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学周
2019-12-31
当1931年11月的一个早晨醒来，茨威格迎来了自己五十岁生日。“在我五十岁生日的那一天，我的最深心处只有一种邪念：但愿能发生一些再一次把我从安全感的舒适环境中强拉出去的事，但愿出现迫使我不能正常继续生活下去，必须从头开始的事。”难道这是害怕年老、衰退和迟钝的表现吗？或者是一种预感呢？对此，茨威格坦诚：“我无法知道。”茨威格这种莫名的神秘感其实一点都不意外，在他的住房对面山上别墅里住的是希特勒。以茨威格这样极其敏感的神经，怎会感受不到风雨欲来的征兆呢？萨尔茨堡离慕尼黑太近了，而慕尼黑恰恰是希特勒的政治大本营，经常穿越边境来往于奥德两国，茨威格越来越为组织严密、训练有素、臂带卍字符号的准军事队伍所震撼，他觉得这不是乌合之众，而是一支由国防军的军官或退役军官训练而成的，他们还得到了由国家或政党的资金支持。有意思的是，希特勒的开局就像一幕闹剧，那次想征服德国的著名啤酒馆暴动从上午开始，到中午就结束了，希特勒跑了后来又被抓住，这是1923年匆匆发生的一幕序曲，那时候几乎没有人会想到，这个有点滑稽的小丑，后来成了一条翻江倒海的恶龙。
对现实不满的德意志民族各阶层都迫切要求建立新秩序，秩序从来就比自由和权利更重要，歌德就曾经说过，没有秩序比不公正更令他厌恶。所以，当时谁要许诺建立秩序，就会有民众跟着他走。但是作家们和外国的政治观察家却并未意识到希特勒身上蕴藏的巨大力量，反而从他那本枯燥无味的书中分析其纲领，嘲讽其风格，而且天真地以为，在德国这样一个等级森然的国家里，像希特勒这样一个中学尚未读完还在成年男子收容所待过夜的、常年过着不明不白生活的人居然也会觊觎俾斯麦曾占有过的位置，简直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在很多人眼里，希特勒只不过是一个在啤酒馆里煽风点火的小丑，哪怕他登上高位，也被认为是一首曲子的插曲而已。希特勒欺骗了整个世界，他利用别人对他的利用，让所有人都以为可以利用自己的神秘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他却巧妙借此上位。而一旦到了自己渴望的位置，他的庐山真面目才显露出来。
国会纵火案发生不久，他就对自己的出版商说，自己的书将成为过去，他的出版商大惑不解，觉得这些书没有任何反对德国干预政治的字眼，但很快茨威格的预感得到证实。他清楚地看到“国家社会主义惯用的欺骗伎俩”，茨威格形象地写道：“他们“像用药一样，先用一定的剂量，间歇一会。就是先用一粒药丸，然后停一会儿，看看它的效力是否强，再看看世界的良知是否受得了这个剂量，因为欧洲的良知总是竭力强调’与己无关’一让再让的态度，所以药的剂量越加越大，直到把整个欧洲毒死为止。”茨威格怀着悲愤的心情谴责欧洲的软弱，认为这有损于文明，是文明的耻辱。禁书也以小心翼翼的试探开始，纳粹党先是鼓动大学生表达对一些作家作品的愤怒，“把我们的书从书店里拿走，带着他们的缴获品，举着旗帜，向一处公共广场走去。在那里按着德国古老的习俗，把书定在耻辱柱上示众，这种中世纪兴起的恶习现在又变成了一种时髦。”在德国遭受剥夺文学创作命运的同时代人有托马斯.曼、亨利希.曼、韦尔弗尔、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等，“我们共同的厄运，如其感到是一种耻辱，不如说是一种光荣。”
