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学周
2/1/2020 1:09:52 PM
人生无常，祸福难料，文章憎命达，诗人偏多艰。古往今来，多人文人墨客经历过苦难，留下让后人唏嘘感叹的文字。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满怀激愤写下过：“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今日读来犹能想见饱受屈辱的司马迁奋笔疾书的情景。屈原以下数千年，诗人通达者寥寥可数，经受磨难者比比皆是。诗穷而后工，磨难往往造就诗人，穷困之中的诗作最能传达诗人的精神，通过唐宋两代三位大诗人写于贬谪时的三首《七律》，可以读出不同的人生观和人生态度。
先来读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初到江州寄翰林张李杜三学士》：
早攀霄汉上天衢，晚落风波委世途。
雨露施恩无厚薄，蓬蒿随分有荣枯。
伤禽侧翅惊弓箭，老妇低颜事舅姑。
碧落三仙曾识面，年深记得姓名无。
这首诗写于作者初到贬谪地江州时，时间大约在元和十年（815年）。
白居易被贬江州的起因是源于一次政治谋杀，元和十年，宪宗拟讨伐淮、蔡藩镇吴元济，并将机务全部交给武元衡。而河北藩镇王承宗遣使者奏请宪宗赦免吴元济。事情转到武元衡处，使者辞礼悖慢，武元衡严词叱之。王承宗对此十分恼火，上奏章诋毁武元衡，从此结下梁子。元和十年6月3日，淄青节度史李师道派中岳寺僧人刺杀了主持平定藩镇叛乱的宰相武元衡，武当场死亡，朝野震惊！这是一桩明显的政治谋杀案，由于案发突然，百官难判情势，竟都噤若寒蝉，没有一个人出来上书朝廷，此时白居易担任左赞善大夫，虽非职责范围，却第一个上疏，“急请捕贼以雪国耻”。他此举招来了很大是非，宰相张弘晴认为他是宫官而不是谏官，不应当先于谏官言事，于是给他加上了“越职言事”的罪名，奏贬白居易为江州刺史。诏书刚出，中书舍人王涯立即上疏论之，说根据白居易所犯的罪状事迹，不适合担任一州之长，于是追诏授白居易为江州司马。
白居易贸然上书而获贬，确有一些政治上不成熟甚至急于表现的意思，后来他自己也有检讨，“当其在近职时，自惟贱陋，非次宠擢”，就积极上言，“不识时之至讳”“直奏密启”。这样一来，“握兵于外者，以仆洁慎不受赂而憎；秉权于内者，以仆介独不附己而忌；其余附丽之者，恶仆独异，又信狺狺吠声，唯恐中伤之不获”。由此得出结论：“以此得罪，可不悲乎！”白的举动再次证明，文人参政，往往就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回到这首诗上看看初到谪地时诗人的心境吧：早晨还在天街上漫步呢，夜晚就跌落尘世污泥之中，皇恩浩荡就像上天的雨露滋润万物，而蓬蒿的荣枯缘分在季节变化中早已注定，我如今就是一只惊弓之鸟了，像不受待见的小媳妇在公婆面前委曲讨生，你们三位依旧像神仙一般高居翰院，过几年该不会忘了我这个曾经同事的名字吧。
这首诗写的凄慌可怜，心境灰暗，巨大的身份落差带来的心理落差让诗人顿时生出无常之感。白的好友元稹听到白居易遭贬，写下《闻乐天授江州司马》：“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的名诗来记述自己的心情。
被贬江州，从此“换尽旧心肠”，成为白居易个人际遇和生活的转折点，从所谓“兼济天下”到了所谓“独善其身”。傅璇琮先生认为：“在这之后他就逐渐疏远政治，趋向闲适。” 被贬江州使得白居易淡出政治，迅速调整心态，优哉游哉，开始了自己“中隐”生活，从此他的诗不再火辣讽喻，偶尔会有淡淡的感伤，更多的是无尽的闲适。
再来看韩愈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就是四年前将白居易贬往江州的那位皇帝——宪宗派使者去凤翔迎佛骨，长安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谏佛骨表》极力劝谏，认为供奉佛骨实在荒唐，要求将佛骨烧毁，不能让天下人被佛骨误导。宪宗览奏后非常生气，要用极刑处死韩愈，韩愈到底说了什么逆龙鳞的话惹得皇帝如此大怒？在不长的上表中，韩愈先是叙述佛没进中土时，国祚绵永，帝王长寿，反倒在“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竞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尽管裴度、崔群等人极力劝谏，宪宗却仍愤怒，原来韩愈触动了皇帝最忌讳的神经：“愈言我奉佛太过，我犹为容之。至谓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至夭促，何言之乖剌也？”死罪可免，活罪难恕，于是将其贬至“蛮夷南疆”的岭南潮州。皇帝最最忌讳的事情还真让韩愈说准了，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820年2月14日）夜间，王守澄、陈弘志等宦官为了立李恒为帝，潜入寝宫谋杀李纯，然后守住宫门，不准朝臣入内，伪称李纯“误服丹石，毒发暴崩”，并假传遗诏，命李恒继位，当然这是后话。
