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闲砚

2018-07-26

抬头三尺有神明

举头三尺有神明，如今不知道还有多少人相信这话，我是信的。
十年前，我曾以此为题写过一篇短文。这些年老百姓的闹心事儿一直层出不穷，最近震动世界的疫苗事件，又让我想起这句话。
虽然缺少宗教信仰的浸淫，但在漫长艰难蒙昧的岁月里，我们这个民族生长出大量类似迷信（姑且如是称之）的说法，比如天打五雷轰等等，这些说法，培育了百姓的敬畏之心，在日复一日的时光中，有效地约束了人们的灵魂，遏制了罪恶。这些说法，大多没有科学依据，它们的力量来自人们约定俗成的信奉和恐惧。
然而，近代以来，在科学的普及、政治运动的冲击过程中，这些说法连同各种迷信大多被“破除”了。这也许是时代的进步，但同时也放逐了人的灵魂，对于人的社会生存，未必全是好事。在经历了短暂的无所依从后，无数的灵魂开始肆无忌惮地消费“解放”和“自由”，面对同类和大自然，他们无所不为。人们说，现在的人胆大了，没有不敢干的。的确，现在还有什么是一些人不敢干的？
但我们的迷信并没有彻底消失。如果说过去有些迷信说法具有劝诫和警世作用，那么现在剩下的却多被用来指导升官发财，可谓与时俱进。
但抬头三尺有神明，不是迷信，而是告诫，表达的是一种敬畏姿态。面对生活、生存、生命，敬畏之心是不可或缺的，这是对灵魂和行为必要的约束，也是对灵魂和行为有效的净化。
多些敬畏之心，就会少些草菅人命的违法犯罪，少些对国家和百姓财产贪婪的侵吞，少些杀人害命的假疫苗和毒食品，少些胆大包天的胡说八道，少些讨债的农民工，少些离奇的医疗账单，少些街头碰瓷的无赖。
在《长河流月》一书中，有一篇题为《不算旧账论》的文章，其中一段适合每一个人：良心是会咬人的，良心尤其是会复仇的。假如我们委屈了它，掩蔽了它，和对它不住，它终有一日要责备我们，追究我们。它同我们算账之时，足令我们寝食不安，生活不乐，行坐不安，其痛有甚于刀割枪击。
言辞并不激烈，但足以警诫。这是做了亏心事，良心发现时的报复，会一直纠缠人至死。与其被良心追杀，不如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
突然想起古人还有句话：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逃）。

感恩与负义

有个故事，二战时期，德国一户犹太人面临迫害，父亲吩咐两个儿子分别去求援，一个去找曾经帮助过他家的恩人，一个去找他家曾经帮助过的对其有恩的人。对于结果，大家心里大概都会有个差不多的判断。没错，他家的恩人再一次帮助了他们，另一家则出卖了他们。
中国有句话：恩重如山。恩太重，往往是会压垮人的良知的。相信没有人愿意背着别人如山的恩情生存于世，那会转化为一种深深的歉疚感。有良知的人选择知恩图报，但有些恩是无法报答的。有些人则有意无意地选择了忘恩负义，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
即使是这样，我们仍然要告诫自己保持一颗感恩之心，我认为这是做个好人的端口。
感恩不同于报恩，有些恩是报不了的，但要记住这恩情，并把这份报不了的恩，替代为对更多人的帮助。记住别人的恩情，同时忘记自己对别人的恩情。
懂得感恩莫负义，不求回报人安然。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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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在海一方

