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叶帆
12/5/2019 9:17:09 PM
一条三里长的峡谷通道，是晋见佩特拉的铺垫，一路蜿蜒，峭壁参天，等到眼前豁然开朗，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就想匍匐在它的面前。
喔，佩特拉，一座雕凿在高山峡谷中的玫瑰古城，你简直不是人类的造物，上帝派了一群叫做纳巴泰的人形生灵，建造完佩特拉之后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你是上帝的神来之笔。
卡兹尼神殿镶嵌在巍峨的峭壁上，仿佛把一座高山掏空了，雕凿成一座巨大的罗马式殿堂，天工造物，鬼斧神工。六根粗壮的罗马式立柱直耸山顶，威严的气息扑面而来，站在它面前，人会显得非常渺小。有人说，它是纳巴泰国王亚利达三世的陵墓，还有人说它是埃及法老的宝藏库。这样的殿堂，作陵墓和宝库都非常合适，再配上一些神秘的传说故事，卡兹尼的身世就更加扑朔迷离。
一座雄伟的古城，在辉煌了六百年后，它的光芒骤然熄灭，连同建造它的纳巴泰人一起，如同人间蒸发一样，消失的无影无踪。没有尸骨，没有典籍，甚至没有留下一丝线索。而那些勒刻在石崖上的图案与文字，至今无人能够破解。这座空寂的古城，守候着漫长的岁月，让现代人去思考，去探索，当然，还有敬畏。
消失后的佩特拉，成为一个惊悚的谜团，被传说了一千年。这期间，除了沙漠民族贝都因人之外，没有人能够接近它。贝都因人，这个笼罩着神秘色彩的族群，成了佩特拉的守护人，他们是最适合的守护人，无论佩特拉是陵墓还是宝库，由贝都因人守护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1806年，一位好奇的德国学者试图闯进佩特拉，结果被残忍的杀害了，文献里没有说凶手是谁，我想，如果不是陵墓里的幽灵，那一定是贝都因人干的了。这一抹血色，让佩特拉更加神秘，惊悚中，它离世人的目光越来越远。直到1812年，一位叫贝克哈特的年轻瑞士探险家，凭借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和丰富的伊斯兰教知识，蓄起长长的胡须，佯装成伊斯兰教学者，以寻找亚伦（圣经里的人物）墓为借口，雇用了一个当地向导，进入到佩特拉古城。他没敢久留，在贝都因人猜疑的目光里，粗略地浏览了卡兹尼神殿和厄恩的陵墓，或许还在古剧场踟躇了片刻，又到女儿宫的阶前驻足张望了一会儿，便匆匆离去。
我不敢断定，贝克哈特此行，与我们的“打虎上山”是否异曲同工，但有一点我敢肯定，走出峡谷之后，贝克哈特后背的冷汗一定洇湿了他的衣服，而历史却铭记了他的功勋，他是第一个证实传说中的佩特拉尚还存在的西方人。
从此以后，佩特拉在世人的目光里复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德国的盟友土耳其仍然统治着阿拉伯半岛，而该地区的各个部族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麦加的哈希姆家族发动了争取阿拉伯人独立的战争，英国军方派了有“阿拉伯通”之称的陆军情报军官劳伦斯到这里进行活动。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个叛经离道又桀骜不驯的劳伦斯粉墨登场了。
这厮的履历太传奇，18岁时在大学念数学，一觉醒来，忽然萌生了报考历史系的念头，气得导师直想抽他的嘴巴。在历史系，他选择了“十字军对中世纪欧洲军事架构的影响”这个课题，颠颠的跑去叙利亚实地考察，有个土匪看上了他的手表，以为是金表就去抢，还差点打死他。战争爆发，他加入了军队，本职是搞情报，他自己多年的经历使得他能和阿拉伯人打成一片，阿拉伯起义之后，劳伦斯就率领阿拉伯人和奥斯曼对抗。
