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常约瑟
2/27/2020 9:49:06 AM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0，青岛。父亲常子华，母亲梁今永，大姐常以斯，二姐常路斯，与外国友人一家合照
在我心中，父亲是个熟悉，却又陌生的人。
说他熟悉，是因为在我儿时与他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给了我温慈的父爱。他经常带着我，去青岛鲁迅公园海边，教我如何去砸开黏伏在礁石上的海蛎子壳，用手掏出鲜美的海蛎子肉来生吃。他经常为我做早餐，他拿手的厨艺是煎“荷包蛋”，把鸡蛋的两面煎得略带黄色，但里面的蛋黄仍然保持鲜嫩。当他把煎好的“荷包蛋”放在我的盘中时，他总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地说，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鸡蛋。
儿时的我喜欢听他“拉锯”。他有一片薄薄的、易折曲的锯。他把锯的一头夹在两腿中，左手拿着锯的另一头，右手持一个粗粗的弓子，在锯的脊背上拉弓滑动，产生出优美的声音。特别是当他夹着锯的两腿颤抖时，他的锯发出如同在小提琴上左手柔弦似的颤音，令人神怡心醉。
说他陌生，是因为他很少对我讲述他的过去，他对于自己在“万恶的旧社会”时期的工作、生活情景拑口禁语。这使得我对民国年代父亲的经历了解甚少，他的一生距我是那么遥远，神秘莫测。
我对父亲的无知，可以从儿时与他的一次短暂对话中略窥一斑。虽然与父亲的这个对话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青岛龙江路上的老宅里，现在想起来仍然让我羞愧得脸红到耳根。
那是在1964年我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学校里来了一位临时代课的年轻女教师。也许她打听到我是个求知欲较强的学生，就问我是否愿意在课外跟她学英语，我立即欣然答应。这是我第一次学习英语。她在给我上的第一堂课中，除了教我英语的26个字母之外，还教了我两句英文口语：“Good morning！”（早安）与“How are you?”（你好吗？）这位年轻女教师给我布置的家庭作业是每天要反复大声念出这两句英文，她告诉我张开口大声念英文是个有效率的学习方法。
回到家里，我效仿女教师在学校里教给我的口音，大声地练习着这两句英语：“狗得猫拧！好啊油？”我的怪声怪气、夹杂着青岛地方口音的“英语”声传到了正坐在沙发上阅读英文版《北京周报》（Peking Reviews）的父亲耳朵里。从来不过问我学校功课的父亲，把手中的《北京周报》放在一边，好奇地走到我的书桌前，问我在念什么。我如实汇报，把我从女教师那儿学到的这两句英文句子拿给父亲看。
父亲看后忍不住地笑起来。他对我说：“你的发音不正确，让我来教一下你吧。”他以一口纯正的英国口音念了一遍：“Good morning！”“How are you?”父亲抑扬顿挫的语音，与我从女教师那儿听到的生硬艰涩的发音大相径庭。但不知天高地厚的我，混沌茫昧，竟然对父亲说：“老师在学校里不是这样教的，你念的不对。”在我心目中，学校里老师教的一定是正确的，父亲的语音虽然娓娓动听，但与女教师的发音相差太大，一定是错的。
对我的愚昧无知，父亲既没有大加斥责，也没有尝试说服我去听从他的指教。他走到老宅的窗口前，望着庭院里几株盛开的丁香花树，沉思了片刻，便坐回到沙发上，捡起他的英文版北京周报，重新默默地读起来。
而我傻傻地按照女教师的青岛土话口音，继续在自己的房间里郎朗高声念道：“狗得猫拧！好啊油？”我自以为是地相信，我从年轻女教师听到学到的，是最标准的英语口音。
九年后父亲在文革中死去，我在陪伴孤独的母亲的几年中，从她思念父亲的言谈里探听到父亲生前职业的蛛丝马迹，才晓得当年被我认为英文“念的不对”的父亲，竟然是一位在英语上造诣颇深，并在英国大型企业里工作多年的高级主管。
多年来我常常思索，为什么当年父亲没有像“虎爸”一样事无巨细地过问我的学业？为什么当时他既没有斥责我有眼不识泰山，也没有尝试说服我去听从他的指教？当他佇立在老宅的窗前，凝视着院子内盛开的丁香树，耳朵里充斥着令他哭笑不得的“狗得猫拧，好啊油？”时，他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意外地看到了我哥哥的人事档案，在他的档案里，父亲的生平过往均有记载，那些干巴巴的记录条目毫无感情，且带着令人痛心的时代印痕，但却让我觉得如获至宝，我看到一个活生生的父亲向我走来，他的样子在我的脑海中越来越清晰起来……
