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史晨
2/17/2020 9:12:38 AM
“叮铃铃，叮铃铃……”电话铃猛地响起来。
我放下书从床上爬起，看看墙上挂钟，已是晚间十点半了。
“你是史大夫吗？老崔病了！让你马上来看看！”一个陌生人在电话里下命令，他说是老崔的邻居。
去不去呢？我上了一天班刚躺下休息，况且这么晚了。去年也是一个电话，老崔命令我去医院看他，我提着十几斤重的西瓜，东跑西窜了几个地方，才找到那个未听说过的台东医院分部，原来他老人家心脏感到不适，住院疗养一下而已，可那是大白天，而现在却近半夜了。
“明天再去吧！这么晚了，黑灯瞎火的。”岳母劝阻我。老崔是岳父母几十年的老朋友，不然我也不认识他。
“还是去趟吧！骑自行车也不太远，这么晚了叫我，肯定有事。”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出诊，心想一个七八十岁的孤老头，也怪可怜的，能为他做点事就尽力做点吧，谁让我是个医生呢。
马路上空寂无人，我骑自行车从延安路飞驰而下，三站路就到达明霞路口，然而好久没到这方来，凭借过去的印象，却找来找去找不到老崔家。
时间真是太晚了，街上路灯昏暗，院内不见人影，多数窗户是黑洞洞的，人们都已经熄灯入睡了。我只记得一栋临街灰色宿舍楼，好像是明霞支路，几栋几号全然不知，只好推着自行车一个个路口，一栋栋房子寻觅。70年代建的“火柴盒”房子大都一个模样，白天区别不大，夜间更难分辨，半夜时分，既无电话询问，又不能张开喉咙呼喊。我着急，烦恼，几次想放弃，想打道回府，可几次又告诫自己要耐心，房子不会跑掉，老崔肯定在家等我。功夫不负有心人，寻找了个把钟头，终于确认出那套仅来过一次的宿舍楼，从黑咕隆咚的过道摸进去，不料心里马上冰凉，大大的铁锁扣死，这里没人居住！敲门无人应，围着一楼的窗子转个遍，敲玻璃没有反应，仔细瞧也不见光亮。难道有人骗我？不太可能。难道老崔搬走了？更不可能。半夜里我转来转去，不知如何是好。突然间有个提示，我好像听老崔讲过，这楼上他还有一套房子，莫非住够了一楼，再去楼上居住？我冒昧敲开一家亮灯的邻居，幸好老崔在这座楼里是个名人，都知道他在301户居住。
三楼这套房，和一楼一样仍然是大铁门，不过是从里面锁住，门缝里透出微弱的灯光。我先敲门，没有反应，再连喊了几声，虽然声音不大，可夜深人静传得很远，很快屋内传回熟悉的应答声。
“是史大夫吗？你等着!”看来老崔正在等着我。
我在门外黑暗中等了好久，终于听到由远而近，木棍“咚咚”的捣地声，还有抬不起腿的“嚓嚓”脚步声，看来老头子是真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老崔一步步艰难地向门边挪来，我在门外边听边替他着急。脚步终于停下，先是开锁声，听到保险锁转动了好几圈，木制内房门慢慢打开了。在铁门上方的铁棱中间，出现老崔那让人过目不忘的小老头形象：低矮、秃顶、红脸、肿眼泡。这副尊容我太熟悉了，他前几年因遣返问题回城上访，经常在岳父母家落脚，甚至脏衬衫都是岳母给他洗换，好可怜啊！老岳父那年就是在家里包水饺款待这位老朋友，饭后一腚蹲倒厕所再也没有爬起来，第二天就患脑溢血去世。返城落实了政策的老崔，又有房又有钱，春风得意，独自享乐，青岛的老婆孩子都不来往，老朋友更是难得见上一面，难怪老岳母一提起他就生气，骂这老东西没有良心。
“崔大爷，别着急，你慢点开！”望着老人哆哆嗦嗦的双手，听到哗啦哗啦铁链子声，却半天开不了铁门的大锁，原来铁门又有两道锁。我在门外虽然着急，近在咫尺却帮不上半点忙。我耐着性子等待，老崔终于打开了沉重的铁门，这是一扇把自己锁在里面，自己却难以打开的黑色铁门。