之前，英军对奥斯曼军队作战，损失两个英国人才能消灭一个敌人，而在亚喀巴战役中，劳伦斯和阿拉伯军队不仅大获全胜，还以仅仅损失两人的代价，消灭了一千二百多奥斯曼士兵，从此劳伦斯名声大噪，也获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如果说毁誉参半的话，那是因为他在这一战中，宰杀了300名奥斯曼俘虏。
这个可爱的杂种！
事情还没完，因为法国和英国政府在阿拉伯问题上的的野心，让劳伦斯左右为难，最后他干脆甩手不管，自己去写书去了。写了几年他又不甘寂寞，开始撮合阿拉伯和英法的谈判，但是他曾经的战友、阿拉伯国王侯赛因不愿意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劳伦斯只能甩手不管。但依旧改不了自己旺盛的好奇心，跑去皇家空军，换了个名字去当兵，结果被狗仔队认出来了。然后又换名字去装甲兵，但是发现装甲兵太累了，他最后还是以真实身份去了空军。
劳伦斯太传奇，媒体不会放过他，因为曾经的“劣迹”，他经常为当地的暴恐事件背黑锅。于是，他最终躲开媒体又回去写书，期间，开始研究水上飞机和快艇，1933年退役之后，他又帮皇家空军打杂修快艇。直到1935年，他驾驶摩托车，风驰电掣的翻过一个陡坡时，突然发现两个骑自行车的小孩近在咫尺，他一脚把档踩死，然后凌空摔出个，最终伤重不治而亡，结束了他传奇冒险的一生。
这样的传奇故事，这样的离奇人物，似乎不拍一部电影不足以平民愿。于是，美英联袂，由大卫·里恩执导，彼得·奥图主演。将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和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搬上了银幕，一下便风靡了世界，在第35届奥斯卡评选中获得七项大奖、三项提名奖，赚足了风头。这也算是劳伦斯的哀荣吧，佩特拉也由此走进了银幕，成了好莱坞热门外景地。
离开卡兹尼神殿前的广场，向佩特拉的“市区”前进，途中与阿拉伯的劳伦斯不期而遇。那是一块三角形的石柱，分别凿刻着劳伦斯的头像和他当年的护照号码。围着石柱转了一圈，发现峭壁下有一座帐篷，似乎是阿拉伯人的小卖部。导游告诉说，他们就是贝都因人。
谢天谢地，总算见到原版的贝都因人了。
帐篷里的贝都因人个个面色黝黑，这种肤色，与其说是沙漠留下的，倒不如说是基因里带来的。他们形体不算魁伟，神态也不彪悍，见客人进来，给我们奉上一种红黄色的茶饮。呷一口，原来是姜茶，很好喝。
帐篷的展台上摆着不少东西，都是阿拉伯人的日用品，一卷盘起来的绳状物件让我纳闷，这是什么？作鞭子，太长。作绳子，太短。正疑惑间，店主走过来，顺手拿过一块红方格头巾，抖开，麻利的披到我头上，左右盘绕了几下，就成了一个阿拉伯头巾，然后又将那根黑色的盘绳扣在了我的头上。
站到镜子前，着实吓了一跳，活脱脱一个阿拉伯人，如果再有一袭长袍加身，牵上一峯骆驼，就可以去丝路经商了。已经有个阿拉伯的劳伦斯了，再有个阿拉伯的叶帆也未尝不可。旅友们给我拍照，纷纷说我像极了阿拉法特，只是腰间少了一支左轮手枪。
这是一个酷爱自由的族群，贝都因人不承认部落传统以外的任何法律，除了本部落的酋长外，不服从任何政权，不承认任何政治制度，没有纪律秩序和权威的概念，也没有定居社会所具有的政治组织。他们遵循前人的习惯，受部落惯例的节制，只要公意认可的事情就是合法的。这些特征，在文明社会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他们似乎被现代文明隔离了、抛弃了。
手机的铃声响了，店主从长袍里摸出手机，咦哩哇啦说了一通，让游客们一下就刮目相看了。他们并没有被文明抛弃，至少在通讯领域，他们与世界是同步的。放回手机，店主跟坐在角落里的几位街坊聊了起来，我便想到，这座帐篷对佩特拉的贝都因人，具有茶馆和咖啡馆一般的作用，是一处社交场所和信息集散地，只是听不懂他们说了些什么，问导游小马，他摇摇头说，只能听懂个别词汇，因为阿拉伯语是世界上最繁杂、最难学的语言。
