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于学周
2019-12-29
耶和华说、我命定四样害他们、就是刀剑杀戮、狗类撕裂、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吞吃毁灭。
——耶利米书
“我们中间每个人，不论是年龄最小或是最微不足道的，无不在心灵深处被欧洲大地上几乎是无休止的火山般的激荡所震撼过；我很清楚，在千千万万人中间没有人具备我这样的优越条件：我是奥地利人，犹太人，也是作家、人道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恰恰站在最激烈地震的地方。地震三次摧毁了我的家园和生存条件，使我彻底脱离与过去的的任何联系，戏剧性的震荡把我抛入一片荒漠，在此境中我清醒地认识到’我不知道要奔向何方’。”这是茨威格在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中前言里面的一段话。这是一个清醒者对自己身处的世界的绝望告白。写完回忆录之后，这位清醒者冷静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死在黎明的曙光已经乍现的时分，他用自己的方式宣告对尘世的一切彻底厌倦了，他清醒却又决绝地厌弃了绝望的世界。
一位享誉世界的作家，已经远离了战火的侵扰，自己的心却陷在迷乱之中，“这是哪一种生活”，茨威格面对一个显而易见却又说不清楚的问题，“当我提到’我的生活’时，我情不自禁地问自己：’这是哪一种生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生活。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生活，或者是今天的生活。”何以至此？这都是拜战争所赐，在昨天和前天之间所有的桥梁都被拆除。历史与现实被残暴割裂，悬在空中，越是清醒越感到困惑，人类不是一直在进步吗？为什么“一种有自觉纲领的反人道主义的野蛮”突然打乱人类的进程？茨威格看到《约翰启示录》里那几匹苍白的大马全都闯入人类的生活，这就是：革命和饥馑、货币贬值和暴政，以及疾病和政治流亡。他亲眼目睹各种群众思潮，如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及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产生和蔓延，亲身感受不可救药的瘟疫毒害了欧洲文化的繁荣局面。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恰恰在这个道德上倒退了一千年的时代里，人类在技术和治理方面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就，一跃超过了以前数百年所取得的业绩，昨天所不能做的事，如今几乎每天都可以做。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既露出了魔鬼般的嘴脸，也创造出惊人的奇迹。
茨威格出生在一个富商之家，从小在奥匈帝国的心脏——维也纳生活成长，孩提时代的生活环境就像是在伊甸园中。作为一个犹太人，茨威格一家和所有居住在维也纳的犹太人家一样，热爱这座城市。当时奥匈帝国高位是世袭的，犹太人从没想过跻身其间，而是服服帖帖遵从传统，茨威格对那个层次分明、泰然自若、秩序井然、从容不迫的世界赞不绝口，慢条斯理是那个时代的标志，因为“匆忙不只被看做不礼貌，况且也没有必要这样，因为市民阶层生活在稳定的世界里，生活有保障，行动上有措施，从来没发生突然事件，所以没必要匆忙。”