父亲常子华，原名常行光，生于1897年，清朝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年（鸡年）。父亲的生日是十二月二十二日。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巧合，在他出生的前两个月，即十月十日，德国因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巨野县被当地的大刀会所杀害，派军舰强占了胶州湾（晚清时青岛的前称）。这似乎注定了父亲的一生与青岛结下了不解之缘。
父亲的老家在广东南海县。祖父是个贫农。祖父除了务农之外，还学了一手制做木板鞋的手艺。农闲时他把自己手工制做的木板鞋卖给左邻右舍的村民们。 父亲从小帮助祖父在田里种水稻。由于家境贫困，他幼时只读过四年私塾就停学了。可贫困的家境阻止不了父亲的求知欲，他在农闲时当上了报童，利用这个送报纸的机会，偷读报纸而自修识字，了解天下大事。父亲从此养成了读报纸的习惯。
少年的父亲为了“脱贫”，离乡背井，只身来到上海，在一家小店铺里谋得一店员职位，成为一名进城打工的农民工。
晚清与民国年代，许多外国的传教机构在中国从事教育亊业。父亲打工的店铺附近，位置于上海外滩，苏州河边南浔路的圣芳济学院（St.Francis Xavier’s College)，就有一所天主教的教会学校(即今日上海市北虹高级中学的前身)。这所学校由耶稣会（Jesuit Fathers)创建于1874年，21年后因为耶稣会缺乏人力与财源，学校由法国圣母小昆仲会(Marist Brothers)于1895年全面接管下来。
现在人们一般只晓得上海圣芳济学院是个中、小学校，很少有人知道这所学校在早期也开设过大学课程，曾经招收过少数大学生，这就是为什么学校的创建人以学院（College)为学校命名。
父亲每天打工都要在苏州河边的南浔路经过这所学校，看着衣冠楚楚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学生们欢快地进出于学校的大门，听着学校南大楼顶上的大钟定时发出低沉宏亮的钟声，年少的父亲不禁萌生了要想跨入这所学校门槛读书的梦想。
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去上大学，不管是在民国初期百端待举的年代，还是在21世纪经济起飞的时代，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奢望上大学的农民工面对着两个似乎不可逾越的障碍。
第一个障碍是入学“高考”。上海圣芳济学院是一所注重教育质量，不追求学生数量的学校。学校以精英管理的理念为宗旨，在创校后的头20年期间，每年只有幸运的80多名高材生通过严格的入学考试被录取为新生。而大凡离乡背井进城打工的农民工都没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即使他们之中的少数人曾经读过几年书，但在挥洒汗水劳累了一天之后，已经精疲力尽，根本无力再去啃书本了。对于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来说，在“高考”中拿到高分数是个望尘莫及的痴想。
农民工的父亲，凭着他坚韧顽强的毅力，白天在店里打工，晚上在宿舍里废寝忘食地自修学习文化课，竟然以优异的成绩，在1914年他17岁时，通过了圣芳济学院的“高考”，进入了当时许多学子梦寐以求的这所私立学校的大学商科。
农民工上大学的第二个障碍是无力交付大学学费。圣芳济这所私立学校的学费高昂，与父亲同年入校的学生大都是外籍子女或家境比较富裕的中国“富二代”。父亲虽然以优异成绩考入，却没有经济能力交付昂贵的学费。幸运的是，当时圣芳济学院提供了一种函授课程。已经工作的人，特别是像父亲这种的农民工，可以一边白天继续打工维持生计，一边晚上在家自学函授课程。函授课的学费比较低，父亲可以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付出学费。
由于圣芳济学院初期只招收在上海工作的外籍人员的子女，从1884年起才开始招收少量华人学生，所以早期圣芳济学院所采用的教材全部是用英文编写的。这为父亲的英文程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父亲来讲，1916年是一个值得记念的年头。在圣芳济书院函授学习两年之后，一则在上海英文报纸上不起眼的招聘广告，改变了父亲一生的命运。
这个招聘广告是英国的卜内门洋碱公司（Brunner Mond & Co.,Ld）刊登的。卜内门公司是一个世界闻名的纯碱、肥料、化学制品的制造商。这个英国公司与美国的杜邦公司、法国的法本公司是同时称雄于世界的著名化工产品企业。在民国初期，卜内门公司占据了80%的中国化学品市场，经营种类繁多的化学品和药品，除经营自己公司的产品外，还代理了十余个国家的四十多种其他产品。随着中国市场对化工产品的需求逐渐增大，卜内门公司需要增添新员工来经营越来越大的生意。
