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苏永生
4/9/2020 6:02:48 PM
母亲1950年到1959年在河北省故城县做小学教师，她先后在东第三、新庄、黑王庄和大马坊等村的学校教学。
我1952年出生，从出生到1959年春天母亲调动工作离开故城到青岛，我一直跟在母亲身边，也有过在这几个村生活的经历。
母亲2002年去世，享年80岁。她在世的时候，对这时期的事情，我主动问起的时候不多。因为那时年轻，有工作和生活当中的许多在当时看着比回忆更重要的事，所以不但不问，有时母亲说起来，也没大有兴趣听。
当自己也老了，想好好回味和了解的时候，母亲已不在了。
这张照片是母亲在故城县教学时拍摄的，但不清楚是哪一年，应该是在照相馆照的，像是用于工作证件上的照片。身体稍微侧面一些，显得自然，不像完全正面照相那么死板。
收在这里的三张照片，我倾向认为母亲戴的是同一顶帽子。如果这个推测成立，那么三张照片拍摄的时间应该相去不远。这三张照片中，只有集体照相上标有明确的时间。
这张照片的字应该是后期冲洗时在底片上写上的，文字是：故城县二区新庄小学校少年先锋队师生合影纪念 1955.11.25
拍摄地点应该是在新庄学校的教室外面，那就是说，请的摄影师到学校来拍的。至于为什么选择此时照这一张像，就不知道了。
左边可看到窗户。木头窗棂，糊着纸。那时还没有玻璃窗。从照片中看到的外墙判断，这个房子主体是土坯，基础部分是砖垒的，土墙外面挂了一层立砖。
母亲和另一位男老师在照片中间。母亲戴着红领巾。
这张照片右下有损坏，总共是60多名少先队员，应该是新庄小学的大部分学生了。
师生们的表情稍显严肃，也许由于很少照相（有不少孩子应该是第一次照相）的原因。但还是可以看出每个人不同的个性，令人想象当年他们在一起上课玩耍的情景。
摄影师的技术，我认为非常好。掌握的光线很柔和，每个人的面容都自然和饱满。这正是黑白照片的魅力，没有彩色照的优点也是缺点：五颜六色，颜色丰富但乱、不协调。
此外，站了五排，容易造成离镜头近的人大，远的人小。技术上是怎样做到了都基本一样大，看着很舒服的？影像在电脑上放大了看也很清晰，说明照相机应该很不错，至少镜头的分析能力强。此外，照片能保留60多年而不褪色，说明相纸和冲洗的药水质量高、配比合理。不得不佩服当时的材料和照相技术。
母亲与两位女生的照相。这二位女孩是少先队的中队长，在集体照相上她俩挨着母亲，在左边。这张照相是不是与集体照是同时呢？有这种可能。她们的背后是挂起的一块布，遮挡住破破烂烂的墙壁吧。
如果与集体照是同时，这天是少先队中队成立的日子，母亲担任少先队辅导员，所以特意与两位中队干部合影？只能猜测。
这两位女生，应该是四五年级的学生。几十年过去了，不知现在的她们是否还记得自己当年的模样？
这张照片上，母亲穿着黑色或深蓝色的制服，衬着白衬衣，扣着风纪扣。左边口袋上插着一枝钢笔，上面第二个扣子上拴着一条细绳子或链子，应该是连着放在口袋里的怀表。
母亲进学校读书并没有几年，没有读过师范。她的水平和能力，主要是靠自己努力，刻苦学习得来的。
母亲生于1922年。她的老家是山东黄县（现在烟台下辖的龙口市黄城区）。她的家庭按解放以后定的成分属于“下中农”，实际上也是穷人。不过山东半岛地方，由于土质好，雨水充沛，沿海一带又有渔盐之利，一向生活好于土地贫瘠十年九旱的河北南部。
母亲的家庭都是农民，靠种地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很吃力。所以母亲小时候只上到“初小”（四年级？），家里就不让她继续上学了。像那时农村女孩一样，在家帮助做家务，学习做针线活。
