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 李修文 整理 / 何映宇
在这样一场灾难中，如何保障人的尊严、人之为人的根本，已经成为每一个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
武汉封城的第二天，我原本准备一早就回湖北荆门老家过春节。我也没想到会封城啊，结果就走不了了。我老家也有几百例感染新型肺炎，我父母的情况我也非常担心，但我没有办法，现在只能是“一种相思，两地哀愁”。
我的生活习惯平常晚上睡得很晚，因为原本第二天要回老家，我就早睡了，准备第二天早起，谁想得到凌晨2:00发了通知要封城。既然走不了，那就买了很多菜，囤积着，以备未来之需，一直吃到今天。
迄今为止，我已经14天没有外出了。现在武汉大街上基本上空无一人，只有仅剩的几家药店还开着。
我楼下就有疑似感染的病人。好多朋友说要给寄东西，我说不要了，我们这栋楼有了病例，如果快递小哥再被感染了，那就会影响更多人。这不已经有新闻报道快递小哥被感染上了吗？现在武汉唯一还有的快递就是顺丰，顺丰小哥到我们这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说，你进我们小区不要进我们这栋楼，因为已经有了疑似病例。
最恐慌的是现在！
你知道恐惧也是分层的，前一天的恐惧和今天的恐惧是不一样的。老实说我前两天并没有觉得多么恐惧，但是现在我明显地感到了大家的恐惧在升温！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我们湖北通知的是2月14日上班，我认为可能做不到，即使是坐班的话，也可能是极少数一部分人。目前看来，我们还要做好长期的准备，我们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我个人非常反感朋友圈里“把武汉还给我们，把我们还给武汉”这样的口号，它们忽略冒犯的是一个个个人的具体处境。此时此刻，还有多少人住不上医院，还奔走在各大医院之间？他们是该指责的对象吗？这难道不是求生的本能吗？如果我有了疑似的症状，今天住不上医院，那我明天早上要不要去看看能不能住院？那他不就成了移动的病毒传播者了吗？可是，这能怪他吗？我绝不会像有些人那样说什么他们就应该呆在家里，不应该跑出去把病传染给别人，如果那样的话就没有天理了，那人之为人的基本条件都全部摧毁了！他可以被隔离，呆在家里，但要有人管他啊！
就我所了解的情况，我身边认识的人得病的越来越多，离我们自身越来越近。我前两天还可以下下楼，这两天我怎么下楼呢？前两天还可以通风，这两天怎么通风呢？我楼下就有了几个疑似病例。因为还没有做上核酸检测，只能居家隔离。在我看来，这样的办法是非常非常有问题的，这不就是闭上眼睛骗自己吗？人是有求生本能的，有人会守在自己的家里等着病情加重，甚至等来自己的死亡吗？人的求生本能必然要求他出门为自己的生存呼喊，而在求救的过程中，他也可能成为一个传染源。
即使要隔离，也应该像昨天下的通知那样，及早地征召宾馆、体育馆等场馆。武汉现在号召“社区负责制”，但实际上社区做不到，因为防控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事，如果没有专业人士来负责，因此我认为实际上这是无效的。现在唯一可信的就是仪器，仪器在医院，当然就要奔向医院了。所以只能苦熬。
我觉得现在武汉缺乏一种清晰而有力量的声音，在巨大的恐惧和困惑之下，所有的人都在猜疑和苦熬。如果有人得了病，他会不断回忆自己曾经与谁接触过导致自己被感染，长此以往，心理上肯定会出问题。现在我不知道我们接下来还要封闭多久，很难对时间做出某种规划。事实上，在这样的心态下，我什么都做不了。我是个作家，很多人说你可以写作啊，那怎么可能？生活已经把你打回了原形，水落石出之时，你就要承担一个人在这样一个境遇下的职责，尽一个人的本分。至于写作，那是以后的事，而且我认为灾难文学的唯一伦理，就是反思灾难。
封城之前，元月四日我去南宁出差，同行的一个青年作家对我说，情况可能比较糟，当然他可能也只是一种直觉，谁也料不到情况会恶化成这样。那天我戴着口罩去的南宁，到了南宁晚上喝酒的时候，大家还笑话我说你果然来自疫区啊。回来之后开两会，市里开完省里又开，这么大型的集会，大家就觉得这应该没事了啊。我们都没有想到疫情会发散和扩展到这样的地步。这一次的疫情，传染性太强，潜伏期太长，这就是它比SARS可怕的地方，传染者他不发热也没有其它症状你怎么知道他被感染了呢？
我特别觉得这次灾难中的年轻人非常可怜，比如说我认识的一个年轻人，他大年三十的晚上就已经发烧了，高度疑似。到我们这个年纪，在这座城市中，多多少少有点资源，可是年轻人不一样，他们刚到武汉没多久，20来岁，刚刚毕业，刚刚结婚，如果又是外地来武汉的人员，他们在武汉的人脉资源就更要比我们少得多，他们还没有享受这座城市给予他们的便利，就遇到了这样的灾难，很容易就乱了方寸。生了病没有办法确诊，没有办法住院，他们内心的焦虑、压力你都能感同身受，可以说是走投无路。