局势急转直下，一九三四年二月底茨威格来到伦敦,他不知道将在伦敦住多久，对他来说只有一点是重要的,那就是又可以从事自己的创作,又可以维护人身自由和内心自由。在那几年里，茨威格只是在英国占着一个空间,整个灵魂并没有在英国。恰恰是对欧洲的忧虑,那种痛苦的、压迫着神经的忧虑,促使他在从希特勒掌权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几年里经常出去旅行,甚至两次渡过大西洋。“我出去旅行,可能是出于这样一种预感:只要世界还向我开放,只要轮船还能在大海上平安行驶,我就应该为以后更黑暗的时代积累印象和经验,使我下如此大的决心的,也许还有那种渴望:要想知道,当我们自己这个世界被不信任和不和睦破坏得不成样子的时候,大洋彼岸的世界是怎样进行建设的,甚至还有这样一种隐隐约约的预料:我们的未来,以及我本人的未来,是在远离欧洲的大洋彼岸。”
旅行,不等于摆脱了欧洲、摆脱了对欧洲的担忧。看来,大自然对人的报复几乎都是凶狠的,当人类通过技术把大自然最秘密的威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时,所有的技术成就又会同时搅乱人类的心灵。技术带给人类的最坏的咒语,莫过于它会阻止人们逃避哪怕只是一刹那的现实。过去的祖先们在遭受灾难的时候,便逃遁到孤独和偏僻的地方去,可是现在，“我们在同一个时刻便可知道和感受到我们地球上某个地方发生的坏事。尽管我离欧洲多么远，但我随时可以知道欧洲的命运。”在得克萨斯州，茨威格坐在一辆飞驰的普尔曼式的车厢里，行驶在休斯顿和另一座石油城之间,他突然听到有人发疯似的用德语大喊大叫，原来是不知哪位旅伴把列车里的收音机拨到了德国电台。列车的车轮正在得克萨斯的平原上滚滚向前,茨威格却不得不在车厢里聚精会神地听希特勒发表煽动性的演说。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他总一直怀着痛苦的忧虑思念着欧洲,一直想着在欧洲的奥地利,难以摆脱。
1937年11月底的一天，《旗帜晚报》的一则消息让茨威格大惊失色。那天是哈里法克斯勋爵飞往柏林的日子,在那份报纸第一版右边版面上的文章是黑体字，列举了哈里法克斯想和希特勒达成谅解的几点内容，其中有一条是谈到奥地利的。他知道,只要那条消息有一点真的话,也就意味着完蛋的开始。欧洲大墙上的那块基石就会塌下来,欧洲也随着崩溃。他匆匆返回维也纳，为的是和年迈的母亲诀别，最后看一眼奥地利，茨威格的朋友们对他如此迅速、如此突然回到维也纳很是奇怪。“但是当我说出我的忧虑时,他们是如何嘲笑我的啊；他们讥讽我,说我还是那位老’耶利米’。”茨威格学过的历史和自己写过的历史太多了,他不会不知道大批群众总是突然倒向势力大的一边的。他知道,今天高呼“舒施尼克万岁”的人,明天会用同样的声音高喊“希特勒万岁”。 在维也纳的朋友们那种无忧无虑现在第一次使茨威格感到痛心“我再也理解不了他们,我也无法使他们理解我。”从第二天起,茨威格就再也不警告任何人了,干吗要让那些不想让别人打扰的人惊恐不安呢?“不过,如果我今天说,当我在维也纳的最后几天望着我在那里出生的那座城市的每一条熟悉的路、每一座教堂、每一座花园、每一个古老的角落时,是怀着一种’永不会再有了!’的无声绝望,人们不会把我的话当作是事后添油加醋的说法,而认为完全是真实的。我拥抱我的母亲时,就带着那种隐藏的感情,这是最后一次了”。告别母亲和祖国，列车驶过萨尔茨堡,那里有他在里面工作了二十年的住宅。当列车进了火车站,他却没有下来。“我虽然可以从车厢的窗户看到山丘上我家的房子,回忆那些消逝的岁月,可是我没去看。看了又有什么用呢?—我永远也不会再住进那所房子了。在列车越过边界的时刻,我像圣经中的老祖宗罗得一样,知道我身后的一切都是尘土与灰烬,一切凝结成了像盐一样苦涩的历史。”
很快，奥地利匍匐在了希特勒的铁靴之下，接着传来母亲去世的消息，“今天,我不羞于说,当老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我们当时把老母亲留在维也纳——，我并不感到吃惊,我没有悲哀——时代已把我们的心变得如比反常,而是相反,我感到一种宽慰。”对一位犹太老年妇女，当时的情形是死去比活着要好，茨威格的母亲已经八十四岁,腿力不支,她每天都要作一次小小的散步,在费劲地走上五分钟或十分钟之后,总习惯在环城大道旁或者公园的长凳上歇一会儿。希特勒在那座城市还没有当上八天主人,残暴的禁令就已下达；犹太人不准坐在长凳上——这是专为那些恣意折磨人的肉体的残酷目的而想出来的许多禁令中的一条，这在文明世界不可思议的事情却偏偏就是现实。“幸运的是我的母亲不用长期忍受那些野蛮行为和侮辱了,在维也纳被占领几个月后,她去世了。”
