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史晨
2/3/2020 2:06:03 PM
从山东医学院毕业，我们夫妻分配到临沂县相公公社医院，这里离县城18公里，下了车站还有二里路，中间还有个南寺村。公社医院建在烧砖的窑厂旁边，当地社员去医院都叫上“窑厂”，这是我们第一个工作单位。
医院仅有三排房子，连院墙都没有。第一排瓦房是病房，第二排瓦房是门诊、药房、注射室、换药室、化验室，第三排是草屋宿舍。病房前砖窑厂日夜冒烟，旁边挖土留下一个大水坑，临沂话叫做“汪”，臭水一潭。来医院的当天下午，我就出诊去抢救喝药自杀的社员，拿上急救手册，挎上急救箱，蹬上自行车就出发了。在公社医院我们就是老大，业务全靠自己，必须独当一面。公社医院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院子里有一口铁钟挂在食堂门前大树上，上班、开会、学习、吃饭都要敲钟。每天天一亮，下夜班的钟声告诉大家白班开始了，医护人员陆续接班上岗。当时我气管不好，遇凉必然咳嗽，下夜班的钟声肯定伴着我的阵阵咳嗽声，妻子已经习以为常。晚上的钟声是政治学习，八点开会九点到，女同志哄孩子、纳鞋底、做鞋垫；男同志抽烟、喝茶、聊天。学习内容不是轮流读报，就是院长训话念文件，反正新鲜题目不多。夏天在院子里，周围的蚊子嗡嗡地跟着瞎叫，冬天在门诊室，围着炉子烟熏火燎。公社医院不用挂号，病号看病交钱买药，不排队围着大夫乱哄哄争吵。五天一个集时病人更多， 我忙得没有时间吃饭喝水上厕所， 100张一本的处方， 最多开过近两本，你说我累到什么程度？
医院前后共分来五个大学生：四个山医校友，一个山东中医学院毕业生。另外几个是中专毕业的医生护士，其中烟台福山的女大夫姓王，后来随丈夫去了上海， 两口后来却不幸早早离世。妇产科的匡姐就来到这里，丈夫是入城干部不得志，整天喝酒浇愁。匡医生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她把一生都献给了农村，虽然贫下中农满意，可自己落下一个肾病的身体，现在天天靠透析维持生命。院长戴着一副高度近视镜，专爱打探别人的隐私。这人业务不咋地，却是个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主儿，来自青岛农村的王大夫更是他整治的活靶子。我岳母去临沂探亲的电报他竟然扣在手里不给，幸亏车站小侯主动将老人送到医院，此人品行不言而喻。
因为没有电，整个医院黑乎乎的一片，值夜班时我们提着马灯屋里屋外看病打针。冬天“流脑”夏天“乙脑”，农村的传染病十分可怕，很多急症昏迷的，还有农药中毒的靠我们去急救。公社医院的医生要全科独立工作，在这荒郊野外，又要看病诊断，又要打针输液，在马灯下整夜整夜陪着危重病人。作为一个医生，看到奄奄一息的病人经自己的抢救好转时，真的是很开心很快乐，忘了一夜不睡觉的疲劳。当时医院条件很差，没有X光透视，没有B超特检，化验仅是三大常规，偶有误诊也实在难免。没有上级大夫指导，甚至没有救护车转院，只能积累经验自己提高业务水平来帮助病人，然而当年却没有“医闹”。社员的愚昧无知和封建迷信也害死了不少人，有的产妇三伏酷暑身上却盖着四床棉被，病人抬到医院已经死亡。原来农村妇女坐月子必须关窗堵门，不透空气，这病人实际就是热死的，中暑而死多么可惜可悲啊！
我们在农村工作不怕吃苦，最怕的就是苍蝇蚊子跳蚤虱子。农村的苍蝇蚊子如影随行，被叮被咬那是家常便饭，因为露天厕所肮脏不卫生，很容易患上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几乎每人都逃脱不掉。来自城市的人最怕跳蚤，身上只要有一个就周身发痒，那种痒是奇特的，好像全身过敏似的让你没法工作，没法休息，简直痛苦极了。有一次妻子用棉球蘸了一点敌敌畏放在腰间，想药死这些该死的小动物，岂不知敌敌畏过敏，腰部全起大疱疹，现在想起来真是无奈、真是悲哀啊！我们夜里经常被跳蚤咬起来，为了捉跳蚤想尽了一切点子， 家里的床单被子全换成白色的，看到黑点容易发现消灭，可这该死的跳蚤是世界跳高冠军，永远都在和你捉迷藏。跳蚤沾上水就跳不动了，于是睡前在床头放一碗水，发现跳蚤就用手指头蘸水按住，再放水里消灭它。逮着跳蚤就像战场上的胜利者一样，可逮不着的时候居多，夜间休息不好，第二上班头昏脑涨。除了跳蚤外还有虱子，看到“虱”这个字都觉得恶心，在医院为骨折病人拆石膏时，竟能磕出半酒盅多白芝麻样的虱子，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临沂烧无烟煤，我为妻女安全改造了家里的炉灶，但是医院值班室的炉子照样没有烟道。