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常约瑟
3/18/2020 9:16:40 PM
青岛嘉峪关路六号是我出生的地方。这所别墅建于一九三四年，位于青岛著名的八大关海边风景区，由一位在俄国十月革命时逃到青岛避难的白俄建筑师尤力甫设计（Wladimir Yourieff）。
我出生的这所别墅多年前被中国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青岛旅游业的一个亮点。慕名而来的游客从媒体上广为流传的信息中得知，这所别墅在民国时期曾经是美国驻青岛领事馆副总领事的私人住宅。但是人们却不知道，1940-1950年代这所别墅的最后私人房主，是道地的一对中国夫妇，我的父亲常子华与母親梁今永。
我的父亲常子华是一九五三年迁离这所别墅的。当时的北京中央政府看中了八大关这个占地七十多公顷、有着二十多个国家建筑风格的幽静海边小区，要把它做为共产党高级官员夏天避暑疗养的胜地，原住在这个小区的房主们，都要迁至青岛别的地区。因此我的家便搬迁到了信号山角下的龙江路三十二号居住。
虽然我出生在嘉峪关路六号，但我儿时对这个海边别墅毫无记忆，因为当年父亲被指令举家搬出这所别墅时，我只有一岁。父母在世时也很少向我提及他们住在这别墅里时发生的那些难忘往事。
一九九五年夏季，我们一家人回青岛参加我大哥常恩惠的追悼会，追悼会结束后的一天在我的哥哥常以诺陪同下，我与内子带着三个孩子来到八大关我出生的这个别墅怀旧，我们一家人在老家院内房子前拍摄了一张照片留念。
十年前我被诊断出末期癌症，在我最后一次返青探亲的几天里，我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嘉峪关路六号。我信步走进院内，院子里空无一人，只看到一部挂有军队车牌的黑色汽车停放在那儿，我猜想这儿一定住了一位高级将领。
出于对自己出生的这个别墅怀有强烈的好奇心，我从别墅右边的一个侧门走进去，想看一下这个房子的内部结构。我看到在西墙边有一个通往二楼的木楼梯，从这个木楼梯往下走，是一层地下室。听姐姐们说，那儿有一个向整个别墅楼输送暖气的大锅炉。从木楼梯往上走是二楼。我踏上楼梯一步步走上去，想亲眼看一下父母在二层楼上的主臥房，哪怕是只在楼梯口瞧一下这个主臥房的门也好，因为这间屋子对我来说太神秘了，一九五一年九月，我的母亲就在这间主臥房里怀上了我，是我生命起源之地。
别墅的一楼空无一人，死寂的别墅里只听到我踏在楼梯上的脚步声。当还差四五阶楼梯就要走上二楼时，我突然紧张起来，心想，我这是在私闯一个高级将领的住宅呀，若是他的勤务兵看到我，把我当做贼人抓起来怎么办？想到这儿，一丝不安之感压过了我渴望看一下父母主臥房门的好奇心，我转身走下楼去，悄然离开了别墅。
一座建筑物是否美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主要立面设计与艺术处理。不同于传统建筑立面设计强调的对称形，嘉峪关路六号的立面造型为非对称性，这在三十年代的青岛可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当年白俄建筑师尤力甫设计这个房子时所追求的，是一个具有欧洲乡间别墅亲和风格的建筑。别墅的外墙面大部分用抹灰饰面，但有些局部墙面外露花岗岩，以方整石和零散的蘑菇石装饰。整个平面布局采用活泼流畅的条形。
这所建筑有个浪漫色彩的门斗，因为尤力甫建筑师考虑到这所建筑位于海边，门斗可以抵御海风与青岛冬季的寒冷天气。门斗的屋顶呈倒V字型，这个倒V字的一个较长的下坡不是死板板的直线条，它有中间有一点弯曲，好像是一个画家用笔随意在画布上勾出的一个速写线条。
门斗的外墙是用红粘土砖砌成的清水砖墙，它与房顶上的红粘土烟囱相互映衬。据说这种用来做清水墙的粘土砖造价比普通砖高出十倍。清水砖墙的砌筑工艺十分讲究，灰缝要一致，阴阳角要锯砖磨边，接槎要严密並具有美感，只有手艺高超的工匠才可以把砖缝砌的灰浆饱满，规范整齐美观。
