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犁耕

3/18/2020 9:23:26 PM

上海的萧功秦是当代知名学者。因为在邓小平时代提出新权威主义而在文坛名噪一时。邓很赞赏新权威主义这个说法。虽然他不一定看过萧功秦的文章，但当他听说有人提出新权威主义，邓笑称“我就是新权威主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曾经拿出一定版面，对新权威主义开展了几次讨论。世界经济导报是我很爱看的一份报纸，思想活跃，观点新颖，内容丰富。文史哲政经，百家竟场，各显风采。作者文笔都显示自己非等闲之辈。可惜这份影响国内外的报纸，“八九”政治风波期间停刊了。
我曾保存了这份报纸三年的存量。不舍得当废纸卖掉。经常翻阅，总有心得。怎奈搬家时忍痛割爱了。
我从世界经济导报上知道了萧功秦这个名字。但我不赞同他的新权威主义观点。因为把希望寄托在某个人身上，例如权威主义政治家，是不可靠的。我是过来人，有这方面的沉痛记忆。
实际上，中国后来背离了“三个面向”及“三个有利于”的事实，说明新权威主义有道理，却不可能“长治久安”。历史遇到邓小平这样的权威主义政治家确实有意义：在中国鼎力推行改革开放，及南巡讲话的力挽狂澜，都显示出权威主义政治家无与伦比的政治魄力与大无畏的精神，确实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但人类无法保证权威主义政治家都有邓小平这样的政治眼光、政治智慧、政治才干、政治胆略、及历史的担当精神。邓后的中国，不是“斯人已去风范去，初级阶段无人再”？
所以萧功秦的新权威主义，不过是“应景”之谈。这个“应景”之谈实质上隐含了作者不便告人的某种思想情结。这个情结在萧功秦那里是根深蒂固的。毋宁说，这个思想情结正是萧功秦学术生涯里的致命弱点。
萧功秦还发文对民族主义者高调的“中国模式”论给予了积极的呼应与详尽的理论证实。萧功秦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权威主义政府领导下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在逻辑上说不通的荒谬论断。
从萧功秦的文章可以看出，其实他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市场经济。在他眼里，中国“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成功的市场经济。
但是，经济学的简单常识告诉人们：市场经济是以生产资料——即产权个体化为基础，以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与公平竞争为条件的。萧功秦所说的“中国模式”根本就不具备这些经济特质：国有企业所有制本身就是个名不副实的伪命题——公民作为全民所有制者何曾体现过自己的产权意义来？实质上全民所有制就是政府所有制！政府成为市场的参与者，哪来的市场经济？国有企业不仅垄断了市场，垄断了价格，垄断了包括原材料、电力、金融等在内的各种资源，还垄断了人才资源。这样的垄断对于中国其它市场参与者来说哪来的公平竞争？没有公平竞争还叫市场经济吗？
萧功秦有所不知，不要说政府参与市场活动——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在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里，政府干预市场都是一大忌。历史的经验教训是：每一次世界经济危机，都是政府干预市场的恶果。例如相去不远的2008年金融危机，不都是美国政府鼓励贷款买房中的“次贷”造成的危机？
世界各国认识到以国家干预为主导的凯恩斯主义是市场经济的大敌，是以二战后凯恩斯主义造成了各国市场萎缩、经济衰退为代价的。二战后，各国推行凯恩斯主义，主要是对罗斯福“新政”的误解，误以为罗斯福“新政”的国家干预使美国走出了大萧条的危机。其实不是“新政”使美国摆脱了大萧条危机，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挽救了美国！空前规模的军火生意才是美国彻底走出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各国政府知其一、不知其二，纷纷推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导致了二战后世界经济的急剧衰退。这个问题点到为止吧。
世界经济之所以在里根、撒切尔夫人时代出现复苏与尔后的持续增长，恰恰是这两位政治家让政府完全彻底退出市场后的良性结果！
萧功秦无视世界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编造出权威主义政府引导市场发展的神话，并以“中国模式”为这个子虚乌有的神话披上了欺世盗名的外衣。 实际上中国近年来市场的萎缩、经济的持续下滑，老百姓生活的举步维艰，都是“国进民退”中打击个体私营经济造成的恶果！萧功秦罔顾事实，在失败了的凯恩斯主义面前拾人牙慧，杜撰出“中国模式”配合“文化输出”的时风，为大国论调提供理论根据。
然而学术界都知道，一种“模式”，特别是经济发展成为一种“模式”，不仅要有事实根据，更要有一定时期的具有普世意义的实践检验。例如市场经济，在欧洲经历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演进，才在亚当·斯密的历史性贡献中成了一种人类致富的“模式”！
“中国模式”凭你萧功秦一支笔就能让世人相信是一种模式了？何况萧功秦的权威主义政府引领市场，就是一个滑天下之大稽的笑话！
萧功秦虽然是个教授学者，却坐不住冷板凳，总是热衷于对“时事”发言，用自己的生花妙笔竭尽歌功颂德之能事。
这不，邓后不几年有人在重庆搞“唱红打黑”热火朝天，重庆人忘乎所以，自以为“唱红打黑”是个创新，是个创造，在热血沸腾中想到了需要理论论证与支持。于是萧功秦适逢其时，奔赴重庆做调研，不久就推出了“重庆模式”，轰动经济学界、学术界及政界，浅薄好事的媒体不失时机地跟上鼓噪，搞得“重庆模式”在中国一时间沸沸扬扬，无人不知。萧功秦眼看着大功告成，心底深处那个永远挥之不去的思想情结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释放。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重庆长官的垮台，“唱红打黑”也偃旗息鼓。接踵而来的是“唱红打黑”中的冤假错案纷纷露出水面。所谓“重庆模式”原来是一场比“工商业改造”还要野蛮、还要残酷的政府侵吞私有财产！而“重庆模式”下的那些见不得人的贪腐现象更是登峰造极了！
“重庆模式”的神话破灭后，随着学界对萧功秦的批评，萧功秦也陷于他一生中不管是工作上、学术上、精神上都堪称滑铁卢的低谷中。
但是，作为一个学者凡事动辄编造出个模式来，除了显示作者的急功近利外，萧功秦思想深处那个挥之不去的思想情结时刻膨胀为御用文人的蠢蠢欲动，这种失去理性的蠢蠢欲动，不仅使他屡屡失败，也确实损害了作为教授学者的形象。
看萧功秦的著作可知，他是一个有着一定文化修养与专业造诣的人，本人也不乏聪明睿智。怎奈总是用错了方向，所以一再受挫。致使自己七十多岁了，没有什么学术建树。出版的几本书都寡淡如水，缺少思想的魅力，都是些不可能传世的东西。
可以看出，萧功秦三十多年来提出的，不管是新权威主义，还是“中国模式”“重庆模式”，抑或是改革的先经济、后政治（本文略），都洋溢着萧功秦对“时事”的讴歌热忱。一个学者如萧功秦这样在自己的学术研究里渗透着太多的功利思想，他的学术生命其实已经终结了。这是萧功秦学术生涯里没有建树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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