游客们买了几件物品，店主立刻给出了价格，而且是两种价格，美元和第纳尔，他们只收这两种货币，尽管他们可能不知道美国为何物，但他们却熟知美元与本国第纳尔的换算比值。
离开贝都因人的帐篷，天色已经向晚。说实话，真的不想离开，我想留在贝都因人的帐篷里，跟他们一起吃晚饭，跟他们一起聊天。听不懂没有关系，那就鸡说鸡的，鸭说鸭的，临睡前再喝一杯他们的姜茶。或者干脆不睡，顺着大路徜徉，到卡兹尼殿堂前的广场，在月光下漫步一定诗意的让人陶醉。 此时此刻，最好再碰见一个像我一样不想睡觉的幽灵，然后我们结伴儿游荡。走累了，就坐在殿堂的石阶上，听他讲一千多年前佩特拉的故事，讲盛大的祭祀和庄严的葬礼，讲纳巴泰人的习俗与禁忌，最好还能讲一点他们的爱情故事。我呢，也一定会自我介绍，说我来自一个叫中国的东方国度，我们那儿也有像纳巴泰人一样聪明绝顶的人，他们修建了雄伟的万里长城，建造了美轮美奂的皇家宫殿。当然，我们那里也有愚蠢透顶的家伙，他们整日的把“厉害了，我的国”挂在嘴上，傻乎乎的去走什么长征路。我还要向他介绍我们的青岛啤酒和蛤蜊，并且邀请他到青岛做客。届时，我会带他游览崂山，晚上则去大排档撸串。
佩特拉的晚霞为我的遐想涂上了斑斓的色彩，冷不丁的想到，让若碰到的幽灵是个女鬼，是个风姿绰约、媚眼夺魂的妹子我该咋办？
呀，天门开，地门开……
记得在一本书里读到，阿拉伯人不喜欢艺术品，尤其不喜欢歌唱艺术，对歌星之类十分鄙薄。仔细一想，果不其然，除了阿拉伯文学在世界文学之林有一席之地，别的艺术门类鲜有惊世之作，譬如绘画，譬如雕塑。于是有人说，阿拉伯人没有绘画天赋，而且，他们还缺少幽默感。
那天，在约旦的红海小镇阿卡巴，午饭之后踱出饭店发现，傍边有几家商店出售阿拉伯商品。在繁杂的货品中，蓦地看到了两张图画，一张是水墨画，画着一辆耀武扬威的坦克，炮管高扬，不可一世，屁股上还喷吐着浓浓的黑烟，炮塔上涂着大卫星，一目了然的告诉人们，这是一辆以色列的坦克。
坦克前面，一个无所畏惧的巴勒斯坦青年，身体后仰，两臂分开，做出勇猛的投掷形状。让我诧异的是，他手中将要投掷出去的不是石块，而是一束鲜花。
鲜花？是的，是鲜花。
谁说阿拉伯人没有绘画天赋，光凭这一幅画的构思，就是一等一的巧妙。于是我想，倘若在以后的巴以冲突中，真的有这么一位巴勒斯坦青年，放下了石块而改投鲜花，我敢断定，以色列的士兵会跳下坦克，去拥抱他们的巴勒斯坦兄弟。
但是，从未听说有人投掷鲜花，在加沙地带，在隔离墙附近，在一切能导致冲突发生的地方，场景都是大致相同的。街头堆满瓦砾，汽车轮胎冒出燃烧的黑烟，愤怒的巴勒斯坦群众向以色列军队投掷石块，而以色列士兵则不慌不忙的向他们发射橡皮子弹。这样的场景，与其说是暴力冲突倒不如说是街头游戏更为确切。如果石块一旦变成了爆炸物，以色列士兵会毫不犹豫的将橡皮子弹换成实战子弹，游戏就变成了杀戮。
另一幅是水彩画，一位年长的阿拉伯老人牵着毛驴，正要通过以军的检查站，毛驴上坐着一位抱孩子的少妇，画面的构图很像回娘家的情景。问题出在两个以军大兵身上，他们一个不怀好意的盯着人家小媳妇，另一个则把探测汽车底盘的探头伸到了毛驴的肚子底下。
我笑了，幸亏嘴里没饭。谁说阿拉伯人没有幽默感。
除了艺术之外，阿拉伯人也鲜有科技成果贡献给世界，没听说他们在现代医疗上有什么科技成果，也没有见过他们造出风驰电掣的汽车和劈波斩浪的船舶，更没听说他们在天体物理和量子力学方面有任何阐述，哪怕是一件赏心悦目的服装或者是一种让人口舌生津的菜品。没有，绝对没有。我们耳熟能详的是此消彼长的暴恐组织，从博科圣地到基地组织，从索马里青年党到ISIS组织，他们嗜血残忍，已经敢在全世界的镜头前砍下人类的脑袋。