2/27/2020 9:26:12 AM

感受力

我们会见到有一种对自然美没有感觉的人，而且数量确乎不少。上中学下乡锻炼时，惊讶有的同学只关心吃；下乡时，与知青组的人结伴外出，有的人明确表示，只为了到别的知青点玩玩和吃饭；年轻时有个同事说起到外地旅行，表示他只对进商店看东西感兴趣。他对领福利（线手套、肥皂等）也特别关心，没人能比。到甘南旅行，看到不少人是出去过家里的日子，用心于吃喝，不看景色，到了景点只是为了照相。很明显，这些男女的兴趣不在大自然。我看着他们，不解地想：他们一直没跟人玩够呢，到了哪怕一生只能见一次的自然风景面前，竟无动于衷。在几个旅游微信群里，出现最多的谈人生的话题千篇一律：相逢是缘、是福、是金。对交往人真的就这么有信心？对人真就这么能看得上眼吗？我在甘南途中曾跟旅游组织者说过：出来是和大自然对话的，要与人对话，在家里就行了，而且与人对话是多累的事。
这里只简单比较一下两种不同的人，不作详细分析。对大自然有感觉的人有欲也有爱，在爱自然的时候是没有多少物质欲求的。那么，那种对自然毫无感觉的人的奥秘何在？大概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欲无爱，前面说的只在意于吃和只进商店的人，大致如此。另一种是有欲也有爱，但他们的爱不在自然，而可能在人身上。这种人的对象化能力是残缺的，或说是有严重局限的。他们中有的也能强烈地爱或恨，但没有深广的审美生活体验。在现实生活中，上述性质确实在他们的性格上显示了出来。

感遇

人性是可疑的，那么所有的情感类型也不会是可靠的，如亲情、友情、爱情等等。唯一不被妖魔化的东西还是理性。虽然，强大的实事早已告诉我们：理性太脆弱、太不堪一击了，但它朴实、本分。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理性是，且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那就做逃奴吧，摆脱情感的奴役，去寻求平静的自由。
有一种寄托，就是相信“爱”的力量，相信它是世界最后的统一性的基础。便琢磨着，如果是这样，那么这种东西不会是从任何一种偏狭的情感类型中直接提取的；也不是某种冰冷理性所能够提供营养支持的。否则便谈不上超越，谈不上异质的升华。
人不具有神那样的大爱大能，愿籍一丝微弱的气力，爬出烦恼的洪流。爬向那片低缓的、有绿草坪的山坡，那里或有清冷的宽慰和休憩。

格式塔认知和信息关系

格式塔认知原理认为：认知总是从整体开始的。运用于阅读，则最好是从整体到具体即细节，再由细节到整体。实际上就是让当下细节在更广的信息域飞翔起来。这里说的格式塔不单单是指某一部书的整体，而是指更为广阔的联想空间，包括从文化史视域到现实生活视域的有效的信息关联。
我把“信息关系”引入格式塔原理，是想到了有关事物“关系”的学说，这种理论认为：世上没有孤立的事物，一切都处在关系之中，纵横的关系网最让作为“此在”的人影像迷离。任何事物都是无法自足的，都要在某种程度上被他物所支持。文本概念更是这样，概念的意义不是孤立封闭的，而总是由其核心意向往外辐射，被诸多关联意项所充实。
如果说：概念从属于特定的语境。这种局限也是相对的，在更高的认知领域应该没有这样的局限。就像维特根斯坦所坚持的看法：没有私人语言。我们也相信人类的共同语境，共同语境使相互理解成为可能。“理解～解释～理解”的诠释学循环也告诉我们一个拓展的格式塔动态空间。

察与感

1.情绪之阀：情绪里面的粒子含量极高极复杂。阀门突然开启时：或暖流或寒潮不定。近来郁闷，外出旅行也调不过来，愁绪和厌绪并生。我所看到的确是一个妖魔世界，远不是理论上的非理性关照所能把握，妖化程度荒诞不经，完全打破常理，哪怕是最弱的普遍性原则都会被践踏无余。这样的局面是叫人厌弃的，甚至能让人产生玩世不恭的心理。但若情绪回转，就原宥一切，看到人性许多可爱、可敬、可奇的东西，深为感动。总之，无论情绪气候如何，人之奥秘都使人惊讶。好天气，愿出去走走。
2.世俗：指文明进化的某种畸形状态，它既不是原初的，也不是应有的，而是侵入这二者的病毒。
3.类面貌：这个类，就连自己制定的作为类的最低标准也做不到，大片大片地蠕动在水准线以下。称其为妖魔真是高抬了，其实是低能儿。甭说在灵性上没有指望，就是行为上的ABC都做不到，类本质是什么不知道，类面貌是低能和畸形。
4.价值：有一个估价纪念老手表的故事，说在不同地方的估价竟有天壤之别。短文总结说：“只有在正确的地方，才会产生正确的价值”。如果说到自我价值，且这种价值必须在人群中实现，那会怎样？回答是根本无法实现，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正确的人群。这种地方可以实现快感，或实现某种利益，但不能实现人的价值。
5.对话：情形一直是这样，你们与谁对话？又去理解过谁？且不说努力去理解。人的对话惰性和理解迟钝，使得对话和交流极为困难，且在广大领域内没有可能。
6.谚语：聪明反被聪明误，这话大致正确；敏感反被敏感误，这话则基本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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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史晨