卜内门公司新增添的职位是初级见习生，因为是洋行，招聘广告把英文列为一项重要的资格考量条件，而英语是父亲潜精研思的强项。这是一个千截难逢的机遇，父亲决定去碰一下运气。
功夫不负有心人，父亲果然在众多应征者之中脱穎而出，于1916年秋天被卜内门公司雇用为初级见习生。新的工作是在卜内门公司天津分行，只身北上之前，他辞去了在上海店铺里的工作，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圣芳济书院对他寄予厚望的老师们。
父亲将要去工作的英商卜内门公司开创于1873年，总部设在伦敦，创始人是英国人布鲁内尔（John Tomlinson Brunner)和门德（Ludwig Mond)，这两个年轻人借了二万英磅，合伙注册成立了一个小公司。公司的名字取自二位创办人的姓氏Brunner Mond & Company.在公司成立的一年前，1872年，门德Mond听说一位比利时科学家Ernest Solvay发明了一个如何制做出纯碱的新科技。这个新科技比传统的Leblanc制做程序更有效率，所采用的原材料更容易找到，生产程序中产生的废料也会大大地减少。年轻的门德Mond看到了商机，他立即只身去比利时拜见了发明家Earnest Solvay,与之签定了一个君子协议，授予他的公司在美国及英国专利权采用这个制碱的新科技。
两个年轻人决定把他们的制碱厂设在Weaver河口边上的Winnington城内，因为这条河可以提供运输的便利，在河道中用船可轻易地把原材料运进工厂加工处理，再把处理好的成品用船运输出去。创业的头几年非常艰难，两个年轻企业家耗费了五年的时光，终于摸索出一套有效率的生产程序。1878年，他们成功地减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以低于其它厂商的价格卖出高品质的产品，在英国的碱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逐渐地，利用新科技生产出高质量低成本产品的卜内门公司，发展成为十九世纪末英国最富有的化学公司。1926年，也就是父亲在卜内门公司里工作的第十个年头，卜内门公司与另外三家英国化学公司合并，改组后的公司定名为英国“帝国化学工业集团”（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y Ld)，简称ICI，在全球化工行业排名前十。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诺贝尔奖金基金会的捐赠人诺贝尔先生所创建的诺贝尔公司（NobelIndustries),就是合并的三家公司之一。改组后的ICI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分公司没有改换公司名称，因为卜内门的品牌在那时已经在中国各地打开了知名度。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卜内门公司所引进的西方先进化学、纯碱、化肥、染料、油漆等制品，对中国工业的崛起起了积极作用。1950年代初，卜内门公司与其他在中国的洋行一样遭受到相同的厄运，被冠以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帝国主义”的罪名而驱逐出中国大陆市场。1980年代中国大陆门户重新开放，卜内门公司重回大陆。今天中国市场上著名的油漆品牌“多乐士（DULUX）”就是该公司旗下的品牌。公司产品因其卓著品质获得消费者及国内工程业主的认可而被广泛使用，例如：中国外交部大楼、中国银行总部、上海证券大厦、广州中信广场等工程均采用了卜内门公司的产品。(注释1)
1916年，19岁的父亲进入卜内门公司天津分行，他从薪酬微薄的实习生干起，一干就是38年。在1925年他29岁时，被公司分配到青岛分公司任职。从此，父亲爱上了这个碧海蓝天、山岩耸秀、林木蓊郁的美丽城市。他在这座使他心醉的城市找到了他心爱的女子，他在这儿谈恋爱、结婚、成家立业。他靠着自学天赋和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勤奋地工作，经历了不同职位上的各种考验与磨练，学习洞悉了公司的运作管理，成为卜内门公司众多员工中的佼佼者。1946年，父亲被提升为公司在华的高级主管：代理总经理。
