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郝田虎
5/18/2020 8:50:58 PM
2011年10月15日，马丁·贝尔纳收到《黑色雅典娜》第一卷中译本样书后，给笔者（也是译者之一）写信说：它“看起来棒极了……我尤为高兴的是，你把译本和《东方学》廿五周年纪念联系起来。能和爱德华·萨义德相关联，我总是感到自豪。”《东方学》的作者萨义德（1935-2003）和《黑色雅典娜》的作者贝尔纳（1937-2013）基本上是同龄人，在同样的年龄获颁名校博士学位，前者出生于耶路撒冷，后者出生于伦敦，却都长期执教于美国常青藤联盟大学（分别是哥伦比亚大学和康奈尔大学）。萨义德在被诊断患有髓细胞性白血病后、接受化疗时撰写了回忆录《格格不入》（Out of Place: A Memoir），贝尔纳在写作自传时也患有一种骨髓病。2012年，在《黑色雅典娜》第一卷出版四分之一世纪、《东方学》出版三分之一世纪之后，贝尔纳的自传《一生的地理》（Geography of a Life）面世了。这本新书披露了两位大学问家交往过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为笔者追溯二者的学术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作为学术界的大腕，萨义德和贝尔纳的共同特点是，都跨越了东方和西方的界限，纵情驰骋于广阔的学术领域，立论鲜明，见解新颖，饱受争议（有人欢呼，有人诅咒，有人会意，有人曲解），影响深远，为后来者开辟了新的学术方向和学术道路。两部代表作都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萨义德生前看到了《东方学》的三十六种译本，《黑色雅典娜》迄今也有东西方语言十几种译本。笔者毕业于北京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贝尔纳曾留学北大，萨义德执教于哥大英文系，笔者与贝尔纳通信近十年，亦有缘亲聆萨义德教诲，因为这些关系，因为读了他们的著作感慨系之，特意形诸文字，与君共享。
萨义德是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却身为基督徒，生于富商家庭，接受了西式教育，在英国占领期间就读于埃及开罗的西方学校，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1964年以关于康拉德的研究论文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成为当代美国最富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和巴勒斯坦在西方最为雄辩的代言人。1947年，萨义德和家人被迫从巴勒斯坦流亡，直至1992年才得以故地重游，再睹祖宅。“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这是怎样的锥心之痛啊。
贝尔纳出身名门，其父J. D. 贝尔纳（1901-1971）系英国著名科学家、社会活动家，曾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其外祖父A. H. 加德纳爵士系著名埃及学家，所著《埃及语语法》在出版后半个世纪一直是权威著作。贝尔纳在父母两边都有一些犹太血统，但开明、进步的父母从小给予他的是无神论教育，并鼓励他学汉语，为他延聘了历史学家骆惠敏做老师。
贝尔纳与父亲的朋友萧乾和李约瑟的接触，更是增强了他对中国和中文的兴趣。（《一生的地理》中有关中国部分的中译文已先于原书出版，连载于台北《传记文学》2012年6月至9月号，题为《我与中国：贝尔纳中国行纪》，杨光、郝田虎译。其留学北大一章尤为引人入胜。）1957年，贝尔纳结束在皇家空军的服役后，考入剑桥大学，正式开始学习中文；1959-60年，留学北大，进修汉语；1962-64年，负笈于伯克利和哈佛；1966年，以《一九〇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获得剑桥大学东方学博士学位。1972年加入康奈尔大学政府系，直至2001年荣休。七十年代中期以后，贝尔纳的学术兴趣从远东转向了近东，开始从事《黑色雅典娜》的研究项目。
贝尔纳和萨义德的足迹都遍布全世界。可以说，他们的人生和学术轨迹都辗转于东西方之间，从东方到西方，从西方到东方，来回往复，超脱凌越，以宏阔的视野和高明的识见开拓出知识的新天地。萨义德曾自命为东西文化的“两栖人”，贝尔纳又何尝不是两栖人呢？甚至可以说是多栖人。