奥地利的局势给茨威格个人生活带来变化,“我失去了奥地利的护照,我不得不向英国当局申请一张白卡,即一张无国籍者的身分证。我曾常常在我世界主义的梦幻里为自己偷偷地描绘过这样的情景:没有国家、不用为某个国家承担义务、从而让所有的人没有区别地生活在一起,该是多么美好啊!多么符合我自己的内心感情啊!”可是,茨威格不得不再次认识到:人世间的幻想是多么有限,恰恰是那些最重要的感受,只有自己亲身经历过,才会明白。昨天还是一位外国客人,还是一位有身分的绅士,现在却成了流亡者,一名“避难者”。茨威格不由得想起几年前一个流亡的俄国人说的话:“早先,人只有一个躯体和一个灵魂,今天还得外加一个护照,不然,他就不能像人一样被对待。”在茨威格失去护照的那一天,已经五十八岁了，“我发现，一个人随着祖国的灭亡所失去的，要比那一片有限的国土多。但并非我一个人有这样的不安全感。动乱不安开始渐渐遍及整个欧洲。”
不过，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和一位道德高尚的知识分子谈话，也会给人以无限的安慰和精神的鼓励，茨威格在灾难来临之前的最后几个月有幸和西格豪特·弗洛伊德度过了美好的数小时，使他难以忘怀。茨威格在那些时候常常和弗洛伊德谈论起战争和希特勒世界的恐怖。作为一个有人性的人,他深为震惊。可是，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对那些可怕的野蛮行径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他说，有人总是责骂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因为他否认文化能战胜本能：现在人们看到——这自然不会使他感到骄傲——他的见解得到了最惊人的证实，即野蛮残酷、自然的毁灭本能在人的心灵中是铲除不掉的。也许在未来的世纪里,人们会找到一种至少在各族人民的公共生活中压制那些本能的形式；可是在平常的日子里,那些本能作为不可根绝的和也许是必不可少的保持紧张状态的力量而存在于最内在的本性中。在他最后的几天,他还关心犹太人的问题和犹太人面临的悲剧。但是这位科学人物在这方面还没有想出什么方案,他的清楚的头脑还没找到答案。
二十世纪犹太人的悲剧中最最悲惨的是，他们再也无法找到自己遇到的悲剧有什么意义，无法找到自己错在哪里。所有在中世纪被逐出门的人，他们的祖先至少知道,他们为何而受难：是为了自己的信仰,为了自己的律法。他们把对自己真神始终不渝的信仰看作是灵魂的护身符——今天的犹太人早就把它丢掉了。他们在自豪的幻觉中生活和受难。作为世界和人类的创造者的一个优秀民族，命中注定会有特殊的遭遇和特殊的使命，圣经中预示的话对他们来说就是诫律和教规。要是有人把他们推进火堆，他们就把那本圣经贴在胸前，他们就会由于那内心燃烧的火而感觉不到残酷火焰的的烫了，要是有人赶他们出境,对他们来说还有一个最后的故乡,那就是真神。没有一种世间的权力、没有一个皇帝、没有一个国王、没有一个宗教法庭能把他们从真神那里赶走。在宗教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时间里，他们仍然是一个集体，因而仍然是一种力量；倘若有人驱逐和赶走他们，那是他们为自己的过错而受罚，因为他们通过自己的宗教信仰、通过自己的风俗习惯，有意识地把自己和世界上其他各民族隔离开来。可是二十世纪的犹太人早已不是一个集体。