哦，忘了，他们有科技成果，伊朗的核弹技术就有长足的发展，虽然全世界都在制裁他们，他们依然自强不息，制造出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各种飞弹，如果他们手里有美国或俄罗斯甚至中国那样强大的核武器，我想，他们要抹去的不仅仅是一个以色列吧。
每天早上，宣礼塔的叫嚣把我撼醒，听不懂经文说的是什么，只觉得它有股不管不顾的霸气。世界上许多宗教都经历过改革，从教义教礼到教规，逐渐的向文明与科学靠近，而唯独伊斯兰教不但拒绝改革，还越来越向原教旨主义围拢，制造出一幕幕让世界瞠目的恶行，文明世界已经开始警惕了。
在宾馆有个设施，约旦宾馆有，而以色列宾馆没有。大洗手盆旁边，都会有一个低矮的小盆，一根不锈钢软管，连接着一个小小的喷嘴。经过揣摩之后才明白，这原来是洗涤下身用的器具。穆斯林每日五次祈祷，都要随时净身，这个器具用起来十分方便，祷告前把屁屁和鸡鸡洗一洗，身心洁净的匍匐在真主面前，真主会满心喜欢，心生爱怜。
这是个不错的设施，即使与宗教无关，也该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离开约旦返回以色列的时候，由约旦南部口岸出境，导游说，这个口岸也叫侯赛因口岸，以约旦国王的名字命名的口岸。
侯赛因，很多中国人熟悉这个名字，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老朋友。他十七岁登基理政，是中东地区执政时间最长的国家元首，他的一生充满传奇，在国王的位置上，他一边保持着驾驶飞机、驾驶汽车以及滑水、滑雪、打猎、击剑这些富有冒险意味的爱好，一边躲避着形形色色的暗杀，被称为“历险国王”。1982年首次到中国访问，奠定了中约两国友好往来的基础。1999年他去世的时候，中国媒体发了讣告，称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一位“和平老人”，从他的照片上看，他的确面相慈祥。
这位面相慈祥的老人，在他贫瘠的国土上实施了国民公费医疗，仅此一点，就应当向他脱帽致礼。
大巴车在边境哨卡旁滞留了十多分钟，正午时间，是穆斯林作“晌礼”的时刻，哨兵跪伏在地，他的微型冲锋枪也横在地上。按照教规，他要默读四段《古兰经》文。我从车窗上看完这一幕，忽然就萌生了一个很坏的念头：倘若这时，可恶的以色列士兵打过来怎么办？
纪念馆坐落在耶路撒冷西郊最高的一座山上，不同于耶路撒冷老城喧闹的市井生活和浓烈的宗教气氛，越往山上去，路上车辆和行人越少。馆身大部分深埋地下，就像一座巨大公墓，又如一把巨斧劈入山中，外观极为肃穆。
这是一座三角形的建筑，据说，代表大卫星的下半部，也是为了纪念大屠杀而死去的全球半数犹太人。走进去，沉闷压抑，悲戚中仿佛有一种别样的声音，是亡灵们在哭诉吗？
1953年，以色列立国初始，国会通过立法成立大屠杀纪念馆，用国会立法的方式，表达了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表现了对人民的尊重，表现了对生命的敬仰。这种意识形态，自始至终贯穿在以色列的国策里。
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2006年6月25日，在巴勒斯坦军队从加沙地带对凯雷姆-沙洛姆口岸（以色列境内）展开的越界突袭中，以色列国防军装甲兵团的一名下士沙利特被俘，并一直被哈马斯作为人质关押，他是第一位被巴勒斯坦军人抓获的以色列士兵。
刚强的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采取了军事行动，抓捕了60多名哈马斯官员，并且打死了400多名巴勒斯坦人。面对威胁，哈马斯组织却绝不松口，他们说除非用一千名巴勒斯坦战俘来换，否则免谈。以色列当局与哈马斯进行艰难的谈判，最终达成了交换俘虏方案，沙利特一人交换哈马斯1027名被俘人员。