有一次值夜班我煤气中毒了，幸亏来了病号发现及时，把我拖到屋外院子，妻子到现场时刚刚苏醒过来，她差点就成了孤家寡人，而我却终身落下双手震颤的毛病。农村条件的确太差，我们夫妻又要工作又要带孩子，结果女儿患了中耳炎，妻子患乳腺炎还挨了两刀，万般无奈只好把女儿送回青 行岛爷爷奶奶家。8个月就要断奶骨肉分离，如何能割舍得下？不过为了孩子能 医健康成长还是狠心放下，现在的父母无论如何体会不到这种离别的痛苦！见没有孩子牵挂我们都参加了征兵体检。在公社医院工作，平时忙忙碌碌没白没黑，唯有征兵培训校友才能相聚一起叙旧。征兵时公社武装部长也要走大夫的后门，大把纸条塞给我这主检，因为体检医生掌握生杀大权。有个现象很奇怪，看起来干干巴巴其貌不扬的小青年，可体检都能顺利过关；而挺帅气挺魁梧的小伙子，不是血压太高，就是肝大脾大长鸡眼，很容易被淘汰。我很同情那些因一点点小毛病而失去当兵机会的青年，尽可能放宽要求来照顾他们， 使他们有机会冲出农村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农村青年太可怜了，靠工分吃饭， 按人头分粮，穷得连饭都吃不饱，更不用说娶媳妇了。农村的贫穷不是一笔两笔就能描写出来的。那时候从日本进口化肥，化肥袋子成了农村人权力的象征，可以当布料做衣服，管他环保不环保？哪还考虑有毒没有毒？社员编成顺口溜：“化肥袋子裁马甲，有权穿着滋！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染青的， 染蓝的，就是没有社员的！”社员冬天全家人盖一床被子，男人春夏秋冬只有一件破棉袄，天热了掏出棉花继续穿，发的布票用不着，五分钱一尺卖掉。冬天抱着孩子来看病时，父母都光着身子穿棉衣，孩子赤裸着揣在父母的怀里，大人用自己的身体温暖着患病的孩子，再用一根草绳将棉衣外面扎起来。我们看病听诊时，肮脏的虱子和可恶的跳蚤就会钻进你的袖子里，从而带进了自己的家门。
公社医院还担负着计划生育的任务，医生有的搞宣传，有的管结扎。管宣传的好说，开会唸文件读报纸罢了，当然是嘴上抹石灰——白说，因为大政策是按人头分口粮，孩子多的粮食分得多，吃不了还可养口猪，所以社员照旧一个接一个地生孩子。管结扎的就难干了，男女社员分别关在大队仓库，民兵持枪在外站岗，昼夜不放风，公社大队干部苦口婆心做工作，有一个同意就放出一个，刚刚培训的卫生所医生马上进行手术绝育。女性结扎的后遗症不算多， 男性结扎后遗症却是五花八门，有早泄的，有阳痿的，有再怀孕打架的，有性幻觉不能劳动的……他们天天蹲在院长家门口，搅得医院也白黑不得安生。
冬季农闲，是农村兴修水利的时间，全县全地区的社员集中起来修河，我们医院附近的治河工地是临沭县的沭河。我“上河工”两三个月，真正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天天背着药箱到处转悠，偶尔也推上几车土。社员用炸药炸鱼，把逮住的王八和鱼虾都送给我尝鲜，比我留在医院天天抢救“流脑”轻快多了。治河工地上能听到不少农村的奇闻怪事，也能见到挖出来的巨大骨骼和瓶瓶罐罐，不过那年月对文物没有概念，一件也没留下。
临沂这里常年流行疟疾、流脑、乙脑、出血热，还有麻风、丝虫等疾病， 常年与传染病和寄生虫病打交道，医护人员难免不感染，有些病的潜伏期是很长的，卫生界“近水楼台”的例子很多。儿子出生后我们尽量不带他去门诊， 所以在家里躺了六个月，结果脖子挺不直，头都抬不起来，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疾病防不胜防，我们日夜担忧着子女的健康和未来。同学老丁两口子从朱隆公社医院调到掖县县医院，如同原子弹爆炸一样震撼了我们；我们邻居苏医生，一个地地道道的临沂农村人，也随军调到青岛市区工作。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们决心也要调回青岛，不要因我们而影响了下一代的成长。恰逢昌潍地区工委要在黄岛建立油港码头，需要大批工程师、医生、教师、工人、警察、司机，我们没丝毫犹豫，经过多次挫折和百般努力，夫妻二人最终调到黄岛油港保健站。在周总理去世那天，搬家离开临沂地区。
我们在公社医院工作了五年，日日夜夜为贫下中农服务，没有8小时工作时限，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更没有加班费。医者仁心，由于我们辛勤工作无私奉献，也挽救了无数生命，相公公社的社员可能忘了我们，可我们却忘不了那个叫“窑厂”的公社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