2/27/2020 9:23:13 AM

香格里拉的Clinic招聘医生，我刚从美国回来需要找份工作。原说月薪2000元，聘用时答应1200元，可上班时又改成每小时5元的临时工，每晚工作时间5小时。这份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工作，唯一可取是公交车方便，考虑再三还是上岗了。单位名称不好记，别人一问起来在哪里，老岳母就说：“想起来就拉”。

缴租子

星级宾馆的门童全靠小费发财。一天行李员小G跑来医务室，倒在检查床上要求休息一会儿，原来行李太多，他累得腰疼腿酸。
“你来休息，小费岂不都让别人拿走？”
“今天入住的是国内团，行李不少，小费没有。”
“鬼心眼！你真会偷懒。每天多少小费？”
“没有固定数。少时十元二十元，多时几百元，就看客人了。”
“哪里的客人给小费多？”
“香港、台湾、新加坡、东南亚一带的客人大方。小日本、韩国人吝啬得很。大陆有的人出手很大，多数一毛不拔。”
“行啊！你的小费就比我的工资还多。”
“我们也是出大力。再说还得交租子呢！”
“租子？什么租子？”
“每天要给前台定额交二十元。昨天我一共收了十五元小费，交租子还得贴上五元，还赔钱！”
“租子钱给谁？怎么用？”
“前台短了钱要赔，或者一起活动玩玩，花钱吃饭，反正都是额外花销。”
“你们这租子交的不情愿吧？”
“谁说不是！我们劳动所得，客人情愿所给，凭什么抽我们的头？”
“不给不行？”
“哪有理可讲，不给就炒你鱿鱼，谁也不愿意砸自己饭碗。”
“听说你们礼宾部有人提职还不干，因为没有小费了，收入反而降低。”
“一点不假。我们就靠年轻力壮多挣点钱，这活儿谁能干一辈子？”
“行啊！你好好干吧。比我这高级职称的大夫挣的还多。”
“不对吧？大夫小费肯定比我们行李员要高。”
“我不会骗人。客人认为医生是高薪职业，给小费是侮辱医生人格，一般不给。岂不知中国医生工资低，这就是中国特色。”
就是这位22岁的小G，在中银大酒店参加同学聚会时，从消防出口坠入管道井底身亡。家属要求赔偿30万，惊动了报社，官司打到法庭上。他原来的同事小Y讲，小G中学没毕业就托人来饭店，失误单一张接一张，一句英语也不会，反正给小费最大方的都会说汉语。他在家是个独苗惯孩，小小年纪吃喝嫖赌样样都会，三个姐姐每月都给他1000块钱，可他一次赌博就能输掉几千块。小Y曾劝他存点钱，小G却说：“存什么钱！还不知活到哪天。”不幸言中，游戏人生者早早了却他短暂的一生。

