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常约瑟
4/15/2020 9:32:34 PM
1962年秋天，当我在青岛大学路小学念四年级时，班上来了一个陌生的男孩插班生。他的名字叫徐翔。他个头高大，头发略卷，性情稳重，不太爱讲话。
徐翔出现之前，我在班上的算术课上堪称翘楚，因为每次考试的分数都名列前茅，小小的我不免有些恃材矜己。徐翔的到来，悄然改变了我一枝独秀的局面，不久我就意识到这个沉静寡言、温恭自虚的大个儿插班生，有个非同一般的大脑。每次算术考试后，我总是很自然地窥探一下徐翔的分数，与他暗中比一下高低。这位实力强劲的竞争对手虽然给我带来些微紧张不安的心情，却也为我的学习增添了许多刺激与乐趣。
与徐翔在算术课上的角力，在四年级时我略胜一筹，但到了五年级，我只能与他打个平手，当我们进入了六年级时，我开始感觉到有些力不从心了。六年级的数学老师叫孙腾，是一位在数学教育上很有造诣的年轻教师。他经常会挑战孩子们的智能极限，在讲课、考试中出一些难题。虽然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试图去破解那些难题，却发现徐翔的脑子总是转得比我快。每当我绞脑汁在孙腾老师布下的迷魂阵里左冲右杀挥戟奋战时，徐翔却早已冲出重围，旗开得胜回营了。
六年级与徐翔在数学课的战场上厮杀了几个回合后，我意识到自己不是他的对手，打心眼里敬重他那超级大脑。他成为我在班里的好朋友。他曾经参加了在我家的课外学习小组，我有时也会去合江路他的家里玩。当我了解到他的父亲是青岛医院的一位教授，他的母亲是山东海洋学院的教授时，我才明白他的脑瓜这么聪明，原来是与他的血液里承传着高级知识分子的DNA有一定的关系。
然而，令我大惑不解的是，有着如此超凡大脑的徐翔，为什么没有被班主任蔡老师认可，当上学习班长之类的班干部呢？我暗地猜想，按照当时盛行的“潜规则”，像徐翔这类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孩子，应该还不至于被打入到“黑五类”子女的冷宫去吧。尽管我们在班上是好朋友，但我一直没敢问徐翔这个心中的疑问，因为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里，好奇探听别人家事的举动也许会惹上意想不到的麻烦。
上个月在微博与徐翔写私信时，我按捺不住憋在心里五十年的好奇，向他询问他的家庭背景。徐翔随即给我回了信。他的回信终于揭开了我儿时心里的疑问。原来他竟然是内战失败一方留守在大陆的后代人，一个没有来得及在1949年跟随长辈去台湾的“留守家属”的孩子。
那位离乡背井去了台湾的长辈是徐翔一生中从未谋面的姥爷，国民政府青岛市教育协会理事长王文坦先生。这位民国时期山东藉的著名教育家，在解放军大军压境青岛郊区时，只身一人乘飞机匆匆离开青岛去了台湾。可以想象得出，1949年，当王文坦登上最后一班飞往台湾航班的机舱，回首遥望碧海蓝天的家乡时，他的心里是多么的惆怅。内战造成了他的家庭骨肉分离，他迫不得已告别了他的大家庭，让两个夫人及十个儿女留守青岛，自此他的后半生从未再有机会踏上故土。
徐翔的这个姥爷王文坦先生曾经先后就读于齐鲁大学和北京燕京大学教育系，1932年担任了青岛崇德中学校长（后改名为青岛第十一中学）。在他执掌学校期间，他的教学宗旨是“负养成纯良人格，恢复民族精神，发展实业救国种种重大使命”。崇德中学因此声名远扬。北大校长蔡元培，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山东教育厅厅长何思源，都曾为崇德中学校刊题词。
记得小时候经常听到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名词“逃台家属”。这些留守在家乡的“逃台家属”及子女，在共和国的前三十年期间，大都被社会抛弃，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贱民。徐翔的亲姥姥是王文坦的第一位夫人，在文革中因为是“逃台家属”被斗受惊吓，脑溢血偏瘫，几年后即撒手人寰。
这些“逃台家属”子女们的额头上被烙上了无形的黑印记，是一个不被信任的群体。在种种资源占有、利益分配上，他们没有优先权。这体现在升学、招工、晋级调资、分房等社会机遇与福利分享上。在政治参与上，他们更不沾边了。参军、入队、入团、入党、选拔各种积极分子的名单上均不见他们的踪影。
徐翔自然也逃脱不了厄运。尽管他后来考入了青岛的重点中学二中，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但每逢班里有培养入团先进分子的会议时，他都被冷落排斥在外。1968年初中毕业后（实际上只读了初中一年级），他四处求职碰壁了三年，1971年终于在一个民办街道小工厂当了一名月工资21元的学徒车工。