母亲喜欢读书，所以当哥哥上学时，她就跟在后面，不能进到教室里，她就躲在教室外面听老师讲课。回到家以后，她要来哥哥的课本，自己学习。
母亲在学校的时候练习过毛笔字。我小的时候见过母亲保留下来的临帖作业，她临的是楷书，一笔一画，很有力，结构也很好。上面有老师用红笔划的圈。有毛笔字的基础，所以母亲的钢笔字写得漂亮，有力量。看过母亲字的人，都夸奖母亲的字好。我是一辈子也没有练到母亲的字那样好。我和母亲在两个地方生活的时候，母亲给我写过许多信。读母亲的信，是一种心灵上的享受，不但语言温馨，那工整漂亮的字，也永远留在记忆里。
成年以后，母亲离开家乡，到城市里做事。由于有一定的文化，她被不同的机构接受，做文职的工作，她又结合工作，不断地学习文化和各种知识。
母亲和父亲1949年在青岛结婚。第二年生下了姐姐。这年秋冬之交的时候，俩人在青岛都失业，没办法的情况下，回到我父亲的老家，想着换个地方来谋生。
父母回到家乡以后不久，得知县里正在招教师。父亲和母亲都去报考。母亲被录用了。前面说过，母亲通过自学和工作的历练，不但具有相当的文化知识，也有相当的工作和社会经验。所以，从事教师这种新的职业，她很快就适应和胜任了。
母亲被分配到离家20多华里的东第三村教小学，这是她教书的第一个村。开始的时候，是我父亲陪同去，照顾母亲和我姐姐。不久，我父亲回到青岛找工作。母亲仍留在家乡教书。我奶奶就跟着我母亲，照顾一家人的饮食起居。1952年我出生。1956年我大弟出生。
也许县教育局每年根据各村的学生人数，调整学校的规模和教师配置，所以母亲算起来是两年左右换一个村，我们一家人辗转在故城县东部一带。这些村离我们老家二屯都不远。最远的是大马坊，我写到这里，用高德地图查了一下，20公里左右。其实，奶奶也随我母亲生活以后，老家已经没有人了，只剩一处宅院在那。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一家还是偶尔回到老家的房子里住住的。
在那个时代，尤其在农村，识字的少，乡村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差。母亲从小生活在农村，是在比较艰苦的环境中长大的，虽然她后来到了城市，过了多年的城市生活。但母亲的适应能力很强，她很快就脱掉城市女性的服装，换上了中山装，还戴上一顶前面有帽沿的帽子，一身蓝色，改变了她以前穿旗袍时漂亮温婉的女性形象，成为整齐干练的职业女性的装扮了。
听母亲说过，她在村里教学时，很多时候是复式教学。我想这也是那时的情况决定的。一个村里上学的孩子不一定多，就多个年级学生在一个教室上课，老师分别给他们讲课。讲完让学生做作业，再给另几个学生讲他们那个年级的课程。我不知道，80年代毕业的冀县师范的同学们，是否也经历过复式教学？
那时农村的教室十分简陋。我虽未亲见，但到我“文革”中回到故乡，在那里生活的几年中所见，教室是土坯房，桌椅破烂不堪，有些是土坯垒起来的一个台子，权当书桌。我的所见使我想象到母亲教书时的情景。
母亲虽然没有上过师范，但她聪明好学，边教边学，很快就适应了教学工作。小时候，母亲常讲起教师们在假期里一起教研的情况。这些活动也帮助母亲提高了教学水平和能力。
母亲是很热心的人，她除了努力教好学生，还很注意动员村里的适龄孩子来上学，也许当时就是这样要求的吧。母亲给我说过几个例子。在东第三村的时候，有一个女生在我母亲班上上了几年学。家里生活困难，也需要人帮忙做家务活，家长就不让她上了。这个女孩很伤心。母亲知道后，多次到她家去，做她父母的工作，这个女孩终于又回到了教室里。母亲看到她家庭困难，就常自己拿钱给她买书、本等学习用具，减轻她家庭的负担。
