背影。
第二天，我到图书馆里找到了一本厚厚的甲骨文的书，也查到了他需要的那些字。原本打算只印那有关的几页，又一想，既然他需要，干脆就把那整本书复印了下来，送给他，也算是对他在翻译上给予的指点的答谢。
几天后，当我说到要把书送给他时，他却表现出了迟疑。他仔细地看了看书的前前后后，问：“这本书是正式出版的吧？”我说：“当然。”他接着说：“我请你帮我印的是这相关的几页，不是要你印整本书。”
我觉得这家伙有点抠门，可能是怕花钱吧，就说：“算是我送给你的。”他立刻说：“no！no！”态度很坚决。我问：“这本书你以后不再用了吗？”他说：“应该很有用。”我问：“那为什么你不要？是我送给你的呀！”他迟疑了一下，说：“不该把整本书印下来。”我很不解，问：“为什么？”他看着我，好像我是来自另一个世界似的，平静而低沉地说：“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最后一次见到凯格尔，是去年夏天的一天。那天，我在离着小公园不远的小店里遇到了他。他买了一包香烟，付了一百元钱，找回了七十多元。出了小店，我和凯格尔先生一起默默地走着，他背搭着手，手里握着刚刚找回的钱。那是下午三点多钟的样子。我说：“天很热啊！”他说：“是的。”
这时，远处有个清洁工拿着扫帚和簸箕，在清扫路边的垃圾，是逆光，看不太清。走近了一看，原来是那位四川女清洁工。有时，一大早能看见她背着一个垃圾袋子，在垃圾箱里翻腾点什么，脸被垃圾弄得脏兮兮的。大概是想找点东西，到学校附近的废品站卖点钱。不知为什么，可能是怜香惜玉吧，每次见到她，我心中总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同时，泛起一种不协调的感觉：她的相貌与生活状态有点不相符，似乎会让人联想起莫泊桑的短篇小说《一串项链》。有一天，我问她，老公和孩子是做什么的，她说儿子身体有病，只能打个零工，一直是单身，老公很多年前因车祸去世了。
我和凯格尔走近了，她停了下来，满脸是汗，可能是累了，歇息一下。她下意识地看了我们一眼，轻轻地点了点头。她面带微笑，阳光闪烁在那高耸的鼻梁上，还是挺美的。这时我发现，凯格尔很注意她，能感觉出目光在她身上游移，打量着，好像在她身上有了什么新发现似的。
突然，凯格尔将握着钱的那只手伸到了她的眼前；她有点惊恐，下意识地后缩着。我看明白了，凯格尔是要把手中的钱送给她。僵持了一小会，可能是她也看明白了凯格尔的意思，于是就有点颤抖地接过了钱，点了点头表示感谢，微弱嘶哑中能听到一个“谢”字。
我和凯格尔缓慢地走着，没说话。记得上小学时，老师总是嘱咐同学们，见到外国人，要躲得远一点，不要接受他们给你的糖果，也不要接受他们给的钱。印象最深的是七十年代初，对意大利摄影师安东尼奥尼的声势浩大的批判，因为他拍摄了记录片《中国》。几十年过去了，情况变了，那些嘱咐和批判显得有点荒唐可笑。
凯格尔慢慢地转过头来，看着我，我也转过头去看着他。这时我发现凯格尔的眼圈发红，眼里充满泪水。我刚要开口，凯格尔结结巴巴地说：“她，她长的有点像我母亲。”他似乎在微微地颤抖，“我的母亲，也是一个……清洁工。”
凯格尔的声音低沉沙哑：“年小的时候，我家里很穷，父亲早亡，母亲一个人抚养我，很辛苦。如今，母亲……已去世很多年了。”说完，他就和我握手道别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凯格尔，听说他回美国犹他州了。
2019/5
徐克舰，博士，青岛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教授。
原載 杜帝语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