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学周
4/21/2020 8:05:56 PM
宗教改革500年之后，今天读加尔文传记仿佛走进了改教运动的洪流之中。
加尔文的时代正是印刷机进入社会生活的时代，它就像今天的互联网一样，改变了中世纪的历史，加尔文文章的传播拜印刷机之赐得到比此前任何一位学者更便利的条件，技术进步推动思想传播，从来如此。加尔文——那个非凡的时代和那位时代里伟人，不仅被爱他的上帝垂青，也得到了时代的厚爱！
知人论世，知世论人，我一向觉得背景对于了解一个人及其相关的作品、思想至关重要。尽管加尔文有点神龙见尾不见首的意思，传记作家还是尽其所能爬梳资料，概要地描述了加尔文早年就学经历，这些经历背景里的神学、历史、社会诸多层面对于理解加尔文思想的发展过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随着资料的丰富，加尔文的形象更加清晰，他渐渐步入成熟，一个神学家需要很多装备，年轻的加尔文正在武装自己。时代在变，变化的过程很痛苦也很值得期待，加尔文所有的变化都在神的掌握中，冥冥中，加尔文呼应着时代的变化，并将成为时代变化的推手。大凡成功推动历史进程的人都是被上帝眷顾的人。他也能认识上帝，加尔文就是这样的人。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主题之一是认罪悔改，大罪人可能往往透过一次富戏剧性的归信得蒙拯救，而不是刚愎自用。而所谓归信，是指在这种重大转变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手。归信就是归向上帝，并由上帝完成。归信指的不仅是个人内心的宗教经历，也指人对于宗教组织的忠诚方面发生外在的、看得见的彻底变化。加尔文运用一个骑马的比喻，將上帝在此阶段对他所做的比喻成骑手透过缰绳来引导马的方向。“最终，上帝借着他的护理这一无形的缰绳改变了我人生的方向……透过一次突如其来的归信使我顺服，上帝驯服了一颗长久以来冥顽不灵的心。”这一切来的突然、无法预料、无法预知、无法控制，而这些都是晚年的加尔文眼中上帝工作的主要方式。
改教运动的初始阶段充满凶险，加尔文四面楚歌，但他还是大胆写作《基督教要义》，他强烈反对认为福音派志在政治而非宗教的指控，加尔文的存在与其宗教信仰密不可分，他的生命与思想、人与观点合为一，个人身份与神学及行为融为一体。
加尔文、日内瓦，日内瓦、加尔文。他们如何相互成就，传记清晰地展现出来，这种以事实为依据而非情绪化写作的态度和茨威格《异端的权利》形成鲜明对照。对于了解、理解加尔文意义之大不言而喻。加尔文在圣东日潜心研究早期圣徒打下的神学基础让他在与天主教神父的辩论中能够引经据典，使得他名声大振，也使他自己意识到“自己拥有的能力比自己以前想象的更多。”不过现实却远远不是理想的那么简单，“日内瓦的宗教改革也许改变了民事与教会的结构与实践，然而，它未能、也不能改变人性。”在纷纭复杂的形势下，缺乏实际行动经验的加尔文和支持他的法雷尔被放逐了。这次放逐应该有神的美意，正是这次放逐让他认识到自己的困难在于缺乏经验，“而且天真”，但他很快就清楚上帝呼召他全职事奉的确定性。在斯特拉斯堡的四年的写作与事奉帮助他恢复了对自己的信心。新版的《基督教要义》让人看到一个更加成熟也更加强大的加尔文，他的“表达更加清晰，视野更加开阔，这都归因于他学识的增长与对制度更宽广的认识，而这一切都来源于他在斯特拉斯堡带领教会的第一手经验。”终于，日内瓦再次向加尔文张开怀抱，经验丰富、深谙世事的老练的教会组织者——加尔文回来了，尽管“等待他的却是一道虚假的曙光。”
可能是茨威格《异端的权力》对我影响太大了，而我期待着在这里能够读到关于塞尔维特与加尔文之间更多的关系描述，可惜本书没有呈现给我期待的精彩。塞尔维斯事件是加尔文蒙受诟病的事件，尽管有无数的异端被火烧死，但后世却紧紧抓住这次火刑而不放，我想这绝不会是为了单单羞辱加尔文，里面包含着的历史意义远远大于事件本身：人们或许更想知道，如果加尔文掌握了绝对权力会怎样？
这里涉及对“异端”究竟如何理解的问题，异端的权力固然不容忽略，可异端的危害更不容忽视！因为“异端所涉及的影响远远不止思想而已：它严重威胁城市的生存。没有一个城市承受得住这种搅扰。”当下我们同样面临着选择，是强调异端的权力，还是看重异端的危害，加尔文的做法，抛开他的时代局限，值得借鉴吗？我们离加尔文太遥远了，他生活的背景是十六世纪的欧洲，那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圣灵的感动让他成为上帝的仆人，他和世俗之间的关系距离以及他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都是有其独特的设计，这里面应该有圣灵的带领有属神的智慧，加尔文能够影响世界，的确值得深思。传记比较了加尔文与同时代在当时比他更加有名望的瓦狄亚努斯之间的差别——加尔文更多是属天国的，而瓦狄亚努斯更多属于地上的世界。
