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学周
2/25/2020 9:14:31 AM
“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史的前夜。
某种带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一个幽灵——一种名叫“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
这是《叫魂》一书的开头，其语式像极了《共产党宣言》。庚子春节，赶上新冠肺炎肆虐，闭门不出，这本在书架上闲置多年的书籍成了陪伴。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的作者是Philip A.Kuhn，汉语名字孔飞力，是中国史研究学者，公认的大家。1970年初，30多岁时，他以出版《中华帝制晚期的叛乱及敌对力量》一举成名。在费正清退休后他就接任哈佛大学中国史研究的位子。但是在他重回哈佛将近十年的时间里，迟迟没有新成果问世，以至于很多人觉得，哈佛大学让孔飞力接费正清的班是犯了大错，直到1990年《叫魂》出版。《叫魂》是孔飞力学术成果的扛鼎之作，曾获得“李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
《叫魂》说的是1768年，也就是清朝乾隆三十三年发生于江南的一场叫魂案，“影响到了十二个省份的社会生活，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宫邸均受到波及”。作者通过这一事件，探讨“这样一个看上去正值盛世的时代。是否已在黑色妖术的掩饰下发出了非如此便不能为人感知的关于未来的警告？”进而揭开“被加上了密码”的专制制度下的社会生态。
1768年春天，一个可怕的妖术传言在最富裕的江南地区快速扩散——有些游方的和尚道士会一种叫做“叫魂”的妖术，通过剪走人的发辫，然后做法来控制人的灵魂。这种妖术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恐慌，官府开始派出衙役四处搜查可能正在实施妖法的和尚道士等。有和尚觉得冤枉，向官府喊冤，却遭到了衙役的勒索。这些游方的和尚道士都是社会底层人士，无力打点关系，只能被屈打成招。之后县令上报到浙江省主理司法的按察使那里，浙江省按察使做了一件在今天看来很正常的事情，他不想让这件事闹大，引起民众恐慌，选择了低调处理，双方各打二十大板，既没有上报朝廷，也没有向民众解释缘由。至少6月前，还没有真正与妖术有关的案子值得劳动皇帝的大驾。但是，妖术流言的传播力大大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1768年7月，叫魂由地方治安事件升级为全国性的政治事件，山东巡抚富尼汉是这次升级的导火索。这位富巡抚煞有介事地将一些与叫魂妖术风马牛不相及的几件事情，硬生生审成一桩剪辫大案，并率先向乾隆皇帝报告了这些妖术事件。
富尼汉的奏报拨动了弘历极其丰富的政治神经，作为一名封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弘历本能地嗅到了危险的气息，尽管弘历继承大统异常顺利，天下“是放在一个托盘上奉送给他的”，他治下的盛世历来被描述成镀金时代，但在这位大清皇帝头脑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始终不得稍微松懈，这就是谋反和汉化。叫魂涉及的“头发”问题恰恰就是谋反和汉化的一个象征。
清朝入关后，头发成了顺服和反对的关键，“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是满清统治的意识形态，对于叫魂中的头发问题，从基层到皇帝开始都讳莫如深，皇帝其实明白其中的“恐慌因素”，他相信，百姓大众是轻信的，一旦有政治危机或天下大乱的迹象，他们一定会惊恐万状，做出暴力的反应。
头发涉及种族对抗，也就是谋反，而事发江南又预示着“长江下游的社会既有奢侈又腐化，如同糖果腐蚀牙齿一般腐蚀着人们的美德”，汉化，给满族统治者带来腐化和自身素质的退化，到弘历统治中期，“从他的言论中似乎透露除了一种直接的预感：被汉化的满人与腐败的汉人官吏正在携手使大清帝国走上王朝没落的下坡路。”
叫魂的双重压力让弘历自己陷入“恐慌”。他要求既要对流言散布者予以弹压，也不能因此使百姓受到惊吓。乾隆的举动显示，一来他感到自己对于帝国整个官僚系统的控制力在减弱，下面的人不再唯皇命是从；二来妖术的传播形式——剪辫子，这触碰到了满族统治者最敏感的神经，有人在对他的江山不利。
“面对叫魂的罪恶行径，皇帝将要发起一场全国性的清剿。”于是，从江南到山东，再到河南、直隶地区，无数的案卷被呈送上来。乾隆命军机处彻查此事，然而审理的官员却发现，这些人都是被冤枉的，被屈打成招的。军机大臣向乾隆报告了此事的来龙去脉，然而乾隆的反应却很值得玩味，因为“在这个案子上，他不仅已押上了个人的威望，甚至也押上了整个王朝的尊严。”于是，一方面他仍然坚持妖术真的存在；另一方面告诉各地方官员，不要再兴师动众地抓人了。为了维护皇帝的个人威望和道德权威，内阁大臣用一个更具礼仪性的结局来结束此案，在明发的上谕中，自然将事件诿过于各省督抚，而将及时结束此案归结为皇帝的英明。整个案件的关键角色山东巡抚富尼汉交由吏部议处而不是论罪，他被贬为山西布政使，“考虑到叫魂案爆发以来所发生的一切，富尼汉所收到的惩罚只不过是在手腕上被轻轻责打一下而已。毫无疑问，这也是对弘历本人所犯错误的开释。”
很显然，虽然叫魂的妖术是假的，但是帝国的危机是真的。乾隆需要通过这样一件事强化对整个帝国的控制力。
