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史晨
1/2/2020 11:06:57 PM
我们第一个家是个最简单，最清贫，最遥远，最原始的家，建在临沂县相公公社医院里。
大学毕业分配到公社医院，分給我们的宿舍是一间草房，约有十多平方米，屋顶上面搭了厚厚发黑的稻草，两扇脏兮兮的木板门，门上还有两个生了锈的大铁环。门轴发涩不转，我捡来两只破碗底垫上，才开闭自如。这就是我们夫妻参加工作后第一个自己的家。草屋宿舍后来又调成里外两间，外间前门后窗，屋内门旁有一砖垒的炉灶，临沂烧无烟煤，屋内既没有烟筒也没有烟道，烟熏火燎黑咕隆咚的，与普通社员家没什么两样。里屋南面有一个大窗户，纸窗棱中嵌着玻璃，可以看见院内来往打水的职工。北面有个小窗子，窗外就是一片庄稼地，社员们天天在这里劳动，随时可以听到他们粗野的聊天笑骂声。屋子里空荡荡没有桌椅板凳，木制的双人旧床是唯一家具，幸好我们有从济南带来的草垫子，铺上被褥就可以睡觉了。
有了自己的家，我们马上开始装修打扫，其实那时还称不上装修，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是我的终生信条。我把后面两个小窗户全部垒死，用石灰水粉刷了墙壁。这个家实在简陋，一个纸药箱子竖放砖头上，这就是第一个饭橱，中间钉一隔板，外有两扇纸门，里面存放了我们刚去供销社买的碗碟刀筷。大纸箱扣在地面上就是饭桌，院外窑厂砖头不缺，一摞就是坐凳，就地取材因陋就简，是我们这代人必备的看家本事。里屋床头放上我俩的樟木箱和皮箱，书籍笔记一摆就是写字台，我们第一个家就这样简简单单组建起来了。
来到医院后才知道根本没电，卫生局的李会计欺骗了我们！对一个从小在城市长大的人来说，没有电不知道怎样生活，到了晚上我们就像盲人一样。我用一个治疗疟疾的空药瓶装入煤油，在铁盖上钻一个小孔，搓一条棉绳做灯芯，自制的最最简陋的煤油灯做成了。夜晚，我们夫妻将灯放在床头的箱子上，在微弱抖动的灯光下，争分夺秒地复习急诊知识，翻阅内外妇儿各科书籍，因为公社医院的大夫是难以分科的，这里需要全科医生，我们都是“万金油”。工作渐渐适应以后，业余时间除了读书还是读书，我们孜孜不倦地学习医学专业知识，还在油灯下一起阅读了《红楼梦》《战争与和平》《简爱》《珍妮姑娘》等中外名著，农村的新生活让我们感到新鲜满足。回忆那如豆的煤油灯光，依然跳跃在乡村医院那漆黑的夜晚，昏暗单调却不失温暖，初入社会的大学生要求不高，简单平淡就是福，两人一起就是乐，这正是我们梦寐以求温馨的家啊。
春节到了，妻子刚请过产假只好在农村过年，这是我们在新家过的第一个春节。妻子在家都是她母亲做饭，我教她包水饺，做饭菜，她做饭有时咸有时淡，甚至错把白糖当成盐，类似的生活趣事还有很多。我小时候在农村住过，有独立的生活经验和能力，所以什么事情也难不倒我。我每天穿着爸爸的旧棉衣，肩膀上还补着一个大补丁，脚上穿着一双大草窝子，彻底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了。记得丈母娘给做了第一件棉袄，我高兴得心花怒放。妻子随后也学着给我做了件棉袄罩衣，虽然针脚很大长短不齐，这可是她一针一线用心去缝制的，这是爱的成果，遗憾没有保存下来做个纪念。春节期间家家轮流喝酒，我就是在农村学会喝地瓜干烧酒的，直到现在仍和农村同事保持良好关系，与吴淑俊和朱步胜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
住家过日子最可恨的是老鼠，大白天在屋里乱窜，它会到处打洞，用什么办法也消灭不净，因为宿舍外面就是庄稼地。我养了一只猫来对付它们，这只懒猫平时不愿意捉老鼠，却会偷吃医院食堂里的鸡蛋，结果被炊事员小马的小口径步枪打死了。猫不在了，老鼠更加横行霸道，夏天我打开柳条箱子拿蚊帐，眼前一幕令人厌恶，一堆粉红色的刚刚出生的小老鼠，把叠好的蚊帐咬成一层层窟窿。难怪社员家家都备有老鼠药，喝老鼠药轻生的大有人在。
