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学周
2019-07-12
收到夏坚勇先生新著《庆历四年秋》，便迫不及待打开阅读，读罢最后一个章节，犹自不忍释手，掩卷而思，意犹未尽，一个个人物和场景浮现在眼前，鲜活却又遥远，清晰而又模糊。有一个感觉特别强烈——大宋王朝的秋天是从仁宗皇帝开始的，不过，这是早秋，尚且有一些夏天的燥气，绿意已呈疲态，色彩斑斓中蕴含着死亡的气息，只是很少有人感觉得到。夏坚勇先生捕捉了仁宗庆历年间诸多庙堂大事和民间的鸡零狗碎，妙手著文章，为读者呈现出一副别样的“清明上河图”，尽管他自己在题记中说道：“由春扯到秋，这只是一种习惯性的文人修辞，并无深意……”可他用的删节号却让我想到许多“深意”……
纵观历史，仁宗皇帝是一个评价很高的帝王，大臣如范仲淹、欧阳修、韩琦、富弼均为一时俊杰，饶是如此，庆历新政也是“雨过地皮湿”，并没有取得什么耀眼的成就，阅读历史，认真思考，你会发现为帝王的只要不往死里作，就无所谓“明混”，为臣子的只要不毫无做人的底线原本无所谓“忠奸”。人性幽暗，人心叵测，看不到“罪”的本质，就无法理解这个时代，也无法理解任何时代。“西风寒水，秋老中州。”开篇八个字，字字千钧！上句一个“寒”，下句一个“老”，为整本书定下基调。接下来，作者不厌其烦介绍了一种名叫“狨座”的物件，其实他想说的是“品级”，在当时能够乘“狨坐”，大概像现代可以配乘奥迪A8，从古到今，这是最最乱不得的，这才是要命的东西！为了“品”是可以“拼”甚至必须“拼”的，不惜一切代价——做人的底线乃至生命。对很多人来说，有了“品”，一切就有了，没了“品”就会被轻视被忽视被蔑视。
《庆历四年秋》这本书越读到最后，这种感觉越强烈，宋朝其实离我们很近，甚至秦汉也并不远，其中一个原因，大概与此有关。《庆历四年秋》从一场清水衙门的聚餐写起，进奏院——一个不起眼的一个七八品量级的小单位，文人扎堆，因喝酒聚餐，被人检举，上报中央，惊动皇帝。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检举人和检举人的背后主谋，自然不是冲着一顿公款酒席去的，矛头所指是组织者和组织者后面的人物。上章弹劾的是监察御史鱼周询和刘元瑜，背后主使是王拱辰，攻击的对象是苏舜钦，他是当朝名士、著名诗人书法家、真宗朝名相王旦的外孙，本朝宰相杜衍的女婿，更重要的是，他是庆历新政的核心人物范仲淹举荐的。当苏舜钦败退庙堂寻觅沧浪之水的时候，王拱臣喜不自胜：“吾一举网尽矣！”不愧状元名号，一出口就是一句成语“一网打尽”。王拱辰何许人也？抄一段关于他的介绍。王拱辰（1012-1085），原名王拱寿，字君贶，开封府咸平（今河南省通许县）人。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十九岁举进士第一也就是俗称的状元，通判怀州，入集贤院，历监铁判官，修起居注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为翰林学士，累拜御史中丞，累官武汝军节度使。数论事，颇强直。尝论夏竦不宜官枢密，帝未省遽起。至前引帝裾，竦遂罢。因逐王益柔、苏舜钦以倾范仲淹，为公议所薄。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关系，王拱辰与欧阳修是同榜进士，还是欧阳修的连襟，而欧阳修是庆历新政的关键人物。难道说王拱辰是新政的反对派吗？其实不是，他反对的不是新政而是搞新政的人，更确切地讲是看不得自己被超越被踩踏。说到底还是看不得自己的“品级”低于别人，尤其是那个别人还是自己熟悉亲近的人。对此夏先生在文中有一段精彩的读心术，不妨抄录一遍：“就新政而言，王拱辰其实并不反对，但他现在反感搞新政的那一拨人，那一拨人因新政而风头大劲，挤占了自己上升的通道。说白了，新政如果由我王某人来主持，就好得很；如果由别人来主持，就糟得很。但这种被称为忌妒的心理能够说‘白’了吗？忌妒是人性中最妖娆、最隐秘，因而也是最难以告人的隐私，这是一种内心翻江倒海却又不能说出来的自我折磨……
忌妒是人性的一部分，不在忌妒中奋起，就在忌妒中沉沦，人生在世大致如此。”就是因为这样的人性本能，导致颇有直名的一代状元沦为倾陷者，“为公议所薄”！王拱辰与范仲淹形成正面冲突，是在庆历三年，事情的起因与这本书名有关，于今，只有受过高中教育的都知道那篇著名的《岳阳楼记》，开篇就是：“庆历四年春”，夏坚勇先生这本书名的灵感就来自这一名篇。
