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杜帝
2/25/2020 9:12:07 AM
这是我未曾出版的《目击者札记》中的一篇，文章较长，分三期贴完。
我有个习惯，上了出租车愿意跟司机聊天。一般地说，出租司机见多识广，像是一个城市的流动观察哨，接触的外地人多，听到的对青岛的评论也最多，和他们拉呱，经常能获取各种有趣的信息。
这天，我要从青岛的东部到西部去吃饭，路途长，就跟司机聊了起来。这是个中年女司机，有40多岁的样子，面庞清秀，戴一副白手套，开车麻利。
我估计像她这个年龄，会是个“出租车家族”，和丈夫开一辆车，白天晚上轮班倒。在青岛，像这样的出租司机家庭不少。一问，果然是，她说老公开夜班，她跑白天。
正是黄昏下班的时候，路上塞车很厉害，我们遇到一个红灯就停老半天，我问她怎么不听广播，了解一下路况也好。
女司机说，她已经三年多不听广播了。我问为什么，她叹了口气，说：“自从葛晨离开广播电台以后，我就再也不听广播了。”
我装作不认识葛晨不了解情况的样子，开玩笑地说：“葛晨是谁？他有什么魔力，他一走你连什么节目也不听了？”
我看到女司机的脸红了，她盯着前面缓缓移动的车流，没说话。
我正有些尴尬，她突然开口了，声音低低地：“葛晨长什么样我不知道，我从来没见过他，但我每天听他的广播。那时候，我和我老公，还有几乎所有的出租车司机们，只要一天漏了听葛晨的《汽车俱乐部》，就觉得这一天少了什么，浑身不得劲。”
“为什么？”我赶紧接上她的话茬。
“葛晨对我们好呗！在青岛，谁也没有像葛晨那样，对出租车那么关心，替我们说话，帮我们解决了那么多实际困难。唉，三句两句也说不明白，总之葛晨这人太好了！”
出租车在沙沙地行进，我点上一枝烟，顺手把车窗往下摇了摇。
“说起来很滑稽，”女司机继续说道，“只要葛晨在《汽车俱乐部》里说的，我们司机都很信服，就是节目里的广告，我们也信，因为那是葛晨推荐的广告。”
我笑了笑说：“爱屋及乌。”
女司机好像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歪头撇了我一眼，继续说：“本来，我们最烦气广播电台的广告了，好几个频道，里边的广告铺天盖地，特别是卖药的，从早晨嚷嚷到深夜，很噪人。可《汽车俱乐部》里没有卖假药的，有推销机油的，还有加油站的，我和老公就专门买这些机油，专门到那些加油站去加油，为什么？那是葛晨推荐的，人家给葛晨的节目捧场，我就是绕路，也到那些加油站去加油，也算给葛晨捧场吧。”说完她笑了起来。
我问：“葛晨后来怎么不干了？”
“我们也不知道，反正老听他的节目，觉得他愿意为老百姓说话，估计是得罪了上层。有一次葛晨好多天没出来主持节目，我们一些司机就到广播电视局去声援葛晨，后来我所在的出租公司找我，说以后不准到广播局去支持葛晨，原来公司派人到现场记下了我们的车号。你说这是什么事儿！我们自发地去支持葛晨，又不是搞地下活动，你公司还用偷偷摸摸记我们的车号？还吓唬我们说，如果再去支持葛晨，公安局要找我们谈话，公司也要给我们记处分，扣分扣钱。”
女司机问我是干什么工作的，我含含混混地说是写字的，她说你这个活儿轻快，不用出力。我说轻快什么，你说的葛晨主持节目，看起来也挺轻快的，还不一样，说完了就完了？
她说：“葛晨不一样，人家是为我们主持正义。其实葛晨给出租车司机说话，他自己从来不炫耀，跟他应该干的似的。哎，我跟你说，那几年，我们出租车司机之间有个自发的协议，就是无论谁哪天碰巧遇见了葛晨，都不收钱，免费为葛晨服务，也好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意。后来不少司机都遇见过，听说话声音是葛晨，就不要他的钱，你猜葛晨能怎么的？他说谁不要他钱就永远不坐他的车，把车费从前车窗扔下就跑。我运气太差了，从来没碰见回葛晨。”
我坐在边上突然想到了同事们的议论，我是老广播，跟葛晨是货真价实的同事，可是听说广播电视局有人上出租车冒充葛晨，无论到哪，司机全免费；还有的冒充是葛晨的亲戚，也享受免费待遇。
拉大旗做虎皮，葛晨在某些新闻人员眼里，成了省钱的道具了。
我笑了起来。