加尔文眼中的基督教就是媒介。
美国传播学家施拉姆认为：“媒介就是传播过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毫无疑问，语言是最伟大的媒介。早在创世之初，“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在接下来的创造过程中，都是神说有什么就有什么，神说怎样安排“事就这样成了。”《约翰福音》开宗明义：“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道是什么？道就是神的话。后来人犯了罪被逐出伊甸园，这是上帝对人的第一次惩罚。大洪水后上帝用彩虹之约与人类和好，人再次骄傲，他们要造一座通天塔荣耀自己，“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语言，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这种 僭越行为带来的后果便是上帝变乱了人类的语言，“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由此可见语言的能力究竟有多大。加尔文认为上帝可以借着人类语言与人交流，这是他基督教思想体系中首要的观点。“尽管人类语言残缺零碎，但它却足以作为媒介。通过这媒介，上帝能够彰显自己，并能让复活的基督与信徒相见，从此改变信徒的一生。”这一章详细解释了加尔文如何处理上帝通过语言彰显自己的作为。而加尔文自己通过对法语的改造，让自己的神学思想走进大众，从而彰显神的荣耀。《基督教要义》便是一个典范。这让人想起马丁.路德翻译《圣经》，正是在话语上的成功才极大地推动并促进了德语的统一，对德语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恩格斯对此作了很高评价：
路德不但扫清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Augiasstall)，而且也扫清了德语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而且撰写了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诗，即16世纪的《马赛曲》（指路德于1529年创作的《我们的上帝是坚固的城堡》）。今天回顾先贤的语言能力，不由得感叹，所有的启蒙首先是语言的启蒙，中国也不例外，鲜活的有生命力的语言是走进人心的利器，新文化运动说到底还是语言的变革。当下互联网时代潮流汹汹，如何用好这一媒介是每个信靠神的人都必须思考的话题，这个时代要求的语言是什么？如何承接传统？如何适应当前？如何开启未来？时代呼唤新一代的神学家兴起，作荣耀神的器皿。
加尔文眼中的基督教：信息。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早就矗立在书架的显眼处，几次翻开都没有读下去的勇气和能力，感谢传记作者用一章的篇幅来作概括和导读，它犹如一个向导更像是一副装备，激动起我攀登这座神学高山的豪情，心里暗暗发誓，无论如何也要走进这座大山，并领略其中无限风光。
这一章内容太过丰富，几乎每句话都值得抄写，先打了卡，留待以后再细细回味，更期待从群里各位读友的体会中吸取营养……
历史永远不能假设。法国人加尔文成就了日内瓦却没有成就（起码没有完全成就）法国，难道仅仅是加尔文和他的同仁“没能充分利用法国的形势。……他们没有太宏伟的设想，在需要胆量的时候却谨小惧微”吗？我想恐怕没有那么简单！“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加尔文似乎印证了这句经文。“但是，加尔文主义在法国失去的，已经在别处赢回来了。加尔文主义已经成为一项国际运动。”谁能测透上帝的奥秘？难道这其中就没有上帝的旨意吗？