作为中兴名臣，哪怕被贬还应该有点礼遇，更何况是贬往八千里外的潮州，但韩愈真把皇帝得罪透了，诏令一下，立马就得起程，一家老小几十口子，就这样匆忙上路，以至于年近十二岁正在患病的小女儿病死途中，这让韩愈终生痛苦写下：“致汝无辜由我罪，百年惭痛泪阑干。”的诗句。就在这样的情景下，侄孙韩湘——就是传说中八仙之一的韩湘子赶来相从，照顾起居，看到患难相从的侄孙，想起英年早逝的侄子，寒风吹面，大雪阻程，蓝关将别，蛮荒在前，海雾瘴疠，生死难卜，不由悲从中来，写下这首千古名诗。对这首名诗，历代评价极高。安溪云：妙在许大题目，而以“除弊事”三字了却。结句即是不肯自毁其道以从于邪之意，非怨怼，亦非悲伤也。（《义门读书记》）情极凄感，不长忠爱，此种诗何减《风》《骚》遗意？（《韩柳诗选》）纪昀曰：语极凄切，却不衰飒。三、四是一篇之骨，末二句即归缴此意。（ 《瀛奎律髓汇评》）昌黎文章气节，震铄有唐。即以此诗论，义烈之气，掷地有声，唐贤集中所绝无仅有。（《诗境浅说》）
同时唐代诗人，同样是被贬，心态大致相似，只是韩愈被贬得更远，心境更加凄冷绝望。与白居易不同的是，韩愈的罪臣意识一直萦绕心头，恋主恋阙心态表露无遗，忠君思想丝毫没有动摇甚至更加坚固，以至于在贬所上书皇帝劝其封禅，为后世诟病，这些都在这首诗中有所表露。韩愈于长庆三年升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因不参谒宦官，被御史中丞李绅弹劾。韩愈不服，称此举经穆宗恩准。二人性情都固执不让，你往我来，争辩不止，朝廷边各打五十大板，派李绅出任浙西观察使，韩愈也被罢免京兆尹，授职兵部侍郎。等到李绅向穆宗告辞赴镇任职时，流泪陈说，穆宗怜惜他，便追发诏书授李绅为兵部侍郎，韩愈改任吏部侍郎。韩愈刚直，风骨凛凛，他不像白居易那样圆滑，他是儒，而白即是儒也是佛还是道，白居易活了75岁，韩愈活了57岁。
再读苏轼初贬黄州的诗作：《初到黄州》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苏轼因反对新法，屡有怨言，一心求变的神宗皇帝早就对其不耐烦了，皇帝身边总不乏揣摩主子意图的“高人”，他们像猎犬一样嗅着目标的蛛丝马迹，一有机会便会猛扑上去。苏轼倒霉的引火线是一纸原本平常的谢恩表，他由密州调任湖州，照例要给皇帝上表谢恩德，这样的例行文字就是一通客套话而已，而苏轼在里面夹杂一点牢骚，“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随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句对仗颇工的话犹如一根细刺深深刺痛了“新进”们的神经，御史中丞李定及舒亶、何正臣等连番上书，内阁大臣频出重手，终于，皇帝下了诏书，1079年（元丰二年）八月十八日苏轼像待宰的鸡犬一样被押赴台狱勘问（即“乌台诗案”），历时一百三十日，十二月二十八日获释出狱，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第二年正月初一离开京师，四日至陈州，二十日至岐亭，二月一日至黄州贬所，寓居定惠院，随僧蔬食。
此诗作于初抵黄州时，刻画了他初到黄州时的复杂矛盾的心绪。有自嘲自伤，有对权势者的嘲笑，却又以超旷的胸襟对待自己的遭遇，在自然中发现美，在逆境中寻求生活的乐趣，表现了诗人一贯的豁达、乐观。诗人劈头就说为口忙，语意双关：既指因言事和写诗而获罪，他刚刚因为多口而被下狱，同时又指为谋生糊口，并呼应下文的“鱼美”和“笋香”的口腹之美。诗以自嘲口吻开头，暗叹自己年轻时的抱负均成泡影，只能说为口腹生计而奔忙。“老来”，诗人当时方四十五岁，这个年龄在古人已算不小了，苏轼作于密州的《江城子》词中便有“老夫聊发少年狂”之句。“事业转荒唐”指“乌台诗案”事，屈沉下僚尚可忍耐，无端的牢狱之灾更使他检点自己的人生态度，“荒唐”二字是对过去的自嘲与否定，却含有几分牢骚。面对逆境，苏轼以平静、旷达的态度对待之。初到黄州，正月刚过，又寄居僧舍，却因黄州三面为长江环绕而想到可有鲜美的鱼吃，因黄州多竹而犹如闻到竹笋的香味，把视觉形象立即转化为味觉嗅觉形象，表现出诗人对未来生活的憧憬，紧扣“初到”题意，亦表露了诗人善于自得其乐、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苏轼这种“能从黄连中嚼出甜味来”的精神是最应令人钦敬的，这种豁达、乐观的精神，使他在黄州的五年政治上的低谷时期，却在创作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大批著名词篇均写于这一时期，苏轼成了古代文学家中身处逆境而大有作为的典范，苏轼“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语），这首《初到黄州》是从牢笼里走出来，摆脱了死亡的威胁之后的放言，尽管被贬得够惨，苏轼心态犹似出笼之鸟，这首诗豁达中隐含着牢骚，调侃里透着无奈，让我们看到另一种迁客形象，苏轼没有白居易式的失落，更没有韩愈式的悲怆，苏轼似乎更多表现了作为个体价值的东西，而不是朝廷的“螺丝钉”，从这一点上看，苏轼具备了人的现代意识。他认命却不妥协，刚直却又闲逸，他自认和韩愈具有同样多舛的摩羯之命，并以此自我安慰，他向往白居易的闲适生活，甚至借白曾经住过的东坡用作自己的别号，他在融合儒释道方面甚至比白走的更远融汇的更完美。在朝他是儒，刚烈堪比韩愈，遭贬他学佛习道都达到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可遭受的磨难比韩愈白居易加起来的都要多，艰苦的生活没能让他活得太久，他只活了66岁。
三位大诗人，三首写在贬谪生涯初期的诗，写作的背景都是因言获罪后的境遇，表露了形同神异的心境，昭示着不同的人生态度。作为阅读者，我更欣赏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