经过整整三十年的艰苦努力，贝尔纳在大西洋两岸发表了《黑色雅典娜》三卷煌煌巨著，总计2100页。这本书无情剥开了关于古希腊文明起源的“雅利安模式”的面具，揭露其种族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实质，批判其系统忽视、否认和压制古已有之的“古代模式”的错误，并提议了“修正的古代模式”，主张地中海东部地区在古代的一体化，强调埃及和黎凡特地区在希腊文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贝尔纳对雅利安模式内在的种族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与萨义德对英国、法国和美国学术界和大众文化由于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等原因，系统地扭曲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文化形象，即所谓“东方学”传统的批判，在学术理路和精神实质上是一脉相承的。
难怪萨义德将《黑色雅典娜》积极推荐给哈佛大学出版社（虽然最终流产），在第一卷出版后立即写信向贝尔纳索要该书，并于同年（1987）12月邀请贝尔纳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演讲，听众是他精选的一组文学批评家。贝尔纳说，这次演讲对精英文学圈认可接受他有所助益。而且，萨义德在不同场合，一再赞扬颇有影响的《黑色雅典娜》遵循了《东方学》的思路，是“一部纪念碑式的、开拓性的作品”（《黑色雅典娜》第二卷封底）。
萨义德欣赏贝尔纳，提携贝尔纳，贝尔纳对此感之念之。贝尔纳尤为钦佩萨义德为巴勒斯坦辩护的英勇立场，萨义德知道这一点，但对贝尔纳不公开表态支持感到失望。萨义德逝世后，康奈尔大学举行了追思会，贝尔纳出席并发言赞成单一的世俗巴勒斯坦国。想来这是贝尔纳对萨义德的投桃报李吧，虽然来得迟了点。在《一生的地理》前言中，贝尔纳将自己的自传写作行为和萨义德先前的类似行为直接并列起来，惺惺相惜之意跃然纸上。贝尔纳的母亲和显赫的外祖父都在八十多岁时写了回忆录，贝尔纳的确步了家庭先辈的后尘，但他心目中的榜样还是勇敢、正直、不屈的萨义德。甚至《一生的地理》的书名也可以看出萨义德的痕迹，因为后者在《格格不入》的前言讲，“地理”是他早年记忆的核心。借用萨义德的术语来说，Geography of a Life和Out of Place: A Memoir恰好形成对位关系，相异而又和谐。作为地理上和精神上的流亡者，萨义德掩藏不住他的愤懑之情和无限怅惘；贝尔纳作为生长于西方主流社会的左翼知识分子，也有许多不满的时候，但多了一份从容。
显然，萨义德和贝尔纳通过文本解读和学术史梳理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清算都受到了法国思想家福柯的影响。《东方学》多次引述福柯，尽管萨义德当时并不认识福柯；贝尔纳和福柯早在七十年代初结识，但《黑色雅典娜》没有直接引用福柯。《东方学》的基本方法是福柯式的，即把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进行剖析，发掘出知识背后的权力阴影。“文本必须作为特定历史时空的产物并以我所称的各种现世的方式来加以阅读，”晚年的萨义德自信而睿智地宣布（《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2007年第二版，2003年版序言）。
虽然萨义德在访谈中一再澄清他和福柯的区别，但他承认福柯对他启发最大的就是方法，福柯和乔姆斯基都有一种“对于知识的策略感”（《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单德兴译，三联2006年版，110页）。贝尔纳从知识社会学或知识政治学角度对1785-1850年间欧洲古代学（古典学）兴起的分析，从大的方面说，也是话语-权力的理路，尽管《黑色雅典娜》并未引用福柯。据《一生的地理》披露，七十年代早期（应该就在贝尔纳开始从事“黑色雅典娜”研究前不久），贝尔纳在康奈尔的特柳赖德会所与福柯结识，福柯在绮色佳想做三件事情：吸大麻，看色情片，吃麦当劳。这些趣事之外，贝尔纳在福柯房间聊天时，哲学家一边享用大麻一边兴致勃勃地说，贝尔纳发现了他的秘密：他是个毛主义者。能发现福柯秘密的人肯定对他有非同寻常的理解；更何况，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早已被学界消化吸收了，成为无形无色而无处不在的空气。
萨义德和贝尔纳共同关注的另外一名法国人是十九世纪小说家福楼拜。福楼拜是萨义德衷心崇拜的作家之一，他认为，福楼拜和内瓦尔的文本比19世纪任何其他东方旅行者的文本都更富于个体美学色彩。尽管如此，福楼拜依然摆脱不了“东方学”的窠臼。试看萨义德援引的福楼拜片段是如何鲜明有力：
卡斯尔·安尼医院。……好多梅毒病人；在阿拔斯的马穆鲁克病房，好几个人臀部患有此症。在医生的指令下，他们站在床上，解开裤带（就像军队操练一样），用手指掰开肛门以显露里面的疮疳。巨大的漏斗状；有一个肛门里面还长了毛。一个老头的阴茎完全没有皮；秽气熏得我直往后缩。一个佝偻病患者：双手向后蜷缩，指甲长得像爪子；瘦骨嶙峋，活像一具骷髅；身体的其余部分也瘦得出奇，头上长满灰白的麻风。
