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学周
1/23/2020 10:24:04 AM
五月初终于收到夏坚勇先生的大作《绍兴十二年》，首发在《钟山》杂志上的大散文终于付梓，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我是去年盛夏第一次从杂志上读到这部书的，这是一部让我一次次掩卷沉思的好书，它带给我的阅读快感至今意犹未尽。
把王朝的某一年作为研究和叙说对象，不能把让人想起已经作古的黄仁宇先生，当年他的《万历十五年》的确让人耳目一新，堪称用料考究，叙事别致，见解独到，视角刁钻，一时间，《万历十五年》洛阳纸贵，学界津津乐道，这本书和这种研究方法，给学界打开了一扇窗户，放眼看去，骤然间发现了无尽的研究和叙说的素材，效颦者间或有之，但是，真正能沉下心去做一番黄仁宇式的研究和叙说，至今尚未见到，直到读到夏坚勇先生这部大散文，才让我重新领略叙说历史幽深处的细微的笔触，兴发起透彻心灵的阅读快感。
这部大散文写的是南宋高宗赵构皇帝生涯的其中一年，为了给美国学生讲述中国历史，我曾做过一个统计，从秦始皇称帝到宣统逊位，中国的皇帝们平均在位时间大约四年左右，相当于美国总统一任的期限，作为一位皇帝，赵构当朝三十六年，在中国历史上算得上是一位在位时间比较长的皇帝了。作者写到的绍兴十二年是赵构皇帝生涯的第十六个年头，“这是一个政治家步入成熟的年龄”作者写道：“经过这些年的左右折冲和上下折腾，他的执政理念中已经形成了几条颠扑不破的基本原则。赵构并不是有宋一代执政时间最长的帝王，但他的绍兴年号却是有宋一代历时最长的年号，前后达三十二年。作为一种写在旗帜上的施政纲领被长期高举和坚持，说明此人内心足够强大，一旦认定了什么是很难改变的，这些都决定了这个王朝的质地和他个人在历史上的作为。”
我是把《绍兴十二年》当历史来读的，但不幸的是，我却从历史的缝隙里处处看到现实的影子，当我想为这部大散文写一点读后感的时候，想到了这个题目——活在历史的“现实”里。王与枪；君与臣；家与国；内与外；驭下与媚上；官家威权与百姓生计……凡此种种历经数千年几无变化。夏坚勇先生的这部大散文直接印证了笔者此前的一番思考：“在今天的地球上，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它有着两千多年连续不断的历史，仔细考察这两千多年，好像总在一个磨盘里打转，很多事情似曾相识，一再出现。直到1840年西方文化的冲击前，很多地方几乎没有本质变化，强大的历史惯性裹挟着良莠难分的传统影响至今，使得这个古老的国度的形象就像她的母亲河——黄河一样，浑浊、厚重、高深莫测。”上面这段话，是笔者讲授中国历史开篇的一段话，当时面对的对象是一些有志于学习中国文化的美国汉语旗舰工程的硕士研究生。当我讲出这一段话时，不免有些心有戚戚，中国难道真就逃不脱历史的漩涡吗？读罢这部二十多万字的大散文《绍兴十二年》，我越来越觉得，历史就像一条幽暗的通道，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穿越中。
对于浩瀚的宇宙和永恒的时空，猴年和马年应该看不出多大差别，可对仅有几十年寿命的人类或者对一个王朝来说，某一年与别的年份却会有着迥然不同的意味。远的不说，近的像1911年对于孙中山，1927年对于蒋介石，1949年对于毛泽东，1957年对于几十万右派，1966对于数十亿中国民众，1978年对于邓小平等，这些年份的意义就绝不同于其他的年份。绍兴十二年对于赵构和南宋同样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从这一年始，威胁他皇位的各种因素渐次消亡，他稳稳操控着半壁江山，享受富庶江南带给他的无尽美好，可以说，从这一年起，历史才真正进入赵构时代。作者把这一年挑出来大肆渲染，是别有一番心思的。
《绍兴十二年》爬梳材料，解构细节，洞察隐秘，为我们细笔勾勒出一幅文字版的临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息图谱，可以媲美《清明上河图》。从绍兴十一年的小年夜到绍兴十二年除夕夜，一年的时间，大到议和杀将科举考试朝堂议政这样的军国大事，小到柴米油盐耕牛马道方言戏剧这些细事，作者信笔写来，在一千多年历史幽深的隧道里随出随入，像一位细心的导游，把读者带进历史事件的波谷浪尖，体验悲喜交加的人间活剧。