在中国近现代工业历史上，青岛在造船、机车、橡胶，纺织、食品、家电等轻、重工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在纺织、染色料有机合成、食品发酵、造纸等工业领域中，青岛更是取得了傲人的成就，成为中国工业革命的一个典型缩影。这些工业的两大基础原料，酸和碱（因民国初期国人无法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大部分都是通过父亲工作的卜内门公司进口，国人称之为“洋碱”。
在业务往来中，父亲常子华与民国时期青岛的各界民族工商人士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成为青岛商界知名人士。他为青岛民族企业提供了高质量的良好服务，赢得了广大客户的信任与尊敬。
在青岛龙江路老宅的小阁楼上，父亲有一间书房。文革之前家里人都生活在楼下的几间大屋子里，我从未见母亲进去过小阁楼这间书房，孩子们就更不用说了。平时，只有父亲一个人在这书房闭门读书，这里仿佛是他远离尘世的圣地。
1965年我十三岁时，有一次出于好奇，偷偷溜进了父亲的这间书房。书房里有一个很大的书架，上面整整齐齐存放着上千册藏书，令人感到一种庄肃幽静的气息。书房中央有一个巨大的红木书桌，桌子上有一盏带有墨绿色灯罩的台灯。我环视四周，眼睛即刻被长长一排橙红色有烫金字样的精装英文书册所引吸。它们静静地伫立在从阁楼窗口穿射进来的阳光中，散发出金黄色的粼光，在众多书籍中倍显突出。我禁不住踩上一把椅子，爬上书架，取下其中的一本书来翻看。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印刷装订得如此精致典雅的书：烫金字体的书名印在书脊背上，整个封面没有任何文字，却在中央有一块树纹似的图案，覆盖其上的是由抽象派画家描绘的看似断断续续、无规则的线条，却又充满神秘美感，给人无限的想象空间。它们像是一层蜘蛛网那样轻薄，又像是科学家显微镜下的元素图像那样神秘。书里的纸张略呈黄色，上面密布着我一点也看不懂的英文字。我注意到在书中每一篇文章之前，都有一幅精致的外国人头像，在这些人物肖像与文章之间还夹着一张柔软轻薄的透明纸张。因为看不懂英文，我把书翻了几下后，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回书架的原处，从椅子上跳下来，悄悄地溜出了书房。
因为我是未经父亲许可偷偷潜入书房看到这些印刷精美的书册，自然也就没有胆量询问书中的内容是什么。一年后的夏天，暴烈的文革运动冲击了我的家，父亲上万本藏书、古董、字画、唱片，被街道办事处“革命造反派”点起的一团熊熊烈焰所吞噬。因为父亲的藏书太多，这些原来是左邻右舍的“革命造反派”，如同被打了鸡血似的异常亢奋，自搬自烧了三天，边烧边围绕着火堆，咆哮着“打倒洋奴常子华”的口号。我眼睁睁地看着这群歇斯底里的人们，在我家的院子里，把那一套令我倍感神秘的精装本英文书册投进了火海：橙红色的精美封面、烫金字的英文书名、高雅的淡黄色纸张、在燃烧的火堆中跳跃、扭曲、哭泣、解体，我还没来得及知道它们是什么，便已化为灰烬，变成一缕缕黑烟，消失在天空。我那无忧又好奇的童年岁月，也仿佛被投入到这熊熊烈焰中，瞬间便不复存在了。
十几年之后，我远渡重洋，在美国Biola University读大学。有一天我偶然在学校图书馆门外的石阶上，看到许多同学在翻看一堆图书馆处理掉的旧书籍。我走上前去凑热闹，在一堆被同学们翻得七零八落的旧书中，我惊异地发现了几本熟悉的封面：退了色的橙红色、烫金字的书名、树纹似的图案上复盖着抽象元素的线条。我捡起一本翻开一看，这正是父亲那套在文革浩劫中被付之一炬的书。激动不已，我小心翼翼地把残留在旧书堆里的六本书全部拿回了宿舍楼。
这套失而复得书册的书名叫《现代口才》（Modern Eloquence).是由在美国费城的John Morrisand Company出版商在1900年发行的。《现代口才》是一套世纪最佳演说百科全书，书中收集了17世纪世界著名学者、作家、政治家、新闻媒体评论家的演讲精品，从幽默的餐后演讲，到雄辨的演说，以及经典的讲座。演讲家们包括马克·土温（MarkTwin),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霍勒斯·波特（Horace Porter)，伍庭芳(Wu Ting-Fang)等世界著名人士。
原来父亲常子华平时除了忙于商务，还是一位英语演讲家。民国时期的青岛由南京中央政府行政院直接管辖，世界上一些国家因此在青岛设有外交领事馆。父亲常常被邀请到这些外交领事馆做一些商务演讲。虽然我无缘亲耳听到父亲生前用英语演讲，但这几本失而复得的《现代口才》令我大开眼界，让我了解到父亲为了学习如何演讲，阅读自修了这么多著名演讲家的演说，他所涉及的知识是如此深邃广渊：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世界历史、哲学、宗教、教育、经济……