这所被当代青岛人称之为依瓦洛瓦别墅的建筑，还有白俄建筑师尤力甫设计的一个精品，那就是安装在门斗前的木制门。很遗憾，这个令依瓦洛瓦别墅格外生辉的木制前门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前去观看这所别墅的遊人，只能看到一个丑陋粗糙的木板门堵在门斗的进口处。
我是从一张拍摄于一九四八年的老照片里注意到这个别致的木门。照片里端坐在椅子上的那个神采奕奕的男子是我的父亲常子华，他身穿一件黑呢子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白色的围巾。站在父亲身后的是母亲梁今永，她穿着一件高领针织衫，外面披着一件薄薄的绒衣，绒衣的肩与前胸上绣着几朵小花。围绕在父母身边的是我的四个姐姐：大姐常以斯，二姐常路斯，三姐常安斯，四姐常多斯。
我初看这张老照片时，注意力只集中在我的父母与四个姐姐身上，並没有留意到他们身后的那个门有什么异常。但后来仔细观察照片人物的背景时，才发现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门有其特别的魅力。
与我们常见的门框不同，这个门的门框不是紧镶在门洞的墙壁上，而是在距离两边门墙约三寸的地上直竖立起两根边框。从建筑理论上来讲，这种标新立异的设计没有传统式的门框坚固。但这也正是尤力甫建筑师的高明之处，他想设计出一个别具一格、带有俄罗斯乡村别墅风味的艺术之门。
由于门斗的门洞呈弧形，门框的上槛与弧线形的门洞上方仍留有一段距离，形成一个小半圆拱的图案。上槛的两头直接镶嵌入门洞左右的墙壁里，为了加固木框，在上槛与边框上还有几根短木条联接到门洞的墙壁里。为了采光，在门框与门洞墙之间的空间上镶嵌了透明玻璃。为了整体搭配，门扇上有几条突出的宽横条，这与门斗墙上横砌的红粘土砖的横向线条溶合在一起。门上的油漆是土红色，与门斗墙和烟囱上的红粘土砖相互映衬。
在我没出生之前，我的父亲母亲与哥哥姐姐们，天天出入这个设计灵巧简朴、别具匠心的木门。
一九五一年十月，当母亲梁今永得知怀上我时，她惊喜万分。她从未料到在她三十六岁时上帝仍会祝福她一个孩子。在那个年代，她算是一个高龄孕妇了。
母亲怀孕后的前两个月，经常打开门斗的木门到院子里散步。据我的四姐常多斯回忆，不同于现在嘉峪关路六号院子里光秃秃没有几棵树的情景，昔日这个院子可是个树木繁茂花草葱茏的地方，院子的西墙角下有一棵高大的臭杞树，西墙上爬满了蔷薇。四姐记忆最深的是房前一棵高大挺拔的雪松，它的侧枝平伸，枝叶浓密，终年苍翠，姿态雄美。在这棵雪松树下，父亲搭了一个美丽的秋千，孩子们经常在雪松树下荡秋千。我的大姐常以斯回忆，在前门的右边父亲种了一棵樱桃树，结出的樱桃香甜可口。在院子东边父亲的书房外，有许多丁香树，春天开花时院子里幽香四溢。二姐常路斯回忆，由于院子里的树多，那儿成了一个鸟儿的小天堂。母亲在院里散步，可以听到许多鸟儿在树上唱歌。三姐常安斯回忆，院子里养了许多鸡，每天去鸡窝里取出握在手里还热乎乎的鸡蛋是令她最开心的事情。
金秋十月，是青岛最美的季节，这时嘉峪关路马路边上两排枫树上的枫叶五彩斑斓，在母亲怀孕的头两个月，父亲每天陪伴着她，在这秋景瑰艳、充满了诗情画意的街道上散步。他们有时会走到八大关的海边观看海景，倾听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也许这是我为什么喜欢大海的原因吧。
我的母亲梁今永是基督徒。在没有嫁给我的父亲之前，她在三十年代是中国著名布道家宋尚节博士的同工，跟随宋博士在南方布道，为他在布道现场翻释。母亲嫁给父亲后，除了在家相夫教子，每星期天还在广饶路“神的教会”事奉。这个教会是母亲于一九三六年嫁给父亲后，他们两人一起创建的。他们在自家住宅前院的一块地上建筑了这个教堂。父母的那所旧宅地处广饶路与登州路的交汇处，后来这所教堂的地址改划为登州路四十号了。这个教会中的许多人住在附近的贫民窟，他们是在兵荒马乱的四十年代逃难来到青岛的，其中许多人是文盲。母亲在主日除了讲道之外，还在教堂里教这些难民们认字。
一九五一年十月底的一个星期天傍晚，母亲在“神的教会”里事奉了一整天之后，坐着黄包车回家（人力车）。拉黄包车的是在我家长年打工的老高。当老高拉着黄包车走到嘉峪关路时，母亲从车上向外望去。十月底的嘉峪关路满街都是火红的枫叶，但怀孕两个月的母亲无心赏景，她一心想早点进入家门休息。
