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 贺中林  整理 / 贺郁芬 李知生

12/7/2019 3:08:15 PM

贺仁菴，字淑讱，生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山东日照石臼所人。曾任青岛市航业公会理事长，长记轮船公司（行）董事长。长记轮船公司被称为“华北第一船行”，贺仁菴是航业巨子、爱国商人，被称为“华北船王”。
历久以来，有关青岛抗战初期沉船阻敌的史料散见于青岛地方史的大事记中。但当时沉没了哪些轮船，却没有详细记载。本文为山东日照籍船王贺仁菴的儿子、现任台湾日照同乡会理事长贺中林口述，由贺郁芬等整理，为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撰文。文中记述了长记轮船公司二战时期在国家民族危急关头，在青岛港沉船阻日军的悲壮历程。

1936年11月，青岛纱厂工人响应上海纱厂工人举行反日同盟大罢工事件，在青岛组织工人罢工，日军以此为借口派兵登陆青岛。当时我方青岛兵力十分薄弱，南京国民政府青岛市市长沈鸿烈迫于日军强大兵力，镇压了罢工工人，并处分该事件中“处理不当”之中国官员。后日军虽撤离青岛，但日本仍按照既定方针，制定入侵青岛的作战计划。由于当时日本人在青岛享有特权，青岛不能驻扎国民政府正规军。因此，1937年初，沈鸿烈电请南京国民政府加派兵力驻守青岛，以防日军再次在青登陆。4月，国民政府以保护胶澳和沧口两地盐场之盐税收入为名，调派2000余人的税警总团第五团进驻青岛摩天岭棘洪滩盐田区，该团配有挂边斗的摩托车，当时青岛人称其为机械化部队。日本获知后立即提出抗议，并通过各种方式给国民政府使压，要求税警团撤离青岛，并企图借税警团入住青岛一事发动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史称“税警团事件”。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7月28日北平失守，7月30日天津沦陷。8月初，淞沪战役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又加派税警总团第六团抵达青岛，部署于市区各重要地段，修筑工事，成为青岛守军主力部队，随时准备抵抗日军的入侵，此举再度引发日方强烈不满，双方剑拔弩张，随时可能爆发战争。
“七七”事变后月余，日军派数艘千吨左右的军舰，封锁中国华北沿岸，往返巡逻外海，看到船只出没立刻射击，因此所有沿海大小船舶无人敢出海航行，贺仁菴经营的长记轮船行当时有六艘轮船泊于青岛大港，一艘泊在江苏燕尾港，均奉令停航。另一艘泊在日照石臼所前海（当时石臼所并无码头，所有船舶都是泊在距离岸边800公尺左右）。
此时中国华北五省多数已被日军控制，或与我军对峙中，仅剩山东鲁南一角（日照、诸城、莒县、沂水、蒙阴山区等地尚未沦陷）。“我们蜗居在石臼所，虽有电报局，但无人以电报播报新闻，当地也没有报纸，因此对外音讯完全中断（石臼所当时并无电力，父亲曾买过一台收音机，以干电池供电，在长记西院立了两支木杆作为天线，收听广播，只听到呜呜呀呀的讲了一些北京话，声音时断时续杂音又多，和聋子的耳朵无异，既听不懂到底发生了何事，也无法了解全国情况）。”父亲见局势十分危急，猜想大后方应该还是安全的，因此便思索将全家带至大后方避难。此时海路已禁止，父亲便与吕战彪（山东省政府派驻日照县清乡司令）的手下康团长商议设法从陆路离开，康团长遂派了一辆大卡车，让我们全家搭乘，但祖父、母亲、二叔、二婶都不愿意离开老家，因此只有父母、大妈、大弟和我五人乘车，从石臼所经过诸城至胶州转乘胶济铁路的火车到青岛，原打算在青岛搭乘英国商轮至天津，再由天津搭乘津浦铁路到徐州，之后再由徐州转乘陇海铁路往西行，然后辗转到大后方。或者搭乘平津铁路至汉口，再搭乘长江轮船经长江至重庆。或许长记泊于南京的“宜春”轮还在，可搭乘自家的小火轮直接到大后方的重庆。