“怎么了？什么时候走不动了？”我扶他到床铺躺下，开始为他查体。
“早晨起来就麻木，右手右脚不听使唤大半天了。”老崔口角有点歪，说话也有些困难。测量血压下降，右上下肢肌力减弱，肌张力增强，病理反射提示脑血栓早期。专业知识告诉我，病人预后很危险，必须立即治疗！
“你可能要瘫痪，甚至不会讲话，要马上住院！”我斩钉截铁地告诉他，治病应该争分夺秒。
“夜半更深，哪能去住院？明天还有人给我来送铺板呢！三百多块钱买的。”
我听老崔慢吞吞的回答，他舌头根子有点僵硬。
“等不到明天了，也许明天你就下不来床，说不了话，一切都晚了！”
“都12点了。”老崔指着自己的旧手表说，“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去了，再说你一人也弄不了我。”老头子固执己见，不容你商量。再说现在出租车很少，半夜三更是难找，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我仅是从医生角度去考虑。 我一边找药，一边打量他的房间，和一楼一样的穿堂套二房，没有装修，十分简陋。用木条临时搭成的床铺，铺着一层薄薄的旧棉花胎，被子枕头既破又旧，唯有一叠叠裁好的手纸整整齐齐，是他吐痰擦鼻涕专用的，还有一摞摞毛巾，大概是经常上澡堂带回来的。四壁空空的房间里，仅有不少纸箱摆放在墙角，厨房里的锅碗瓢盆全放在地上，那台旧冰箱可能是唯一的值钱之物，我真不明白老崔层层加锁，究竟怕偷走什么。
“崔大爷，你不是在北京大儿家长住吗？什么时候回来的？”
“回来几个月了，和青岛的小崽子打官司。”
“怎么又闹起来了？”我顺口追问了一句，我知道老崔已经和青岛的小老婆离婚，一直和二房的几个子女不和，常年纠纷不断。
“还不是为了钱！这小兔崽子趁我不在青岛，把门撬开，房子全占了，东西全拿走了，我能不回来打官司?”老头越说越气恼，脸变了颜色，嘴角流出唾沫。
“你别生气，千万别生气！不说这些，先商量一下你住院的事。”我怕他因激动而加重病情，赶紧把话题岔开。
“住院的事全靠你了！”老头子眼中流露出信任和依赖的目光，“你安排我去人民医院住院，那是我们单位的特约。”
“你放心，我明天请假，全天陪你看病。”我完全了解脑中风的预后，怕一个人负不起责任，又问老崔：“是不是告诉青岛的孩子们？”
“别！千万别说！我和他们一刀两断了。”老崔又发起狠来说，“这次官司我赢了，他们正在咒我死，咒我死无葬身之地。我是一分钱，一个平方也不给他们。”
我赶紧打断他的话，医学经验提醒我，治疗的时间很重要，我对他是一百个不放心。“我的好大爷，最好听我的，现在就上医院，我怕明天就耽误了。”
“该死该活听天由命！我现在说什么也不去，再说现在钱也取不出来。”
老崔一边说，一边掏出一个存折来，原来他早有了打算，做好了安排。
“这是从北京回来后，一万块钱剩下的，打官司花了七千多。明天你给我提出来，要交住院押金。”
这是一张两千元的定期存折，还有三天到期。我跟老崔说：“明天提款太可惜了，办住院手续时，我找找人再说吧。”
夜越来越深了，我坚持留下陪他，可老头子死活不让，再说房间里连个椅子板凳都没有，我从进屋到现在，一直站着为他服务。我找出他原来服用的药物，倒水为他口服了抗凝药和扩血管药，定下明天一早接他住院的许诺。其实已经不是明天，现在已经下半夜了。
我离开老崔时说：“崔大爷，我看最好把铁门钥匙给我，我锁我开，你别起来走动。不然病情万一加重，我怎么进来？你的装备这么坚固，除非用气焊切割，或者用炸药轰开。”
不知是老崔太自信，还是对我不相信，或者还是对小儿子撬门破锁心有余悸，最终还是不给我钥匙。他仍然挣扎着下地，一步步挪出来关门；他仍然不顾我的反对，铁索链缠了一圈又一圈，保险锁锁了一道又一道。他对锁门如此上心，对我提醒的遗嘱大事却置若罔闻。人啊人！往往重视眼前的，既得的，忽视长远的，整体的。一般人可能都是如此短视吧，老崔自然不会例外。