沙利特回家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紧紧地拥抱了这个小伙子：“欢迎你沙利特，你回家了！”听完这个故事，我们知道了以色列强大的真正原因。当国家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的每一个公民时，公民还有谁不会为国家为民族献身呢？一个国家有这样的胸襟，用不着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运动。
这里拥有世界上最全的大屠杀资料集，1.3亿页文件、10万张幸存者证词、40万张照片、1.5万份国家档案文件以及2.5万件文物和1.2万件艺术品。纪念馆档案部主任海格·格特纳博士说：“如果不去关注，600万犹太人就将这样消失，没有墓碑，尸骨无存，无人纪念。这些记录是受害者的集体墓碑，我们不会停止，直到每一个人都在他们的国里安息。”
目前，600万大屠杀遇害者中，470万已有迹可循，依然有130多万姓名不详，浩大繁冗的征集工作还在继续，他们要把遇难者还原成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体，而不是“600万”这个冰冷的数字。
纪念馆不像别的博物馆，它没有一件赝品或仿制品。成百上千双鞋子，密密匝匝地堆积在玻璃地板下，依稀可辨它们的主人是男性还是女性。数十件囚衣，被衣架撑起，悬挂在玻璃展柜中，衣襟上的编号隐约可见。
一盒磨得发亮的木质小棋，是隔离区里两个孩子的玩具；
一条美丽的大麻花辫，属于一个16岁的犹太女孩，在离开家前往隔离区前，母亲剪下女儿保养多年的长发，交给邻居保管，但她们没有再回来；
一页泛黄的纸，从日记本上撕下，它的主人曾是一个怀着诗人梦想的文学青年，但他尚未实现自己的抱负，就被投入集中营，最后人们从他的囚服口袋中找到了残缺的诗篇；
藏品中还有许多家庭老照片，和一段段幸存者的回忆讲述，散布在纪念馆的各个角落。几乎每个展馆都有屏幕，循环播出一些纪录片。我很纳闷，他们怎么会有这么多翔实的资料，从犹太人天堂般的生活，到“玻璃之夜”的厄运开端，再到奥斯维辛的死亡之路，如同纪实片一样，被细致而又艺术地记录下来。这些资料从何而来？
答案令人瞠目：这些资料，都是当年纳粹宣传部制作的。
导游告诉我们，希特勒曾经幻想着，把全世界的犹太人解决完毕之后，建设一座宏伟的纪念馆，用这些资料向世界炫耀，高贵的雅利安人是如何“最终解决”了卑贱的犹太民族。殊知，历史却和他们开了一个大玩笑，将他们的“丰功伟绩”变成了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证。
二战结束后的纽伦堡审判中，这些资料成为给战犯们定罪的确凿证据。
沉思中，蓦地想起，原来纳粹也有宣传部，他们的部长戈培尔博士创造了人类历史最为荒谬的理论：“谣言千遍就是真理。”这个被称为“宣传天才”和“纳粹喉舌”的“文化人”，曾经自负的许诺，只要让他控制出版物、广播节目、电影和艺术，他就能说服德国人接受纳粹思想。
他做到了，的确做到了，他一边泡制着让德国人自信的“真理”，一边把德意志引向了不归路，最终在覆灭前夕枪杀了他的家人，最后连同自己一起命赴黄泉。虽然逃脱了战后的惩罚，却逃不脱正义的审判，他和他的“真理”都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宣传部还在。
哦，宣传部，一个耳熟能详的机构……