哪知到青岛后才发现原计划的路线全盘错误，根本行不通，只好在青岛住了下来。而此时日海军已集结于青岛外海，并伺机登陆，青岛十分危急。
但此时青岛市面上仍然一片繁荣景象，商业活动一如往常地进行着，表面上看似风平浪静，相安无事，其实双方都已准备好随时开战。8月上旬，日本再度以其惯用伎俩，让数名日本浪人化装成中国士兵，在德县路圣功女子中学前预谋枪击行经此地的日本水兵，一死一伤，日军硬说开枪者为中国士兵，便以中国政府无力维持地方治安，日人在青岛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为由，于是几分钟后，日军迅速集结数艘环伺在青岛外海的军舰进入备战状态，并将舰艇炮口对准青岛市区，史称“德县路事件”。日本驻青岛总领事大鹰正次郎随即向青岛市市长沈鸿烈提出无理要求：“日军必须立即登陆青岛，以保护日侨的生命财产安全”。遭沈鸿烈断然拒绝，双方进入对峙，战争一触即发，之后双方展开外交谈判，谈判交涉后，日方保证不在青岛挑起战争，沈鸿烈承诺保护日本侨民在青岛的生命财产安全，但沈鸿烈深知开战已为时不远。
至1937年，仍有一万六千余名日人居住青岛，日人在青岛经营的工厂仍具有一定规模。而沈鸿烈当时的对策是“小事不争，大事不让”。因此在“德县路事件”发生后，沈鸿烈立即要求警察提高警觉，严加防范日人在青岛的一举一动。而日军于此事件发生后并未立即挑起战事之原因，是除了当时青岛日人为数尚多，未完全撤离，另一原因为原拟调派至青岛的日军主力部队因淞沪战役的爆发，转派增援上海地区，而青岛当时已有数千名国民政府税警部队，一旦双方战事爆发，首先受到损失的可能是日本侨民和日人的商店及工厂。
沈鸿烈任青岛市市长期间，还兼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及国民政府东北海军司令部总司令。8月下旬，国民政府电令沈鸿烈速将泊于青岛大、小港之间所有国籍商轮，尽快沉塞在胶州湾港口航道上，阻止日舰进入。之后，青岛所有船商（包括定期往返黄岛、日照间的小火轮）都接到了沈鸿烈的沉船命令。
当时长记轮船行拥有的轮船数目是青岛航商中最多的一家，父亲接到沉船命令后心情十分沉重，眼看国难当头，日军即将入侵，怎能置身事外，视若无睹？于此同时，有一位与日本人走得很近的裕泰船行老板叶玉阶（本名叶春墀，有一位日本姨太太，其子叶碧相也娶了日本媳妇）前来拜访父亲，极力劝说长记轮船行与他们一样，将所有轮船开至海西的黄岛、薛家岛一带，一来可以躲避日军的炮击，二来可以避免沉船遭到损失，叶某对父亲说；“我们是商人，何必为了战争而抛弃了半生经营积累下来的一点家业？”
当时在青岛的轮船行有三家，除了长记轮船行外，一家是以刘梅村为首的公祥轮船行，有二艘小船，一艘约90吨，一艘约150吨。一家是叶玉墀的裕泰船行，有一艘百余吨的老式蒸汽船“裕盛”轮，一艘是向日本人买来的百吨左右的轮船（因时间太久，记不清是“阴歧丸”还是“胶海丸”了），另外还有一家小船行，有二艘专门跑海西崖载客用的渡轮。以及数艘装设柴油引擎单气缸约七十吨的小船。这些船在接到沈鸿烈沉船通令后，全都连夜将船驶离港口。 长记轮船行当时有“得春”“同春”“迎春”“承春”“江春”“长春”轮六艘泊在胶州湾内，“华顺”轮泊在江苏燕尾港（出水口），另有“申春”“宜春”“盛春”轮泊于上海地区，小则二百吨，大则六七百吨。