说赵构一定离不开岳飞，尽管岳王坟前跪着的只有秦桧等四个人，不过但凡有点识见的人，都知道岳飞其实是死在赵构手里的，这就像文革结束后粉碎所谓“四人帮”，很多人就觉得应该是“五人帮”。没有岳飞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南宋和赵构，历史可能会是另一个走向，但历史就是历史不可以假设的。 岳飞被赐死在绍兴十一年即将结束的时候，作为一名驰骋疆场的武将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他和皇帝的蜜月期早在绍兴七年就已经达到了高潮，史书记载：绍兴七年岳飞入朝，加太尉，屡论恢复中原之略，赵构曰：“有臣如此，朕复何忧，进止之机，朕不中制。”又召岳飞至寝阁曰：“中兴之事，悉以委卿。”但战场上几乎是战无不胜的将军在政坛上显得十分稚嫩，他触犯了皇帝最大的心病，竟然干预起立嗣这样的社稷大事，这可真就离死不远了。当宋金合议完成，他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赵构不愿意这位功勋卓著、声名显赫的中兴名将，影响自己即将开辟的新时代的到来，或者说他需要岳飞之死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宣誓属于自己的时代的到来，这个赵构时代其实就是从绍兴十二年开始的。为什么是岳飞死，为什么岳飞非得死，作者在文中给出了这样的答案：“为什么要杀岳飞呢？说到底，就是宋王朝到了绍兴十一年这个时候，主要矛盾已经不是宋金两国的你死我活，而是朝廷内部皇权和武将的较量。”“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最高权力意味着最多危险，对此，赵构对此体会恐怕比别的皇帝来的深切，因为，在他登位之初就曾面临过政变，一度不得不禅位于自己的儿子，作为赵宋天下的非正常继承者，赵构知道自家的天下所从何来，对于武将擅权，有宋一代避之唯恐不及，他的祖上太宗皇帝说过这样的肺腑之言：“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唯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这番话的核心精神就像基因一样隐藏在赵构身上，岳飞之死无非是又一个狡兔死走狗烹的成例。关于岳飞之死，主角其实是赵构，这一点，夏坚勇先生看得透彻，写得生动，读来饶有兴味，他把一幕历史悲剧放在王朝政策转折的大背景下进行描述，不能不让人唏嘘感叹：历史从来不由人，它自有自己的运行轨迹。
鲁迅先生对中国历史有一个极端的判断：“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鲁迅先生这一判断的立足点是民众，所判断的是大趋势，套用先生的思路，缩小一下范围（朝廷）和时间（皇帝任职年份），站在帝王的角度看待历史，是否可以直截了当的说：
一、费尽心机想坐上龙椅的时候；
二、屁股坐热了龙椅的时候。
登上龙椅需要很多必要条件，不是每一个人都具备的。赵构得以身登大宝，有其必要条件，但不是必然条件，他能成为皇帝，有赖社稷倾覆，父兄罹难，国家不幸“官家”幸，一旦登上龙位，屁股决定脑袋，登上龙椅，屁股坐热后，需要采取的手段就和过去无数皇帝们所作几无二致，岳飞之死的必然性就隐含在这样的规律之中。诛杀岳飞，与金议和，赵构的帝王威权可以尽情发挥了。
绍兴十二年前，诛杀岳飞这一极端政治事件，把赵构推到了道德审判台上，将他“泥马渡江”的神圣光环消减殆尽，让他的中兴之君的形象大打折扣，历史上对赵构的评价一直很低，但是，绍兴十二年确乎属于赵构，他是南宋这艘舰船的掌舵人，他把这艘舰船从风雨飘摇屡受打击中带进了一个平和享受的时代，无论代价多大，稳定压倒一切，可以说，绍兴十二年是一个新纪元，是赵构皇帝生涯走向成熟稳定的一个决定性的年份，甚至可以说，这一年是往后一百多年南宋得以延续的关键。纵观上下几千年，客观而言，作为一位皇帝，赵构即便算不上英明威武，也绝不是一个草包，他能登上皇位可以说是时势造英雄，他能延续宋朝香火一百五十二年不绝，几乎可以说是英雄造时势了。挥军北上，收复失地，当然是为江山社稷。那议和罢战，难道不是为江山社稷，黎民百姓吗？哪一个可能性更大？综合分析当时的国际局势，国内局面，军事实力，南宋在军事上要取得岳飞理想的胜利几无可能（后来的孝宗皇帝组织过几次所谓的北伐，都无功而返）。但是保持一定的军事抗力，对于求和是有大用处的，绍兴十一年议和成功也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军事上的胜利，但皇帝担心的是军人尾大不掉，这样的苗头也不是没有，作为一位在特殊背景下登上皇位的皇帝，赵构已经历过一次政变，站在他的角度上，他做出的历史判断和政策选择一定有其必然的道理。冷静看待两宋在经济文化科技诸多方面都达到了中国传统社会登峰造极的程度。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日本汉学界也把两宋当成中国进入近代的开端，可在很多史书上，由此想到一句说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老话：落后就要挨打，现在看，这句话实在需要很多条件限制才成立，挨打不一定落后，落后不一定挨打。中国历史评价一个王朝或者帝王最高标准就四个字：文治武功。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评价标准出现了偏颇，文治成了摆设，武功成了绝对标准，英雄崇拜把小人物勾引得五迷三道，现实中口口声声言说和平，骨子里一味想着打仗，哪怕是挨打的时代，也要臆想出来几位盖世的英雄，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宋朝，众所周知的杨家将就是臆想的产物。