我回到家中已是凌晨两点，蹑手蹑脚进门上床，却翻来覆去难以入睡。一是担心老崔病情，万一脑血栓形成，天明就打不开房门了，那怎么办？必须惊动派出所了，所以既后悔又后怕。另外心中又有太多感受：人没钱不成，没钱寸步难行；可钱多了好吗？老崔父子反目，是钱多了烧的，白白扔钱与儿子去打官司。
听岳母讲，老崔祖籍即墨，家中原来就比较富裕，年轻时来青岛做生意，先是摆地摊卖麻袋，后来和银行界扯上关系，于是逐渐发达起来。他经营房地产，在湖南路、莱芜二路等地都购置了房屋，是个名副其实的资本家。这个昔日的大阔佬，整日花天酒地，吃喝玩乐，自然瞧不上原配的黄脸婆，于是包舞女，逛妓院成了老崔每日的功课。结发之妻为他生了五个子女，可他仍然不把他们放在心上，看看劝阻无效，妻子就把全部心血花在孩子身上，一个个都培养到大学毕业，一个个都学有所成。老崔见老婆不管他了，更加肆无忌惮，干脆赎回一个妓女做二房，反正钱花不完，房子住不满。后来禁赌灭医娼，风流成性的老崔只好老实在家，几年下来他和小老婆又生了一女两男，他一共有八个子女，两个老婆同一天生孩子的风流事，当年曾在青岛商界笑谈了一阵。
资本家老崔的命运，始终和政治运动连在一起。“三反”“五反”熬过去，公私合营又把房产交出来，过了一关又一关，过去的风流快活带来了现在的秋后算账。然而老崔有钱，而且也会用钱，在房产局单位里人缘不错，上上下下打点得都满意，历次运动倒也没吃很多苦头。大老婆离婚去了北京，她的孩子们毕业后个个都有出息，所以老崔经常进京，等于多了一个家。青岛的家小老婆主事，白天两口子一块装穷，晚上回家关门挡窗，照常啃烧鸡喝小酒，比一般资本家受用多了。然而“文革”的风暴是无论如何躲不过去的，老崔被扫地出门，遣返回了老家。小老婆为了自己免受牵连，毫无情面地与他离婚。
在“史无前例”的岁月里，老崔人不人鬼不鬼，青岛、北京均无立足之地，老家亦无遮风避雨之所，惶惶如丧家之犬，他说不知道是怎样活下来的。“文革”后期，老崔要求落实政策返城，于是踏上回青上访之路，我也是那时认识了他：一米六几的小老头，面色蜡黄，低头走路抬不起脚后跟。他每天夹着黑色大队会计包，里面除了上访文件材料外，还有一个报纸包好的半头砖，走到哪儿倒头当“枕头”睡到那儿。当然落脚最多的地方是团岛我岳父家，吃的、穿的、用的一概免费，毕竟是几十年的老朋友。青岛离婚的小老婆不让他上门，三个子女因受资本家的株连心生怨恨，对他不理不睬。女儿为了不下乡，草率地嫁给一个瞎子，留城后在医院门口摆摊卖水果；两个儿子都没逃脱上山下乡的命运，结果有一个死在知青点上。呜呼！阶级斗争的烈火，烤得许多家庭骨肉分离，让多少夫妻成仇，父子反目。老崔恨后妻无情无义，卷去他大部分钱财；老崔恨子女不忠不孝，关键时刻形同路人。可他不想一想，政治风云谁能左右？阶级斗争谁又敢不从？不应该把这笔账记在自己的亲人身上！大家统统都是受害者……
度过一个难眠之夜，我早早打出租车来到明霞支路。敲门时，我的心悬着，唯恐老崔瘫痪在床。“咚咚”的捣地声和“嚓嚓”脚步声，由远而近来了，当然显得更吃力更困难。依然是一圈又一圈的开保险锁，依然是哗啦哗啦地开铁链，可能唯有这样他才能安心，唯有这样才能睡觉踏实。
“夜里没事吧？我真担心！”
“手脚更麻木了，反正也没脱衣服。”老崔慢条斯理地应答，鼻唇沟更歪斜了，说话更不清了。
我帮他带上面盆、牙缸、毛巾、碗勺，老崔这些东西最不缺，各种刀叉都是不锈钢的，难怪我岳母讲，老崔一辈子会享受，尤其吃上最讲究。出门时老崔特别仔细，让我检查了门窗开关，拔掉了冰箱插头，最最关心的是依然是大门，一道锁，两道锁，三道锁，不过这次铁链锁在外头，他心中肯定难以放心。