从十九世纪至今，一些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新教宗教改革运动，特别是加尔文主义宗教改革运动，为进步的现代政治思想奠定了基础。“不管加尔文在日内瓦的真实面目如何，在宗教和其他方面呼求自由论之时，他没有赢得国际声誉却是实情。……然而，当加尔文主义从日内瓦出发，开辟新牧场，它能够发展和改造其基本观点，采纳和调整不属于其创始人的外来思想。”外来思想之一是关于现存社会结构的“既予性”思想。中世纪世界观是静止的：根据出身和传统，个人被指派到社会某一位置，这位置不可改变。“然而，加尔文主义提供了‘改变意识’：它主张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要靠自己努力取得。”后来，因为圣巴多罗买大屠杀，引发了制约王权，坚持认为人民有责任（而不是权力）抵抗暴君。“1559年，加尔文（可能是因为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实际和政治意义）承认，如果统治者违犯上帝，就超越了自己的权力界艰，他还认为这样的统治者等于自行废除了权力。”进而得出结论：“顺服上帝这一责任高于服从任何一个属世统治者这一义务。”这些激进的新理论从神学基础上，阐释了捍卫天赋人权，这是由法国的加尔文主义经历考验锻造而成，“虽然与加尔文本人的教导相反”，这些理论“可被视为从封建主义向现代民主转变的重大标志。”
加尔文和加尔文主义不是完全对等的概念，但是不了解加尔文也就难以把握加尔文主义。“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1564年5月27日晚上八点加尔文去世，应他要求葬在一个普通的墓穴里面，甚至没有墓碑表明墓主，一生谦卑的他不想死后成为被崇拜的偶像。然而“他对这世界的影响才刚刚开始。”他的精彩是他的思想，而思想往往不需要肉体的形骸。1575年左右，加尔文主义已经成为一项国际性宗教。此时马丁.路德发起的第一波宗教运动“已经触到岸边，耗尽力量。第二波跟上来了，“加尔文之星升起，即刻光茫四射。”以下因素是关键：《基督教要义》被广泛阅读和引用；日内瓦作为第二波浪潮的中心不断通过差派牧师形成持续影响；流亡者及避难地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另外还有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其他因素，到1591年，加尔文主义在整个欧洲取得胜利，17世纪前半期又在新大陆取得显著成效。有意思的是，在它的发源地——日内瓦却呈现出式微态势，“到了1585年，它只不过是这一新宗教的标志而已。”可以说，就像加尔文的肉身一样，日内瓦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是时候让思想超越产生它的条件和环境了。
传记作家试着廓清一些含义模糊的概念，“加尔文主义是和约翰.加尔文有历史渊源的一个思想体系”这样一个“初步回答”还是没能给出定义清晰的答案，或许这正是加尔文主义的魅力所在，是加尔文思想遗产的张力的体现。作者认为“加尔文主义”吸纳了一系列主要与神学研究方法相关的因素，这些因素完全被认为是真实的加尔文派，但矛盾的是，它们并非来自加尔文本人。加尔文主义像任何其他国际运动一样，明确体现着地方特色，“从而使‘加尔天主义’在不同地区呈现不同样式，扮演不同角色。”
关于预定的社会作用这一加尔文主义的核心命题，多特会议五点归纳（TULIP)特别重要：
T——人的全然败坏。
U——人无条件地蒙神拣选。
L——有限的教赎：基督只为选民而死。
I——不可抗拒的恩典：上帝能够按照他的旨意来施加影响。
P——圣徒的坚忍：上帝拣选了的人不会背弃他们的呼马。
传记作者认为，加尔文主义不仅仅是建立在加尔文一人基础之上的运动，只满足于重复加尔文的观点。“有智慧的历史学家却知道另一番情景——它是一场充满活力和创造力和运动，洞悉学术界的最新动态，利用加尔文以外的其他改革宗作家的思想，开发加尔文显然根本不曾知晓的系统、方法和思路，以便发展出清晰连贯的基督教教义系统。”这应该就是一个基本结论。
严格说来，这部《加尔文传》更像是一部加尔文思想评传。或许加尔文留下的个人生活资料太过缺乏的缘故，而他的思想遗产太丰富，又被传承者诠释发挥得太精采了，使得这部传记具有独特的魅力——思想大于形象，论述多过记录。