当时青岛地区除极少数亲日分子和汉奸外，全市人民抗日情绪高涨，人人都有抛头颅洒热血，不惜牺牲一切保家卫国的决心。因此父亲对于叶某的劝说当然不予理会，叶某不满而去并扬言：“事实摆得很明白，就凭青岛的这点武力，绝对挡不住日军的进攻，若与日军为敌，极可能遭致严重的后果。”而父亲与沈鸿烈素为至交，沈公还曾经应父亲请托派军舰至石臼所义助乡亲击退悍匪刘桂堂。若配合沉船，一来可为青岛军政人员从容撤退争得时间，又可使沈公向国民政府有所交代，况且国民政府下达沉船命令时允诺：“若有损失，战后将以同等吨位之全新轮船予以赔偿”。二来因长记的轮船数量较多，目标较大，日军不可能让船开走躲过此劫。如此一来，所有轮船势必被日军俘获利用。父亲深知已到破釜沉舟的紧要关头，此时沉船已势在必行。
父亲决定遵令沉船后，立即请派军政人员前来指挥，将轮船拖至指定位置，放水将轮船沉没于胶州湾航道上。沉船的方式有錾沉或灌满水使船超载而下沉，如果只是一般的小木船，船壳只有几寸厚，要捣破或是錾破都很简单。 但长记的轮船多为铁壳船，要錾洞并不容易，况且沉船的目的是要将船阻塞在航道上，阻止敌舰进入，不是随随便便沉下去就可以了。如果要在铁壳船上打洞，必须将洞打在吃水线以下，那时虽已发明氧气助燃乙炔喷枪，但该喷枪不能在水线以下作业，只能用放水的方式将船只超载沉没。由于长记的轮船已奉令停航，船长多数回家，每艘仅留二三人看守，无法将船驶至沉塞地点。幸好青岛大港内有一艘海军拖船，沈鸿烈下令用这艘拖船来作业，当时父亲也登上拖船，并命令船上的看守人员将船上的绳索抛至拖船上，再将拖船上的缆绳固定于轮船系缆柱，将轮船逐一拖至指定沉塞地点放水将船沉没。1946年7月，已改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沈鸿烈发给长记轮船行的沉船证明书上清楚写道：“放水沉没以封锁各港口”，沉船证明书也能证明当时是采用的放水沉船。
沈鸿烈于1937年12月27日自青岛撤退，日军舰却延宕至1938年1月中旬，由前海栈桥和山东头以小舢板登陆。足以证明进入胶州湾的航道遭到阻塞，日军舰无法直接驶入胶州湾码头，故而从青岛市郊之山东头、浮山所及栈桥一带以小舢板登岸。除长记轮船行的轮船沉没外，是否还有其他商船沉船，我未曾听说，也未听父亲讲过。1948年10月9日，在上海市商会召开的中华民国轮船商业同业公会全国航业联合会第二届会员大会第三次会议议事记录显示，青岛地区民间商轮于抗战期间，仅有长记轮船行一家有沉船损失（该会议青岛地区代表为长记轮船公司经理方重）。
而停泊于长江上的“宜春”轮和停泊于上海的“申春”“盛春”轮，在“八一三”淞沪战役期间经历几番轰炸后，是否已被日军炸沉或俘获不得而知，此后，三轮音讯全无。
据悉，日军占领青岛后，很快就将沉船打捞出水，日军还将这些轮船原来的红底黑舷白色舱房的船体全都漆成了灰色油漆，显然日军将船打捞出水后曾经使用过这些轮船。抗战胜利后，长记于战时留守人员向父亲报告：“日军以若干气袋塞入沉在水下的船舱中充气，使气袋膨胀，将船舱中的水部分排出，使船的甲板浮出水面，然后于最高潮时再将船拖至岸边令船底触地，退潮时将船上的四个舷门打开，使剩余的水流出，再将机舱中残余的水抽出，涨潮时船就浮起来了。”