20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的大陆，民粹主义风行一时。像父亲那类历史上曾经在洋行工作的人，都被鄙称为“洋奴”。每当绵延不绝的阶级斗争运动风暴袭来时，这些“洋奴”们还会随时被冠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或里通外国的间谍罪名而被整肃。父亲就是在这莫须有的幽灵之下，黯然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25年。在这期间，除了经常要向街道办事处交待他在“旧社会”的历史背景外，他绝少谈及他的过去。
洋奴，是中国人称那些给洋人作奴才的中国人。洋奴思想，则指片面地崇尚外国文化，否定一切本国文化。父亲在文革中被青岛江苏路街道办事处批斗、抄家、扫地出门的罪名之一，就是因为他曾经为英商卜内门公司工作多年，是个彻头彻尾的洋奴。
然而，我所熟悉的父亲，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很难想象，一个在洋行工作了38年，曾经担任洋行在华分行的高级主管，在他的衣柜里，竟然找不到一条领带，一件西装。他几十年如一日，穿着他喜爱的大马褂去洋行上班。近日听我的大姐讲，她印象中的父亲倜傥潇洒，上班时经常穿的是一件白色的马褂，戴着一顶白色的帽子，衣着朴素高雅。
很难想象，一个在民国时期口若悬河的英语演讲家，在出席外国驻青岛领事馆的社交与商务晚宴上，面对着一群西装革履的外国人，始终穿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大马褂，意气轩昂地以一口流利的英语发表演讲，以他纯朴的思想、情感、真挚、幽默和热情，去触动听众的心灵。
父亲是我一生中最祟敬的男人，因为他为人忠实、正直、诚信、慷慨。然而，小时候在一次家谈中，我不经意地听到父亲坦承，他曾经撒过一次谎。
那是发生在中国人奋起抵抗外来殖民者，民族运动风起云涌的四十年代。在洋行里身居要职的父亲，不可避免地会发现自己有时游走在一仆二主的窘境。他需要在忠实于自己的洋行雇主与内心强烈的民族感之间做一些选择。
年轻时的父亲是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世界自由贸易理念的信徒，这也许是与他在上海圣芳济学院读函授商科所接受的教育有关。他认为自由贸易是增加国民财富的最佳选择，而卜内门公司所持有的世界一流的先进工业技术与化工产品，可以“洋为中用”，为当时百废待兴的民国工业起一个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注释2)
那时期卜内门公司在中国的生意主要以进口为主，洋行经营的化学品和药品的原材料，都是来源于英国及其他国家。洋行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而出口的业务较少，只涉及一些植物油、蛋类、樟脑、薄荷等农产品。为了减少成本开支，洋行的高层管理意欲在中国本土发掘制碱的原材料，他们把这个具有商业战略性的重任委派给父亲去考查调研：在中国本土寻找制造碱的原材料资源。
父亲选择勘探的地区是中国北方人烟稀少的内蒙。他雇佣了两个当地向导，骑着马，踄山涉水，勘探了近半年的时间。就在他人困马乏，无所收获，准备鸣金收兵时，却在路边发现了一个由白、灰、绿色钙质砂岩组成的基石。父亲大喜过望，翻身下马，徒步在四周仔细地察看。(注释3)
这是一个海拔一千多米的半沙漠区，飞舞的风力之手在它的四周堆积起形态各异的沙丘。父亲走到一个沙丘的制高点，不禁被眼下的风光所惊呆了。他看到了一个一望无际的天然碱湖，碱湖的表面静静地覆盖着一层水泥沙，还有着许多在阳光下散发出微微波光的浅水滩。这个蕴藏着极大碱矿量的天然碱湖，是一个从未被人类触摸的处女地。
在返回的路程上，骑在马背上的父亲，脑子里陷入了一场激烈的争战。争战的一方告诉他，把这次勘探的惊喜发现，向洋行总部写一份报告。这将对卜内门公司在中国的贸易产生战略性的影响：利用中国的本土资源与洋行拥有的世界最先进的制碱技术，在中国生产出低成本高质量的产品；争战的另一方告诉他，这个从未被人类触摸的处女地是中华民族神圣的宝地，在她的湖底下蕴藏着巨大的碱矿资源，是属于自古以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应该把它们留给这土地的主人及他们的子孙后代去决定如何去开采、利用这些宝贵的资源。
一个星期后，父亲回到了青岛。他坐在公司的办公桌前，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拟写他这次勘探之行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巨细无遗地报告了费时近半年的勘探路线，以及沿途所见所闻。
