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北冥有鱼
2011-03-13 23:13:24
从一般意义上讲，当代书法水平并不低于古人。原因除欣赏者和写作者有着相近的审美情趣外，还由于书法失去了使用价值，选择学书的人多是出于爱好，虽然总体写字的人少了，但圈里钻研的人却多了。因为传媒的发达，使学书者有更多的选择，更多的借鉴,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来确定研习主攻的方向。加上当代书法的功用大都是欣赏消遣，可以信马由缰地去写，故而显得张弛自如，特点突出。再就是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提高，文化也水涨船高，尽管不少书法是被当做时尚来跟风的，但爱好者的增长和吃喝嫖赌一样可观，那些一字千金的明星效应也给书法热推波助澜，练得一手好字，不仅可以题字留名，还可以带来大把的银子。于是，一个貌似繁荣的书法时代到来了。应该承认，那些写得纵横捭阖、绮丽纤巧的汉字有些也确实有让人叹为观止的感觉，足以让我们相信书法已经破茧化蝶、超越古人了。可是，如果我们静下心来仔细品味，就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
书法（此处特指汉字书法），是中国特有的用线条来表达感情的一种艺术。 欣赏要素除去笔法、结构和章法，还有书写特点及内容含义，就像欣赏一首诗，仅仅诗写得好还不行，必须要有懂诗的人来欣赏，是一种相互启迪关照的艺术，带有不少欣赏者的主观因素。如果将作品欣赏展延到创作者的生平学识，就会扩大欣赏的内涵和外延，增加对其作品的理解。过去的书法家大多是学者或诗人，也有名重一时的社会活动家，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其文化背景，在欣赏其书法的时，就会充分体会其书法的张力，会透过那疾缓交替的书迹，面对那鲜活丰满的生命，领略那历久弥新的传承。我们的时代尽管也出了一些学识书法都很有建树的大家，可多数书家的文化体验和社会阅历都很“清白”，精心炮制的宣传册上虽然罗列了很多参加大展，获得大奖的丰功伟绩。可提起笔来，内容不外乎《唐诗三百首》和《格言警句汇编》，书法之外乏善可陈，使本来挺漂亮的书迹失去了底蕴。
絮絮叨叨说这么多，是想给今天要说的事主找点张目的理由，也想掩饰一下资料不足的困窘。
陈蜚声(1864-1945)，字翼如，号鹤侪，又号和斋，潍坊人，和潍坊著名的收藏家陈介祺同宗。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中举。1904年(光绪三十年) 陈蜚声考中进士，位列第二甲第55名，和他同榜的名人有刘春霖、商衍鎏、谭延闿、沈钧儒、庄陔兰等。有关资料说陈蜚声录取后曾任礼部祭司员外郎，该职位按惯例相当于今天的副司长一级，属于高级干部，这在当时有点超出常规，查了不少资料也没找出其他的答案。辛亥革命后陈司长自然失业，先是迁居到安丘傅戈庄，后被潍城首富，十笏园主人丁星甫聘为家庭塾师，1931年，潍县成立县志局，他被聘为《潍县志》的总纂。1938年1月，日军侵占潍城，县志仅刊印数卷即被迫停止。后迁居青岛，以卖字为生。
陈蜚声自幼即喜书法，对欧阳通《道因法师碑》尤为钟情，悉心追摹，融会贯通，形成了个人独特风格。作书笔锋全铺，勾折苍劲，深得欧体方整严峻之气，在青潍一带书法留存较多。
陈蜚声的名气并没有发展到他起名时的预期，他后半辈赖以为生的书法尽管很有特点，但仍然摆脱不了穷愁潦倒的命运，直到现在也仅仅被当做一个地方名家。查遍许多山东史籍，有关他的资料廖若星辰，并且全是相同的那么几句。他曾在青岛生活多年，可有价值的信息踪迹全无。他的名声甚至不如他的学生，那位以收藏山东方志和乐善好施而闻名的丁锡田。更不敢和那些同榜进士的佼佼者相比了。