现在的嘉峪关路六号的大门口安装了一个大黑铁门，是住在别墅里的高级官员为了他们的安全，阻止游客进入院内拍摄照片而修建的。但我的父母四五十年代住在这儿时，院子进口处並没有大门。这大概是因为建筑师尤力甫认为既然这所建筑的设计是俄罗斯乡村别墅风格，如果在院子的进口处装一个大铁门，就会破坏了乡村别墅亲和朴实的气息。
因为没有大门，通常老高会拉着黄包车，径直进入院内，把车停在别墅门斗前。母亲从黄包车下来之后，便走进那个别致的木门，穿过门斗与客厅，走到楼下北边的饭厅与父亲和孩子们共进晚餐。
但这一天，母亲没能走进那个设计精巧的门。
当老高拉着黄包车走到嘉峪关路六号院子围墙的入口处时，在他的两边突然冒出两个穿蓝色便衣的人，在黄包车里的母亲还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她的双手便被紧紧地戴上了手铐。这两个便衣二话不说把母亲急速地推进了在街上停着的一辆黑色轿车，疾驰而去。
这一幕被在我家隔壁嘉峪关路四号青岛疗养院工作的看门大爷看到了。他匆匆跑进四号的别墅内，告诉在疗养院工作的护士们：“咱们隔壁的常太太被人抓走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护士中有一位名叫郭艺美的年轻美貌的姑娘，多年后她成了我的大嫂。去年大嫂向我回忆这段往事时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她仍然对这个令人震惊的事件忆记犹新。
母亲被捕后，被青岛市法院判了五年徒刑，罪名是“瓦解人民海军”。原来，母亲在登州路“神的教会”做慈善事工时，曾经给了前来讨钱的一个四川籍年轻人三十元人民币，但母亲当时並不认识这个年轻人，也不晓得他是青岛海军学校的学员。此人因想家回四川，被海军认为是逃兵。而母亲也就糊里糊涂地成了一个“瓦解人民海军”的反革命分子。
当年主审母亲并判处她五年徒刑的，是共产党夺取青岛后的第一任法院院长廖弼臣（1910－1996）。他是个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九十年代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当他得知自己的孙子师从我的哥哥常以诺学习钢琴时感叹道：“我们对不起这家人的孩子。” 这是后话了。
母亲被判刑后，从常州路监狱转移到李村监狱服刑，在母亲腹中的我，也随着母亲进了阴森恐怖的李村监狱牢房。李村监狱建于一九零三年，由德国F.H.施密特公司 Baufirma F.H.Schmidt 承建，其建筑为德式风格，红砖、红瓦、圆拱门。
我在母亲的腹中与她一起度过了八个月的监狱生活。李村监獄里的生活环境，与八大关嘉峪关路六号幽静的环境相比，宛如天地之别。母亲被关押在一个拥挤不堪、空气污浊的女牢房内。在这儿我这个胎儿听不到鸟的歌唱，也听不得八大关海边的海浪拍打沙滩的浪涛声。
母亲很注重胎教，她认为好的胎教，可以使胎儿大脑神经细胞、神经系统、各个器官的功能得到合理的开发和训练，最大限度地发掘胎儿的智力潜能。她在怀我之前生过七个孩子，在怀这七个孩子的时候，她总是听古典音乐。我想这也许是为什么我的哥哥姐姐在音乐、医学与艺术领域里很有造就的原因吧。
但我没有哥哥姐姐们幸运。我在母亲腹中的十个月，有八个月是在李村监狱里度过的。我在母亲腹中听到外面世界的声音，不是美妙动听的莫扎特音乐，而是獄卒的呵斥声，以及母亲在监狱场所手握铁锤打石子的刺耳声音。长大成人后我常常纳闷，我儿时的音乐天赋是从哪儿来的呢？
当母亲在一九五二年七月快要临盆时，由于李村监狱内没有医疗设备为孕妇接生，监狱的官员对母亲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给了母亲一个月产假，让她回到家中生孩子，但严格规定母亲不可以步出院外的嘉峪关路街道上。就这样，在我出生前一两天，母亲乘坐了一部李村监狱的警车被“押送”回到嘉峪关路六号家中。
母亲生下我之后，在嘉峪关路六号二楼东南角的主卧室坐了三十天的月子。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是我满月的那一天。
