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杜帝
12/16/2019 12:38:45 PM
在学二胡期间，我被学校选拔进了田径队，因为我跑800米全校第一，体育老师认为我有可能在全市拿名次，所以把我抽调进了集训队。所谓集训队也是业余的，放学后到操场上跑变速，直道100米时加速，弯道慢跑，既练速度又练耐力，据说是径赛运动员的必备训练。
可能我没有这方面的天赋，跑加速时跟不上其他队员，人家像跑百米一样在直道上飞奔，我气喘吁吁落下一段，到弯道人家放松休息了慢跑，我这时才跟上队伍，刚溶进去，直道又来了，人家突然加速，我又被甩在了后面。周而复始，我疲于奔命狼狈不堪。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青岛市少年体校老师到我们学校挑选运动员，专门负责培训中长跑的陈家才教练，竟然看中了我，说我个子高，腿长，有发展前途，于是我稀里糊涂到了青岛市中学生田径队，也是业余训练，主要是晚上，围着400米跑道疯窜。
我第一次感到了力不从心。
瘦瘦的陈家才老师掐着秒表，一次次摇头，说你的腿部力量太弱，频率也不快，这样下去，在全市中学生运动会上拿名次很难。
我知道自己不行，但很要面子，觉得既然来了，起码别太掉价，于是就在训练中特别刻苦，蛙跳，学着青蛙的样子，蹲下猛然向前跃起，再双臂上扬前跳，我竟然能跳的瘫在地上。那时候不知道什么是极限训练，但我自己很自觉地往“极限”上靠，其实也是一种不科学的摧残。
这时候回家再拉二胡，手直哆嗦，把一支欢快的曲子拉得支离破碎，惨不忍睹。我二哥看书多，他不知道从哪里学来一个笑话，这时正好用在了我身上，他说文文，人家说琴弹不好是弹棉花，我看你拉二胡就是锯木头。边上的邻居就哈哈大笑。
我那时候不知道有“天赋”这一说，更不承认“先天一两，重过后天一吨”，认定“事在人为”，“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当时咱们的政治和哲学教育就是这一套，所谓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精神至上，“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天长日久的灌输和麻醉使人执拗。
我说二哥你除了冷嘲热讽还会啥？过几年我中学毕业只有上山下乡，也许二胡能救我一命，有本事你给我借个唱机，我跟着名家好好学学。
我说这个话是有原因的。我见过二哥的同学带着唱机在我家放唱片，二哥的发小同学谷美智，在他家也是排行老二，一个英俊潇洒的哥哥，那天他抱着一个唱机来我家，我妈在门口看见了，严肃地说，谷老二，你们不要听黄色歌曲！
谷美智笑嘻嘻地说，大姨，放心吧，我们全是革命歌曲，说着还吼了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进了我二哥的小屋，谷美智、二哥嘱咐我和几个邻居小伙伴，把窗关严，把门插上。我们一帮人围着唱机，满怀渴望和神秘。只见谷美智用手摇把子给唱机上弦，小心翼翼地换上唱针，从包里往外掏唱片时，看了看我们，神情凝重地说，今天咱听了什么，千万别说出去，出了事就完了。
我们巴不得快一点听到唱机声音，一个个俯首帖耳，全都点头如捣蒜，绝对的，绝对的！
谷美智动作娴熟，把圆圆的黑色唱盘放到厚厚的胶垫上，唱机缓缓转动，忽然就传出了柔软动听的歌声。我记得那天听过的歌曲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何日君再来”，“一条小路”等等，基本上都是靡靡之音，确实好听，哪有什么“大刀”之类的革命歌曲！
我让二哥给我借唱机唱片，二哥没几天就做到了，随着唱机和唱片一块到我家来的，还有二哥一个拉二胡的高手同学，他脸膛红润，浓眉大眼，从纸袋里掏出几张唱片，我仔细看了看，有闵惠芬的《江河水》，王国潼的《骏马奔驰在草原上》，其它的记不住了。二哥同学让我拉几只曲子，我拉了最拿手的“北风吹”，还有“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他低头静静听着，后来拿过我手里的二胡，调了调弦，摇头晃脑地拉起来。他确实厉害，我一直以为自己的二胡很差，不够档次，可在二哥同学手里发出了那么好听的声音，我有些惭愧，学二胡的决心动摇了，觉得脸上火辣辣的。
学二胡忘掉了口琴，可谁知道口琴又突如其来给我制造了麻烦。
我是班里的“排长”（那时候“全国学解放军”，学校按照部队编制，一个年级是一个“连”，每个班是一个“排”），当时我按照老师安排，经常到各个学习小组去“检查”。所谓的学习小组就是住在一个宿舍里的同学组合，谁家住的宽绰，谁家就是学习小组的地点。那天下午我例行职责来到女同学崔兰梅家里，看到她们几个正在屋里吹口琴，好像在练一支多重奏。
我问作业写完了没有，她们说早写完了。我站在边上觉得有些尴尬，坐也不是走也不是，就说你们再吹一遍我听听。崔兰梅说你也不会吹，听了也没意思。我说我在小学时就吹过口琴，糊弄谁呢。