在报告的结尾，他总结道：“此行没有发现任何天然碱湖。”
父亲常子华是一个天真的爱国者。他的天真表现在他从不喜欢政治，在民国期间，他看不惯国民党政府中的一些腐败官员，因此从来不与国民党官员打交道。出生于晚清末年的他，目睹了在闭关锁国的清朝统治下落后的中国工业，这使他从年轻起就有了实业救国的报负。他对祖国的爱，让他做出了人生中最重大的决定。
事情发生在1949年的上半年，国共两党的内战接近尾声，共产党解放军在著名战将许世友的率领下，重兵压近了青岛市郊区。市区内，国民党要员们纷纷撤离南下，许多外国驻青岛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及家属们也忙着离境返国。
那天，父亲与往常一样，由司机杨师傅开着一辆公司配给的美国通用公司制造的蓝色骄车，从宁静的海边社区八大关内的嘉峪关路六号家里出发，向城内的公司开去。汽车沿着莱阳路、太平路向西行驶，坐在车内的父亲习惯性地朝着车窗外望去，沿途欣赏着这个他热爱的城市的优美风光，蔚蓝的海水、林木长青的小青岛上的白色灯塔、伸入前海湾的栈桥……
司机杨师傅把汽车开进了公司大院。父亲下车后走进办公室，他的英国女秘书即刻交递给他一份从卜内门公司在英国总部伦敦发来的急电。父亲读了这封电报的内容后，陷入了沉思之中。
电报的内容简洁明了，大意是鉴于中国内战日趋激烈，总公司决定撤离驻青岛分公司的英籍工作人员去香港，并任命父亲为卜内门香港分公司的总经理，公司将支付父亲及家属搬迁的全部费用。
父亲决定与母亲商量这事关重大的决定，他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与正在家里照料家务的母亲通了电话。夫妻俩在电话里只交谈了五分钟，即做出了影响他们后半生命运的一个选择。父亲放下了电话，拿起笔来起草了他的回电稿子。这个他亲手写下的回电文，一直珍藏于他在龙江路老宅阁楼上的书房里。文革始初，这个他引以为傲的回电文件，被冲进家里的“革命群众”扔进他们在院内点起的熊熊火堆里付之一炬。
回电文是用英文写给英国伦敦卜内门总公司的CEO的。父亲生前曾经骄傲地翻译给我听，电文的大意如下：
“尊敬的总裁先生，非常感谢您对我与我的家属的关照。我很荣幸您任命我为卜内门香港分公司的总经理。然而，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将与家人留在中国，为我的国家与人民服务。诚挚的，常子华(签字)。”
父亲签好字后，请他的英国女秘书把电文发去卜内门在伦敦的总公司。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走出办公室，让司机杨师傅开车把他送回八大关嘉峪关路的家里。他要与母亲一起分享他们同心做出这个重要决定的特别日子。
注释：
1.父亲生前工作过的英商“帝国化学工业集团”（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y Ld)，简称ICI，于2008年被一个荷兰公司Akxo Nobel买下，自此结束了它八十八年的独立经营历史。在被这个荷兰公司並吞之前，公司在全球雇佣了29,000员工，年营业额四亿八千万英镑。Akxo Nobel收买了ICI之后，立即把其中的一部分卖给了一个德国公司Henkel,其余的ICI被重组编入了自己公司的各种部门。改革开放后重新进入中国市场的卜内门公司，实际上是荷兰Akxo Nobel旗下的一个子公司。
2.父亲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持有的世界自由贸易理念，在中国人民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发展道路上，终于在半个世纪后的2001年12月11日实现，在这一天，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其第143个成员。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们对世界自由贸易逐渐有了新的认识。昔日称为三座大山之一的帝国主义洋行，现在统称为外资企业；昔日在洋行工作的洋奴，现在统称为外企工作人员。
3.虽然父亲生前没有告诉我们他在1940年代去北方勘察的具体路线与地区，现在看来他所发现的天然碱湖很可能是在内蒙高原鄂尔多斯盆地附近。这些隐藏的宝藏在父亲发现它们40年后的1983年夏天，终于被新一代的中国科学院的地质学家们重新发现。他们在这里进行了野外考察，把实际资料与实验结果写成学术报告予以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