女司机不解地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地说：“你们不了解，出租司机可不容易了，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大头都缴了租子，还有什么保险费、年审费、验车费，剩下几个辛苦钱儿，只能养家糊口。葛晨知道我们的苦处，他为我们批评上边，还不是为了让我们少遭点罪？我猜摸着，他干那个活也不容易，要不广电局一弄就不让他干了？好人难当啊！”
女司机停顿了一下，我看到她眼里闪动着泪花。
“葛晨主持最后一期节目，我正在路上跑车，听到节目里葛晨和听众告别，许多出租司机打进电话，挽留他，嘱咐他保重，人们在电话里哭得不成个，葛晨就劝他们，结果葛晨也哭了。我边听边哭，哭得一塌糊涂，车也没法开了。当时我车上有个乘客，是外地人，他看我哭得很厉害，就问怎么了，我说我不收你钱了，麻烦你下去吧。我也不能营业了，只好把车停在路边，趴在方向盘上哭……”
我去的酒店马上就到了，女司机突然住口，不说了。
我看见她用面巾纸迅速地按了按眼睛，然后长长地吁了口气，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唉，事情都过去了，说这些干嘛！那些天，我老公跟病了似的，天天说，心如死灰，心如死灰。从那以后，我们两口子都对广播失去了兴趣。”
我和葛晨是广播电台的老同事，1999年广播电视局从单县路整体搬迁到宁夏路，我们仍然在同一座楼办公，中午也在同一个广电餐厅吃饭。虽然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但我们的关系并不密切，只是限于见面时互相点点头，打打招呼。
葛晨中等个子，方头大脸，五官端正，满脸络腮胡子，不认识他的人会以为他是搞艺术的，画家或导演。2000年我在《青岛广播电视报》的时候，因为要介绍葛晨和他的《汽车俱乐部》，报社让我去搞大特写，我和他接触多了起来，参加了他们节目组织的活动，还经常泡在他的办公室闲聊。
后来大特写写完了，一个整版的篇幅，配一幅葛晨主持节目的工作照。
排出版样，我们的总编突然又不让发了，说是广播电视局的领导有说法，不能介绍葛晨。
这是什么事儿！
一次次地糊弄我们干活的，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费些劲，结果弄些无效劳动。在印刷厂的校对室，我郁闷不已。
放下校样去找总编，采访写作都费了些时间，局领导到底有什么说法。总编说，当初咱们定选题的时候，局里不知道，咱也不了解葛晨得罪了人，现在局领导不准发，咱们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下午葛晨下了节目，我到他办公室，我不好说太多报社的内情，只含含糊糊地说这个稿发不了了，把已经被枪毙作废的大特写版样送给他，让他留着做个纪念。
葛晨低头看版样，后来抬起头说：“大哥，我早就预料到今天这个结局。看来我是得罪谁了。”
我问他得罪了谁，有明确的人吗？
葛晨说：“怎么说呢？我既得罪了很多人，又谁也没有得罪。”
我不解地看着他，希望他继续说下去。
葛晨声音有些低沉。“有些事你也知道，我从东北来，在青岛无亲无故，办《汽车俱乐部》没有私情可循，也没有恩怨要报。”
我知道，葛晨说的是实话。
当初青岛文艺台让葛晨办《汽车俱乐部》，完全是为了填时间空档，下午1点到4点期间，是电台最烂的垃圾时间段，收听率非常低。葛晨和他妻子调到青岛电台，领导也有意识给他们最差的时间，考验他们的业务和能力。
想不到，事在人为，葛晨竟然化腐朽为神奇，把那个最烂的时间段盘活了，广告量也扶摇直上，把个文艺台领导喜的，说这样的人多调来几个就好了。
我正在写的《目击者札记》是个纪实长篇，葛晨和他的《汽车俱乐部》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为此特地采访了一些人，当然包括当时《汽车俱乐部》的知情人。
葛晨和妻子徐扬已经到了国外，剩下的唯一主持人就是古南了，古南本名叫魏东，小伙子个不高，圆脸。
《汽车俱乐部》垮台以后，树倒猢狲散，古南也离开了青岛广播电视局，到处打工，流浪于各个新闻单位之间，几年前《人民日报》的《市场报》在青岛搞了个《齐鲁纵横》周报，古南托我推荐，后来他进去了，那个报纸编得还挺像样，后来报纸又停了，据说是不符合中国新闻出版有关规定，报中报不能出独立发行版。《齐鲁纵横》停刊后，古南又转悠了其他报刊，好像都没干长。