扶老崔下三层楼，才知道他病情的严重性，因为他已经迈不开步了。幸好一位朋友赶来帮忙，两人一左一右架着他下来。路过一楼时，老崔的眼睛也没放过那把特大号铁锁，仔仔细细盯了一眼他的另一套房子，不知是否意识到这是最后的告别。
打的去医院的路上，老崔的话多了起来，可能住院有了着落，心里减轻了负担的缘故吧，他感谢我给了他安全感。路过莱芜二路地段时，他说28号的两栋楼房曾是自己的房产，他吹嘘当年创业时多么英明，而风花雪月又多么快活，他甚至让我帮忙卖掉一楼的房子，因为三楼房单落在原配老妻的名下不怕。我一边随声附和一边想，这老家伙真不知死活，他还有心说古道今，阎王爷正在送他上鬼门关呢。
人民医院门口堵车，出租车只好在门外停下，这可苦了我，虽然急诊室就近在咫尺，可我们走了约半个小时，老崔一百八十斤重的肉墩，我架也架不了，背也背不动，一步挪四指，他大汗淋漓，我也淋漓大汗。接诊后要求做CT检查，老崔身子更重了，扶着他都难以站立，何况走路。既没带拐杖，又没处借轮椅，还多带了住院的盆盆碗碗，他那位朋友送上出租车就不管了，我一人怎么办？只能咬咬牙，坚持做完各种化验和检查，搞得我差点虚脱。
最后的诊断与我相同：脑血栓形成。我让老崔坐在连椅上休息，自己一路小跑去办住院手续，常年在医院工作，我知道午饭时间办事最麻烦。我先找刘院长签字，以定期存折为凭，三天后再补交住院押金。我不能在经济方面与老崔有丝毫瓜葛，他家太复杂了。办住院很顺利，可下一步就困难多了，从门诊到病房这200米怎么办？楼上楼下找不到一个熟人，真希望出现活雷锋帮我一把，可雷锋叔叔不在了啊！
“我有的是钱！你去雇人！”老崔看我忙前跑后的确不容易，给我下达了命令，他也清楚，我一个人是没法把他弄进病房去的。
金钱不是万能的！医院不是劳务市场，没有待聘的打工族，来来往往的人是不少，要么自己有病，自顾不暇；要么陪同病人，身负重任。门外看车的老头说太忙，没时间挣这佣金；打电话约人又远水解不了近渴，我心内焦躁，后悔没带帮手来。最后终于找到一莱西的农民帮忙，和我一起架一会儿，背一会儿，好容易将老崔这肉蒲团搬运到内科病房里。我周身汗湿漉漉，肢体仿佛散了架子，恨不能自己先躺到病床上去。
护士奶奶阴沉着脸来铺床，抱怨不早点来，原来已经12点多了。
“天知道！”我心里暗暗说，“我来得够早了，至今还没吃早饭呢！”
安顿好老崔，我赶紧去邮电局，先用公用电话向单位继续请下午假，再向北京发电报，让他大儿子速来青岛。我已经尽了他子女应尽的义务，我不可能什么都替代他们。
老崔住院第一晚，我是在人民医院度过的，需要为他陪床。这几年我一直医院为植物状态的父亲陪床。谈起陪床一般人都谈虎色变，我对此则习以为常，医生职业培养了我们，夜间有事马上起床，工作完了倒头便睡。可这间病房，有几只深秋的蚊子在你脸上乱碰乱撞，我躺在病号已回家的空床上无法入睡，而傍边的老崔却鼾声大作，全身好像猪肉冻一般地颤抖，连病床都跟着晃悠。睡前我们曾有段谈话：
“住院了，捎信让你青岛的儿女来看看吧？”
“他们不认我，我也不认他们。”
“都是历史问题了，恩恩怨怨了断算了。”我劝解他。“不是因为你，女儿会嫁给一个瞎子？不是因为黑五类，儿子会下乡病死？”
“我也死了好几个死，这难道都是我的错？”
“孩子小时候不明白，大了都会明白的，这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灾难。”我继续劝说，“小儿子要结婚，你就给他一套房算了，那是你的亲骨肉。花冤枉钱去打官司，你爷俩都成笑话了。”
一提此事，话不投机，老崔立刻激动生气，我只好立马打住，拿起从我爱人的医院借来的尿壶，为他老人家排尿泻火。