医者仁心

每年10月15日是国际盲人节，因为盲人使用统一的乳白色盲杖，故称白手杖节。我是这一天瞎撞到酒店来的，别人瞎估高级职称工资一定三千五千，结果我每月才八大张，划在6级临时工，在经济大潮中我如同盲人瞎马。
我是内科大夫，却干全科医生的活，甚至还要加班培训员工的急救知识。晚间的5小时是客人看病最多的时间，头痛脑热伤风感冒不用说，还有些五花八门的病，让你想象不到。饭店玻璃大门晚间经常闯祸，客人不是眼眶撞裂就是手指夹破，为避免感染我都马上缝合；客人从跑步机上摔下，造成肩关节脱臼手臂不能抬起，是我让服务员做助手为他复位；游泳过后有的的患结膜炎、有的患中耳炎都是我治疗；整容后的换药拆线也找我，各种例子枚不胜举。我不是为那每小时5块工钱，因为完全可以推脱转去医院治疗，我是为了自己的职业操守。如果谈报酬，客人住一宿300美金，而我却要在这儿挣3个月呐。新加坡的客人讲，他们医生的月薪15万元，不相信我的待遇如此之低，不及人家九牛一毛。这就是中国特色。
住酒店的客人都是上帝，据洗衣房W主管讲，有的客人就是来“碰瓷”的，工作久了见怪不怪，有的是因为洗衣服，有的是因为吃饭。1348房客人的朋友来饭店会友，天花板墙皮脱落划伤胳膊，却因为血压高要求赔赏，结果白白赔了8万元。日本客人在香宫请客，回家后上吐下泻，不但要求从日本购药治病，还要求1500万日元的赔赏费。老板吓得有求必应，不断为她从日本进口药物。我了解病情后坚持治疗原则，不人云亦云，维护了中国医生的尊严。然而负一层的洗碗大嫂们，冬季穿着按热带设计的服装干活，冻感冒了却要自己买药，烫伤摔伤也是自掏腰包，每小时二元五毛的可怜工资，动不动还被扣钱罚款，我看不过，偷偷为他们开药免单，这里的药比外边贵三倍，我认为她们应该享受工伤待遇。
外资饭店是分配不公的领地，总经理据说收入和克林顿总统不相上下。而中方员工却是矮三辈，工作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却比同级别宾馆低好多，假如你要加班费，要提加薪，立即炒你鱿鱼，最多时一天就开除过9人，难怪经理们走马灯似的换人。生意好，员工自然累，不愿干就走人，饭店有14款72条违纪处分。没有人考虑员工的利益，我自己就是个典型例子，平安夜加班两小时，照旧给你10元工钱，公交车没有了，打的回家要15元，多干了活还要倒赔5块钱，你说公道不公道？

停电

狂风暴雨闪电雷鸣，高压线被摧毁于是饭店刹时变成黑夜。你想想许多房间没有窗户，尤其是员工的办公室和工作间，原来24小时全靠灯光照明，这下全都瞎摸黑了。按说五星级宾馆该有发电的应急设备，不料发电机也不中用，月薪几万元的工程部总监解释不了，只能尽力抢修。
一进员工门，柱形巨蜡烛几米摆一个，使黑暗的长廊增加了许多神秘感，没有电不用打卡，用电的工作都全停下来。电梯停运可电话却通畅，叮铃铃一声电话响，原来一个客人犯了心脏病要求出诊。在几楼？十楼！乖乖，我要一步步爬楼梯，等爬上十楼我是不是也该犯心脏病了？客人是上帝，上帝的旨意决不能违背！于是提上出诊箱，拿上听诊器血压表，像喜马拉雅山的登山队员一样出发了。
员工楼梯旋转向上，拐角处地上摆着小炮弹形的红蜡烛，初上几层挺有浪漫情趣，这比当年地道战的匍匐前进舒服多了，也没有电影“鬼宅”那么恐怖，因为时不时有员工客人上上下下。可登到最后几层就感觉吃力了，心慌气短头晕目眩，只能放慢速度，一个阶梯一个阶梯的向上攀登。难怪客人要犯病！
十楼客人是三十岁左右的台湾女郎，美国AT&T公司的高级职员，患有二尖瓣脱垂，电梯停运只能独自爬楼梯，超负荷导致胸闷憋气，于是要求出诊，让我也尝尝超负荷的滋味。可能客人休息了一会儿的缘故，给她查体都正常，观察一阵没有心衰的体征，我留几片药就下楼了。回来屁股还没坐热，客房部又来电话，要安排客人去五楼房间，让我上楼特护，以防意外发生。我恨死了雷公，你打坏了高压电，我却要楼上楼下跑；我又生工程部的气，你们不发电让饭店正常运转，害得我摸黑瞎窜；我没埋怨客人，生病很正常，敬业精神这是必须的。喝杯水刚要出门，客房经理又发来新指示，客人不在这里换房间，要求饭店出钱去“新贵都”开房。我终于吐了口气，扔下出诊箱，放下心来休息一下酸软的大腿。
一连停电三天。老总说：“千万别再停电了，每天我要减少成千上万的美金。”
厨师说：“继续停电吧！我们正好休息休息。”
保安说：“别再停了！我们上蹿下跳加班加点也保卫不过来，难免发生点意外事故。”
洗衣房工人说：“再停几天也没问题，反正多洗衣也不多给钱。”我也跟着说：“快快来电吧！万一十八楼再病上几个，那就该我住院了。”