一个大学老师，她的老公和父母都已经感染了，好像父亲已经去世了，她自己也高度疑似。在封城的情况下，她半岁的孩子谁来带？她发出的求救之声多么悲哀，已经不是救她的命，而是谁来救他们的孩子的问题了。
看见的听见的全是生离死别啊！
我很反感一种说法：“武汉按下了暂停键。”这是暂停键的问题吗？好像恢复了暂停键，一切就都恢复正常了似的。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我去过汶川，我的一个巨大的感受就是：创伤将永远停留在它遭到创伤的地方，一辈子都无法弥补！
本来确实打算写点东西，但实际上根本做不到。尤其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殡葬车在前面开，一个小女孩在后面跟着喊着妈妈妈妈。看到这个视频，我就受不了了，我的心特别乱。我所在的小区比较大，有一天我还听到一个中年男子在喊妈妈，那天又下着雨，真是“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它迫近得太厉害！那天以后我的心都是乱的，也没法写作，也读不进书了。
我认识的朋友染病的越来越多，所以接到的求救也越来越多。我的同事、熟人，不管是疑似还是确诊的，我尽可能帮他们做做协调：怎么样能做上检测，怎么样才能住进医院。但是前几天还有些医院的朋友可以帮帮忙，这两天根本就不行了，连医院里的医生、护士自己得病了都住不上。这真是真实的绝望。我倒没有那么矫情地说什么“写诗是可耻的”，但确实，个人生活和个人内心的一道分水岭已经产生了，所以你很难再像过去一样生活。
我有些医护朋友，我每天都和他们聊聊天。我有个特别好的朋友，是协和医院的护士长，他们自己缺防护服，防护服根本不敢脱。湖北省红十字会的情况我不是很了解，但是协和医院缺防护用品是千真万确的。有一天，她中午给我发了个微信语音，说她女儿在北京没有口罩，问我能不能帮忙解决。我也没办法，我是有口罩，但是我也寄不出去。后来我就叫我的朋友们，几个几个的口罩给她女儿寄过去。至于红十字会的情况，我也是通过朋友圈了解到的，真实的情况我不是很了解，但它至少影响了我一个选择，我现在也做不了什么，唯一能做的可能也就是捐助一点钱，那现在我肯定要重新考虑我的选择。
加缪《鼠疫》我经常读，但是我不太喜欢那种通过一部小说来认识一个民族的处境。我觉得我们现在的问题都在鲁迅先生的笔下被展现被揭露过。我有一个非常深的印象，双黄连可以抑制新型肺炎病毒的新闻出来后，网上一下子冒出来很多嘲笑购买双黄连的人的智商的各种段子，我看完以后特别愤怒！你和他们难道不都是可怜人吗？嘲笑他们，你和那些吃人血馒头的人有什么区别呢？嘲笑一个和你一样悲惨的人，和鲁迅先生笔下批判的人们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如何通往自己的现代性，固然跟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有关，更和这个国家这个民族里面具体的人有关。我们每个人都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来了，每个人都应该尽可能地做好自己这个人，否则就是几千年的悲剧不断循环往复，事实上，像这样的事历史上一再重演过。
宁浩导演很担心我，每天都会和我通电话或者微信联络。我记得当初拍《疯狂的外星人》的时候，大家还说，中国人是我们拍的这样吗？为什么不去拍《战狼》这样的电影呢？《疯狂的外星人》本质上是通过科幻的外衣来反思中国国民性的一部电影。它还是走在鲁迅先生所开创的道路上，刻画人物的时候，我们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个人物的身上有没有阿Q的影子。我觉得我们现在真的要重新从鲁迅出发，反思中国人的国民性，无论在灾难之中，还是在灾难之后。我觉得经此一劫，它可能成为中国作家重新出发的一个起点。
很多作家在写目前的灾难，但我写不了，就算要写，也希望自己多一些冷静和理智，就像我刚才讲的：灾难文学的唯一伦理，就是反思灾难。在这样一场灾难中，如何保障人的尊严、人之为人的根本，已经成为每一个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
作者是湖北省作协主席，原载 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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