中国古人认为婴儿出生后存活一个月就是度过了一个难关。这个时候，家长会举办满月酒以示庆祝。但我满月那天，我的父母没有为我摆设满月酒宴。他们仅邀请了我的舅舅梁舜一家六个孩子，以及在青岛放暑假的二姨梁淑敏的大学生儿子卓成稳来到嘉峪关路六号家中团聚。那一天在嘉峪关路六号前院拍摄的一张老照片，为我的满月留下了岁月的印记。
照片中母亲抱着满月的我坐在椅子上。与照片中其他人穿的白色清凉夏装不同，母亲一身蓝色素装，一个用来包裹我的婴儿小毯子铺在她的膝盖上。可能是担心满月的婴儿被八大关的海风吹到，我的头上戴了一顶婴儿小帽子。母亲似乎不适应八月青岛的强烈阳光，她眯缝着双眼，脸上露出淡淡的微笑。站在母亲身后的父亲穿着白色的短袖衬衫，他看上去精神大好，为自己老来得子而欣喜不已，因为我出生那年，父亲已经五十五岁了。
照片的右边隐约可见一个供孩子们玩耍的跷跷板。四姐常多斯看到这张老照片后告诉我，在这个跷跷板的后方，便是那个她儿时最喜欢玩的秋千与高大的雪松了。她说，这张照片是在父亲的书房左前方位置拍摄的。照片的背景是一片树林，验证了二姐常路斯的回忆，嘉峪关路六号的院子曾经是一个草木丛生鸟语花香的世外桃源。母亲在夜深人静时，曾经听到在照片人物背后的那一排树下传出狐狸的叫声。
照片中后排站立者从左起，是二姐常路斯、大表哥梁几立、大姐常以斯、三姐常安斯、父亲常子华、二表哥梁端立、二姨梁淑敏的儿子卓成稳。前排从左起是表姐梁次盂、梁玉盂、六表哥梁甸立、五表哥梁田立、母亲梁今永与我、我的小哥常以诺。照片中前面蹲着没有抬起头的女孩是我的五姐常沙白。
我注意到照片中没有大哥常恩惠的身影，因为那年他是青岛医学院四年级的住校生。照片中也没有看到四姐常多斯，那天她正在生病发高烧，躺在二楼西侧一间臥室的床上昏睡。拍摄这张老照片的人很可能是我的这些表哥表姐的父亲，我的美男子舅舅梁舜。
其实，这么多表哥表姐聚集在嘉峪关路六号，不仅仅是为了庆祝我的滿月。他们来我家的另外一个目的，是因为母亲坐月子的假期己满，第二天要重返青岛李村监狱服刑。他们是来“欢送”这位将与他们分离四年的姑母的。
那天在嘉峪关路六号的院内，母亲还抱着我单独拍摄了一张照片。照片中的母亲梳着长长的辫子，身穿一件蓝色粗布斜襟女服，这件衣服上的扣子用的是用布条做成的盘扣。我估计母亲是打算穿着这件皱巴巴的蓝粗布衣回李村监狱干苦力吧。
照片里的母亲在夏日的阳光下对着照相机镜头微笑，她的笑容似乎有点勉强，世界上任何一个母亲与自己刚刚满月的婴儿分离，都是令人心碎肠断的悲剧。在母亲怀里的我，紧皱着眉头，似乎预感到自己将要失去妈妈了。
我的头上那顶婴儿小帽是母亲精心设计亲手编织的，帽子上织有几排树技型的花纹小洞，让帽子既保暖又透气。我身上披着的小婴儿毛毯，图案中有个卡通故事里的玩童，也许母亲想让毛毯上的小玩童来陪伴我这个来到世界仅一个月便与妈妈分离的婴儿吧。
我满三个月那天，父亲知道身陷牢狱中的母亲日夜思念我这个婴儿，便为我拍摄了一张照片，在探狱时把照片交给母亲。母亲看到照片，怆然泪下。在这张老照片的左下方有一块污渍，不知是不是当年她的泪水落在照片上留下的痕迹。母亲流着泪，用钢笔工整地在照片上写了五个字：约瑟三个月。
照片里我睡在一张藤制婴儿床上。三姐常安斯至今仍然记得这个有着天然光泽的婴儿床，它放置在嘉峪关路六号二楼东南角父亲与母亲的主臥房间里。 这张制作精巧的婴儿床，有一面用藤条编织成菱格纹空间图案的床侧板，这使得小婴儿床里有充足的空气流通。它的另一面床侧板则编织得严谨细腻。
我看上去睡得很香甜，头上已长出一寸长的头发了。满月时母亲抱着我拍照片时的那个有着卡通图案小毛毯，放置在婴儿床的床头上。
在照片的左上角可以依稀看到父母主臥房里的波斯地毯。这张古朴雅致的地毯，让我窥见到父母在嘉峪关路六号别墅中书香生活的小小一斑。
我在嘉峪关路六号二楼上这个铺着波斯地毯的主卧室里，单独与父亲居住了一年多，直到一九五三年的秋天，才随全家搬迁到信号山角下的龙江路三十二号。
今年七月，我从解密的一份档案里发现了母亲在一九五五年出狱半年后亲笔写的手书。在这个长达五页的手书中，我意外发现了一个从没有听到过的秘密。母亲写道：“52年11月……我因想孩子精神失常而回家养病。”