她们互相看了看，端起口琴吹了起来，有先有后，总的调子很弱，我说你们吹的是老歌？就不能吹有劲的革命歌曲？
她们有些吃惊地看着我，我接着说口琴不一定非要靡靡之音，也可以东风吹战鼓擂，说着我就伸手拿过了崔兰梅的口琴，鼓起了腮帮想吹出激烈的声音震她们一下，刚吹了几声，突然口琴发出了“呜哇”的嘶哑声，声音不对了。
一个女同学说完了完了，可能口琴破了。这些人里数她口琴吹的最好，她拿过口琴轻轻地吹了几声，说确实完了，崔兰梅的口琴被排长弄坏了。
我说不至于吧，你再试试？女同学又吹过来吹过去，说就是坏了。
崔兰梅快哭了，说这是刚买的口琴，还是敦煌牌的呢，我怎么跟我爸爸解释？
应该赔人家的！不知谁嘟囔了句。我怔怔地站着，觉得别扭极了，屋里所有的人都在看着我，我说赔，肯定赔，说着从女同学手里拿过口琴，慢慢走了出去。身后有崔兰梅的声音，算了吧，他不是故意的，算了吧。
你说你贱不贱，正在学着二胡，去抢什么口琴啊？谝弄你也会吹？就会吹那么几个音，逞什么能？我一路埋怨着自己，一路琢磨着怎么去凑够一支口琴的钱。原先还可以指望在区医院看车子积攒两个，结果不巧的是，我家刚刚辞掉了看车子的活，因为爸爸在区医院病故，妈妈怕我们伤心，就把看车子的活儿转给了二哥的同学谷美智家。我要到什么时候，靠什么手段才能弄回一支口琴！天哪！我不由自主掉下泪来。
磨磨蹭蹭回到家，看到等我回来的几个男同学，他们是我死心塌地的铁哥们，正等着我去踢足球呢，问我到哪去了才回来，我说了弄坏了崔兰梅的口琴，麻烦了。他们说赔什么赔，不用理她们，惯些毛病。我说那不好，再说我已经答应了。
“那咱们就凑钱。”任延风同学提议，他们几个人商量，有的说想办法卖废品，有的说回家去要。这时候江坤突然说：“有办法了！我这里有一把口琴，赔给她算了，反正我也不愿意吹。”
我拿过江坤的口琴看了看，和崔兰梅的几乎一模一样，只是不是敦煌牌的，这怎么办？江坤说，好办，咱们把口琴芯换过来，我要那个坏的。
我们用小螺丝刀把口琴卸开，里面的木头芯带着许多薄薄黄铜片，崔兰梅的口琴被我吹断了一页铜片。故障就在这里，可是断了的铜片没法粘上，好像断了一条腿，瘫痪了。我们把两个口琴芯换了，这时候再吹一吹，崔兰梅的好了，江坤的失去了进出两个音，很明显，残废嘛，我干的好事。
任延风自告奋勇给崔兰梅把口琴送去了，回来说是告诉她们花钱修好了，崔兰梅和那几个女同学都试了试，听说很满意。我终于松了口气。
“走，踢球去！”江坤一声喊，我们撒丫子就往海泊河体育场跑。江坤是我们学校足球队的后卫，他体格魁梧，大脚开的有劲，踢得远，我们34中学后来获得全国中学生足球冠军，江坤这一波人是奠基者。我在足球场上是混子，瞎踢，可是比我们小许多届的宿茂臻同学后来有了出息，成了中国足球队的前锋，足坛名将。前几年青岛34中搞校庆，我和从北京赶过来的宿茂臻合影，发现宿茂臻身高和我差不多，接近一米九。以前总觉得足球场上的宿茂臻个子不高，也许足球场使人显矮。
我与音乐的关系，到了部队也没切断，刚当兵就遇上团里搞文艺汇演，团里要求每个连队都要出节目，我所在的修理连层层发动选拔，先是让战士们自告奋勇，后来又拿出一些乐器，包括锣鼓什么的，让全连的人上去演奏，结果全连仅有的几个城市兵几乎都选上了，起码比那些农村兵能鼓捣出动静。
我拉二胡“北风吹”甚至获得了零零散散的掌声。只有一个临沂来的农村兵吹的唢呐还像个样，他说是跟着他大爷给人送葬混饭吃学的，他也入选。
最终我们修理连拼凑了一个民乐小组，我成了“专业”的二胡演奏员。
其实我知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们的军队一贯以农村兵为主，城市兵只是点缀，修理连虽然是重视文化程度的技术单位，但仍然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苦大仇深的贫农子弟，他们从小握锄头，对玩乐器不大在行。
这几年我们一帮音乐发烧友经常谈到乐器，谢颐城早年拉过小提琴，宋志坚吹过单簧管，谁谁拉过手风琴，谁谁弹过吉他或钢琴，这时我便理直气壮地说我拉过二胡！宋志坚说他曾在山东省《奇袭白虎团》剧组，还在中央乐团进修过，别人羡慕敬佩地看着他，然后众人问我：“你呢？你拉二胡在那个乐团？”
我在脑海里急速地搜索，只想起最辉煌的经历是连队民乐组，只好含含糊糊地说：“参加过解放军汇演。”
他们大为惊讶：“解放军汇演？不是小事！”
这时我有心与他们开玩笑，就运用相声手法“大喘气”，一层一层揭包袱，我接着说：“那可是，咱绝不撒谎，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
看他们大眼瞪小眼，我慢吞吞地说：“济南军区下属的军区装甲兵……下属的坦克八师……”
他们还在琢磨，到底是什么汇演，我说：“当然，是坦克八师下属的坦克三十团，伟大的团级官兵汇演！我所在的，是坦克修理连民乐组！”
他们哄堂大笑。
一个发烧友说，操，拐了这么多弯，我以为多高呢，下属下了七八回，最后回到连队去了，比咱的街道级别还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