解剖室：……桌上有一具阿拉伯人的尸体，已被开肠破肚；漂亮的黑发……（《东方学》王宇根译本240-41页，有修正）
福楼拜以精确的细节将令人作呕的“东方”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性和疾病共生存，丑陋和龌龊齐飞扬。最后那句“漂亮的黑发”总算挽救了读者垂败的气息，回味一下，却还是恶心。在如许精彩面前，作为后来者的贝尔纳似乎很难找到足以媲美的引文了。然而，功夫不负有心人，贝尔纳在福楼拜的信件中发现小说家在创作《萨朗波》时，曾邀请龚古尔兄弟参加读书活动，并“在七点钟吃东方正餐。将会奉上人肉、中产阶级的脑髓、犀牛油煎母老虎的阴蒂。”（《黑色雅典娜》第一卷，郝田虎、程英译，2011年，325页）尽管寥寥数笔，作家此处狂野的想像和骇人可笑的夸张与萨义德引文中现实主义的白描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大约贝尔纳躲在“东方正餐”后面暗暗得意吧。
同是用来图示东方主义，贝尔纳的福楼拜比起萨义德的福楼拜并不逊色；然而我们不难察觉到二者风格的显著不同。萨义德如天马行空，贝尔纳则步步为营；我们随着萨义德在高空飘浮，如闻仙乐，却跟着贝尔纳向纵深掘进，直逼精华。相比之下，萨义德更像艺术家，显得疏阔空灵，而贝尔纳学者气息浓厚，更为细密谨严。贝尔纳在自传里讲（428页），虽然人们一再告诉他他的《黑色雅典娜》项目和萨义德的《东方学》如出一辙，他却惊讶地发现两者截然不同：萨义德微妙精到，广征博引，别有寄托（subtle and allusive），而他自己平淡乏味，更加马克思主义（more pedestrian or Marxist）。这是对双子星座学术风格和政治立场区别的巧妙概括，但并不影响他们在学术理路和精神实质方面的高度一致。萨义德的确批评了马克思“浪漫主义的东方学视野”（王宇根译本199页），但他承认马克思对可怜的亚洲抱有博大的同情心，并且把马克思的话用作扉页的两条引语之一：“他们无法表述（再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再现）。”马克思预示了二十世纪福柯的话语理论（萨义德在《世界?文本?批评家》中直接论及了这一点），提示了萨义德的基本研究思路。萨义德自称为自由、独立的知识分子，而非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对马克思思想的许多侧面和马克思的人文关怀是服膺的。
在笔者看来，萨义德的疏阔有时难免疏漏，相比之下贝尔纳更加严谨。这一点可以从他们的两段共同引文看出来。首先，两者都援引了东方学奠基人威廉·琼斯爵士的话来说明梵文与希腊文、拉丁文有着“极强的亲和性”，有可能来自“某种共同的源头”，但萨义德略掉了紧接着的一句话：“这一源头或许已不存在”，而贝尔纳的引文是完整的。（参见《东方学》原文79页，中译本102页；《黑色雅典娜》第一卷原文229页，中译本205页。）这段有名的话奠定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础，萨义德作为权威学者，其有意无意的省略很容易误导读者。再者，为了说明十九世纪中期的东方学如何将种族歧视科学化、学术化，他们都引用了法国闪米特学家埃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的名著《闪语通史与比较体系》（Histoire Générale et Système Comparé des Langues Sémitiques），但在词句上有差别，甚至内容上也不尽一致。试比较：
One sees that in all things the Semitic race appears to us to be an incomplete race, by virtue of its simplicity. This race—if I dare use the analogy—is to the Indo-European family what a pencil sketch is to painting; it lacks that variety, that amplitude, that abundance of life which is the condition of perfectibility.
(《东方学》原文149页，中译本192-93页)
The Semitic race appears to us as incomplete through its simplicity. It is, dare I say it, to the Indo-European family what drawing is to painting or plainsong to modern music. It lacks that variety, that scale, that superabundance of life that is necessary for perfectibility.
