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阿杰

2/3/2020 12:41:18 PM

早上六点醒来，接到半夜发自北美的杨华大姐的问候信息，我简要介绍这边的情况后，也顺便问到她的情况，我知道这几天那边的疫情也不容乐观。大姐的回复让我大吃一惊：她受了伤，摔断了腿和手腕。我马上想到是不是在雪地里走滑倒的，大姐的答复是肯定的，并说，每天都是度日如年啊。唉，可不，我也有这样的经历，可谓感同身受。

那是15年前，2004年最后2天。我记得，我当时暂住在汶水路，因为位于八大湖的家里装暖气，也想借机装修一下室内，那处房子本属偷工减料而建，已住20年，很不像样了。正好好友张辉说西镇那边有处空房子可以让我过去住。那是冬天，很冷。常年没人住，也就没办暖气。卧室那间屋，要和衣而卧。
那天，应该是12月30日傍晚，我照例要去报社上夜班。当时在一家报纸做夜班审读，同时担任文化副刊《世说》周刊的责任编辑。出门沿汶水路北行，走到临近青岛一中门口时，迎面走来几位吞云吐雾的人，边走边嚷嚷，烟气熏人，那时已戒烟五年，对烟味很敏感，也很反感，就下意识躲让，但脚下没站稳，前一日岛城下了一场大雪，经过白天的日照和行人踩踏，路面有些滑，身体向后倒下，下意识间，左手试图撑地，结果立即感到一阵钻心的痛。那几个人视而不见，扬长而去。我只好忍着痛返回住处，内人见我回来很意外。看我疼得厉害，提议打车去台东医院，那个医院以骨科见长，所以后来改名骨伤医院。
到医院检查的结果是手腕骨折，医生展示X光片，指着一根骨头给我看，我看那骨头突起，似要穿破皮肤。他让我躺在一张病床上，那床光溜溜的，没有任何东西，医生并未如我所愿使用麻药，而是直接下手，在我嗷嗷的叫唤中（那声音在夜里应该很吓人，医生们大概见怪不怪了），似乎听到咔嚓一声，医生说对上了。我的理解是，断了的骨头接上了。
接下来是漫长的敷药、服药，日常的一些基本动作，这时都显得非常难，每动一下，都疼得浑身冒汗，每天，真像大姐说的那样，度日如年。那一阵，家父病入膏肓，家人全力以赴，根本无暇顾及我。内人既要照顾每天上学的孩子，还要每天到家里看装修的情况，出门前，给我备下食物，叮嘱我小心。我一个人，在那间没有暖气的房间里，痛苦、寂寞、烦恼，一起袭来。但我不能就此躺下，安心养伤，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就吊着胳膊上班了。那时，我编的《世说》副刊，在一定范围内有了些影响，获得好评，有国内各地的作者不断发来稿子。（一个小插曲：很多年后到朋友家串门，无意中发现他女儿收藏了当年我编的副刊的全部报纸，很意外，很感人）在审读报纸每天十多个版面的同时，还要处理副刊编务，阅读来稿，改稿，回信，发稿费，由于广告经常冲版，往往并不能每周按时出刊，这样就积压了很多稿子，我就要想方设法在有限的版面里多发一些稿子，虽然是一个整版，但去掉插图、标题，也容纳不了一万字。编过报纸的都知道，除了编文字，还要划版，在尽量多地发稿子的同时，还要美观、要符合报纸的整体美学规范。好在伤的是左手——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我用左腕、左臂压住尺子，右手费劲地划版。打字，只能是一指禅。
除了报社的编务，那时我还给出版社编一些稿子。那一阵，编辑部委托我青岛旅游图的编务。要在2005年春付梓投放市场，时间很紧。对接单位是位于海泊河的勘察测绘院。我吊着胳膊，夹着一米多长，卷成筒状的厚厚的样图，挤公交车，小心地避让刹车、被人撞，仔细地与对方工程设计人员交涉，指点他们在图上怎么改。那张图，可谓倾注了大量心血，此前的2004年夏秋，为核实公交线路，几乎坐遍了主要的公交线路，不放心的站点就下来实地看。那一阵，我吊着膀子，夹着样图在勘测院、出版社院子里，无论晨昏，出出进进，成为一道风景，也少不了引来善意的调侃。
常言说，伤筋动骨一百天，此言不差。大约三月底前后，伤势逐渐好转，渐渐不用吊绷带了，当然还不能吃力。四月份左右，家父病情恶化，我去医院，看父亲那憔悴样，真是有说不出的难过和愧疚——在父亲最需要我的时候却没能陪伴。而几乎是同时期，母亲五月份动了手术，也在医院休养。
最终，七月二日，父亲病危，我和家兄抬担架去拍片，但受伤的手臂吃不上劲，几次担架险些滑落，数次引来医生的抢白。
最终，当日下午，父亲撒手人寰。我无比难过，无比愧疚……2005，真是个难忘的年份啊。

那年，我四十八岁，年富力强，骨折这样的伤痛很快就能痊愈；可杨大姐毕竟年届七旬了！在此，唯有祈祷主耶稣降福於大姐，愿您早日康复！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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