坊间传说沉船的时间与我所知有很大出入，事实上长记轮船行的轮船是在8月下旬国民政府下令不久就沉没了。而烧掉四方地区日本纱厂也是在这个时间段，并非沈鸿烈撤出青岛的前一天才烧的。我之所以如此确定，是因为父亲当时除了是青岛长记轮船行的老板外，也是青岛市轮船业的老大，是日军眼中的重要人物之一，或者说是日军想极力拉拢利用的人物，父亲不顾亲日分子的劝说和警告，毅然决然地将长记轮船行的轮船沉没，此举等于公然宣告与日军为敌。因此为避免家人的生命受到威胁，不敢继续住在青岛市馆陶路十五号长记轮船行楼，全家立刻搬到华山路盟兄安鹏东（曾任山东省第一、二、三届省议会议员及副议长，1925年退出政界）的家暂住。我那时虽然只有八岁，但记得非常清楚，安家的洋房后面有个玻璃花房，有兰花等，在花盆之间的空位都放了一个铁制的香烟罐，每个香烟罐子里都养着一只蛐蛐（蟋蟀），大约有上百罐。每到夜晚，虫声唧唧，十分悦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而蟋蟀是季节性昆虫，中国北方到了冬季，蟋蟀就无法生存，当年并无空调设备，冬天不可能养蛐蛐，因此可以肯定的说长记的轮船在胶州湾的沉船时间确定是在8月下旬。我们搬家后的第三天傍晚，安伯父和父亲急匆匆往楼上跑，我也跟了上去，见到很远的东北方向一片红光，那里是日本四方纱厂的所在地，安伯父说：“沈鸿烈果然烧了日本的纱厂”。这件事是我亲眼目睹，终身难忘。
沈鸿烈撤出青岛后，青岛顿成一座不设防的城市，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青岛。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日本投降，父亲带我立即由商丘搭乘陇海铁路辗转抵达连云港，雇一小帆船直达青岛，当初奉令沉没的七艘轮船，已被日军打捞出水，损失了“长春”“同春”“江春”“华顺”四艘轮船，共2974吨，若依当时国际二手船价，约值当时美金74.5万元，而“江春”轮为一艘挪威造的全新轮船，价值更高。尚存的“得春”“承春”“迎春”三轮，花了20多天的时间抢修，勉强出航。时值抗战胜利初期，轮船稀少，中国华北地区轮船能出航者，仅此三轮，连当时的招商局都无船可用，此时所有东北及华北地区之接收军公人员，全靠长记的商轮运送。
1948年5月，交通部部长俞大维先生对抗日有功的父亲以交通部人字第109号颁发奖章执照。这是一份付出沉重代价的奖励，也是父亲几乎为之付出所有身家财产的回报，其中的辛酸，实非言语所能形容。
1948年10月8日，在上海市商会大厅召开的中华民国轮船商业同业公会——全国航业联合会第二届会员大会，与会人士共有全国32个地区航运公会代表，及交通部代表黄慕宗等，此会议主席为上海航运公会理事长杜月笙及上海航业公会代表董浩云，青岛航业公会代表为贺仁菴（父亲此时已被选为青岛航业公会理事长）。父亲的会议发言如下：“青岛长记轮船公司所属长春、同春、江春、华顺等四轮，在抗战初期，沉塞港口，请求赔偿一案，曾奉交通部36年3月15日部航第1548号指令，准予禀案核办。又曾奉交通部37年2月2日部航字第793号指令，业经列入第二批赔偿案禀办。……拟请转呈交通部准予专案核赔，提前拨偿相当吨位之商轮，或代价之外汇，交由该公司自购轮船，俾可扩充海运，以恤商艰。”
直到1976年，父亲89岁在台湾去世时，仍未得到政府分文赔偿，当初国民政府电令沉船时，所给予的“战后将以同等吨位之全新轮船予以赔偿”之承诺，早已随着父亲的数艘轮船一起沉人了胶州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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