(《黑色雅典娜》第一卷，原文345-46页，中译本314-15页)
此处的精彩看点是两位学者法译英的较量。但贝尔纳的引文中多出了“或素歌与现代音乐相比”，这是怎么回事呢？“谷歌图书”（Google Books）中可以查到1855年版的勒南原书，这是贝尔纳引用的版本。
En toute chose, on le voit, la race sémitique nous appara?t comme une race incomplète par sa simplicité même. Elle est, si j’ose le dire, à la famille indo-européenne, ce que le clair-obscur est à la peinture, ce que le plain-chant est à la musique moderne; elle manque de cette variété, de cette largeur, de cette surabondance de vie qui est la condition de la perfectibilité.（17页）
萨义德和贝尔纳的译文互有长短：前者第一句更忠实，包括保留了in all things（“在所有方面”，王宇根译本对此理解有偏差，也没有明确是因为简单而不完整）；后者把surabondance译成superabundance比萨义德的abundance更准确。两者翻译largeur的措辞都有歧义，导致两本书的中译者在没有核对法文原书的情况下（他们似乎没有这个义务），对这个词译得都不到位：实际上，largeur意思是breadth, broadness, width（广大、广阔），而非“丰富性”（amplitude）或“比例”（scale）。但萨义德译文的主要问题是漏掉了“素歌与现代音乐相比”，这一失误是因为他查阅的法文版本不一样吗？笔者核对了另外两个版本：1858年第二版和1863年版。 三者大同小异，仅有一处实质性异文，第一版的clair-obscur（采用明暗对比的美术作品）在后面两个版本中是grisaille（有浮雕感的灰色单色画），ce que le plain-chant est à la musique moderne这部分在三个版本中都有。看来，精通音乐的萨义德也有对音乐视而不见的时候。荷马打盹了。
我们该如何看待萨义德引用时的“不严谨”现象呢？首先，萨义德本人反对这么做，认为有必要完整地理解原作。举个例子。萨义德在讨论《东方学》写作的个人层面时，引用了葛兰西《狱中笔记》的一段话，来说明批判性反思的起点是“认识你自己”，但“认识你自己”是迄今为止历史过程的产物，历史过程在你身上留下无数痕迹，却没有清单（inventory）。萨义德看到的唯一英译本令人困惑地到此为止，但其实意大利原文紧接着还有这么一句话：“因此，当务之急是编制这样的清单。”（参见王宇根译本33页）萨义德很高兴他在重要段落里找回了被省略的这句话，在一次访谈中还专门提及此事（单德兴译本231页）。可见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萨义德知晓引文准确的重要性。这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萨义德也很警惕批评中的科学主义倾向（单德兴译本23-24页）。艺术气质浓厚的萨义德偶尔不小心失误一下，倒也无伤大雅，鲁迅还写通假字呢。我们没必要就此大做文章，抨击萨义德不够学术。我只是想说，相比之下，贝尔纳学者气质更浓，在有些地方更为谨严。认真而不钻牛角尖，摒弃科学主义而又一丝不苟，大概这就是我们应该秉持的治学态度吧。（顺便指出，萨义德在访谈中提及的科学史家Bernal应该是《历史上的科学》的作者、马丁·贝尔纳的父亲J. D. 贝尔纳，而非马丁·贝尔纳，《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原书索引编制者和该书中译者都搞错了。我们却由此可知，博学的萨义德对贝尔纳父子的著作都很熟悉。）
作为极富影响的先驱者，萨义德和贝尔纳都希望读者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萨义德在1994年为《东方学》写的后记中说：“我希望读者们能通过阅读我的书而产生自己的新的研究，用一种宽容的、可行的方式阐明阿拉伯和其他民族的历史经验。这一点肯定已经出现在欧洲、美国、澳大利亚、印度次大陆、加勒比海地区、爱尔兰、拉丁美洲和非洲的部分地区”（王宇根译本436页）。《东方学》开创性的贡献就在于它为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打开了“一个新的思想空间”（2003年版序言）。萨义德的意图旨在“将知识分子从东方学这类思想体系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王宇根译本436页，有修正），为人类自由这一终极目标做铺路石。同样，受到萨义德影响的贝尔纳在《黑色雅典娜》第一卷绪言的结尾处写道：本书的政治目的是“减少欧洲的文化傲慢”，其学术目的是“为了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以便具有更好资格的女士和男士继续工作”（中译本57页）。十年之后，有学者做出类似呼吁：激动人心的“黑色雅典娜”项目依然具有可行性和全球重要性，但非一人之力可以完成，需要相关领域更多的专门家加入进来。又过了十年，尽管围绕着《黑色雅典娜》的争论不曾停歇，但在亚非语对希腊语的影响方面，贝尔纳几乎仍是孤军奋战，很少有人进入他开拓的新领域。古典学家甚至因为他们自己不把词源学用作重构希腊史前史的工具，所以要求贝尔纳也停止这么做。虽然《黑色雅典娜》第三卷“语言学证据”的销路不错，贝尔纳在自传末尾还是显得疲倦、悲观，不复有第一卷时认为21世纪初会普遍接受一种修正的古代模式的豪情和自信。雅利安模式也是像东方学一样的“思想体系的枷锁”，枝繁叶茂，根深蒂固，要彻底掀翻它们，远非一日之功可以奏效。所幸我们有萨义德和贝尔纳这样无畏的大力士和非凡的天才，他们的批判和揭露厥功甚伟，业已完成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工作。萨义德仙逝多年，他的著作和思想在中国粉丝众多，已生根发芽；贝尔纳垂垂老矣，他把中国称作“我的初恋”（2011年11月1日致笔者电邮），可他在初恋的中国有多少知音和追随者呢？