大屠杀没有征服犹太人，他们从血泊中站起来，怀着睚眦必报的决心，寻找民族的仇敌。1960年，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人阿道夫·艾希曼，在逃窜到阿根廷隐藏多年之后，被以色列特工秘密抓捕，押回耶路撒冷接受审判。美国《纽约客》的特邀记者、犹太裔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前去报道。她惊讶地发现，这个“恶魔”竟是个毫无特征的秃顶中年人。她将这种恶称为平庸之恶。她在新闻稿里这样说道：“将个人变成行使职能者和统治机器上赤裸裸的齿轮，从而对其去人格化，是极权统治机器的本质。”
她抨击的极权统治，在世界的某些地方还大行其道，他的统治者们无视生命的尊严，诋毁普世价值，将自己罪孽造成的千万饿殍视为无物，甚至，连为自己卖命的炮灰都视为草芥，将他们的遗骨弃留在异国他乡不管不问。为了维护极权统治，大张旗鼓的搞什么爱国主义教育，其本质就是要去人格化，把人变作国家机器的齿轮和螺丝。
展区的最后也是最高处，是一间摆放着档案的圆形“姓名馆”。头上的“穹顶”像一个从天空垂下的大型喇叭，内侧贴满发黄的黑白照片，这些是在大屠杀中罹难的百万犹太人受害者，他们大多数面容平静，笑容温和。穹顶下方，一个回映天空的深水池，倒映着“天上的”笑脸，仿佛印证着尼采的话：“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在四周一排排黑色的档案墙里，触手可及的是迄今为止收集到的见证者的证词。
犹太人的聪明不仅仅是会摆弄经济，他们还洞悉了人类恶的根源，为了预防罪恶再生，他们建造了大屠杀纪念馆，纪念逝去的，警示未来的。一场浩劫过去了，不能没有反思，不能没有拷问。这一点，犹太人做到了，而我们……
“世界若有十分美，九分在耶路撒冷，世界若有十分哀愁，九分在耶路撒冷。”
哦，耶路撒冷，你是一座美丽与哀愁、纷争与和平同在的悲情圣城，世界没有哪座城市能像你这样，一次次玉石俱焚，又一次次浴火重生。站在橄榄山俯瞰圣殿山和圆顶清真寺的时候，我再也不相信世界有千秋万代的霸业和永不消逝的伟业，再也不相信帝王们事业的正义性和他们的施舍与悲悯。世界只有轮回，只有毁灭与重建，只有死亡与新生。
哦，耶路撒冷，你见证了这一切，我相信你，所以我满怀敬畏来拜谒你。
走近哭墙，心里莫名的有些惶惶，啊，哭墙，来到你的面前，我如蒙天召。当额头触碰到冰凉的石壁，一股悲凉油然而生。我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基督徒，甚至曾经自诩是个无神论者。但在那一刻，我感到一束圣洁的光笼罩了我，也温暖了我，一些不曾拟稿的言语，化作细碎的呢喃，如涓涓细水蜿蜒流淌。没有祈求什么，也没有控诉哪个，只是倾诉，在倾诉中感到心中的块垒一点点瓦解，不知不觉中已是泪流满面。
我知道，神爱抚了我。我还知道，其实，不必皈依到某个宗教，只要你的心向往他、亲近他，就足够了。
耶路撒冷还有一道哭墙，那是阿拉伯人的“哭墙”，是以色列强人总理沙龙的杰作。2000年后，巴以关系恶化，暴力冲突加剧，以色列放弃了与巴勒斯坦的合作，采用“物理隔离”的方法，开始兴建隔离墙。到2005年，隔离墙基本建成，将约旦河西岸隔离成三个独立的区域，以色列国内安全得以缓解，却遭到了阿拉伯世界的强烈反对和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2004年，阿拉伯人一纸诉状将以色列告到了海牙国际法庭。当年七月，海牙国际法庭做出判决，以色列修建隔离墙违反国际法，应终止修建隔离墙的行为，同时拆除已修建的隔离墙。与此同时，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要求以色列执行海牙国际法庭的裁决。
以色列政府据理力争，他们说，修建隔离墙是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国际法院无权就此进行裁决。美国政府明确表示，国际法院的裁决没有法律效力。
