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毕拙
12/4/2019 9:34:08 PM
说到“文化大革命”史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毛泽东1973年4月25日给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一位老师李庆霖的回信，是一件重要的史实。
1972年12月20日，李庆霖给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写信，报告了他的儿子1969年下乡插队，在生产、生活方面遇到的困难：口粮不够吃，没有钱买菜、理发、看病，住房困难；地方上有权有势的知青，借口国家需要，被招工招干离开了农村，而没有门路的只能留在农村受苦等。
据说毛在收到李庆霖的信后，曾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1），才决定亲自给李复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李庆霖的信及毛的复信，促使了中央对知青政策进行了比较大调整，知青的生活待遇有了改善，通过招工等解决他们的工作问题也加快了速度，所以有人认为李庆霖这个小人物的一封信，改变了1700万知青的生活状况和命运。还有人称他为“李青天”，当年的知识青始终对他心存感念。以致后来他在监狱服刑时，有许多知青前去探望等。
毛泽东作为强势的政治家，他做出的决策，必有严密的政治方面的考量；然而，是否也会有一些偶然的、不是那么明显的、但却在感性上影响了毛作出决定的因素存在？如果有，那又会是哪些？笔者试着分析一下：
偶然之一：李庆霖的信是寄给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并兼任毛泽东翻译的王海容转交，才到了毛泽东手上的（2）。如果不是这样，按照正常的程序，如果是先由毛泽东的办公室处理，就不一定呈送给毛。既然是王海容转交的信，那么感情的因素就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一是王海容与毛泽东的个人关系，二是王海容在转交信时、连同转信本身就表达着自己的情感判断，也可能影响着毛。还有，王海容是在什么情况下转交的？她是否有意揣摩、观察，而选择在一个适合的场合交给毛？
王海容是毛泽东的表侄孙女，她的祖父是毛泽东的姨表兄，在毛早年的求学和政治活动中，曾给过很大的帮助，四九后一直与毛关系融洽。王海容从小到上学、工作，可以说一直在毛的照拂之下。在转李庆霖信时，她在外交部工作，参与毛接见外宾，筹划对美国、日本外交上的接触、领导人的互访，常有机会与毛泽东见面。有人认为在这一时期，她与另一位女性唐闻生，实际上起着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人的作用。是毛特别信任的人。
还有一点，王海容通过自己的这一特殊关系，把看到听到的一些事情报告给毛泽东，并非自李庆霖信开始。1964年9月28日，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英语的王海容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对学院教学改革的一些意见（3）。1967年，也曾通过这种特殊的关系，向外交部人员传达过毛对人事的看法。在这一点上，毛也必然是希望通过王海容这样的人和途径，直接得到一些下面的各方面的情况，以避免只从官方得到消息的片面性。
正因为这样，对于王海容转来的信，毛才更有兴趣看和回信。
偶然之二，李庆霖本人的小学教师身份，以及他“告御状”的信本身的特点，都引起了毛的兴趣和同情。毛泽东早年曾做过小学教师。虽然时间不长，但那是他这一生除去政治活动之外，重要的人生经历。并且，他曾认为“自己最适合于教书”。（4）建政后，他在给老同学周世钊的信中说：“兄过去虽未参加革命斗争，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5）可以看出小学教师这个职业，既是毛个人经历中的一段，也是他一生重要的情感归宿之一。所以说，反映同样的问题，李庆霖的教师身份或许也是成功地得到毛泽东重视的原因之一。
另外，就是李的信本身，他立论的根本思想，以及语言文字方面的风格。这一点，与李庆霖先生熟识的张玉钟先生的文章里说得很中肯。见张的文章“我知道的李庆霖上书毛主席的一些情况”。
“也许是他从小刻苦读书积累下的扎实基础，他的文字功底令人佩服。……现在我回忆这件事，并非说他所包含的政治内容，而是说他文字功底和朴实文风，有一种很大的可能让毛主席也被他所感染。”
笔者再对此做一点分析，李庆霖四九之前读的师范学校，那时学校的教材，古文选得多，因此李庆霖必然是长期浸淫于文言文之中，借鉴古文的特点，自己写起文章来，体现出简洁、准确而又明白晓畅的特点。这些无疑为毛欣赏。
偶然之三，李庆霖的处事契合了毛的性格。先说毛的性格。毛的性格中，有两点与此相关。一点是反权威。毛曾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6），因此他也欣赏李庆霖敢于“告御状”的勇气和决心。第二点是不允许别人挑战他的权威。毛支持和号召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你可以提意见，但不可以反对和否定。
李庆霖虽然把上山下乡中的困难写得很尖锐，但并不怨恨上山下乡。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毛不但赞扬李庆霖那信“写得相当好啊”，还建议把这封信编入学生课本中。
但毛并非想停止下山下乡，他可能至死都认为送城市里的学生到农村去，所谓“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非常必要的。在复李庆霖信后，他后来在1975、1976年又针对知青问题做过批示，一次是赞成知青“扎根农村”，一次是指示政治局另议。
彻底解决知青问题是在毛泽东去世以后的新的历史时期。
写于2013年6月，2016年6月重校，2019年12月又小改
注释：
（1）《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第二版，101页。
（2）见张玉钟文章“我知道的李庆霖上书毛主席的一些情况”。网络上可见。
（3）见百度王海容词条。
（4）《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毛泽东书信选集》，3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与斯诺的谈话。
附：李庆霖给毛泽东写的信原文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分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了。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一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上山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县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户务农。在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莱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期，更是能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未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莱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其它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的生活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度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因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半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在我们这里已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练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 敬上
1972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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