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史晨
12/20/2019 10:27:15 PM
我故乡掖县原分北掖南掖，北掖中心是县城，南掖中心是沙河镇。妻子的老家就是沙河土山提家村，老乡找老乡，吃饭喝水都觉香！当然这是后话。我的老家在县城北面五里地，有个玉皇庙早已塌掉，旧庙址那块丘陵地老百姓都称玉皇庙顶，现在是陵园区火化场，当年据说是块风水宝地，丘陵东西分东郎子埠和西郎子埠两个村庄。我们西郎子埠由戴家疃、史家疃和周家疃三个相连的村子组成，中间有两条水沟分开，可现在已没了原来的痕迹。风水好似乎注定要出举人，但不知什么原因，读书的举人好像没出过，锔锅锔盆锔大缸的“锔人”倒出了不少。我们这书香门第二先生家也有整套“箍漏子”工具，它和剃头挑子差不太多，一头是烧火加工“锔子”的风箱火炉铁砧，一头是多层抽屉的工具箱，盛有两头钉、小锤、杆钻、钻头、弓子、镊子、夹钳、锉刀、刷子、油灰等等。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说的就是这个行当。
从家谱上看，我们史家是个大姓大家族，原籍四川城都府城都县忠信都竹林峪，东汉时迁至东莱，明朝洪武年间先祖由朱皋村迁至西郎子埠村，高祖称三公，还是个卖油郎呢！但肯定不是《醒世恒言》中独占花魁的那个。清末民初，我的曾祖父在村中算是有学问的人，排行老二故称二先生，据说还捐过候补知县呢，然而却始终没有机会做官。我爷爷也排行老二，故乡亲们有的也还延续叫他二先生，他却是弃学经商，闯过海参崴，在东三省有过一番辉煌作为。
我从青岛回到老家陪伴爷爷奶奶，二先生的后代自然一定要上学，书香门第，应该考举人。开始读书地点在我家的隔壁“大屋”，这是我曾祖父大哥的房子，他后继无人，大瓦屋大庭院，村里就改造成学校了。过去乡村的学校啥样？现在的学生无论如何想，恐怕也是想像不到的。学生要自己扛着桌子板凳上学，所以五花八门，高矮不齐，大小不等。一年级到四年级算初级小学，同一个教室由一个老师包干全教，学生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的全有，年龄从七八岁到十七八岁的全来，上起课来乱哄哄像个大闹市。老师一个年级一个年级地教，学生一个年级一个年级地学，现在看来一定十分好笑，特别滑稽，因为一个年级也许三四个学生，也许五六个学生，几十人混坐在一个昏暗的房间里，有的在听，却不一定听得懂，有的在闹，反正没有他的课。老师都教了些什么？没一点儿印象，肯定有语文，忘了有没有数学，反正没有音乐体育课。我们好像写过“大仿”，因为纸贵学生买不起，所以毛笔字也没学好几个。我还保留有县长盖章的学费收据，一年两万元（旧币，两元）。
我记得刚入学不久就碰上闹学潮，好像与一女生的自杀有关，教育局将我们的王孝亭老师停职，于是大龄学生组织我们进县城请愿，然后由县城去河套村王家慰问。那时年龄实在太小，又刚刚来念书，所以人云亦云随大流而已，只感觉步行十几里路累坏了。王老师家中饭橱上的对联印象最深刻，上联是“地瓜饼子”，下联是“豆酱咸菜”，横幅是“爱吃不吃”。这简单的对联让我记忆了一生，恐怕这也是当年农村生活的最真实写照。