我们珍惜这第一个家，夫妻相亲相爱，互相体贴。我带来爷爷的俄罗斯理发推子，买来新式削发器，妻子给我剃头，我为她削发，虽然都没受过专业训练，可我们彼此用心，发型理得像模像样。我爱我家，爱家里的每一个人，为他们营造最好的生活条件，尽所有的力量来建设我们这第一个家。下班时间我去捡旧砖瓦木料，日积月累，积少成多，独自一人在门旁盖了一间小厨房，把那种没有烟筒的煤炉挪出来，以免引起煤气中毒。厨房墙外又垒了鸡窝三层楼，最上层让母鸡下蛋，中间一层是母鸡休息的地方，最下层可清理漏下的鸡屎。土草房经常掉灰土，我又找来高粱秸和旧报纸，让妻子帮忙紮顶棚，三天就紮完糊好。我家不知不觉就成了医院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经常有人参观学习，看一看大学生盖的厨房什么样，垒的鸡窝又是什么样。
医院后来通电了，草屋宿舍也翻盖成瓦屋，玻璃门窗，统一规模的厨房。我利用休息时间学做家具，先是用四根木棍做成脸盆架，后来又做了小饭桌、小椅子、小板凳，最大件是个小饭橱。当年既少工具又没材料，自己却是无师自通，作品虽然简陋粗糙也不平整光滑，可却是个人的劳动成果，解决了我们生活的基本需求。岳父从青岛捎来一个小饭橱，我们把它当成衣柜使用，我从家里拉来一张残破的旧圆桌，去县城木器厂重新修理一新。农村生活特别需要水桶和大盆，而那时还没有塑料制品，于是托亲戚到县工业局开批文买了两大张白铁，在铁业社打了3个铁桶、两个铁盆，我在集上卖了一对铁桶就把铁皮钱挣回来了。白赚了一个铁桶和两个大盆，当年这大概也算做投机倒把。妻子记忆中最深刻的是买伞，储蓄罐的钱是一分一分攒起来的，这是我们家庭购置的第一把雨伞。医院露天公厕在院子的最西头，风雨天最愁上厕所，那时的伞面既不是塑料也不是尼龙绸，这把纸伞最后还是在风雨中摔碎，寿终正寝。
国家有五年计划，当时我们的小家庭也制定了自己的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是生育计划：“一对夫妻一对孩，两个间隔四五年”，我们规划了人员编制，只要一女一子。第二个五年计划是调回青岛，为了孩子，也为了我们自己。第三个五年计划是培养子女，完善家庭建设。工作第一年，妻子每月寄一半工资给她父母，改善他们的生活。我知道母亲喜欢缝纫机，可一辈子也没买上，于是要购物票借钱买了台上海产的蝴蝶牌缝纫机，每月还账整整扣了一年多。第二年我们用98元人民币买了红灯牌收音机，这是当时我国最好的电子管产品。收音机放在窗台旁，下夜班时我们就坐在窗外的院子里听歌，当时只能听一些革命歌曲和几个样板戏，有李谷一的《绒花》，李双江的《闪闪的红星》《小小竹排》等，美妙的歌曲直到现在仍在记忆中徘徊，每当听到这些熟悉歌曲时，公社医院的一幕一幕就在眼前浮现：门口花香鸟语，笼中养着虎皮鹦哥，地上栽着鸡冠花，母鸡跳上鸡窝三层楼，妻子坐在窗外纳鞋垫，手压水井旁的人来回忙碌，孩子们嬉笑打闹追逐跑跳。
要说精神领域，农村当时什么也没有，没有电视，没有电影，没有图书杂志，更没有其他的文化生活。为看电影《山本五十六》，我们请过一天假，骑自行车到县城来回跑六七十里路，院长还旁敲侧击说我们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们青岛老家的周围有多少电影院啊，中山路向南依次有红星、金城、金星、中苏友好电影院，相隔几十米、几百米。向北的中国电影院近在咫尺，我们更是这里的常客。再向北是青岛电影院、友协电影院，现在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在临沂这穷乡僻壤，生活中要自己去寻找快乐。记得五月份的麦黄季节，晚间我们去麦地散步，头顶上是清澈的大月亮，银辉洒遍世界，周边一个人都没有，仿佛这世界只是我们两个人似的。天上有一轮皎洁的玉盘，地上一对相爱的男女，手拉手走在田间小路上，这是多么美丽动人的诗情画意。而社员为了省灯油，晚上都早早睡去，都说农村人生孩子多，就是闲着没事干，只惦记着造人那点事。从社员角度看来，我们真是吃饱了撑的，月亮有什么可看的？千百年都一样！可我们喜欢如水的月光，面对金轮玉蟾能吟诗答对，月光可以使我们浮想联翩，对未来产生憧憬。简单纯朴的生活实在让人留恋，有梦想的人才会有未来。
