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荆榛
1/5/2020 9:47:55 AM
1959年9月，我从北京政法学院（即现在所谓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分配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回族自治州的报社工作。毕业前，反右以后新上任的院长刘镜西说了：“有人说学政法的很少能进政法机关，干什么的都有，成了‘万金油’干部。当党的万金油不是很好吗？”我这滴万金油进了报社应该是不错的了。报社主编看我不是多么能干的料，只是留在机关改改稿子，打打杂。
第二年春节刚过，主编叫我参加一个工作组下乡去，说是固原县城东边四十里有一个河川公社发生了不少非正常死亡的事件，地委和县委组织了一个联合工作组，下去“安排群众生活”。
第二天．我就跟着工作组长——原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杨天锡去了河川公社。据说，杨部长在反右倾时出了点事，不然这种苦差临不到他。
固原是高寒山区，刚过春节，气温还是零下好几度，地上的冻土还有还几寸厚。进入河川地界，走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眼前一片荒凉。偶尔看到的几棵树，也都没了树皮。
说实在的，1959年这里的收成还算不错的。这里虽然多“河川”，但基本上没什么水源，社员吃水全靠窖里的水，老天爷不下雨，水窖里一旦没了水，人畜饮水都得靠山外往里运。每人每天只供应2斤水，那生存环境有多恶劣可以想见。我们去的时候，水窖里水还挺多，可见头年雨水并不缺。后来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把这些贫瘠的山区视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了。环境如此恶劣的地方农民能从穷山坡上刨出点粮食填饱肚子就算是帮国家解决困难了。可当时他们还得为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这就太强人所难以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跟杨部长刚走进一个村子，就见一位老太太坐在土坎上，见了我们就说：“你们是上面来的‘工作’吧（当地人把干部叫‘工作’），我家老汉、后人已经乌昌（死）了好几天了，找不着人埋……”杨部长把队长找了来……我们就走了。人都饿着，面对几寸厚的冻土，谁也挖不动。
到了公社，我被分配到山丰大队去了解情况。公社武装部海部长带我去的。后来，食堂管理员告诉我，海部长一顿吃了十几斤洋芋（土豆），没交粮票。看来公社干部也很饿。
我下去头几天，一连走访了几十户社员，几乎家家一贫如洗。大约有一半社员家的炕上竟然连一领竹席都没有。冬天没有棉被，特别困难的社员政府救济一床棉被，晚上一家人就盖那一床被。甚至白天出门也披着，不到一年一床被就成了一堆棉絮。我还发现许多社员买不起盐，食堂里打来的糊糊只能“甜”吃（不放盐）。
可能因为固原毕竟是少数民族地区，所以政府在前几天已经开始给社员供应粮食。这里比甘肃好多了。后来才知道当时甘肃人还往宁夏跑呢。供应的标准是不论大人小孩每人每天半斤（带壳的）糜子。不准打回家去，只能在食堂吃。一天两顿糊糊。社员把糊糊打回家去，再加上草根、地软子（一种菌类）等等，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基本杜绝了。不过问题还远没根本解决。
大队长跟我说，队里实在困难，去年秋收以后基本上就干了一件事：先是几乎把所有的粮食用架子车拉，用驴驮，全交到了粮库里。过上几个月，再用车拉驴驮把供应粮运回来。队里没任何来钱的地方。
我到山丰大队第二天就有一个年轻妇女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女孩到大队部来，想跟大队借几块钱抱孩子进城看看病。她褪下孩子的裤子：肛门、直肠一大团露在外面……大队长说：“队里连买点灯的煤油都没钱，哪有钱借给你。”我掏出三块钱，给了那媳妇。后来听大队长说，那媳妇抱孩子进了城，太饿了，去饭馆花了两块钱买了一大碗菜吃了。孩子抱回来两天就死了。我至今后悔当时真是太小气了。