茨威格富有文学天赋，十九岁那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他自己承认这本诗集里的作品“产生于不确定的预感和无意识的模仿，不是来自亲身的体验，只是一种语言上的激情。”当时维也纳只有一家大报——《新自由报》，第一次发表他作品的编辑是一位具有世界历史地位的犹太人——特奥多尔·赫尔茨尔——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这位伟大的犹太人，发表了茨威格的文章，给年轻的文学爱好者坚定了走上文学之路的信心。后来赫尔茨尔因为自己的思想遭到很多误解，最终孤寂地死去，而他的死“引起千百万人民内心里巨大的悲痛。”在茨威格眼里他无疑是一位先知，多年以后茨威格慨叹道“一个孤独的人，他的思想威力给世界留下了那么大的激情和希望啊！”
茨威格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欧洲人，他的思想、视野、思考、见解无不以欧洲为支点，他的犹太富商朋友瓦尔特.拉特瑙——柏林电器公司总经理的儿子，一位成功的“放眼看世界”的商人对他说道：“如果您从未走出欧洲，那您也不会真正懂得我们这块欧洲大陆。”这使得茨威格走出欧洲，在第一次走出欧洲来到印度的旅行中，印度给茨威格留下的印象比他的想象更可怕，“那里的人骨瘦如柴，黑眼珠里散发着悲愤的神色；他们的悲惨生活总是和极单调的的世态炎凉结合在一起。”而欧洲人在这里却得到神一样的“尊严”，由此茨威格“一直摆脱不了这种可怕的感觉：在未来的几十年和几个世纪里，这种状况必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在舒适的妄想的欧洲环境里的人不敢想象的事。”亚洲之行后，茨威格紧接着开始了自己的美洲行。对于这块新大陆，茨威格的想象“完全是浪漫主义的。”短暂的美洲之行，茨威格幸运地见证了巴拿马运河的开通，茨威格感叹道“这项工程历经三十年，遇到过多少灾难和绝望才得以完成，只剩下几个月，闸门的扫尾工作就要结束；然后一按电钮，是自古以来分隔的两个大海的水就要永远汇在一起。我可是那个时代清清楚楚地看到两个大海是处于分离状态的历史见证人。亲眼目睹美洲这个最伟大的创造性的业绩，是我向美洲最好的告别。”
新世纪头十年里，茨威格到过印度，到过美洲和非洲，当他回过头来看欧洲，他不由自主赞叹“我从来没有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几年更热爱我们这片古老土地，从来没有比那个时候更盼望欧洲统一，从来没有比那个时候更相信欧洲的前途，我们认为，已经看到了新的曙光。”当时的世界无比美妙，“就像服了滋补药似的浑身是劲。”其实，席卷欧洲的自豪和信心的风暴，本身就带着乌云，因为“也许繁荣来的太快了，也许欧洲各国和各城市强大的太急促了，所以这种浑身是劲的感觉总是诱发人和国家去使用和滥用自己的力量。”欲望不可遏制，每一个国家都渴望扩张领土，当时茨威格却天真地认为“理智将会在最后时刻阻止那种错误的游戏。”但现实却残酷证明“我们过分相信理智的力量，这也是我们唯一的错误。”人的罪性永远大于理智，这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幻想靠理智遏制罪性，最终就是跌入深渊。茨威格的朋友罗曼·罗兰当时看得更加透彻，他认为“挑起仇恨的人，按照他们的卑劣本性要比善于和解的人更激昂，更富侵略性，实际上他们在背后追逐物质利益。”罗曼·罗兰说：“艺术能使我们每个人感到满足，但它对现实生活却无能为力。”
“1914年的那个夏天，即使没有给欧洲大陆的灾难，也是令人难以忘怀的。”维也纳附近的巴登——一座充满浪漫气息的小镇，贝多芬曾把这里作为自己避暑的地方，茨威格避居于此，撰写计划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稿，他欣赏着优美的自然风光，享受着繁花、绿荫、草地和不冷不热的空气，一时间“忘却了人间的忧愁”，茨威格手捧一本梅列日科夫斯基所著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专心阅读，全然忽略了车水马龙的喧闹，潺潺的流水、人的欢声笑语。突然，室外乐队的演奏声戛然停止，游人们三三两两凑在一起谈论着什么，原来是一封急电传递了一个爆炸性新闻：费迪南皇储和夫人遇刺了。这件大事并没有影响茨威格去比利时乡间拜访维尔哈伦。