我酷爱这第一个家，总想要走在别人前面。县城里的人都烧蜂窝煤，于是我自己设计，找铁业社工人给做了一个蜂窝煤模子，自己在家做型煤。先按照比例用水调好煤面和黄土，然后用模子一个个压好后再垒起晾干，与卖的那种蜂窝煤一模一样。当时临沂城乡全用无烟煤的大炉台，公社医院没有烧型煤的，所以煤气中毒的大有人在。我们还在铁业社做了一个烙火烧的生铁模子，把发好的面放在模子里，放在蜂窝煤炉子上反正烘烤，一会儿功夫火烧就出炉。回青岛时我们烤了很多种，有甜的有咸的，比现在的火烧还要好吃得多，因为这都是自己动手的成果。农村鸡鸭鱼肉蛋不缺，于是自己学做临沂风味小吃“糝”，就是用鸡汤肉汤熬的大米稀饭，妙不可言。多年后我们重回临沂时，喝糝吃烤排的饭店找了好久，现在吃起来却不是当年的味道，真是饱了吃蜜蜜不甜啊。我时时处处自力更生，让妻子佩服得不行，发了霉的馒头酿面酱，吃不了的鸭蛋做松花，照本制作都很成功。每到端午节，我们到附近的池塘去采芦苇叶回家包粽子，包出四个角的粽子需要技巧，不会也要学着干，每个人都不是“生而知之”嘛。
贫困岁月都会节省。说到省钱，最想省的是回家的车费，那时月工资42.5元，回家路费来回就是15元，没有探亲假，一分也不报销。我们时时刻刻想念孩子，但是不能经常回家，因为回不起啊。那时岳父出事，所以每个月一开工资先要寄钱，自己还要还债，每月工资算计着花，月底有时甚至8分邮票钱都拿不出来。邮局老胡的亲戚是外贸食品加工厂的大货司机，他给联系好在哪里等车回青岛，哪一天再回来。大冷天站在车顶长途跋涉10多个小时，现在回想起来不寒而栗，何必寒冬腊月往老家跑呢？妻子流产也不顾身体了吗？但家里有我们的父母，有牵挂的孩子，有兄弟姐妹，能不往回跑吗？我多么留恋那种家庭温暖啊。那时的父母兄弟姐妹同甘共苦，哪像现在个个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房产财富是罪恶之源，这是社会的悲哀，更是人类的悲哀，看看当年老少四辈的全家福照片，想想目前的怨恨冷漠，真是令人痛心。
1974年儿子在青岛出生，全国到处都闹地震，临沂恰恰处在地震断裂带上，人们统统住到地震棚里。妻子休完产假要回临沂，我坚决不同意！可是她却表示死也要死在一起，一人带着不满两个月的孩子踏上旅途。清晨上车，下午5点多才到相公庄。地震前人们都往外地跑，寒冬腊月她却往回赶，我心里特别受感动。感动马上变成行动，我从星海大哥的蔬菜公司借来了一块大棚布，把地震棚建成医院第一流的，电线接进去灯亮了，收音机响了，里面还有蜂窝煤炉子取暖，三九天一点都不感到冷，半地下的窝棚也是我们温馨的家，别人家根本无法比拟。妻子到处夸我是个顾家有责任心的好男人。
我们医院有三个家庭被人津津乐道，有人形容这三个家庭是“家春秋”。“家”是指我们两口子；“春”是指王竹春，她当年是单身姑娘；“秋”是王吉秋，他是62级校友。其实唯有我们两口子在一起才称得上家，公社粮管所所长外号“刘修”，他戏称我们是：提着明珠，实在是新。我们是公认的模范夫妻，标准的五好家庭。因为我们是“家春秋”中的第一，地震过后我就请来临沂县的木工做了医院第一个大衣橱。当时大衣橱都是一个样子，左边是一扇大门镶着穿衣镜，右上是一半橱，下面是三个抽屉，放在家里真是气派。我们还做了引以为豪的书架，是我自己设计图案，左边五格放书，右边是一扇花玻璃门，下面有两个小抽屉放读书卡片，作为知识分子就喜欢书架和写字台，一辈子和书打交道。芝麻开花节节高，后来我们又去公社要来购物券，买了最适合农村的大金鹿自行车，全家出动满载四个人，一点不亚于现在的小轿车。我家的“三转一响”，第一个五年计划内都实现了。
平静的生活也起波澜，同学同事调动的调动，随军的随军，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触动，为了我们孩子的未来，让他们的户口能脱离这穷乡僻壤，我们也要调回青岛去。恰逢昌潍地区工委要在黄岛建立油港码头，只要离家近就行，父亲托人联系单位接收，我去县委坚忍不拔地硬催软磨要求调动，有时一天要骑车跑一百多里找人，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夫妻俩最终被调到黄岛油区保健站，虽然当时大人孩子都是昌潍地区的户口。1975年底，我们终于离开了临沂县相公庄，圆满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提前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带着一双儿女离开了蒙山沂水，离开了第一个饱尝酸甜苦辣的工作单位，离开了我们精心营造的第一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