尽管文化昌明，科技发达，商业繁荣，财富雄厚，可这些难以抵消版图萎缩、疆域不阔、屡受外侵、几至灭国等不利因素，使得宋朝的窝囊形象一直为人诟病。撰写历史者的角度往往站在了最高统治者的位置上，而忽略了百姓的生活，当一个人有了一些生活经验和人生阅历，认真思考人生的际遇和人类的命运时，会不会生出这样的念头：生在英雄辈出的时代是一个人的大不幸。波澜壮阔固然让人豪情万丈，可溪流淙淙会让人宁心静气。基于这样的认识，在阅读这部以绍兴十二年为背景的大散文时，我一直处在矛盾纠结之中，因为这一年是从战乱走向和平、从动荡走向安静、从变乱走向常态的一年，这一年和准备为这一年到来所发生的一切，让赵构也就是文中所称的“官家”成为历史耻辱柱上示众的对象，却使江南重新恢复了生机与活力，远离了厮杀的百姓的生活大致恢复了正常。大散文的作者字里行间也对这位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高寿皇帝充满了矛盾。作为读者的我，从这些充满矛盾的叙说中读出了一些别的味道。假如，赵构真的一味强调军事斗争，会是怎样的结果呢？他会赚取一个好皇帝的名声，百姓呢？打仗不仅是一个花大价钱的勾当，关键是要死人的。从前阅读诗词，喜欢金戈铁马，但中年已过，我却更加喜欢听取蛙声一片的调调。
每一位写作者都有点借别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意思，夏坚勇先生也不例外，在严肃的史实叙述之外，他会时不时站到前台，或庄严或诙谐或插科打挥或欲言又止发表一番自己的高见，这些饶有兴味的发言不仅仅增加了文章可读性，其思考之深，言辞之利，关照现实的角度都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随手抄几段：
“所有的仪式都是秀场，而年节一头一尾的两次秀场其实是互为映衬的。大朝会宣示的是森严的等级和皇权的高高在上，而元宵节则通过与民同乐体现了帝王的亲和平易。……因为越是位高权重，走下来一步才越发显得难能可贵。”
“即便是‘永远开除出党’那样的结论，也不过‘永远’了十年。可见相对与历史来说，无论是纸上的结论还是石碑上的审判，都是肤浅而短命的。”
“在一个专制社会里，组织是一个令人生畏的词，一切任用、奖励、教谕和惩罚都来自组织。”
“在政治斗争中，所谓政治立场并不是决定性的，人际关系才是硬道理。”
“专制社会里的法律从来就是政治的奴仆，而所谓政治就是一种流氓化的公权，这种公权是无所不能所向披靡的，和他们讲法律无异于向妓女讲贞操。”
“拍马屁的一个重要诀窍就在于窥测你有什么痛苦，因此，他们甚至希望你痛苦。你一痛苦，他们就给你挠痒痒，给你上心灵鸡汤。”
“民主是个好东西，只要你掌握了绝对权力，有时候其实是用不着自己说什么的，尽管让他们去‘民主’好了。”
“社会阶层固化绝对不是一种盛世气象，甚至可以说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如果人的命运只取决于出身的那个门第，如果掌握高端资源的都是‘官×代’和‘富×代’，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交易只在权势和金钱之间进行而把知识、才能和劳动排除在外，那么低层民众还有什么希望？”
“大凡国家专营的勾当——无论是养马还是买马——都很难绕开腐败的沼泽。”
“官场真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教科书，即可治大国，又能烹小鲜，但归根到底只有一句话：往上爬。”
“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政权，你可以失败，可以倒下，但绝不能被对手藐视。一个被对手藐视，让对手认定你‘不敢怎样’的王朝，还能指望他有什么作为呢？”
“一个时代的气象，从文风上亦大致见出端倪。”
“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政治稳定与专制腐败互为表里，体貌宽柔与因循苟且共存共荣，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尚武精神的沦落混搭在一起，成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两种色调。”
这样闪现着思想火花的语词随处可见，假如这些话语出现在一篇现实题材的文章里，也不会觉得格楞，当然这些话眼下恐怕只能在诸如《绍兴十二年》这样大篇幅的文章里才不扎眼，否则，真不知能不能印成可以发表的铅字。
读后感也是借别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文字，因为识见浅陋难免对作者原意理解偏颇，误读曲解在所难免，建议看到我这篇文字的朋友去读原著，自己去体味这部历史大散文的妙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