战争迫在眉睫，茨威格在从比利时回奥地利的路上，看到一列列拉着大炮的火车驶过，德国军队公开践踏国际法的一切准则，要进攻茨威格认为绝不可能进攻的对象——中立国比利时。回到奥地利的茨威格看到每个站台上都张贴着宣布战争总动员的告示；各类列车上旗帜飞扬，装满了刚入伍的新兵。“音乐声似雷鸣，我发现维也纳全城的人都在发疯，从对战争的最初恐惧一下子变成对战争的狂热。”尽管在狂热之中，仍能看到母亲的忧伤，妻小的恐惧，但这些很难抵挡一种人类身上更深厚更隐秘的力量，“那股向人类袭来的惊涛骇浪是那么强大、那么突然，以致把原始人身上暗藏的无意识原始欲望和原始本能像气泡一样冲到表面上来，这就是弗洛伊德深刻看到的，被他称之为’对文化的厌恶’。”这些原始的欲望要求冲破维系世界长久安宁的一切法律和条文，要求放纵自己最古老的嗜血本能。
在战争期间，茨威格因为自己收藏的特长被派到战场收集地方张贴的宣传画，地点是德奥联军新占领的加利西亚和波兰。在塔尔努夫，茨威格第一次看到押解中的俄国战俘，“一块不太小的四方形地面，四周围这栅栏，俄国战俘就坐在地上，由二三十个年纪较大的、大多数都留着胡须的奥地利的蒂罗尔人看守着。这些蒂罗尔人是战时应急入伍的，现在服役期已满，他们现在的处境同那些战俘没什么两样，都是无依无靠。”战俘和看守战俘的都是一样的人，而且他们相处一起相安无事，“他们互相敬烟，相视微笑结成朋友。”茨威格看到他们尽管语言不通会闹出笑话，但还是试图交流，所涉及的内容都是家长里短，这一幕让他心生感慨，“我看到这个情景，不由得产生这样的感觉，这些粗野又纯朴的人对战争的看法要比大学教授和作家深刻多了；战争是落在他们头上的一种不幸，对这种不幸他们束手无策，凡是陷入不幸命运的人，都是同类兄弟。”
战场之行，使得茨威格有了真正动力“必须反对战争！”而且茨威格找到了真正的敌人——那种置别人痛苦和死亡而不顾的错误的英雄主义；那种丧失良知的廉价的乐观主义。但战争期间，“谁要有点疑虑，他们就认为，这妨碍了他们的爱国主义事业，就提出警告，嘲笑他是悲观主义者。”这些人嘲笑特洛亚的卡桑德拉，嘲笑耶路撒冷的耶利米，而正是这种嘲笑让茨威格对这两个形象的悲剧性和伟大性加深理解，茨威格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与这两位先贤极其相似。茨威格不相信战争会有胜利，纵然战争打胜了，那也要付出巨大的牺牲，胜利补偿不了牺牲。众人皆醉我独醒，让茨威格戴上一顶“失败主义者”的帽子，而他却认为有人发明这个词，就是为了把“失败的意志”这个罪名强加在追求互相谅解的人身上。这更加激发了茨威格创作的欲望，他要为失败主义者写一部戏剧，“我选择耶利米作为一个形象的象征”，他的目标不是写一部陈词滥调的“和平主义”戏剧，“我所描写的是一个在狂热的时代被别人蔑视，被看成是软弱的人、胆怯的人；但在失败时却证明自己是唯一不能忍受失败而且还能战胜失败的人。”战争还在继续，当别人迫不及待洋洋得意地证明战争不容置疑的胜利时，茨威格“却把自己抛入灾难的深渊，并寻找摆脱灾难的出路。”