事情又回到了原点，阿拉伯人觉得十分委屈，好端端的家园被分割，像牲畜一样被围困起来，他们的土地、房屋还有宝贵的水井，都被狡猾的犹太人抢走了。他们的遭遇令人唏嘘。
然而，以色列人不但满怀冤屈，还义愤填膺。他们列举了详实的数据，从2000年以来，针对以色列的暴力活动急剧增加，造成的伤亡人数超过第二次和第三次中东战争的伤亡人数。汽车爆炸和自杀性袭击，夺取了数以千计的以色列平民的生命。以色列人民不能在暴恐的阴影下生活，修建隔离墙得到了绝大多数以色列人民的支持。一位以色列高官说，“如果没有恐怖主义，就不会有隔离墙。其他人根本不知道以色列面对什么危险，在什么状态下生活”。
此言，我感同身受。
在隔离墙下踯躅良久，墙面被艺术家们涂鸦，画着以色列士兵端枪瞄向举着旗帜的巴勒斯坦人，仇恨的情绪让人窒息。我猜想，墙的另一面肯定也有涂鸦，肯定也是仇恨。分隔东西柏林长达28年的“柏林墙”被推翻，仅仅代表“隔离”物理意义的结束，许多年里，横亘在国家、民族中间的还有一堵因国家差异、民族纠纷累积而成的心墙。
隔离墙是一把双刃剑，刺伤了以色列和阿拉伯，两颗心都在滴血。
两千多年前，也有一颗心在滴血，他是伟大的传道者耶稣。他的身影让罗马帝国如芒在背，他的声音让帝国的大厦摇摇欲坠。所以，他们宣判了耶稣的死刑，让他背负起沉重的十字架，一步步走向刑场。
这是一条没有路名的小巷，甚至没有门牌号码，但全世界的人都叫它同一个名字：苦路。1731年，当时的教皇克雷芒十二世确认了苦路上耶稣曾经停留过的十四个标志性地点，因此有了“苦路十四站”的说法。
就这样，耶稣背着十字架，带着荆冠，在罗马士兵的鞭挞下走向刑场。这是一幅让后人不敢卒想的场面。在第三站的路口，耶稣跌倒了，没有人上前搀扶，是他自己爬起来的，他继续前行。没走多远，就是第四站，耶稣站住了，因为他看到了母亲玛利亚。
这是一个令人肝肠寸断的场面，连《圣经·约翰福音》都不忍描写，只留下淡淡的一笔：“玛利亚的心被刀刺透。”世上最大的悲伤，莫过于看着自己的儿子走向死亡。令人嗟叹的还有民众，他们受了犹太长老的蛊惑和罗马当局的欺骗，不断地向耶稣吐口水、扔菜叶。这时，一个叫维罗尼亚的妇女勇敢的站出来，用手帕擦去耶稣脸上的汗水和血水。后来，这块手帕就留下了耶稣的面容，成了圣物。在第七站和第九站，耶稣又分别跌倒了两次，站起来后，他面色平静的对哭泣的妇女们说：“不要为我哭泣，为你们的孩子、为耶路撒冷的未来哭泣吧……”
他预言了耶路撒冷的毁灭。
行刑的场面惨烈至极，耶稣的鲜血浸透了十字架，也染红了脚下的土地。就在此时，忽然大地震颤，岩石崩塌，橄榄山周围地动山摇。惊慌失措的罗马人吓坏了，他们不得不同意使徒们为耶稣收尸安葬。
就这样，耶稣死了，带着人类所有的罪孽走了。三天以后，复活的耶稣又作为救世主回到了人间。走出圣墓教堂，眼前豁然开朗，耶路撒冷老城的街道阳光明媚。回望苦路，一句感叹破喉而出：“耶路撒冷，你应该是以色列的首都。”
2017年12月６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两年后，他又宣布戈兰高地归以色列所有。这两个表态，都引起了舆论的责骂，奇怪的是我也说过这样的话，却没有一个人反驳我，可见特朗普这老头儿人缘不好。
回程路上忽然想到，耶路撒冷，没有一座教堂是收费的，没有一座教堂兜售物品，更没有占卜问卦预测吉凶之类的把戏。甚至，当你满怀愁怨走进那间密室，让牧师为你打开心结之后，也是分文不取。要知道，那个营生在教堂外面叫“心理咨询”，价格不菲的。
同样是宗教，同样是信仰，看看我们的寺庙，乌烟瘴气，铜臭弥漫，随处都有功德箱。求签上香要花钱，一炷香可能是寻常百姓一个月的生计，做一场法事，天高的价码。原因很简单，政治污浊导致了庙堂的肮脏，燃香顶礼的是谄媚者，身披袈裟的是掠夺者，纵然你香客盈门，纵然你名声远播，都逃不脱敛财二字。
信仰死了，庙堂也就名存实亡了。（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