除了陈恒、黄洋、叶舒宪等人外，我们还有刘禾这位华人学者。早在1992年，刘禾就把《黑色雅典娜》和著名的《东方学》相提并论（《黑色的雅典》，《读书》1992年第10期）。事实上，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刘禾本人的治学思路与萨义德《东方学》颇有暗合之处。在一篇近作中（《文明等级论：现代学科的政治无意识》，见《中华读书报》2012年7月11日），刘禾倡导打破学科藩篱，研究现代知识结构的产生和发展与文明论演变的关系，而文明等级论作为现代学科的政治无意识，是随着欧洲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向全球的扩张而出现的，本质上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各种人文和社会科学背后都有文明等级论的影子，刘禾尤其注意到国际法与文明等级论的关联，十九世纪的欧美列强可以公然违反国际法主权原理，对“非文明国家”实行治外法权，其堂而皇之的理由就是文明等级论。刘禾最初关注这个问题源于她对恵顿著、丁韪良译《万国公法》的研究，本来这是一个中国问题，但拔起萝卜带出泥，发现了深层次世界性的问题。其实萨义德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东方学》206-07页有一句话：“比如，约翰·西雷克的《国际法大意》（1894）认为，地球上被标识为‘未开化’（一个具有强烈东方学色彩的词，别的且不说）的地区应该被先进的列强吞并或占领”（中译本263页，有修正）。这句话虽然简短，但已经明示了刘禾的中心思想，也是启发了刘禾的Gerrit W. Gong所著《国际社会中的“文明”标准》（1984）一书的重要内容。Gong著讨论文明标准时对西雷克多所借重。西雷克是剑桥大学惠威尔国际法讲座教授，他在这一位置上是德国法学家、“现代国际法之父”奥本海（Lassa Francis Lawrence Oppenheim）的前任。后者1908年接替了西雷克的位置，并编辑出版了西雷克的论文集（1914）。在西雷克看来，ubi societas ibi jus est（拉丁文谚语，有社会处即有法律），社会与法律是相互依存的：没有社会就没有法律，没有法律就没有社会；国际法的存在意味着国际社会的存在，承认国际社会的存在就等于承认国际法的存在。 而“国际社会”的概念不是不言自明的，问题就出在这儿。在西雷克那里，所谓“国际社会”和“欧洲文明”是同义词；“国际社会”包括三部分：所有欧洲国家，所有美洲国家以及夏威夷群岛、利比里亚和奥兰治自由邦等世界其它地方的少数基督教国家。于是乎，亚洲的帝国、非洲和美洲的部落以及世界各地的殖民地、附属国等众多社群统统被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当然也被排斥在国际法的适用范围之外。中外学者对近代国际法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色彩多有批评，如周鲠生和马尔科姆?N?肖等。周鲠生指出，19世纪中，中国、日本、暹罗、朝鲜等国以不平等条约的法律形式被纳入国际法约束范围，尤其中国是受不平等条约的压迫和侵害最大、最久的一个大国（《国际法》上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43页），直至1943年治外法权被正式废除，中国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努力在名义上宣告完成，才开始步入“文明”国家的行列（Gong著163页）。而目前流行的多种国际法教材缺乏批判意识，对奥本海等明显带有偏见的说法照单全收，自动跌入东方学的陷阱，与周鲠生等前辈的鲜明立场相比反而倒退了，岂非咄咄怪事。这恰恰印证了萨义德的洞见：东方学要产生作用，需要东方的默认与合谋；东方学化了的东方充分说明东方学强大的宰制作用。因此，仅仅从国际法的角度，中国的东方主义就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题目。对《黑色雅典娜》颇有会心的刘禾找对了方向。
近一千年前，苏东坡大概受到老杜“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启示，在给弟弟的和诗中留下千古名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萨义德和贝尔纳的漫游人生像雪泥鸿爪，又注定成为历史进程中深长的痕迹，因为他们的“东、西”之“计”作为萨义德式的“开始”（beginnings），点燃了无数读者的心灵，照亮了未来前进的方向。
载于《中国图书评论》2013年第2期
原载 叙拉古之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