庆历三年，滕宗谅（子京）因为一大笔“公使钱”使用不当，且在启动调查之际烧毁账本，此时进入内阁，新政刚刚启动，仁宗皇帝不愿意因为一个滕子京而使举荐他的范仲淹受到冲击从而影响“新政”大业，就想大事化小，没想到，御史中丞王拱辰不干了，不惜以罢工威胁皇帝，而范仲淹也挺身而出，为朋友“横身挡之”扬言与之共进退，最后还是皇帝采取和稀泥的办法，左迁滕子京安抚弹劾一方，保留相应职级给足了范执政面子。于情范仲淹够朋友于理范执政稍嫌理亏，他必将要为此付出政治代价。王拱辰尽管没有达到目的，却也赢得一个“直名”，这一政治资本早晚会获得回报，就看时机。
滕子京案以后，朝廷出现出现弹劾朋党言论，矛头直指范仲淹及其支持者，权力的特性导致没有哪个皇帝希望大臣结党的，有一天在两府大臣都在场时，皇帝提出这样的命题：“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回道：“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这显然不是皇帝希望的答案，接着欧阳修上了《朋党论》颠覆了“君子不党”的经典信条，仁宗皇帝的反应如何，不甚了了，可是因为京城郊区一座小桥的拆迁，引发了新的纷争，皇帝再一次向执政妥协，且鼓励朝臣大胆说话，“今后不得更事形迹，避涉朋党，须是论列，必无所疑。”这一句话被作者特别关注，认为“值得玩味”，这让人想到几十年前倡导“鸣放”时的阳谋来。终于棍子打下来了，进奏院案被皇帝充分利用，处理得很重，随后皇帝下了诏书：“朕闻至治之世……不为朋党，而承平之弊，浇竞相蒙，人务交游，家为激讦，更相附离，以沽声誉，至或阴招贿赂，阳托荐贤。”
话说到这个份上，范仲淹看到诏书的当天就请求罢去参知政事，同一天富弼的枢密副使也被免，第二天杜衍的宰相被罢接着是韩琦，接着是欧阳修……赵祯皇帝不愧一个“仁”字，外放的大臣依旧保有崇高的虚衔；大臣也都贤良恭谨，顾大局识大体，君臣维护了一个体面的局面，殊为难得。
《庆历四年秋》写北宋庆历年间的事，并且涉及到范仲淹这个人物，很容易让人想到庆历新政，也会想当然地认定这是一本写改革的书。夏坚勇并不希望读者如此。他说：“我不喜欢写改革，尤其不喜欢写所谓的两条路线斗争。在我看来，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改革派与当时的保守派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分野，他们之间的矛盾，有一部分源于人与人之间心理、性格、官场利益的摩擦。我们应当把每个人物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生活环境中去考察。”即便对一些看似已有定评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夏坚勇也有自己的判断与立场。用他的话说，在历史散文中要尽可能多一些“史识”呈现。而这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庆历四年秋》好读耐读让人手不释卷，其中许多细节堪称妙笔，实在难以一一罗列，其中有史实有想象，很多场景会让我想到戏台，作者时不时化妆出场插科打诨一番，甚至不惜用上一两句苏白骂骂娘，看似戏笔，实则意味无穷。庆历新政于庆历四年秋宣告破产，庭院深深深几许，朝廷里的事百姓永远不会明白。今天没有几个人知道庆历新政的举措和收获，范仲淹的政治遗产注定不会产生多大影响，倒是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传颂至今，算是给庆历年留下了印记。抄一段夏坚勇先生的原文结束我的读后感：“在十一世纪苍莽的夜色下，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精神面貌演变的历史进程中，一颗新的太阳升起来了，那是一种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写在旗帜上的光风霁月般的人格境界和精神风范。”
据说夏坚勇先生正在写作宋史三部曲的第三部，该不会是熙宁变法吧？我尤其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