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荆榛
1/8/2020 5:52:06 PM
在一段不算太长的时间里，聚集了十几二十名高级知识分子或至少是高素质的中学教师于一所西北偏远山区的农村初级中学从事教学（有的竟没有教学资格）。这种对当地特别“利好”的情形，恐怕不再会有。除非再来一次反右或“文革”。
1962年，我来到三营中学，住一间只有五六平方米、一铺土炕的土坯屋。夜里屋门只能用木棍顶住。灯是墨水瓶改做的，一年后才有了罩子灯。伙食费倒是真便宜，一月六七元即可。基本粗粮，别想吃肉。炊事员连西红柿炒鸡蛋都不会做。自治区崔副厅长来那次，他竟把鸡蛋直接打到西红柿里，炒好后看不见鸡蛋了。学生的伙食标准更低，只有三四元钱。老实说，在那个年代有这条件也该满足了。
过了几天，我才发现，三营中学里真有些很不一般的人物。他们大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我跟他们比，只有资格当一名小学生。后来有几位竟成了我的启蒙老师。下面就让我对其中几位太不一般的人物做简单的介绍。
刚进校最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位戴着鸭舌帽、穿西装，一副英国绅士风度的“老头”。后来才知道他叫杨志宏，刚50出头，只是行动举止像个老年人。 后来听说，他自行车技术高超，乒乓球技术精湛。他是上海人，父亲曾担任过民国政府时期的的福建省长。他高中即就学于一所英国贵族学校，后来又在牛津大学读了四年经济。反右前是上海某出版社英语翻译组的负责人。因为是“极右”没资格上课，只能给学校打钟（敲一节钢轨），不过钟打得极为准时。我曾经跟同事开玩笑说：“咱们这个穷山沟里竟能听到牛津的钟声。”为这句话，我在“四清”时还好一个挨批。后来他请假回上海探亲超了假，直至六五年初才回来。文革未开始，那时的政治空气里已经能闻到一些火药味了。可能有人唆使，学生给他戴了高帽子满校园游斗。（在中国说不定哪一天还以所谓反师道尊严再斗老师，学生斗老师的传统由来已久。大概在苏区、延安时期就是这样。记得1950年年我读初中的时候，我们的地理老师只因为他讲了二战时苏联跟德国瓜分了波兰……一百多年了“义和团”意识还在很多人脑子里扎根很深。这可算中国的软实力吧。）
好了，接着说杨志宏以后的遭遇。文革时，他被发配到极偏远的东山里，住一孔没门没窗的窑洞。夜里用几捆麦草堵上门窗。分给他的粮食是带壳的，他不会去壳，用水煮了，连壳一块儿吃。七几年以后，他儿子可以去探望他了，给他送点吃的，帮他改善了生存条件，总算活到了文革结束。不过不久就死去了。
杨志宏回上海探亲以后，打钟的差事就交给了马品兼老师。他的实际年龄有多大我一直不知道。据说，他被发配到西北来的罪名是“漏划地主”，不过没戴地主帽子，工资照发。他原来是上海光华大学的讲师，在上海挣一百一二拾元。固原是十一类地区，月薪能拿到将近一百五十元，几乎相当于我工资的三倍。他一边打着钟一边兼初中一年级一个班的语文课。他教语文不知有什么法道，一篇课文三课时讲完，可许多学生在第二课时就能熟练地背诵课文里的重点段落。我听过他的课。别看他平时弯腰驼背，步履蹒跚，可讲起课来声音宏亮，极具魅力。每篇课文第一节就有一些同学能读得朗朗上口……
马品兼老师诗词歌赋样样都能来得。每次五一、十一的墙报上总有他的作品。不是一阕《清平乐》，就是一首《浪淘沙》，或是一篇散文。内容都是歌颂大好形势的。对古诗词，他不仅朗读得声情并茂，还会用古代的韵调吟唱。我就是跟他学唱了《木兰辞》，至今不忘。
马品兼老师每月把近一百五十元的工资寄回上海一百四十元。自己每月只花八九元。他戴的一顶棉帽，帽沿几乎遮住眼睛。穿一件旧棉袄，油光铮亮，手上的油灰全抹在棉袄上。有同事调侃他，马老师的棉袄一场雨中不带淋透的。
可每年暑假，有人在平凉（回上海的必经之地）见过他。他把破棉衣裤、破帽子装进一个提包里，换上一身西装，穿上一双铮亮的皮鞋。从上海回来，再在平凉换装。
1965年自治区教育厅把马老师调到银川教师进修学校了。他在三营实在是大才小用了。
语文组还有一个上海复旦大学的高才生。四七年因参加学运被通缉，进入解放区。四九年后，担任过上海广播电台对台广播组负责人。五七年被开除党籍，行政降三级，来到三营中学。他的教学能力没的说，还是一位书法家，真草隶篆都写得很好。文革后回了武汉（他爱人是武汉人），在一个大学的校刊当主编。
王源老师（王源是他四七年从北京进“解放区”的化名）燕京大学毕业。四九年以后曾任工人日报编辑，副总编辑，曾两次率中国工人日报新闻代表团出访东欧。我的一点英文基础还是他帮我打下的。他的太太是哈外专的，俄语很好，原来也是工人日报的记者。王源五七年划右，行政降了五级，挣钱比我还多。文革后回了工人日报，担任驻四川记者站站长。
我们的语文教研组长王祥庆是兰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的，课教得好，扎实，也是个才子型人物，学校文艺演出队外出搞宣传，如需要编个小节目，用不了多少工夫他就能鼓捣出来……
还有一位叫华世鑫的，曾担任过师政委的秘书，后来从兰州艺术学院毕业。一笔蝇头小楷极具功底。诗词歌赋也是无所不能的。可惜五八年也挣上了一顶帽子。他教学极其严谨，频出高徒。文革后回了昆明老家，也在一所大学担任校刊主编，上世纪末来青岛开会，见了一面。
语文组里还有一名优秀的女老师，她是宁夏大学中文系高才生，叫王淑珍。
三营中学的理科师资力量也不含糊。教数学的有宁大的张正明和徐可勇老师。他们是数学组的顶梁柱，还有陈少先等。教物理的有兰州大学的郑书和、宁大的牛维华……
1965年，三营中学在全自治区初中升高中的考试中名列第一。自治区教育厅崔副厅长亲自来总结经验。他带回去了什么经验，我不得而知，但三营中学的师资力量一定会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六十年代末或是七十年代初，三营中学又来了一批很牛的老师。其中有北大历史系毕业的夫妇俩——曾新民和周启鹏。这真是破天荒第一次北大毕业生分到这样的穷乡僻壤。我敢打赌，以后永远不会在有这等好事了。
前面说的所有老师都陆续离开了三营中学，另有高就了。
现在，三营中学毕业的学生在宁夏许多地方许多行业都是骨干的人才。他们非常怀念那个因为社会大动荡导致风云际会的特殊年代。那么多优秀人才聚集到一所小小的农村中学，让很多偏远山区的农民子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让他们终生受益，甚至于传承给他们的下一代。
据说，文革后过了一段时间，三营中学又得到了振兴，后继大有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