我和古南多次在一起吃过饭，知道他喜欢喝酒，也有一定酒量，就约他出来喝酒，顺便谈谈葛晨和《汽车俱乐部》。这天，我们到了海天对面的“三宝荣”酒店，在单间里坐了下来。
我说，咱们在电话里说过多次，今天老哥找你，就是让你详细回忆葛晨和《汽车俱乐部》，从实道来，不管丑的俊的，好的坏的，酸甜苦辣，甚至包括葛晨和徐扬的缺点错误，你都说说，咱不是外人，也不要有顾虑，就竹筒倒豆子，痛痛快快吧。
我们端起了酒杯，话题，自然就走进了他和葛晨、徐扬的《汽车俱乐部》。
我和葛晨是老同事了，葛晨是节目负责人、主持人，我和葛晨的太太徐扬，三人一起主持这个节目。可以说，整个青岛，我和葛晨认识最早，接触最密切，也最了解他。《汽车俱乐部》这个节目，从创办到解体，我是自始至终的参与者，见证人。
葛晨和我是大学同学，都是吉林艺术学院的，葛晨比我矮一级，他学的专业是“广播电视编导”。葛晨那时还比较瘦，留着长头发，风度翩翩。在大学里，我们两人知名度都很高，一反一正，我整天旷课，时不时还打架斗殴什么的，名字总在学校公布的“白榜”上。
葛晨学习好，肯用功，是学校的优秀团员、优秀干部，学校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红榜”上总有他的名字。
在大学时，我因为爱好播音，经常被吉林省电台借去主持节目，而葛晨也被台里的文艺部看中，特邀他去客座主持文艺节目，我们惺惺相惜，就那么认识了，提到各自的名字，我们还为“白榜”“红榜”哈哈了一阵。
毕业后，葛晨如愿以偿地分配到了吉林省广播电台，继续在电台文艺部编导主持节目。他和徐扬就是在那时认识、接触、恋爱的。
葛晨是1969年出生的，比徐扬小一岁，徐扬当时是吉林省广播电台新闻节目的主播，未婚名人，两人不知怎么勾搭上了，爱得一塌糊涂，很快就结了婚，在单位里形影不离。
两个年轻人都有能力，也有活力，想好好在事业上发展发展，可我们国家的体制，就是那么回事儿，尤其是在新闻单位，这个你知道，上边管的太严了，编辑记者是戴着镣铐跳舞，你还能指望吉林广电局各一路？所以葛晨两口子就很郁闷。
葛晨想搞一个谈话类的节目，报了些选题上去，领导不批，说话题太敏感，容易出事；徐扬呢，尝试新闻播音的生活化，被领导批评为“不严肃”“没有党台的权威性”。反正俩人都他妈的有点郁郁不得志的样子，后来萌生了“外出闯一闯”的念头。
他们觉得南方沿海城市比较开放，看到厦门广播电台招聘主持人，他们就写信把个人简历寄了过去。此时是1995年夏天。厦门台提出让他们先过来工作一段时间看看，双向选择。
俩人就向吉林广播电台领导汇报了要去厦门台的想法，不料却遭到了电台领导的严厉批评，说他们不安心工作，想跳槽。葛晨和徐扬说他们仅仅是先过去“试试”，领导不耐烦地说，除非你们辞职，而且编制、工龄、待遇什么的也没了，不然台里不会放你们的。
长话短说吧，后来葛晨去了吉林省的《现代人》杂志社，当编辑，再后来他和徐扬一块辞了职，真到厦门去了，也不管什么编制不编制、待遇不待遇了。
听说他们在厦门台分别主持两档节目，很受台里重视，收入也不错，不过生活上不大习惯，那个地方几乎没有面食，顿顿糙大米，偶尔吃顿馒头，面也发不开，酸溜溜的。两个地地道道的北方人嘛，和我一样，吃不惯南方的多季稻。
1996年，两人一起闯青岛，刚来的时候还闹了笑话，他们两口子对青岛不熟，徐扬在城阳有个亲戚，两人先到了城阳亲戚家，提出到广播电台应聘，问亲戚青岛广播电台在哪个地方，亲戚不知道青岛台和城阳台是上下级关系，以为城阳广播电视局就是，说很近，出门不远。
两人就拿了自己的学历证明什么的，去了城阳台。城阳广电局的副局长李树河是播音员出身，对广播业务很熟，他看了葛晨和徐扬的简历，有些懵，葛晨和徐扬是堂堂的省台优秀播音员、主持人，怎么会屈尊到一个小小的区县级广播电台来呢？尤其是看到徐扬和葛晨那些全国级的获奖证书，什么“金话筒奖”“中国新闻播音奖”，更糊涂了，吞吞吐吐地说：“你们，真想到这里来工作？”
葛晨和徐扬怕人家不要，很急切地说：“我们愿意来这里，我们都很敬业，您放心！”
李局长说：“俺这里庙有点小，凭你们的实力，上青岛台都没问题！”
这回是葛晨他们懵了：“什么？你们这里不是青岛台？”
幸亏没签合同，不然两口子与城阳台订了终身，那可麻烦了，窝在那里，工资待遇又低，不毁了？不过，真在城阳台工作了，他们恐怕也不会有今天被撵走的下场了。唉，世事难料，造化弄人啊！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