加尔文主义有着极其鲜明的入世色彩，这让我想到入世的儒学，所不同的是“根基”，“加尔文的‘将圣洁世俗化’包括将人类存在的全部领域，引入上帝使人成圣和人奉献自己的范围之内。”“而生命的成圣，在于工作的成圣”，加尔文的神学本身就关注世俗行为，其继续者发展了这种倾向，并赋予它更严谨的思想根基。“加尔文主义者坚持在世俗领域中行动的习性，是源于源于深厚的神学源泉的滋养和教化”。当然，加尔文强调基督徒在埋头世上的事务和忧虑的同时，也必须学会与世界保持必要的距离。“我们必须学习以过客的心态在世上度过我们的一生，看轻一切属世的事物，不让我们的心为之所系。”
传记在探讨了“韦伯命题”之后，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出现，对塑造西方文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现代资本主义与加尔文可以关联起来的话，那么这位宗教改革家无论如何，都会被视为有功于引发现代世界的动力。”接下来的一连串问号是特别有意义的问题：
他有能力这么做吗？
二者之间真的有瓜葛吗？
可以说加尔文和后来的加尔文主义者的观点之间有连续性吗？
回溯历史，早期日内瓦的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似乎与加尔文关联度并不是那么明显，加尔文的宗教思想起初只是间接地影响了日内瓦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尽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资本主义与加尔文主义最初是在日内瓦产生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资本主义与加尔文主义不一定有历史或思想上的关联。”“我们也必须承认日内瓦资本主义兴旺的条件之一，是加尔文对其发展持友好态度。”加尔文不仅为资本主义清除宗教方面的障碍，而且还提出了有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工作伦理：首先，他清除了抑制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如中世纪的社会与宗教方面对投资资本的遣责）；其次，加尔文提供的正面鼓励，激励人培养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看法和行为。无论加尔文在宗教层面上多么认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只是加尔文宗教观的副产品，而非原定产品。”塑造和资本主义形式的，是日内瓦这个城市本身，它以相当明确的方案、政策和制度，充实了加尔文略显模糊的观念架构。
本书旨在概述加尔文的生平与思想，并且追溯在起源与形式上，皆深受加尔文影响的加尔文主义，指出这场运动对16世纪末以及之后时期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部分是基于加尔文主义的新颖；部分基于其思想活力；部分基于其对那些觉得自己的创造力与潜能，惨造半封建社会约束、扼杀的人的吸引。
加尔文主义远不只是神学，“它是进步的世界观，足以轰动全世界，深深影响当时的文化。”文化是什么？“最广义的文化包括在特定历史关头，塑造人类存在模式的一系列看法、观点、习俗与信念。”作者从三个方面论述加尔文留下的文化遗产如何影响西方：
1.加尔文主义的国际特征，即加尔文主义具有原初日内瓦处境的一切特色，却能迅速融入新环境。这包括与16世纪日内瓦大相径庭的欧洲与美国。
2.加尔文思想强烈的入世色彩，在后来的追随者的发展之下，尤其明显。加尔文主义不是一系列既抽象又不相干的宗教原则，而是在人类存在的具体现实（尤其是城市存在）中根深蒂固的宗教。甚至其最抽象的预定论，关注的其实也是人世间的事。
3.加尔文主义容易受世俗仙影响：即使其宗教要点消失，一定的政治、社会与经济价值却仍然会留存。就像一座冷却的火山，尽管已经没有了爆发的能量，但在文化大地上留下永久的火山口。
加尔文主义的经济活力观在宗教层面上的合理性衍生出“成功神学”，作者举了洛克菲勒与安德鲁·卡内基的例证，这让我想起曾看过的纪录片《谁建造了美国》，对其中贯穿于洛克菲勒与卡内基二人一生的竞争关系印象深刻，两个成功者最终的竞争手段竟然是比赛捐款，这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有太多不好理解的内涵，其实用加尔文主义解读便十分容易读懂他们的行为内涵。
2019-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