他们已经没有共同的信仰，与其说他们为自己是犹太人感到自豪，毋宁说感到一种负担。他们不再意识到自己的使命。他们在生活中把从前自己神圣的书籍中的诫律抛在一边，他们不再说那古老的共同语言，他们已经生活在、融合在自己周围的各民族里；消溶在普遍的生活之中是他们越来越迫切的愿望，为的是面对种种的迫害能得到和平，在永远的逃亡中能得到休息。所以，他们互相之间已不再理解，他们已溶化在其他的民族里，他们已经是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俄国人，而早已不再是犹太人。现在，又把他们赶到一起来了，把他们象街上的垃圾似的扫在一起，他们有的是住在柏林华丽宅邸里的银行经理和正统犹太教堂的执事，有的是巴黎的哲学教授，有的是罗马尼亚的马车夫，有的是出殡时雇来哭灵的妇女,有的是洗尸体的人，有的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有的是音乐会的女歌唱家,有的是作家，有的是酿酒工人；有的家财万贯，有的一贫如洗,他们中有大人物、也有小人物，有虔诚的教徒，也有思想开明的人，有高利贷者，也有哲贤之士，有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进化论者，有德意志犹太人和西班牙、葡萄牙犹太人，有正义者和非法者。在这些人后面还有一群以为早已逃脱了咒语的茫然不知所措的人，还有改宗的犹太人和混血的犹太人。现在，几百年来第一次，又把犹太人自己早就觉得不再存在的一种共性重新强加在他们身上，那就是从埃及开始一再出现的共性：驱逐犹太人。可是为什么这样的命运会降临到他们身上的呢?而且总是一再单单降临到他们身上?这种毫无道理的迫害原因何在,有何意义?有何目的?把他们赶出所有的国家，却又不给他们一块土地。
人们说：别和我们住在一起!但又不告诉他们：他们应该住在哪里。人们把罪责加在他们身上，可是又不让他们用任何方法来赎罪。所以他们在逃亡的路上总是睁着焦灼的眼睛凝视着——为什么我要逃亡?为什么你要逃亡?为什么我要和你一起逃亡?我既不认识你，又不懂你的语言，我也不了解你的思想方法，我跟你毫无关系，为什么我要和你一起逃亡?为什么我们大家一起逃亡?没有人知道答案。“即便是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与之交谈的弗洛伊德。——我们那个时代头脑最清楚的天才，也不知道在这种荒谬中有什么目的与意义。但也许这正是犹太教的最终意义：通过犹太教谜一般的长期存在，一再向上帝重复《约伯记》中那个永恒的问题，以便这个问题在世界上不被完全忘记。”
英国一九三九年的八月和奥地利一九一四年美丽的七月完全一样——“我今天仍能记得那七月的情景：迷人的美丽。天空还是那样湛蓝、一望无际,象上帝的和平帐篷，太阳温暖的光辉还是那样照耀着草地和森林，盛开的鲜花还是那样绚丽多彩——世界是一片同样和平的景象,但世界上的人却在准备战争。面对那些茁壮、繁茂、静静的草木,面对弥漫在巴斯的山谷里令人陶醉的安谧气息，不由得使我想起一九一四年巴登景色的娇媚,相比之下，那种疯狂的冒险在当时显得多么不可思议。”茨威格决定留在英国。他要尽可能先安排好自己的日常生活。当时他打算第二次结婚，就在1939年9月日(星期五)上午去巴斯的民政局登记结婚。就在那个时刻——十一点钟左右——里面套间的房门突然被打开。一位年轻的官员急速走进来,一边走一边穿着大衣。在安静的房间里大声喊道：“德国人已侵入波兰,战争爆发了!”当时，那位已经开始填写结婚证书的官员又若有所思地搁下笔。他考虑了一下说，在交战的情况下敌对的外国人是否允许在这种情况下结婚。他说，他感到很抱歉,他要向伦敦请示——接着是两天的等待。希望、担心，那是心情极紧张的两天。星期天上午收音机里宣布了英国向德国宣战的消息。