我想母亲对于失学女孩的同情是感同身受的。她自己求学之路艰辛，因此，对相同处境的女孩格外同情，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力地帮助她们。
再说待遇。母亲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实行的是供给制，每月发多少斤小米，具体母亲说过，我忘记了。也许是150斤？这样首先解决了一家人的吃饭问题。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改成领工资。
母亲乐于助人。她给年轻的老师介绍对象，碰到同事生活有困难的老师，尽力帮助。有一位男老师被送去师范学校进修，临走时，母亲给他资助。他一直到晚年，还对母亲当年的帮助表达感谢。
另有一位男老师，与母亲在同一个乡教学。他结婚时，母亲不但随了礼，还借给他被褥等生活用品。
母亲与乡亲们，村里的干部，教育界的同事和朋友，处得关系都不错。那时，农村还有老的传统和习惯，一般对老师还是用旧称呼，称老师为“先生”，称教学为“教书”。对老师也尊敬和尽量照顾。
当然，乡村教师辛苦，一般一个村子里的小学，只有几名教师，家不是本村需要住在村里的，也就有一二位。很多时候，就母亲一位正式的教师，住在学校所在的村里。需要自己做饭。当然房子是村里安排的，多数情况下是借住在人家的偏房可闲房里。女教师如果有孩子，需要回家和从家里回来，由村里派车（当然是牲口拉的车）接或送。这个做法直到文革期间，我在农村生活时仍是这样。
母亲早年教过学的东第三我没有印象。但我和姐姐都听母亲说起过发大水和决堤的事情。
据县志记载，1953年8月7日，运河河堤在东第三一带决堤，周围几十个村庄成一片汪洋。
在这之前，连降暴雨，上游下来的水也多，运河里的水涨的很高，随时有决堤的危险。
形势很紧的时候，据母亲讲，村长敲着锣在村里高喊，让村民们赶快撤到河堤上去避险。
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村干部很为教员一家的安全担心，商量我母亲，母亲就说那我们到德州坐火车去青岛吧。
当时由于大雨多日，平日走的道路已无法行走。唯一的路就是沿河堤走。于是村里抽出二个壮劳力，把我和姐姐二个孩子，一前一后放在筐里，一个人挑着。另一人推着一辆独轮车，两边装着我们的几件行李。一行人踩着泥泞的路，望着几乎漫堤的河水，心惊胆战，很不容易走到德州火车站。决堤的时候，我们已在青岛了。母亲多次说起此事，很感激村里干部和乡亲在危急时刻的帮助。
还有一件事，是姐姐帮我回忆起来的。记不请是哪一年在哪个村，某天夜里下大雨，房子四处露雨，家里所有的盆盆罐罐都拿出来接水，还是不行，东西都湿了。也没办法睡觉。母亲就把我们几个孩子转移到一间装柴禾的小屋里，让我们爬到柴堆上。那里有很多小虫子，咬了我们浑身疙瘩。就这样度过了不眠之夜。
在大马坊村的时候，我们家住在村支书的西厢房里，我们家与房东家处得很好。村支书是位约40岁的男子，印象里他有点文质彬彬的样子。他曾送给母亲一个铜墨盒和一块镇纸。
这位村支书，还救过我的命。
有一年夏天某日，正是中午，我一个人拿着一个小铁桶，走到村里湾边（池塘），想去打水玩，不想脚下一滑，滑到水里去了。水湾的水虽不很深，但也没了一个几岁的小孩子。中间的故事，我没有印象了。再有印象就是让我趴在一个农村叫“春凳”的大宽板凳上，往外控水。