选择《圣经》上的题材进行创作，使茨威格无意中“触及到身上迄今尚未注意的事：即我在血缘上或传统上与犹太人的命运是紧紧相连的。”犹太民族一而再再而三被外族征服，可是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即用意志改变失败的力量，使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克服困难，经受失败的考验，继续生存下去，茨威格不禁问道“难道我们的先知，他们没有预料到那种永远被追逐、永远被驱赶的命运吗？时至今日，我们的命运仍像糟粕一样被扔到大街上。难道他们没有感受到屈服于暴力的失败？甚至把失败美化为通向上帝的路？”如果没有对战争的切身体验，茨威格还会在象牙宝塔里当一名“易激动的作家”，就不能写出这部“真正算作我写的第一部作品”，写作《耶利米》使得茨威格第一次感觉到“我要说出心里话，同时要说出时代的心声。”而且，“从我创作这出悲剧开始的那一刻起，我就对时代的悲剧不再感到非常痛苦了。”他把与周围人交谈中所不敢说的话，全部写进了剧中诗句的对白中。至于剧本能不能演出或者出版已经不是问题，这部剧本起码帮助茨威格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
战争仍在继续，呼吁和平的戏剧只能在中立国演出，《耶利米》获得苏黎世剧院的演出邀请。茨威格有机会来到没受战火袭扰的瑞士，越过边境的一刻，他感到无比轻松，“欧洲战争的全部荒谬之处，从这两个距离比较近的边境小站完全不同的情况中，可以全部揭露出来。”面对边境上的一条小河，“我情不自禁问自己：在这条边境小河里，是否右边的鱼群是正在作战的，而左边鱼群是保持中立的。”从战争的阴云笼罩中来到和平的阳光下所产生的眩晕，成为一种说不出的精神刺激，在瑞士“我觉得每棵树都变得更美了，每个山头显得更广阔了，每处风景变的更可爱了。”可是在进行战争的国土上，尽管原本都是同样宁静，“但用浑浊的眼光来看就觉得大自然是无情冷漠的，殷红的日落会使人想起遍地的鲜血。”真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啊，诗人的感觉都是敏感的也都是一样的，千年前杜甫的诗句完全可以作为茨威格此刻心境的写照。
美国加入战争，战局很快明朗化，德国败相已露，人们巴不得战争快点结束，“曾经发誓要战斗到最后一下的威廉皇帝终于逃亡出国了。曾经为自己要到达到’和平胜利’而葬送了几百万生命的鲁登道夫带上蓝色墨镜偷溜到瑞典。”人们满怀希望的认为随着这次战争的结束，战争就永远结束了！“在和平最初的日子里，欧洲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具有深信不疑的信心。因为地球上终于有了一个去建立正义和博爱王国的空间。我们现在就梦想，刻不容缓的建立一个共同的欧洲。”然而，正像茨威格自己说的那样，“只不过我们有点傻。”和平的曙光就像一道闪电，转瞬即逝，而更重的战争阴云依旧笼罩在苍穹，人类的劫数远未到头。
战后奥匈帝国被肢解，茨威格认为“在国家处于最最困难的时刻，我们更应该属于自己的祖国，属于自己的家庭。”还有一层个人原因就是“我觉得——我作为《耶利米》的作者——更有责任，用自己的言论帮助克服因战败带来的困难。”巧合的是，在边境车站菲尔德基尔希，茨威格意外邂逅奥地利皇帝流亡的专列，并目睹了一个王朝远去的背影。站台上，人们略感羞耻看着皇家列车，军警不知道是不是敬礼，在压抑和尴尬的气氛里火车司机发出了开车的信号，站台上“每个人都像从睡梦中惊醒，那一去不复返的一秒钟已经开始。火车头猛一抖动，好像它必须这样用力似的，列车缓缓开除了。”哈布斯堡王朝作为奥地利的象征从此就随着这列黑色的列车消失在历史的暗道里。茨威格不禁想到“我知道，我要回去的地方，已是另一个奥地利，另一个世界。”每次读茨威格这些文字，我就会想到王国维，而那个消失的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模糊的影子又让我想到离开奉化时的蒋介石，历史啊，总有几幕相似的画面让人唏嘘。