老崔在北京当老板的大儿子来了，安徽科技大的女儿来了，我原以为可以交差了事，不料还是离不开：医疗让我参加意见，病房房间要我调换，陪床护工要我去雇用……我每天白天上班，下班后要跑青医看望自己的老爹，又要跑人医看望别人的老爹，忙得不亦乐乎！能付出就有快乐，此言不差矣。
老崔住院第三天，不知消息如何传到青岛的儿女耳中，女儿牵着瞎女婿来了，人高马大的小儿子也来了。我们第一次见面，无人介绍，自然对我也没有感激话语。作为旁观者，我感到十分滑稽，刚刚拼死拼活打完官司，病床前又上演一幕父子父女天伦剧。老崔你这么多孙男弟女，最需要的时候都上哪儿去了？我一外人，这是出哪门子力？操哪门子心哟？
老崔住院半月，病情基本稳定，下一步就是康复治疗，大儿子开专车来接父亲回京。他们父子、父女希望我能全程保驾护送，我完全可以借口工作或父亲住院不去，然而我这人最大弱点就是怕别人哀求，几句好话有求必应，结果还是请假上了路。面包车日夜兼程，颠簸了20多个小时，凌晨3点住进北京的医院。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在北京待了一天一夜，最后是自己买站台票上车，自己补火车票回到青岛，一来一去身体就像患了一场大病似的。
老崔在北京治疗一月，脑中风恢复得相当不错，可天有不测风云，心脏病突发，瞬间一命呜呼。他大儿崔鸿修来电话讲：“个人没遭罪，家人没受累。 买了墓地，葬入陵园。”岳母认为这结果再好不过了，这样离世就等于进了天堂。老崔虽然火化进了天堂，可人世间还留有埋骨灰的一席之地，然而没有多久，他的骨灰盒被盗了，北京这一席之地也不再属于他了。原来盗骨灰者是青岛的小儿子，是烧香请爹回来的？还是绑架抢爹回来的？反正神不知鬼不觉，北京的儿女事先一个都不知道。
老崔死后又回到是是非非的青岛了。岳母感慨地说：“都说死了死了！老崔死了，也还未了！他哪是去了天堂，下地狱也找不着他的骨灰了。”
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看《今古奇观》，两眼迷迷糊糊，精神朦朦胧胧，一会儿像在泰山顶上云雾缭绕的天街，一会儿又像是在熙熙攘攘的北京王府井大街。
“我找你好久了。”我的胳膊被人拦住。
“崔大爷，什么事？”望着那个秃顶，红脸，肿眼泡的糟老头子，还和过去一样，穿一身脏兮兮的咔叽布中山服。
“找你还账呗！我不是答应请你吃西餐吗？”说着领我进了西餐厅。侍者摆好两付刀叉，我突然想起老崔已经离开阳间好久了。
“崔大爷，你不是升天了吗？极乐世界好吗？”我是医生，并不惧怕死人。
“好个屁！我活着打赢了官司，收回了房子，死了又全输了。”
“输了？”我不明白，官司还能因为死亡而改判？
“小兔崽子把我连灰带盒，一块捆绑回青岛，指着照片骂我老杂种，问我到底是谁输谁赢？”
“房子呢？”
“两套房子全撬开占了。养老金和丧葬费也统统给领走了。”老崔的脸愈涨愈红，话愈说愈激动。“他们每天对着骨灰盒吐我，骂我，有时还用铁索链将骨灰盒锁住，我只好逃出来。”
原来老崔已成了孤魂野鬼，不名一文了，看来今天这份西餐不是他请我，而是必须我请他了。看看他这可怜相，我推心置腹地说：“谁让你活着时候看不透，金钱算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算计到头，还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望着他那更加肿胀的眼泡和更显肥大的外衣，我不由得同情起来，决定给女儿打个传呼，让她给崔爷爷送点钱来用。
“叮铃铃，叮铃铃……”回电话了！我猛地被电话铃声惊醒，原来刚才奇幻一梦。接电话一问，又是亲朋好友让我出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