干部下乡给的粮食定量比较高，可上面要求跟社员同吃同住，特别是作为刚毕业的大学生，不敢搞一点特殊。一天只吃两马勺清汤糊糊。头几天，体内储存的脂肪还能支撑一阵，四五天以后，就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更严重的是，那糊糊里的糠皮积累在直肠末端排泄不出去。终于，九天不能大便，肚胀得鼓鼓的，简直要胀死了。那天下午两点多钟，我拄着一根树枝来到一个山沟，心想无论如何今天要解决大便问题。我蹲在那里，实际是两手撑着山坡，半躺在那里，用了两个多钟头，只是往下滴血，可大便就是下不来。不光大便不出来，最后连站也站不起来了。一站肛门就剧痛，血淌的更多了……我当时想了很多，现在看来挺愚蠢的事……山区里黑得早，四点来钟太阳已经搁在西山梁上了。
就在这时候，听见远处放羊娃喊了一声“来狼了！”我抬头往西山梁上一看，在夕阳的映衬下，十几只狼拖着长长的尾巴大摇大摆地款步前来。大约前面那只是母狼，后面跟着一群公狼。这下我也不怕疼了，一咬牙站了起来，拄着树枝就往村里跑。
到了队部，我用有线广播的小喇叭喊公社的杨部长，幸好叫通了。我汇报了宰牛的事，又请了一天假进城看病。当晚我跟支部书记打了招呼，给管理员交了两斤粮票、两块钱，请食堂给烙两个馍，准备路上吃。然后就早早睡下了。可睡了不到两个钟头，就有人敲门，说是一头牛快不行了，问能不能宰？我说私宰耕牛犯法，我不敢做主。等天亮请示公社再说。过了不到一个钟头，队长也来砸门，说再不宰就来不及了。（大家知道穆斯林不能吃未经阿訇或满拉念经以后宰的牛羊肉）。我穿上大衣到牛圈看了看，圈里头的那头最大的牛卧在地上，呼哧呼哧喘着气，看样子实在耐活不到天亮。可我还是不敢松口。他们自己宰了毕竟不该我的事。既然跟我打了招呼，我又是驻队干部，自然要担责任。所以，我没有答应，又回去睡下了。可快到零点的时候，砸门的、砸窗的，还有一片喊叫声……我去圈里一看，好像那只牛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用草棍戳它眼睛都没有反应了，看来马上就要咽气了。我只好说了声“那就宰了吧。”话音刚落，黑影里屠宰满拉就窜了出来，连牛蹄都不用捆，两个人按住牛角，满拉就把牛头卸了下来。我给队长交了一块钱，请他卖给我二斤牛肉（当时羊肉五毛三一斤，牛肉四毛七一斤）。
第二天一早，我带了两个馍、二斤牛肉准备上路。队长是好心，叫给我牵来一只“头口”（当地人把牲口叫“头口”）让我骑。可我屁股疼不能骑。再说我也不忍心骑他们的驴。每天要用驴给食堂磨糜子，还得去驮供应粮，能使唤的驴已经没剩几头了。我曾去驴圈里看过，除了饿死病死的，剩下的大部分卧在地上站不起来。有的驴脊背上烂一个大洞，里面一大堆像蚯蚓似的虫子在蠕动。饲养员叫那些虫是瘦虫。看了叫人毛骨悚然。
我拄着树枝，四十里路走了九个钟头。幸好医院还没下班，固原医院是从上海迁过来的，大夫、护士医术都很好。当然我这点“病”也用不着太高的医术。大夫只开了四个字“淘便灌肠”。小护士一面掏一面说，怎么净是些糠。我说，天天吃的就是糠嘛。然后灌肠……从医院出来，肚子可是真的空了。 一家食品店还没关门，进去买了两斤高价饼干。
固原报社在地委大院里，我也住在大院。地委的食堂是全地区唯一没有定量的。不过，吃的是散饭（类似较稠的稀饭）。我一口气吃了两大海碗散饭，又吃了一大碗菜叶子，撑得几乎走不动路。估计那两碗饭得有八九两米。然后跟炊事员要了些盐、酱油等佐料，回到宿舍。先把十几天没看的报纸按日期摞好，升上炉子，把洗脸盆和洗脚盆刷干净。把在伙房已经切好的牛肉在炉子上炖上，就一张张地看看报。看到快九点的时候，牛肉的香味出来了。那香味怎么形容呢？“沁入骨髓”！不知合不合适，反正从那以后，我再没吃过比它更好的东西了。用筷子戳一戳，尽管不十分烂，就一块一块地吃起来了。大约一个钟头，连肉汤也喝得一干二净。这下心满意足了，就接着看报。看到快下一点了，肚子似乎又空落落的了。自然想起那二斤饼干（固原的饼干号称“铁饼干”，掉地下不带破的，很实成，五八年只卖四毛三一斤，我是花一块三一斤买的）。不到一个钟头，二斤饼干也下肚了。后来有人说，你吃这么多东西用了七八个钟头，如果在短时间吃进去，后果可以想见。那几年听说有不少人饥饿时间长了，猛然吃得太饱导致肠穿孔。我也差一点儿，差一点就成为那几年人口大量减少的一分子了。
不敢在城里多停留，第二天去药店买上十几包轻泻片，两瓶蓖麻油，回到了山丰大队。每次喝完了带糠的糊糊，先喝上一口蓖麻油，再吃上两片轻泻片，让肠胃总处于腹泻状态。就这样又坚持了十几天。报社往公社打电话叫我回去，准备下放劳动一年。新的艰苦的磨练还在后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