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常约瑟
3/30/2020 9:46:07 AM
笔者九十年代携家人在青岛拜访王基林医生与他的家人。后排站立者是王基林医生。中间老者是王基林医生的父亲
几天前从微信中获悉，我的老友王基林医生因患重病，被送进青岛医学院脑科医院做了手术，目前正在康复中。思念之下，写了这篇有关抄家的续文，希望他康复之后，可以读到这篇文章中记录的一些与他有关联的往事。
我与王基林医生的友谊可追溯到半个世纪前的一九六四年。那年我十二岁，正在青岛大学路小学读五年级。王基林是我三姐常安斯在青岛医学院的同学，经常来我家玩。他比我要年长十多岁，酷爱音乐，喜欢拉小提琴，而我那时虽然谈不上酷爱音乐，但遵循母亲的旨意，仍在学习钢琴。
认识这位喜爱音乐的青医大学生时，我正值青春反叛期，在举国上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喧嚣声中，小小年纪的我被洗了脑，糊涂地认为弹钢琴是资产阶级享乐的产物，整天与母亲过不去，平时不认真练琴，也不想去钢琴老师王重生家上课了。
母亲知道我生性执拗，牛脾气上来了家里任何人都无法相劝。于是她搬来了一个救兵，三姐的这位大学同学王基林。就这样，在那段青春反叛期间，当我心不在焉地练习钢琴时，房间里有时会多了一位热心的听众。他並没有说教式地对我讲大道理，只是默默地坐在房间的一角听我练琴。逐渐地，我对这位大学生有了好感。他像是个大顽童，一点大学生的架子也沒有，和我这个小学五年级的小男孩很能谈得来。他成了我的一位“大朋友”。
其实母亲坚持让我学习钢琴，並不是她喜欢音乐。她是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家庭妇女，多年闭门蜗居于龙江路老宅。但在文革爆发的两年前，母亲就已经嗅闻到举国上下日趋紧张的极“左”气息，她预感到我这个被社会贴上了“资产阶级出身子女”标签的小儿子，在未来的升学、工作的道路上，将会遇到不公平的竞争与待遇。至今我仍然记得她对我的教诲：“你要学会两条腿走路，有一技之长。”母亲说的这“一技之长”，就是学习钢琴。对于大多数生长在五十、六十年代的孩子来说，这是一个奢侈的梦，而我生在福中不知福，对自己享有的这个“特权”並不珍惜。
至今我也未曾向我的这位“大朋友”打听，在半个世纪前，母亲是如何央求他来引导我这个冥顽不化的青春期少年的。不管怎样说，母亲的这一招很灵。 记得他喜欢拉法国作曲家圣桑写的小提琴曲《天鹅》，有空时就让我给他弹钢琴伴奏。当我练好一首钢琴曲目时，他会由衷地赞赏几句。通过与他的互动，青春期心灵孤独的我，找到了一位知音。我对母亲“两条腿走路，有一技之长”这个教诲，也改变了态度，不再持有反感对抗的情绪了。我与这位“大朋友”王基林自此成为世交，尽管我们之间有着十几年的年龄差异。
在母亲的“幕后策划”以及大朋友王基林的正面“诱导”下，我爱上了钢琴。六年级我每天放学回家，放下书包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坐在钢琴前，如醉如痴地弹上个两小时。十三岁的我，大脑神经还在发育，对美妙的弦律与和声异常敏感，经常由于听到新颖的曲调与和声而在脑海里产生色彩缤纷的幻觉。 这种强烈的色彩性的幻觉，有时让我的脑子在六年级的学校课堂上开小差走了神，听不进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内容。
1966年上半年，我报考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青岛是音院在全国几个重点城市设有考试点之一的城市。在五月春暖花开的一天，我兴奋地来到离家不远的优美的山东海洋学院校园，考场设在校园里的一个平房教室。考官是一位音院附中教师，郑丽琴老师（著名作曲家吴祖强的夫人）。她首先测试了我的视唱练耳，让我凭着记忆打出她示范的节奏，並且让我唱出她在钢琴上弹奏的一些短旋律及分辨出不同种类的和声组成部分。我弹的考试曲目是车尔尼Opus740里面的一首左手练习曲、翟维改编的钢琴曲《洪湖水，浪打浪》以及一首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我通过了考试，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几个幸运儿之一，拿到了进入这个中国最高音乐学府的入学通知书。