读到这儿，我泪崩了。原来母亲在李村监狱里服刑时见到我躺在婴儿藤床上的那张照片之后仅一个月，就因思念我而精神失常了。母亲的精神失常给监狱管理人员出了一个难题，他们不晓得如何处置这个无法自理生活的女犯人。李村监狱里设有监房、教诲室、工厂、行刑室、瞭望台等，但没有专门关押患有精神病犯人的牢房。就这样，母亲又被送回嘉峪关路六号别墅内。
母亲的手书上没有具体讲她在家养病了多久，也没有讲她当时精神失常到了什么程度。但从她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她这次出狱回家没多久就又回李村监狱服刑了。这次短暂的母子重逢，没有留下任何照片。
半个世纪前在八大关嘉峪关路六号大门外发生的秘密抓捕母亲的事件，随着时光的流逝早已被青岛人忘却了。当年涉入这个不幸事件的人物也都已逝去。我长大成人之后，心中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当年的青岛法院，只因母亲在教会给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四川年轻人三十元人民币，便被判了五年徒刑，硬生生地造成了一个母亲与婴儿骨肉分离的悲剧？难道在社会上好善乐施也是罪？
那位当年审判母亲的青岛市第一任法官廖弼臣，在他晚年时说出了真相。原来母亲帮助那个四川年轻人三十元钱，只是逮捕母亲入狱的一个导火线。母亲被捕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她与我的父亲是青岛颇有代表性的教会负责人。
一九四九年大陆政权更迭后，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府进行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三大运动。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除了镇压了近百万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旧军政人员，许多有名望的基督徒牧师与其管理的教会也首当其冲。母亲是他们之中最早被逮捕入狱的。中国的一位著名基督教新教领倪柝声在母亲被捕后六个月，于一九五二年四月在东北被秘密逮捕，直到四年之后以“倪柝声反革命集团”首犯宣判十五年徒刑。而母亲的另外一位好友，20世纪中国基督教自立教会的代表人物王明道，是在母亲被捕后的第四年，于一九五五年被逮捕，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与倪柝声与王明道相比，母亲被判的五年徒刑是轻的。实际上母亲在刑满的前一年，于一九五五年夏季便被释放回家了。那天母亲正在监狱干苦力打石子，一位监狱管理人员突然跑到劳动场地告诉母亲：“你今天不用继续打石子了，赶紧回牢房把衣物收拾一下。”
心里忐忑不安的母亲不知道出现了什么新情况。当她回到牢房之后，一位监狱负责人前来对母亲说：“今天你可以回家了。”她被告知，自己是因为在刑期悔罪表现良好，才被从宽处理提前释放的。
其实母亲当时並不晓得，她之所以能够提前一年出狱，是因为她的弟弟梁舜在幕后走动为她求的情。
对我来说，梁舜舅舅是个神秘人物。他于一九五五年被中国公安部秘密派遣香港做地下工作。临行前他的上级领导问他还有什么需要，他说，你们把我的一个姐姐还关在李村监狱里呢。有关这个对我与母亲有恩的梁舜舅舅的故事，我会单独写一篇文章纪念他。
当母亲从监狱中出来之后，她发现她已不能回到她熟悉的八大关嘉峪关路六号了。她走进一个陌生的新家：龙江路三十二号。
母亲回家那年，她四十一岁，我三岁。她归来后，去中山路的一家照相馆拍摄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母亲是那么雍容华贵，出尘脱俗，一点也看不出是一个经历了四年牢狱之灾的犯人。
母亲多年后在这张照片上题了几个字：1955年“归来”，4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