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文健
12/29/2019 9:01:37 AM
我小学一到三年级是在青岛定陶路小学读的。
敎我的音乐老师先是一个女的，黑红色的脸，精瘦精瘦的，齐耳短发。时值冬天，上身着半大蓝外套，半敞着怀，蓝衣蓝裤，系一条线围脖，有格子那种色相不明的线围脖，裤脚用五公分宽的黑丝裹腿缠着，穿一双捏鼻子的黑灯芯绒角包子式棉鞋，因为她是那种包小脚包到一半又放开的“解放脚”，所以脚背露出鞋口很高。她是随着男人升迁来青岛的，四十岁不到。
第一课敎《我们一同瞧瞧》：
我们一同瞧瞧，我们一同瞧瞧，飞机来了，飞机来了，像天上的小鸟。
我们一同瞧瞧，我们一同瞧瞧，飞机来了，飞机来了，嗡嗡的直响。
她的歌声带浓厚的山东掖县腔。她边唱边表演。我们也跟随她边唱边表演。学生们的歌声由于学她而阴阳怪气。因为我们在只有两层的教学楼北面呜呜哇哇地唱，招来二楼办公室里众老师的注意，甚至有的北窗也打开了。教师们倚窗交头接耳，有的还笑了起来。她反而更来劲了。学生们本来嫌她打扮得土，有点面对乡下人似的不屑，见楼上老师们笑，可能受到暗示，开始疯了似叽哩哇啦乱喊，响遏行云。有的同学这以后好几天都哑了嗓子。不是吴校长出面维持秩序，我们还不知道闹成什么样。
这位老师姓吕。我们公开喊她“吕老嫲嘛儿”——老太婆的意思。她往后的音乐课显然不能顺利地上了。班主任张老师为此专门让大家举手表决，问需不需要她继续教音乐课，我们班马上全体起立，双手高举，连跳带蹦，异口同声地吼：“不要！”
不久，又调来了一位音乐教师，男的，叫王典。
初见王典老师印象挺好。好像二十多岁。他和我们张老师在学校南门里的一片观音柳前站着说着什么。他们是同乡。观音柳的枝条上长满了白疥虫，挺恶心人的。张老师剥下一个白背红腹的白疥虫放到嘴里嚼了嚼。王典老师声色俱厉，連忙阻止:“吐了！吐了！有毒!”“我看有的鸟吃它，不会有毒。”“那，那，蝎虎子有剧毒，鸡吃它也没有事！但是蝎虎子的尿，尿一滴在水里，人一喝就死！”蝎虎子就是壁虎，传统中著名的“五毒”之一，虽然后来我知道壁虎不是什么毒虫，但对王典老师的印象，因他们观音柳前的这次对话而尤著。时间好像在1957年初春。
当时，我的母亲在贵州路小学任教。我经常在傍晚时去学校迎接她回家。在她的教导处里还有教导员，一位男的叫王永亮，还有一个女的，叫王炳琪，她后来生了两个儿子，都是知名的音乐家。
王永亮是黑胖子，眼睛在宽大的脸盘上显得不算大，高个子，写一手好字。他具体的工作是刻蜡板，印试卷，再就是兼任音乐和体育教师。他的声音浑厚，唱“蓝蓝的天空白云飘”比收音机里播出的还要悦耳。他天天忙，下班的时间很晚，就是个劳动模范胚子，但为人太热情，不会将热情用在刀刃上，所以仅仅只是一个劳模胚子，粗胚子。我母亲必须等他工作结束之后才能回家，所以我要等他们好长一段时间。他的家似乎在台西一路，毗邻西康路北头，是我们回家必经的地方。
那天回家的路上，我说起才调来的音乐教师王典。王永亮伸出大拇指——当时正经过一个路灯，他伸大拇指的手投在他的脸上，让我陡然生出一种莫名的不祥之感——或者这是人说我有鬼眼的原因吧。他说，王典是沈阳鲁迅文艺学院音乐系出身，写过很多歌，广播电台还播出过他创作的歌，具体什么歌他忘了。那时上过艺术大学的人寥若晨星，我听后肃然起敬，甚至从此坚信壁虎有剧毒，直到今天噩梦里还是常常出现摇头摆尾的壁虎。
我上小学转过几次学，一次在“反右”之后，一次在“大跃进”开始。
“大跃进”开始那年，我转到濮县路小学上五年级，我每天吃晚饭要到贵州路小学。王永亮在刚过去一年的“反右”运动中居然能全须全尾、完好无损，所以我得以天天接触到王永亮老师。
那时，小学生们必须要读《中国少年报》，这张报的编辑不知中了什么魔怔，见天连日、连篇累牍地宣传“少年科学家”“少年发明家”，什么什么“家”的张狗丢。这张狗丢天才的发明，竟被很耀眼地印在报纸的当中间：他在一个硕大的萝卜上戳了些洞，洞里放进玉米种、麦子种、高粱种、谷子种……有没有苹果杏子等种子我忘了，总之好多种子都发芽了，欣欣向荣地从萝卜里冒了出来。那时不兴宜“脑残”“傻逼”这等血糊淋剌的词，但我对此也没有同义词可以用。
适逢王永亮备课，欲敎学生们唱《我是小小的科学家》，那歌词开始本来是这样：“我是小小的科学家，我的志气比天大，人家说上天没有路，我就能造一匹上天的马。”
我顺调改成了：“我是小小的癞蛤蟆，我的肚皮比天大，人家说上天没有路，我就吹出一匹上天的马。”
没想到王永亮竟唱顺了嘴，“小小的科学家”不知不觉唱成了“小小的癞蛤蟆”。此时我母亲严厉地喊了声我的乳名，顺手拿起教鞭做出要打我的样子。 王永亮知道自己唱走了嘴，连连掌自己的嘴。
