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史晨
12/29/2019 8:58:09 AM
1957年9月我考入青岛二中。二中有海滨的本校和马路对面的分校，分校原来是清末的总兵老衙门，它是青岛建置后修造的第一所行政与军事类建筑，座北朝南偏东，青砖黑瓦的正房和厢房，好像是三进的四合大院落，还有几个跨院。我们初一（1）班教室在一进大门的三间东厢房内上课，房子是梁架砖木石混合结构，院内那几棵高不可攀的银杏树，至今仍然根深叶茂，耸立在如今的人民会堂周边。人民会堂是1959年拆掉老衙门在原地建成的，毁了原本就稀缺的古建筑，让青岛人耿耿于怀。
我们在老衙门分校有不少难以忘却的经历。最初是批斗山东大学的右派学生，我们围成一圈席地而坐，“眼镜青年”站在中间，大家鹦鹉学舌一样指责他“吃瞎了人民的小米！”刚入中学就学习与人斗，大学生潇洒博学的形象被击打得粉碎。与人斗完再学与天斗，1958年除四害记忆犹新，每位同学都从家中将脸盆、水桶、棍棒等带到学校，在同一时刻大家疯狂敲打呼号，整个城市顿时好像天崩地裂，如同世界末日，天上可怜的麻雀们惊慌失措，飞来飞去无处停顿休息，结果一只只筋疲力尽，从天空掉下来活活摔死。上头一句话，鸟儿全遭殃，幸好麻雀后来被平反了，不然现在天空连飞鸟儿也看不到。2007年6月18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白庆利有期徒刑1年，罪名是毒杀麻雀647只，那么50年前决定灭绝麻雀的人该怎么判呢？
回顾1958年大炼钢铁，更属疯疯癫癫不正常，初二的学生不会垒小高炉，也不会去“坩埚炒钢”，就分配你去搞材料。在人行道上扒砖用来砌炼钢炉，又不是耐火砖，纯粹是开国际玩笑。为了寻找废钢铁原料，少先队大队给中队分任务，中队给小队分任务，小队再分成小组走街串巷找废铁。我和谢德海、张淑武三人是中队委员，自然应该做积极分子，除了用锨镐挖掘废弃的自来水管子外，太平路海滨的铁栏杆、别墅院的旧铁门、建筑物的排水管……统统卸下来为大炼钢铁服务。我们的眼睛一个个像吸铁石，手拿钳子和羊角锤，连墙上的铁钉、地上的铁都不放过，这些锈迹斑斑的废品竟拿去炼钢炼铁，天下如此滑稽事，当时谁也不敢戳破。那时，只要你敢想敢说，世上似乎就没有不敢做的事！到太平角淘铁砂，也不知是谁出的馊主意，每个学生人手一盆，就像淘米一个样，从海沙中淘来少得可怜的铁砂，这也能炼出钢铁？鬼才相信！浪费掉宝贵的学习时光，去做毫无价值的傻事，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我们幼小心灵深处，早早注入了不诚实的基因。
大跃进的后果是三年灾害，身处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记忆终生不忘。从中学开始，学生年年都要下乡劳动，主要是在三秋大忙季节，1959年是第一个灾荒年，印象还不太深刻，可以后的下乡经历，就不是好奇好玩，而是一种磨难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校生活很单调，我体质较弱，不太喜爱体育运动，所以体育课分数大多是及格。那时学校球类只有篮球、排球和足球，我喜欢打羽毛球和乒乓球，可没有拍子没有球，我没有零用钱购买。我曾想学学乐器，或小提琴或手风琴，然而家长当年是不会花这个钱的，所以我至今对乐器一窍不通。在我做了父亲之后，我时刻观察儿女们的爱好，让他们练书法学绘画。女儿要锻炼，给她买自行车；儿子要学吉他，我借一把先给他练习；儿子说爱打球，篮球、排球给他准备齐全。我的青少年时代没这些条件，现在物质环境改善，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满足一对儿女的要求。上中学时，我对集邮产生了浓厚兴趣，那时是“老纪特”邮票，没有钱买新票，只能集“信销票”，大部分还是靠同学之间的交换。我记得四方路有一个南方人开的集邮店，一张信销票1—3分钱，可我去看的时候多，花钱买的时候少，因为这相当于一支冰糕或一张电影票的价格，我哪有这种购买能力？当然集邮爱好充实了我的课余时间，我到处搜集旧信封，将纪念邮票剪下用清水浸透，再用毛笔将背面的浆糊或胶水洗净，然后一张张贴在窗户的玻璃上或夹在吸水的本子里，品相好的保存下来，重复的或品相差的留做交换。闲暇无事或心情不畅时，翻开集邮册马上心旷神怡，方寸之内有日月山川，有古今中外，有名人逸事……这是种廉价的享受，是一种精神寄托。说到集邮册，还是自己用纸卡制做的呢，那时透明的塑料纸叫做玻璃纸，十分难找，装订也十分麻烦，可我却乐此不疲，集邮册做得像模像样。1950年代的老邮票我现在仍保存着，只是缺少高面值是个遗憾，更不用说小型张了，不成套的黄山、菊花、梅兰芳等纪念邮票都已送朋友，现在感到追悔莫及，因为每张邮票都来之不易，都能引发一段岁月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