那是一个不寻常的上午。“我默默地从收音机旁走开，收音机传来了条将会历经数百年的消息。这条消息肯定会全面改变我们这个世界，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在默默倾听这条消息的那些人中间，将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对我们大家来说，那条消息是悲哀和不幸，绝望和危险,也许多少年后，那条消息才会有另外的意思。战争又降临了，一场比以前世界上的任何一次战争更可怕、范围更广的战争。一个时代又结束了，一个新时代又开始了。
茨威格又降了一级：自从战争的消息传来一个小时以后，他在那个国家已不仅是外国人，而且还是一个“敌邦的外国人”，“我将被强行放逐到一个自己搏动着的心不愿呆的地方。因为对一个早被赶出‘德国’的人来说——由于我的种族和反德意志的思想方式的缘故——现在在另一个国家，根据一项官僚主义的法令，硬把我划在一个身为奥地利人从来不属于的集体里，这种处境岂不更荒唐?”茨威格感到整个生命的意义变成了荒谬绝伦。“我还一直用德语写文章、想问题，但我脑子里想的每一个念头、我感觉到的每一个愿望,都是属于为世界自由而战的国家。我的任何其他联系都被扯断了，所有过去的一切，曾经有过的一切，被粉碎了。我知道，在那次战争之后,一切都必须重新开始。因为我内心深处的愿望已成泡影，四十年来我把自己信念的一切力量都献给了这个愿望,实现欧洲的和平统一。我害怕人类互相残杀的战争甚于害怕自己的死亡，现在战争第二次发生了。我整个一生热烈追求人性与精神上的团结一致，我在那个比其他任何时候都需要牢不可破的团结的时刻，由于那受到严重排挤的处境而感到无能为力。我感到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孤独。”
为了最后看一眼和平的景象，茨威格又一次徒步下山向那座小镇走出。它安详地沐浴在中午的阳光下，与平时没有什么两样。那里的人用自己习惯的步履走着自己习惯的路。看不出他们匆匆忙忙，他们也不聚在一起聊天。他们在星期天的表现是安详、从容不迫。他们毕竟是英国人，他们善于克制自己的感情,他们不需要用大张旗鼓、不需要用喧嚣和音乐来增强自己坚韧、刚毅的决心。这跟奥地利一九一四年七月的那些日子那么不同呀！茨威格经历过战争，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当我看到熙熙攘攘、五光十色的商店时，我在一片幻觉中重新看见了一九一八年的景象，那些商店被抢劫得空空荡荡，好象睁着眼睛凝视着我。我在幻觉中看到憔悴的妇女在食品店前排着长龙；哀伤的母亲、伤员、残废者，从前在梦魇中出现的一切又都象幽灵似的回到了那天阳光灿烂的中午。我回忆起我们当年的那些老兵，他们衣衫褴楼、面容疲惫，他们是怎样从战场上走来的呵。我跳动着的心感觉到那次战争的全部过程。但今天开始的战争还掩盖着它的可怕景象。而且我知道:过去的一切又全完了，一切业绩化为乌有——欧洲、我们曾为它而活着的故乡，遭到了彻底破坏，远不止只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有点儿不同的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但是要达到这个新时代，还要经过多少地狱和炼狱呵。”
“骄阳普照着大地。正如我在回家的路上忽然注意到我前面自己的影子一样，我也看到了在现在这次战争后面另一次战争的影子。战争的影子将漫延过我们那全部的时代，不会再从我这里消失，战争的影子笼罩着我日日夜夜的每一个念头，它的暗影大概也蒙住了这本书的某些章页。可是不管怎么说，每一个影子毕竟还是光明的产儿，而且只有经历过光明和黑暗、和平和战争、兴盛和衰败的人，他才算真正生活过。”这是茨威格回忆录最后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