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功

12/16/2019 10:24:01 PM

鲍鹏山不是学者。学者是常年累月在书斋里做学问的，都是能够耐得住寂寞的有文化的人。鲍鹏山耐不住寂寞，也没有多少文化——这从其演讲中可以看出。
鲍鹏山仅是个文化说客。你看他这几年，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到处留下了他演讲的足迹。忙活得像个生意人似的。哪还有学者的本分？
鲍鹏山更不是个教育家，虽然他一天到晚鼓吹教育。从他的教育演讲中可以看出，他连教育的根本宗旨都不清楚，连什么是通识教育都搞不明白，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成了教育家？
鲍鹏山却是个文化投机者。自从官方公开鼓噪国学后，鲍鹏山闻风而动，四处演说，俨然以国学大师自居。这是鲍鹏山暴得大名的根本原因。这年月，只要会看风使舵，只要能紧跟官方的步伐，做文化明星是垂手可得的事。例如那位把论语的“小人”讲成“小孩子”的于丹，不仅是名噪一时的文化明星，还挣得盆满钵满。
鲍鹏山很善于在演讲中造声势，以博取人们的眼球。这不，鲍鹏山最近以“全世界没有语文这门课，只有中国有”为题，又瞒天过海地高谈阔论教育了。
其实西方国家没有中国的这种语文课，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常识是不需要重复的，重复常识等于废话。毋宁说鲍鹏山这次登台是以废话为题的演讲。这样的讲教育，属于小儿科的把戏了。
实际上中国的语文教育与西方的“语文”教育的根本差异，不在于鲍鹏山讲的那些东西。而在于文科的教育宗旨根本不同。
欧美国家、特别是英国，“语文”教学都是以“打倒语法家”为实践原则的！他们认为“语文”学习除了提升人的精神品质外，主要有两个具体目的：一个是学会写文章；一个是学会读文章——即文学欣赏。而这两个目的是不可能通过语法学习实现的。即学习语法，学不会写文章；学习语法，学不会文学欣赏。 唯一能实现这两个目的的有效途径就是读书。
当然鲍鹏山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写文章是一种语言习惯现象。这种习惯都是在读书中养成的。而语言习惯的优劣是以其潜意识中的语言储备为条件的。 鲍鹏山无知于这些读书的要害问题，侈谈读书，便是不着肯綮的空谈了。如果说当代中国语文教育是失败的，其失败也不是鲍鹏山所说的那些内容。语文教育主要没有借鉴西方教育的“打倒语法家”所涵有的极其丰富的关于写文章的意义，却在技术性（例如语法、写法）的方面浪费了太多的精力和时间。这个要害，鲍鹏山并没有看到。
鲍鹏山大讲特讲通识教育。他讲了半天的通识教育，别人听了仍然一头雾水。不知通识教育是什么意思。其实从鲍鹏山的讲话中可以看出，鲍鹏山本人就不清楚、或者说就没有把握通识教育的关键是什么。
鲍鹏山不过是从外国教育那里捡了有关通识教育的只言片语，就大言不惭地喋喋不休通识教育了，搞得自己成了食洋不化的活样板。
实际上，通识教育是相对于专业教育而言的“文理相通”的“不讲究专业”的教育。即教育、特别是中小学教育，不分设文、理两科。而概括人类知识范畴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行为科学等，都渗透在中小学教育的教材中，贯穿在课堂教学中。通识教育的目的是：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使学生成为有精神家园的、“百科全书式的”人。
因为经验告诉人们，世界上所有的专业都不是孤立的，都与其它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研究任何一项专业，都不可能孤军深入取得成功。换言之，所有专业研究的成功，都是在与其它专业的联系中成为可能的。这其中的道理不需要多讲，凡是上过学的人都应该清楚。
例如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当年提取青蒿素时，历尽千辛万苦，却就是达不到目的。后来的一次灵感闪现中，突然想到温度问题，考虑低温沸点的提取方式。于是长时间的瓶梗在这个瞬间被突破了，所有的问题都是迎刃而解了。屠呦呦的成功，不仅仅是中药学专业的成功，也不仅仅是医药专业的成功，还涉及到物理专业、化学专业及病理专业等等各种专业的问题。如果屠呦呦不了解其他专业，或不能在科研中操作其他专业，屠呦呦的研究是无法进行下去的。
再举个关于通识教育的例子。
有次文友聚会，有人问我什么是函数。原因是他在我的一篇讲历史的文章中看到有这样一句话：“社会进步是科学技术的函数。”因为函数是中学生都知道的一个基本概念，我用这个常识表达了文章中谈到的——“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取决于科学转化成技术带来的生产力变革”——所以说科学技术与社会进步之间是种函数关系。
但这位问“什么是函数”的文友是在文革中上的学。文革时中学不学函数了，那时的中学生能会四则运算就算毕业了。面对文友的提问，我看了看坐在旁边的数学教授说：“数学专家在这里，让他给你解答吧。”
数学教授只好当仁不让地侃侃而谈起来——“函数是两个变量的关系问题：自变量的每一次变化，必定引起因变量的相应变化。而因变量的每次变化，都是因为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于是这位教授左一个自变量，右一个因变量地讲了半天。