战争结束，可怕的通货膨胀随之而来，饥荒威胁着城里和乡下，钞票成了废纸。“如果有一位国民经济学家先把奥地利的，以后把德国的通货膨胀的各个阶段清楚完整地描写出来，我会感觉到，其紧张惊险的程度超过任何一部长篇小说。”住在战争期间购买的萨尔茨堡山岗别墅里的茨威格，以独特的观察视角和小说家的笔触描述眼前的一幕幕荒诞：他看到德国人利用通货膨胀率比奥地利低得多，抓住机会越过边境前来“掠夺”，甚至一些慕尼黑的公司向国外寄送信件或者打电报都到奥地利办理，后来德国政府在边境设置管卡予以控制，从奥地利带出的商品一律没收，但有一样东西是无法没收的，那就是喝进肚子里的啤酒。当时同样的价钱在奥地利可以比德国多喝四五升甚至是十升，对酒徒来说没有比这个更有诱惑力的了，“于是成群结队的人带着妻儿老小从费赖拉辛和赖申哈尔越境过来，为的是享受一下奢侈生活，灌满一肚子啤酒，肚子能容纳多少就喝多少。每天晚上，火车站就成了酩酊大醉、狂喊乱叫、打饱嗝儿、呕吐不止的酒鬼们真正的魔窟；那些喝得不省人事的人，只好被拖上平时用来运箱子的手推车，送入车厢，然后火车满载着这群又喊又叫的发酒疯的人返回他们的国家。”但是充满戏剧意味的事情很快反转，当克朗稳定下来后，马克却大幅贬值，于是奥地利人也同样从同一火车站乘车去到德国，在那里猛喝啤酒，啤酒闹剧重复上演，只是方向变了。“这两个国家由于通货膨胀而形成的的啤酒战值得我特别回忆的往事之一。也许因为啤酒战从一个角度形象又荒诞把几年来全部神经病似的现象揭露的淋漓尽致。”后来德国马克的贬值更是匪夷所思，“一直跌到用数以兆计的疯狂比利来计算为止。”修一块窗户玻璃的价钱比过去买一幢大楼的价钱还多，一百美元可以买到柏林主要街道库尔菲尔德腾达姆林荫道上一幢七层大楼的所有房间，这期间一个奇迹不断，有一位施廷内斯的大赢家，利用贬值扩大信贷不停买进资产而且全是不动产，实际没花一分钱，便将四分之一的德国财富揽入囊中。茨威格充满忧虑，他说“我对历史了解得很清楚，据我所知，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此类相似的的疯狂时代”，钱不值钱了，一切价值观都变了，不仅在物质方面，国家的法律受到嘲讽，所有的道德规范遭到歧视，“柏林成了罪恶的渊薮”。被战争弄得满目疮痍的国家，实际上都渴望秩序、平静、安宁和法纪。而德意志共和国没有给民众提供这些，“整个民族在暗地非常憎恨这个共和国，却不是因为共和国粗暴地压制了放纵的自由，恰恰相反，而是共和国把自由放得太松了。”
通货膨胀让广大群众蒙受损失，重建秩序的重担由他们来肩负，但他们得不到感激，这使得德国人民充满仇恨和杀机，战争是杀戮的工具，但人们却以胜利的号角和欢呼对待，德国作为一个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国家，曾为每一次胜利感到自豪，如今却陷于玷污和屈辱之中，“整个一代人不会忘记和原谅德意志共和国那些苦难的日子，他们不愿受屈辱，宁愿回到大肆杀戮的时代。”但是，表面上看，混乱不堪的局面犹如鬼火闪现，瞬间灭掉，光明的日子重新开始，秩序恢复了，欧洲迎来十年短暂的和平期。而后来的事实是，“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认为，战争永远消逝了。我们像以前一样，又当了一次无可救药的大傻瓜。”这种自欺欺人的幻象给了人们十年的工作、希望、和安全的时间。然而，舞台正在搭建，魔鬼即将登场。
晚年，茨威格心情复杂地写到一生中这最后平静的十年，“我很喜欢一次又一次地回想起从1924年到1933年这一段欧洲相对平静的时期，也正是搅乱世界的那个人——希特勒——崛起以前的十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十年是一份特殊的礼物，因为连接着两次劫难，使得这十年的和平显得弥足珍贵。那个平静的十年，茨威格更多走向世界，作为知名作家，他到处有朋友和拥趸者，他利用这些机会,“有效地、更广泛宣传我多年以来已经成为我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争取欧洲精神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