郑老师对我寄于厚望，她在离青返京之前，破例对我这个准音院附中学生做了家访，她叮嘱我在暑假中要刻苦练琴，做好秋季入学前的准备。我兴奋不已，梦寐以求自己有那么一天，将成为像刘诗昆、殷承宗一样的世界级钢琴演奏家。我向郑老师保证，秋季进入音院附中后，一定不辜负她的期望。
郑老师离开青岛后，有一天我去大朋友王基林家里玩，在他家里的钢琴上看到两本纸张发了黄的旧乐谱，乐谱的封面是深褐色的硬纸板。我好奇地打开这两本旧乐谱，原来是民国时期在上海出版的上下两册贝多芬钢琴奏鸣曲集。我问王基林是否可以把这两本乐谱借给我学习，他爽快地答应了。我向他保证，自己会小心翻阅这两本珍贵的旧乐谱，待我看完之后，一定“完璧归赵”。
回家后，我立即如饥似渴地视奏这两本厚厚乐谱里面的曲子。找到了过去只是从唱片里听到的几首贝多芬奏鸣曲。其中我最喜欢的，是f小调《热情奏鸣曲》。这是一首规模宏伟，气势磅礴的奏鸣曲，我被曲中炽火般的热情、热烈紧张的旋律而感染，禁不住地动手自学自练起来。（1）
这个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的呈示部，是由一个阴晦、悲剧性的主题发展出来的，它的主要主题，是由两个戏剧性的对立动机而组成：第一个动机压抑、悲壮，令人感到危机四伏，好像预兆一个不详的事情即将发生。第二个动机企图超脱出苦难的深海，揭示出人类对自由、光明的渴望。
我的命运，不幸被贝多芬在二百多年前写的这首名曲所言中。在我当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准学生仅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场突如其来的文革风暴，把那也许是在我一生心里曾经怀揣过的最高世俗理想，化做一场春梦。在6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不久，我接到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一封来信，通知我此次考试作废，音院停课闭门闹革命。
音乐学院考试作废的通知书，正如《热情奏鸣曲》第一乐章呈示部主题里所暗示，只不过是我的厄运的前奏。接下来，我的父母被江苏路办事处的“革命群众”批斗，龙江路老宅被抄家，家里的全部财产被“革命群众”瓜分，我的父母被扫地出门。
最难忘的是家里第一次被抄。那年的青岛八月天，热得像个地狱，被最高领袖的“伟大号召”与极左势力煽动起来的“革命群众”们，在炽热的气候中显得异常凶悍。他们在街道主任张秀贤带领下，慷慨激昂地高呼着“打倒常子华，打倒梁今永”的口号，闯入了宁静的龙江路32号老宅，肆意妄为地抄起家来。
十四岁的我，被这群突如其来的暴徒吓破了胆。我悄悄地溜进通往阁楼的楼梯下一间不引人注意的厕所，把自己反锁在里面。我惊恐万分地在那黑暗的厕所里呆了六七个小时，每分每秒都在担心外面年迈父母与有脑残疾的五姐的死活，又生怕自己被外面的暴徒们发现，被当作“狗崽子”拖出去痛打一顿。
在这黑暗的厕所避难期间，还有一个令我坐立不安、焦心如焚的顾虑：我担忧从王基林那借来的那两本贝多芬钢琴奏鸣曲集的安危。因为在我溜进厕所之前，我看到一群歇斯底里的“革命群众”在院里点烧了一堆火，他们屋里屋外来回的奔跑，把父亲的许多中、英文藏书、唱片、古董字画扔进火堆里焚烧。我担心若是他们把那两本旧乐谱也一并扔进火堆，我将无颜再面对大朋友王基林。
我躲藏在黑暗的厕所里，直到天黑，听到外面嘈杂的脚步声与人们的喧嚣声渐渐消失远去，才悄悄地走出厕所。映入我眼帘的，是洗劫之后的家，一个珠残玉碎、一片狼藉的家。我生活了十四年的那个妍雅书香、温馨优雅的家，面目全非。
我在厨房找到了年迈的父母和有脑残疾的五姐。我的出现，使受尽凌辱蹂躏的父母略感宽心。那天晩上，等到父母与五姐都睡着了，我偷偷地爬起来，躡手躡脚地溜进了我平时练琴的房间。我想去寻找一件东西。
我想寻找的，不是父亲收藏的那些精致无比、琳琅满目的明清古董。这些珍贵的古董，虽然在第一天的抄家中被抄走、砸碎了许多，但仍有零星漏网，散落在老宅家中不同的角落里，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件，倘若拿到今天的拍卖市场叫卖，也许都会价值上百万元。