学校后来搬到后沟的房屋中，是地主史鸿德家一正两厢的房产，土改被斗被分，在这里四个年级分开上课了。大原村的张永远老师教我，我对他很有好感，当年学什么功课也全忘光了，不过练习写诗的事还依稀记得。80年代张老师患胆结石来青岛做手术时，我将他安顿在妻子工作的商业医院，以尽这短暂的师生情谊。初小的同学我只记得两个，一个叫李宝田，一个叫王云和，细菌战时我们在玉皇庙顶一块打苍蝇、灭老鼠，以实际行动反抗过美帝国主义，因为我们是中国少年先锋队的首批干部。当年在学校里我年龄很小，皮肤白皙又很腼腆，被起了个外号叫“大闺女”，经常受男孩子的欺负，这与当年穿苏联大花布、理个“一面倒”的发型也有关系。
现在再也听不到的事情是学生要给老师送饭，天天轮流更换，如果一个班有30个学生，那么一个月就要轮一次。碰到我家送饭，自然是我的差事，早中晚三餐都要用扁担挑着送去老师宿舍，一头是盛饭菜的食盒，一头是用陶瓷罐盛着的稀饭或米汤。饭菜质量好孬是没有标准的，全看学生家境如何了，不过请老师吃饭都不会太差，学生家长都会倾其所有，齐鲁大地尊师重教有着光荣传统，何况我们村还要培养“举人”。我家早饭多送小米粥、小米干饭或玉米面饼子、豆酱、咸菜；午饭是熬的蔬菜或咸鱼之类，主食三餐都差不多；晚饭和午饭菜蔬大致相同。那时家境好的也极少能吃上鱼肉和白面，农家的食油都用小勺计量呐，所以饭菜差别肯定很大，我想老师当然也会嘴馋，好饭好菜一定要多吃点，不喜欢的自然会少吃点，反正明天可以再吃第二家！给老师吃“而已汤”的典故也就是从这里来的。张老师借住在上疃史传勤家，我幼年受妖魔鬼怪的宣传，晚间独自出门十分害怕。老师吃罢晚饭已经很晚，送饭路过土地庙又没有路灯可照，我挑着饭盒回家时头都不敢回，生怕遇见庙里尖头尖脑的小鬼。虽说都是自己吓唬自己，可小小年纪有时候真害怕，吓得急急火火连走带跑，耳边呼呼风响还以为鬼蜮追来，为此还曾摔碎过饭罐，丢掉过碗筷呢。
当年村子里没有五六年级的高小，因为我在青岛上学早，年龄比其他同学小很多，所以学校一直不让我初小毕业，我前前后后好像上了三个四年级，不是因成绩而是因为年龄，直到1955年才初小毕业。回头来看，假如不耽误这两年，我就算“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了，职称、工资、待遇等都会比现在高一个台阶，这都是我为我们老史家做的奉献，可现在有谁会记得这些，理解这些呢？心有怨气只能到百灵园和长眠于地下的爷爷爸爸诉说。
高小上学要到北流村，七个朱杲八个北流，花园北流、三教北流我都去读过书。开始是一座大庙改成教室，离家二三里路远，后来搬到靠近粉子山山麓的周家北流，上学就要跑三四里路了。因为学校在春播、麦收、三秋等大忙季节都要放假，再加上春节、仲秋这些大的节日，实际上课的时间不多，学习内容也少得可怜。有点记忆的就是放学淌河时捉鱼摸虾，光腚洗澡；步行去笔架山春游，神仙洞里有个陈搏大睡觉，山风吹得鼾声大作。
遗憾的事情也有，学校离毛阁老家很近，却只听到毛纪的传说，没实地走访过。高小同窗只记着心灵手巧的毛兴章一人，他十多岁就能搞泥塑，有志者事竟成，后来终于成了莱州屈指可数的雕刻家，当过烟台市劳模。我们彼此都牢记着这一年多的同窗之谊，他前几年还为我雕刻了一匹莱州玉的“奔马”呢。
我读了一年半的高小，六年级下学期就转学回到日思夜想的青岛。离开故乡掖县后，除寒暑假回家少住外，村里消息知道的不多。有人讲考上大学就算中举了，我们村除我们家三辈都有大学生外，不知还有谁家出过“举人”？反正锔锅锔盆的“锔人”现在是再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