然而，人们不应该忘记，就是这么一个不求闻达的旧时代知识分子，却在一直默默无闻地做着山东文献的辑佚整理工作，并且为此殚精竭虑、矢志不移。我曾在《王献唐师友书札》中见到他向王献唐查询安丘乡贤黄德兆诗文的信件，可惜他的好多计划因为日寇的入侵而不得不停止。他整理出版的山东乡贤著述有多种，但最著名的是他在1925年石印出版的《伏乘》，在此书中，他对伏生的世系及《尚书》的传承研究评述”极为详密,博而知要,信而有征”.为经学家和史学者提供有了价值的借鉴。
为什么《伏乘》会引起这么大的影响？除了陈蜚声资料翔实、严密的考究外，更重要的是因为《尚书》这个争论了两千多年、横跨学术、政治领域的学案。
《尚书》是我国最古的皇室文集，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是一部体例比较完备的公文总集。相传《尚书》由孔子编撰而成，最初有一百篇。《尚书》在作为历史典籍的同时，还被称为我国最早的散文总集，是和《诗经》并列的一个文体类别。在我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秦朝统一六国后，伏生曾任秦朝的博士，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焚书坑儒时，伏生冒着生命危险，将《尚书》藏在墙壁之夹层内，由此逃避焚烧之难，汉定天下，伏生从外回家，检查所藏的《书》，已失去数十篇，剩下的只二十九篇了。他就守着这些文章，私自教授于齐、鲁之间。当时传《尚书》的只有他一个。文帝知道了他的名字，想召他入朝。可他已九十多岁，不能远行到京师去。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错来从他学。伏生不会讲“普通话”，加上年迈体弱，他的话只有其女羲娥才能听懂，只好先由伏生言于其女羲娥，再由羲娥转述给晃错。当初的《尚书》都是六国用不同的“古文”记录的，因为秦朝时已经统一文字，伏生所述的《尚书》是用新文字“隶书”整理记录下来，这就是东汉以来所谓的《今文尚书》。自汉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修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很有影响。
然而，随着政策的开放和考古的深入，又有不少文字统一之前的“古文尚书”被发现，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在孔府的孔壁藏书，这里面有些文章是前面伏生所传《尚书》所没有的，围绕着这些轶文的真伪，以及是否要将其列入大学课程，就形成了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之争。
今古文尚书之争虽然只在几种经书，他们却以为关系古代圣帝明王之道。其实骨子里所争的还是禄位与名分。不过两者也确有不同之处。今文派继承先秦诸子的风气，“思以其道易天下”，主张通经致用。他们解经，只重微言大义；而所谓微言大义，其实就是强调他们的哲学——“学术要为政治服务”。古文派不重哲学而重历史，他们要负起保存和传布文献的责任；所留心的是在章句、训诂、典礼、名物之间。他们各得了孔子的一端，各有偏倚的地方。到了东汉，书籍流传渐多，民间私学日盛。私学压倒了官学，古文经学压倒了今文经学；也有学者以兼通为贵，不再专主一家。但这段公案一直没有消停过。到了清末，康有为又拉起了今文经学的大旗，写出了《新学伪经考》一书，托古改制，成了戊戌变法的催化剂。
所以说，《尚书》之于中国历史是血脉和筋骨一般的联系，而伏生之于《尚书》则是再生始祖之关系。有学者谓：“汉无伏生，则《尚书》不传；有《尚书》而无伏生，人亦不能晓其义。是伏生一人为商、周微言道统之所寄也。”
这样一部千古奇书能够流传至今，其传承者功不可没。但纵观古今，对伏生其人的研究文献少之又少，相关研究很难进行。陈蜚声所著《伏乘》一书，对伏生做了系统研究，不仅涉及伏氏生平，而且将与其有关的人、事均有涉猎，给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书法家能够做到的，也是一个真正的书法家应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