我问那位提问者：“你听明白了吗？”他两眼茫然地摇摇头回答：“没听明白”。
于是我对数学教授说：“你讲的一点没错，教科书就是这样讲的。但他没听明白。你这叫照本宣科！”
数学教授听了有点下不了台，愤愤地对我说：“你是工程师，你厉害，你讲！”
于是我不得不“应战”教授的提议，对提问者说：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听：
某人在镇两委办公室干办事员时，没有人给他送红包。但一干上了办公室主任就有送红包的了，只是红包含金量不大。他当上了镇长，红包的含金量就大了起来。当他步步高升，干了县长、市长、省长，红包的含金量也跟着越来越大。
后来他从省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当了省人大主任，红包的含金量立刻变小了。他从人大退休回家后，没有送红包的了。如果说送红包是腐败，你发现没有，腐败跟着权力变化：有权力有腐败。权力大，腐败大。权力小，腐败小。 没有权力则没有腐败。腐败是随着权力的变化而变化。腐败与权力的这种变化关系，就是函数关系，所以说腐败是权力的函数。
我刚一说完，那位提问者就喊着：“我明白了！”我接着又提醒那位教授：一个定义、一个原理、一个命题、一个定律、一个定理、一个推论……你讲一百遍，学生不一定听明白！但你举一个他们熟悉的例子，学生便豁然开朗了——课堂教学的真谛就在这里！
问题是看书少的人，必定知识面窄，思维空间狭小，很难举出例子来。照本宣科不是个技术上的失败，是学养不足导致的失败！我的一席话虽然不无道理，却让那位教授十分狼狈。
可以看出，鲍鹏山那天的讲座扯东拉西地讲了半天通识教育，都是些不着边际的空话。说空话多的人，不是个道德问题，而是个学养太浅、肚子里没有东西讲的原因。
关于通识教育，不仅仅是鲍鹏山所说的读经典的问题——这当然很重要。而是读书多的问题，这里的“多”不仅仅是数量意义上的多，主要的是种类的多！即通常说的读书要杂：哲学、经济、政治、历史、文学、艺术等各门类的书都尽可能地有所涉猎。由此营造出自己精神家园的百花争艳的天地。
但是需要特地指出的是，鲍鹏山所谓的读经典，却是不可取的！甚至是应该警惕的、应该批判的！因为鲍鹏山提倡学生读的经典，是读四书五经！且不说目前的学生读四书五经都有阅读障碍，就是鲍鹏山本人真的都看完了、看懂了四书五经？——没有人相信。
大家都知道，当代中国的鼓噪国学，不过是这几年的事，自从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牟宗三那代人谢世后，能讲四书五经的人没有了！时下里跟着官方步伐跳出来的那些国学大师都是冒牌货。这些讲国学的人，都是拿着前人的《论语今释》《周易白话文释读》现蒸热卖，是忽悠听众的，是为了挣钱的！
之所以提醒大家注意鲍鹏山的提倡读四书五经主要缘于一百多年前，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的这样一个事实：
鸦片战争的惨败、甲午海战的惨败，使中国人自上而下地认识到中国落后了！而中国落后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的落后，不仅仅是政治制度的落后，最根本的落后是文化的落后！一个民族普遍地“目光呆滞、面无表情、神情麻木”；看日本人杀中国同胞如同看热闹；整个国民都从骨子里坚信“皇粮国税、天经地义”，都像阿Q一样“赵太爷的地都有上千亩，他的话能错吗？”；人人面对别人的强大，只会自欺欺人地喊“我祖上阔多了，你算什么东西！”
这样的国民之落后缘于养育其生长的文化的落后——这是清末民初形成的伟大民族共识！而中国文化的落后主要是被意识形态化的四书五经的落后，正是缘于这个原因，鲁迅呼吁国民特别是青年人“不读中国的书”。
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常识是：四书五经如果管用，就不会有历史上的那些民族悲剧——五胡乱华、靖康之难、崖山之役、甲申变天，以及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庚子之难等这些标志着中国落后的惨痛历史了。中国历史上并不缺少有聪明才智的人，硕学大儒也是代不乏人。但他们前仆后继地研究四书五经两千多年，竟没有人研究出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吃饭问题一直是历朝没有解决的大问题，历代都有大饥荒，都有“人相食”的恐怖现象！
先人们一代代、一辈子研究四书五经都没有使中国富强，没有使老百姓解决吃饭问题，没有使中国人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也就是说，四书五经不提供中国人可以走向现代化的思想资源！这两年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国学大师们，就能研究出什么新玩意？别跟着做梦了！
鲍鹏山的不可原谅之处在于——可能揣着明白装糊涂，可能颟頇得误以为四书五经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真宝贝？竟利用所有的机会、不遗余力地鼓吹让学生读经典、读四书五经！这样地误导年轻人的心智发展方向，简直是混账了！套用一句经典的话：是可忍，孰不可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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