大材小用的徐翔在这个民办街道小工厂里，每天双手沾满了油泥，双眼紧盯着飞溅着火星花的车床转轮，枯燥地重复着单一机械动作，浑浑噩噩一干就是六年。他那超级大脑内活跃非凡的脑细胞，在这六年乏味单调的车工生活中毫无用武之地，随着时光的流逝，慢慢地凋落，萎缩，老化了。这期间他本能地想改变一下枯燥乏味的生活，曾经尝试过去结交女朋友。但那个时代的女孩子们追求的恋爱对象是军队里的官员，士兵，或者是国营工厂里的工人。由于他额头上那记无形的“逃台家属”的印记，以及他低人一等的工作，这位英俊潇洒，智商极高的年轻人到了二十六岁也无法交到自己喜欢的女朋友。
读着徐翔的几封来信，我不禁对他那位从未谋面的姥爷王文坦先生起了好奇心。毕竟正是由于这位王文坦先生在1949年一念之下出走台湾，拖累了他遗留在青岛的一大家族及子女，使得我这位昔日小学数学课上的強劲对手，在他那超级大脑发育的鼎盛黄金时期，无所事事，浑身油迹地撒汗于一间街道小工厂长达六年之久。这位王文坦先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近几天来我在百度网上捜寻到的王文坦的生平事迹，大出乎我意料之外，原来这位给徐翔的前半生带来无尽烦恼厄运的姥爷，竟然是一位抗日英雄。
王文坦，字履平，1906年出生于山东滋阳县（现属山东省兖州市）。他是一位有着滿腔爱国热血的教育家。抗日战争时期，他曾经在青岛被日本侵略军逮捕过两次。
王文坦第一次被日本人抓捕发生于1938年夏天。当时他冒着生命危险，以他崇德中学校长的身份，掩护了国民党部宣传科长谈明华、青岛明德小学校长蒋玉麟等地下抗日斗士。因为内奸出卖，驻青岛的日本海军特务机构侦探出谈明华的敌后电台活动，把王文坦与谈明华、蒋玉麟、马元敬、侯汉卿等十余地下抗日者逮捕，关进了戒备森严的青岛李村监狱。在狱中他与其他抗日爱国人士们受尽敌人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等酷刑折磨，但他大义凛然，抗节不屈，被日寇伪法院判处死刑待决。为了营救狱中的抗日勇士们，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委员李先良精心策划，率领青岛保安队的勇士，于1941年2月17日，实施了李村监狱内外呼应的劫狱暴动，将王文坦、谈明华、蒋玉麟等200多名抗日爱国人士解救出来。这一个在青岛抗战史上的佳话，极大地振奋了处于奴役下广大青岛老百姓们的抗日斗志。
出狱后的王文坦，继续积极地投入抗日斗争及他所热爱的教育事业。他应山东省长沈鸿烈之邀担任海滨中学校长，向学生们宣传灌输抗日救国的爱国精神。他于1945年3月在崂山抗日根据地建立的青岛市立乡村简易师范学校兼代校长。同年7月30日，他因公赴海西，返回途中，在青岛东部海滨的石老人村附近遭遇敌人的伏击。经过一场激烈战斗，他不幸手臂受伤，第二次被日本侵略军逮捕。所幸在不久后的8月27日，抗战胜利，他才得以脱险，重获自由。
抗战胜利后，王文坦被任命为青岛接收委员会委员，1945年9月暂代青岛市教育局局长，10月任市府专员、抗建学校校长。1946年，王文坦当选为青岛市第一届参议会参议员、青岛市教育学会理事长，1947年当选国民党国民大会候补代表。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抗战胜利后的王文坦之所以在国民政府中担任了这么多要职，是基于他在抗日战争中做出的贡献，以及他的渊博教育知识。他本人从未参加过国民党。他是一位党外爱国人士。1946年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向南京国民政府为王文坦等人授勋章的过程中，有一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回复文件中特别提及：“王文坦等同志非党工人员，希转知由各该主管官署核转申请授勋为要。”1948年5月，国民政府授予王文坦抗日战争胜利勋章。
近年来中国大陆社会上流行着一个新名词“红二代”。这些“红二代”的父辈们是内战的胜利者，共和国的创建人。他们的后代世袭了父辈的光环，许多人身居要职，成为社会上声势显赫的人物。从民族大义的视角上来看，徐翔应该属于中华民族的“红二代”子女。他有一位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外，两度出入日本侵略者铁牢的抗日英雄姥爷王文坦。
然而命运戏弄了徐翔一番，他从小就与“红二代”所享受的特权无缘，成了一个被社会边缘化的“留守儿童”。
1977年，重出江湖持政的邓小平下令恢复高考，给了徐翔最后一次转变命运的机会。他白天汗流浃背地在街道小工厂做车工，晚上把自己埋在书堆里自习读书。只有初中一年级学历的他，竟然在短短三个月内自修念完了六年中学的数理化课程。他那超级大脑内原本凋落枯萎的细胞重新活跃起来，让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了青岛化工学院物理系。