我想寻找的，是那两本不値钱的旧乐谱，贝多芬钢琴奏鸣曲集。
我走进了平时我练琴的那间房屋。房间中间的地板被撬开一个大洞，原来这群财迷生窍的“革命群众”，误以为父亲在家里藏有许多黄金，他们在好几个房间猛撬地板，四处搜寻，但大失所望，一无所获。我绕过被撬开的地板，把脚下的几个色彩艳丽的明、清景泰蓝古董踢到一边，径直朝放置钢琴的角落走去。
钢琴旁边的留声机已不见踪影，估计是被人抢走了。存放唱片柜子里的大部分唱片都被砸碎或烧焦了。我看到《洪湖水，浪打浪》曲谱散落在地上，但没有把它捡起。我继续搜索，终于在一堆杂乱的书堆里，找到了那两本《贝多芬钢琴奏鸣曲集》。我还看到地上遗留下一张唱片，是柴科夫斯基的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也把它一并捡起来。（2）
也许是这两本旧琴谱的黄纸张太显陈旧，在那些“革命群众”的眼里如同废紙，使它们得以在惨烈的第一次抄家中侥幸逃脱毒手，没有丧身于火堆之中；也许是上帝为了保守我的天真童心，给我留下一个机会去履行我对大朋友王基林许下的诺言；我两手紧紧捧着这两本《贝多芬钢琴奏鸣曲》，与那张《柴科夫斯基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唱片，摸着黑悄悄地爬上楼梯，走进阁楼上的一个小房间。在这个房间的一面墙的下方，有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小墙洞，这个墙洞被一个小方木板复盖。打开这个小方木板，就可以钻入墙内。我曾经见过父亲钻进这个小墙洞，去修理在天花板顶层上的电线。
墙壁上的这个洞非常小，我需要匍匐在地，侧着身子才能爬进去，我把两本旧乐谱与唱片小心翼翼地藏到离洞口三米远的一个黑暗的隐蔽地方。爬出洞后，我把小方木板放回原处，心里默默地祈祷，希望没有人会发现我的秘密。
抄家持续了一个多星期，每天都有风风火火、群情激奋的“革命群众”，来到老宅，以“破四旧”的名义，打、砸、烧、抢、偷，无恶不作。院子里的那堆火，燃烧了三天。院里的铺地青石砖，被熊熊烈火烧成黑色。父亲的上千本中、英文书、包括一套稀有的精装版大英百科全书、圣经、唱片、古董字画，全部都被扔进了火堆，付之一炬。那些天我心里七上八下，揪心扒肝，生怕我偷藏在墙洞内那两本贝多芬钢琴奏鸣曲被人们发现，也遭受到被扔进火堆里的厄运。
幸运得很，前来抄家的“革命群众”没有发现我的秘密。在老宅被洗劫一空后，我跑去阁楼那间小屋，钻进墙洞，把藏在里面的两本旧琴谱与唱片取出。
这是我在文革抄家中，从父母的众多琳琅满目的珍贵文物书籍中，抢救出来的唯一“宝物”。当我把这两本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琴谱送还到王基林家时，他没在家。我把这两本旧琴谱放在他家里的钢琴上，没有留下字条，便离开了。
我从未向王基林提到文革抄家时阁楼墙洞里藏书的这段惊险经历，当时他可能甚至没有查觉到那两本旧琴谱已经“完壁归赵”，重新出现在他家里。但对于自己儿时忠实地履行了对大朋友王基林许下的承诺，我一生中每每想起，都甚感庆幸欣慰，並引以为傲。
注释
（1）自从文革被抄家之后，我一生就再没有练习过贝多芬的这首《热情钢琴奏鸣曲》。少年时自学自练这首奏鸣曲的那段短暂时光，成为我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
（2）我与这张柴科斯基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唱片结下了不解之缘。十二年后文革结束，高校重新开始招生。1978年，我以二十六岁的“高龄”，踏上了十二年前走过的路，重新报考中央音乐学院。我选择的考试曲目之一，就是这首柴科夫斯基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在没有专业钢琴老师指导的条件下，这张在文革抄家中保存下来的唱片，帮了我这个“业余海派”钢琴考生大忙。我反复听这张唱片，试图从中理解这首协奏曲的音乐风格与涵意。
写于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