在全国范围内对妖术的清剿，触发了皇帝和各省督抚之间的较量。“这场暗斗悄然隐蔽，但激烈程度并不亚于清剿本身。它的燃料则来自于官僚的责任制度。”这一责任制度包含常规的吏部考核和皇帝的信任程度，这些频繁流动的高官，“被两条铁锁同帝国的中心绑在一起：同其他官员一样，他们的黜陟考绩保存在吏部的个人档案中；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与皇帝间维系着效忠尽责的个人纽带。”责任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围绕着对信息的控制展开的，弘历除了正常的信息渠道，还有一套属于他自己的耳目系统，他的圈子很小，却是世界上最排外的圈子，“进入这个圈子意味着得到皇帝的特别宠信并能与其直接对话。”这个圈子大约由六十多位督抚组成，尽管这个圈子并没有老朋友般的默契，却被皇帝视作肱股心腹，这一群皇帝的高级仆人不仅被要求准确上报地方上发生的事情，而且被要求为皇帝分忧解难。取悦皇帝是他们工作的中心环节。上行奏稿和朱批构成了皇帝和大臣之间信息的互动。“朱批对于理解弘历在叫魂案中的作用——实际上也对于理解他在中国政治中的作用——至为关键。”因此作者不惜功夫，大量使用这些材料，试图弄清专制体制下，权力运作的的秘笈。
《叫魂》第九章“政治罪与君主官僚制”是全书的“核”。孔飞力试图通过一个对百姓、皇帝、官僚集团而言不同版本的妖术故事“是如何变成推动整个政治制度运作的燃料的”。孔飞力提出了他的结论性观点：“在整个政治制度中，妖术所扮演的是某种我称之为‘政治罪’的角色。所谓政治罪，包括了所有的谋反，如宗教异端、文字诽谤或公开造反。因为政治罪所危及的是王朝制度的基础所以它与无所不在的腐败不同，后者所影响的只不过是这个制度的效率而已。但如果情况确实如此，为什么官僚们对这种政治罪却不像君主那样感到忧心呢？不管怎么说，这个制度也是他们的制度。”这一问题的答案需要从官僚君主制的核心去寻找，这也正是孔飞力的着力点。
“君主官僚制”是孔飞力考察清帝国制度的结论。在这一制度中，君主需要用成文法规来约束成千上万的官吏为他服务，同时，他更要保持自己的特殊地位、超越官僚权力和自主性。这一矛盾促使君主在这一体制里面始终处于斗争张力之中，弘历从即位起，就对日益失效的规则表现得极不耐烦，不停地将自己的专制权力注入到帝国的机器运转中。在这样一个体制中，考绩、任命、弹劾等都具有双重性。孔飞力特别将具有“中国特色”的“谢恩表”提炼出来，他将这一种体现“东方专制”的文字，视为“文字式的叩头长跪”，他同时看到了这种似乎毫无意义，卑屈文字的实质，“仅仅把它看成一种礼仪是远远不够的，这也是一种政治事实的象征形式。它不断地被重复，使之像其他的仪式一样变得更重要而不是相反。”对官僚来说，“这种礼仪性的羞辱不是一种贬抑的标记，而是特殊身份的象征。”结果是行省和京城的高级官员根据两套规则行事，形式上受行政处分条例制约，同时又受到君主的直接注意，君主“可以通过繁琐的礼仪包装起来的个人个系来激励他们，责备他们和恐吓他们”。在君主和官员之间，政治罪是最有效的控制手段，君主可以利用这一媒介物，让他的臣属俯首听命，从叫魂案中的帝王运作，弘历利用了“政治罪”，“政治罪”也在利用弘历，这就是君主官僚制得以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特点。弘历在叫魂危机中的政治行为对我们进一步认清“专制”这一概念或许会有帮助，而“专制”正是后期帝国的特征。到了这个时候，已经达到非使“政治罪”成为政治生活一部分不可了。作为弘历本人，他要维持对官僚制度稳固、有序和可靠，并要在自己睚眦必报的个性和好大喜功的野心引导下，依赖政治罪对有权有势的官僚精英进行控制。
放大一下视野，孔飞力引导读者投向18世纪的中国现状，18世纪是一个风雨变幻的世纪。1860年代的西方，已经启动工业革命；而大清仍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之下，幻想着生活在天朝上国之中。统治阶级的高度专制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通过乾隆对叫魂案的严厉查处便可看出大清统治阶级对百姓的残酷镇压和对百姓的不放心。一个专制镇压人民的社会，怎能称之为盛世？所谓盛世，不过是闭关锁国状态下对外界的无知罢了。这也就难怪在这个现代中国的前夜，“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了。叫魂妖术让普通民众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让人人产生了对“权力”的幻想，“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嫉妒的人，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孔飞力将因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沦丧的乾隆时期“受困扰社会”，与20世纪的美国“零和社会”相对比，“它们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已无法通过增进生产来解决，而需要‘对损失进行分摊’，但是……同一个富裕的工业社会相比较（不管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多大），‘损失分摊’在一个贫穷的农业社会是一种更为严酷的过程。”在帝制后期的中国，绝大多数人没有接近政治权利的机会，也就不能以此通过各自利益相较去竞争社会资源。“对普通臣民来说，仅仅是组成团体去追求特殊的社会利益便构成了政治上的风险。有时，人们便会到旧的帝国制度之外去寻求这种权力；其结果就是造反和革命。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权力通常只是存在于幻觉之中；或者，当国家清剿异己时，他们便会抓住这偶尔出现的机会攫取这种自由漂浮的社会权力。只有这种非常的境况才会给无权无势者带来突然的机会，使他们得以改善自己的状况或打击自己的敌人。”
孔飞力下面的话让我感到特别悲哀：“即使在今天，让普通民众享受权力仍是一个还未实现的承诺。毫不奇怪，冤冤相报（这是‘受困扰社会’中最为普遍的社会进攻形式）仍然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
在疫情仍炽的今天，读《叫魂》让我陷入深思，它唤醒了我心底很多东西，1768年其实离我们并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