徐翔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了。在任教期间，他与来自清华大学的一位李教授合作了一个等离子化学法合成课题。在这个科研项目中，徐翔发现了有微量的氧气加入了高温反应的问题，提出将反应设备进行改造，将反应原料进行纯化，从而产生出了良好性能的新材料——一氮化钛。他的科研团队的研究成果在国家刊物上发表，1989年获得化工部、山东省科委的科技进步一等奖，次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和国际发明博览会的金奖。
据说在一次小学同学聚会时，徐翔曾经感叹：“如果没有文革，在咱们小学这班同学之中也许会出几个博士。”在我心目中，这位曾经在小学数学课中让我诚心甘败下风的尖子同学，区区一博士学位何其然哉！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如果历史可以重写，如果徐翔生活在一个正常社会环境下，我相信他会攀登到世界科学的顶峰。甚至假若有一天我在新闻报道上看到他是诺贝尔奖的候选人，我也决不会感到意外的。
在青岛栈桥东侧前海之滨，与旧市府大楼附近，曾经屹立着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纪念碑。这个碑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政府为纪念1922年12月10日从日本列强手中收回青岛主权而建立的。据说在这个纪念碑中央棱柱型黑色大理石的碑面上，有着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而镌刻的四个金光闪闪大字“山海重光”。在民国时期，凡路经此碑的行人，无不留足景仰观瞻。这个纪念碑向世人彰示我的家乡青岛从外来侵略者手中，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山海重光历史。它是中华民族近现代史上，应该永远存留的丰碑。然而，这个碑上富有民族正义内涵的“山海重光”四个大字，1949年被用水泥抹封。十年文革中，碑毁灭迹。
民族英雄及他们的后人理应获得人们的记念与尊重。然而遗憾的是，生活在共和国前30年的臣民们，对许多类似王文坦的抗日英雄，以及他们在卫国战争中可歌可泣的壮烈牺牲与奉献，竟毫无所知。我从小就天真地相信小学的历史教课书所宣传的那些神话般的传奇：共产党八路军以游击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打败了日本鬼子；林彪将军指挥的平型关大捷消灭了鬼子的生力军。
我自己是八十年代远度重洋定居北美后，才逐渐从当地的报纸书刊中了解到蒋介石领导的国军抗战的历史真相。记得当我第一次了解到在抗日卫国的八年战争中，国民党陆军有321万官兵壮烈牺牲，其中包括8名上将，41名中将，71名少将时，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所闻。这些国军与敌人浴血厮杀的惨烈画面，与自己脑子里那个躲在峨眉山不抗日，下山摘桃子，窃取抗战胜利果实的蒋介石形象，简直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而对于我儿时的小学同窗好友徐翔的家史，我是在隔了半个世纪的几天前，为了写这篇回忆录的文章去百度搜索后，才猛然醒悟到他这个“逃台家属”的留守儿童，竟然是个中华民族的“红二代”。他有一位值得青岛人民骄傲、缅怀、感恩怀德的抗日英雄先辈姥爷——王文坦。
最近读到人民日报海外版对日本的一句评论：“国无信不立。一个不能正视历史、以史为鉴的国家，如何能取信于邻国，让亚洲人民和世界人民放心？”。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中国人自己。
以史为鉴，类似徐翔所经历的“留守儿童”悲剧才不会重演。正视历史，才可以不忘国难，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我衷心地盼望，有这么一天，家乡的青岛人会在栈桥东侧的前海之滨，在原址上，按照原设计图案，重新建立起镌刻着“山海重光”四个大字的纪念碑，供后人瞻仰忆念。我衷心地盼望，有这么一天，学校的孩子们可以从历史教课书中读到不带有党派偏见的卫国战争的史实。
中国人民将正视历史，永远缅怀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三百多万国军英烈，以及类似徐翔的姥爷王文坦先生那样的民族英雄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