王典老师好像长过肺结核，当时这病有点像今天的初期癌症，大家都有谈虎色变的意思。虽然他的结核钙化了，校长还是让他说话的距离不要离得学生太近，他似乎也很留意。他经常请病假，所以上音乐课的时间不是太多。只记得他给我们上的两堂课，一堂在临暑假前，另一堂课敎的歌名记不得了，词曰：“一根紫竹直苗苗，送给宝宝做管萧。箫儿对准口，口儿对准箫，萧中吹出时新调。小宝宝，吁嘀吁嘀学会了，小宝宝，吁嘀吁嘀学会了。”
我素来记性好，所以他敎第一遍之后我就会唱了。他叫我站起来唱一遍，我脱口而出。他很欣赏地看着我，捂着嘴，靠前问我：“以前学过？”随即自言自语：“不可能学过，这歌我也才发现……”
临放暑假前一天的音乐课，教的是《我是一只小渡船》：“我是一只小渡船，天天靠在小河边，小何东岸是工厂，小何西岸是农庄。劳动人民来渡过，我就送他到对岸，小何东岸是工厂，小何西岸是农庄。”
唱几遍之后，我们差不多都学会了。他把一学期音乐成绩的分数单分给了我们。时间还富裕。也许为了加深同学们对这节课歌词的记忆，王典老师忽然提问：“你们如果是小渡船该怎么办？”同学们当然就把《我是一只小渡船》的歌词齐声背了一遍。王典见我不随大家一起背歌词，让我站起来，问我原因。我回答道：“我要是只小渡船，不管是不是劳动人民，我都渡，因为我是一只小渡船。”
王典“嘭”地一声扣死踏风琴盖板，勃然大怒：“日本鬼子、蒋光头你也渡！”
我竟然回答：“我不是船，我是人……”
王典好像头发都竖了起来，冲到我面前，抓起我的成绩单，将上面的平均分数改成了零分。原先的平均分数是一百分。
下课后，我找班主任张老师诉说此事，张老让他和缓怒气，将分数复原，但他坚决不宽恕我。
不久后的暑假，学校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王典是不是栽进去了，我已无心打听，因为开学不几天，我转学到了潍县农村的一所完小。
下面这段时光，我因惧怕回忆而忘记了准确的日子。只记得那年——可能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交接，天气尚冷的日子，要一块枪毙很多人。我被叫到青岛西藏路、费县路相交的三角花园接受“教育”，看看反革命分子灭亡前的场面，从而不敢再“乱说乱动”。
枪毙人的車一辆接一辆，插着“亡命牌”的人一个接一个，“亡命牌”是白粉新刷的，有些上面还有插“亡命牌”之人的手印。打着血红“×”子，被枪毙者的罪名几乎就一个，曰“现行反革命分子”。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在死囚两旁一边一个，他们一只手向上掀着赴刑人反缚的手拐肘，一只手向下摁着赴刑人的双肩，一副重任在肩的伟岸神气。
突然，我看见一个“亡命牌”上写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王典”，再仔细一看就是王典老师！他下巴抵在汽车驾驶室的外顶棚上，两只眼睛似乎拼命地看着蓝天。我不知为什么觉得天旋地转的，尽量不眨眼，我想跟着車走一段，又怕旁边监视我的人就此无中生有……
还没回过神来，我又看见一个“亡命牌”上写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王永亮”——他满脸沾了“亡命牌”上的白粉，一根雪白的绳子勒进了了他的嘴里，嘴角上的鲜血已经干枯。显然缚绑他的时候他挣扎了一番，所以他脸上有“亡命牌”的白粉；他不服枪决，故而喊冤辩屈时被勒住了嘴……他穿着崭新的细花蓝绸子棉袄，那一定是他妻子送他上路而做的棉袄，他妻子很传统，是那种男人们吃饭自己绝不上桌的女人，男人要去了，她会按中国人的老规矩，给他做一身新寿衣寿裤。王典老师呢，一辈子没结婚，所以他临走的衣服是旧的、脏的。
王永亮老师的死，据说是因为造“走资派”的反造过了头……其实，凡是动了“逐鹿”之心，哪怕“鹿”小如鼠，孰对孰错，我是不愿置喙的。
性格惹人讨厌的王典老师之死，据说是因他“恶毒”攻击伟大领袖。众老师们为了表现自己的立场正确，纷纷指证他的“恶毒”，况且他是一个单身汉，倒霉也不过就倒一个人的霉，于情于理，他都该在大难临头的生死取舍问题上舍身吧。
王典老师死了多少年之后，有关部门发现他犯罪的时间地点有些矛盾，很虚妄，欲再落实一下，结果给他“恶毒”作证的人，仿佛串了供，个个死死咬定王典的“恶毒”是他们亲耳所闻，千真万确。也许这样他们就没有责任了。不过作证的老师，没听说临死时有疑神疑鬼、害怕天谴的。他们毕竟是唯物主义溉育的教师。
王永亮老师如今子孙满堂，有很多后代遗传了他歌喉优良的基因。今年仲夏，得知音乐诗人李建任“中国好声音”的导师，我竟做了一个梦——王永亮老师的一个孙子被选上了。愿上帝保佑他的子子孙孙！
临末我还得说一句话，据说“吕老嫲嘛儿”没有为王典的“恶毒”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