据我母亲和奶奶讲，我掉到水湾里以后，身子沉在水里，只有头还时而露出在水面上，时而沉到水里。这时支书正来到水塘边的水井挑水，看到湾里漂着黑色的毛发，起先以为是小狗，再仔细一看是个小孩子。就立刻放下水桶，跳到水塘里把我捞了上来。
中午时段，一般村人都在午睡，很少有人出门来，村支书不像其他村民一样按时下地干活，所以他中午来挑水。也正因为这样，我才得救。
也是在大马坊，有一年临近春节，村里派一辆车送我们回二屯老家过年。当天下起了大雪，道路一片白茫茫，北风呼啸，天气奇冷。母亲用一条被子盖住我们孩子，我们觉得还挺好玩的。赶车人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乡亲。那是一辆牛车，从大马坊到二屯几十华里路，他一路上小心地赶着牲口走。有的时候，雪大得掩盖了路和车辙，他就停下车，自己往前走一段去探探路，看清了再赶车前行。一路艰难可想而知。到我们家时已快黑天了，第二天就是除夕，所以他也不住下，稍休息了一会儿，吃点东西，喝一点水，喂了喂牲口，就在大雪天的夜晚，又上路返回了。几十年过去，我姐姐和我都记着这一趟雪地里回家的行程。
农民们很纯朴，家里种的菜，新摘的都是先送给先生尝尝。对于我这个先生的儿子也格外关照。有一年在黑王庄的时候，我和几个小孩子躲在生产队的车屋子里玩火，不想火大了，烧到了屋顶，我们吓得跑了。等大人发现，来人扑灭火以后，发现是教员的儿子参与的，也就只是训了我们几个孩子一顿了事。
城乡总是有差别的。母亲忙于工作，顾不大上我的教育。所以我随母亲做乡村老师，就是调皮和玩。有时调皮得过火了。除了前面讲到的，点火烧着了队上的车屋。还有一次，我在街上玩，看到一个小脚老太太一扭一扭地走过，就跟在她后面走，一边说着一段所谓歌谣，是侮辱意义的话。这位老太太很生气，回来追我。我跑回了家。但她一直紧追不舍。到家见了我奶奶，很生气地诉说了经过。奶奶连忙给人家赔不是，送人家出门。但奶奶溺爱我，母亲回来，她也不告状。
1959年春天我随母亲调动，来到了青岛。由于秋季才能上学，就把我先送到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我那时真正是一个“野孩子”。从农村来，不懂规矩。很使幼儿园的老师头疼，费不少事来调教我。这是后话了。
现在我回忆这些往事。从私的角度，是表达对母亲的怀念与思念，也纪念我人生中很单纯也很快乐的一段时光。从公的角度讲，也想借此向所有的乡村教师致敬。特别是母亲她们一代，是新中国的第一代乡村教师，有功劳也有苦劳。今天的进步，有他们的贡献。
写完于2020年2月29日
后记：
这篇文稿是由我执笔，但实际上可以说是我们姐弟几个共同完成的、对于母亲的纪念。姐姐比我大两岁，她记得一些我不记得的细节，比如她记得我们从大马坊回二屯，风雪肆虐中行路，那大车是木头车轮；也记得一开始，一家人坐在车里，没有盖被子。后来越来越冷了，母亲怕冻坏了小孩子，就解开包袱，拿出一床被子，把我们几个孩子盖住。我的大弟弟小我四岁，他虽然不记得随母亲生活的事，但建议我配上当年的照片，以与文章相得益彰。我小弟在疫情期间为我找照片和翻拍照片。
父母不在了，我们姐弟也已进入或将进入老年，想想我们这一代人，与老一辈相比，幸运多了。我们的下一代生活更舒适和方便，但希望他们也能知道母亲一辈人经历的艰苦，以及他们对事业的热爱与忠诚。
返回 今日目录
返回 苏永生丨毕拙更多作品
返回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