性病温床

前台经理H领来一位比利时客人，这小伙子真帅，金发碧眼，一米八几的个子，不胖不瘦很标致，可提出的要求就不帅了。他怀疑自己感染了艾滋病，要求我给他抽血化验。通过H的翻译得知，他刚在大连住过几天，这几天的生活难以启齿，不然也不会怀疑自己得了艾滋病。比利时青年要求我为他保密，不要让他妻子知道。看样子是初犯，不像江湖上的采花老手，你想想看，我哪知你姓甚名谁？比利时我从未去过，又怎么会把这事捅到你的老婆那儿去呢。
我解释了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症状产生怀疑是正常的，可比利时青年又反悔了，他担心我们抽血的针管是否干净，是否像吸毒者那样交叉感染。我听了心中不乐，艾滋病本来是你们外国货，是你们外国人带进中国的，你们自己性解放不检点，怎么又怀疑起我们的注射器来了？H肯定没翻译，不然客人肯定会脸红。为了对工作负责，我给他联系了市防疫站，预约了检查时间，当然我是不会给他抽血的。
艾滋病的阴影笼罩了世界各个角落，宾馆饭店就是性病的温床，五星级也不例外。无论来Clinic就诊，还是去Hskp出诊，相陪的美女一看就明白，要么是嫖客和妓女的关系，要么是老板和情人的关系，真正夫妻我可一眼望穿。 保安经理被炒鱿鱼，据说是收了妓女保护费，是真是假？无风不起浪嘛。
星级宾馆是藏污纳垢的场所。普通员工中收入较高的是厨师，尤其是南方过来的单身汉，每月几千块工资是打扫卫生工人的六七倍，钱多自然惹祸上身，找医生看性病是常事。我经常告诫他们要洁身自好，他们却说找情人要付出感情太麻烦，不如花钱买快乐。他们经常咨询防护知识，然而戴了避孕套也不保险，阴虱照样爬到他们身上，我讲中药百部煮水可以灭虱，而他们自己就地取材创造发明，避孕套外边再套个浴帽，小小阴虱还是没有人类聪明啊。
有需要就有交易，宾馆照样是个地下交易场所。从巴西回来的客人讲，他30美金买了4片伟哥送朋友，效果果然非凡，一位与夜总会小姐一夜做爱十次，另一位服用后颠鸾倒凤三小时仍然金枪不倒。Viagra在香港翻译成伟哥，是美国发明的性药，这蓝色药片风靡海内外，据说台湾人拉选票送礼都要送伟哥。客人住五星，目的是在高消费的地方做交易，在香港2800港币买一瓶30粒，而国内最低价是每片350元，乖乖！我真长了见识，原来钱是这样赚的。

日本鬼子

我出生不久就抗战胜利，所以在青岛见过美国人却没见过日本人。但在东北生活过的祖父和父亲，却有着亡国奴的经历，对日本鬼子恨之入骨，自然对我也产生影响。可真正接触了解他们，却是在我国的五星宾馆里。
住宿的日本客人个个西装革履，年轻人看上去也很有教养，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可骨子里十分瞧不起中国人。年轻的中国翻译告诉我，日本大公司对下属的最好奖励就是到中国来消遣，成群结队来找新的“慰安妇”发泄，现在的武器不是三八大盖子，也不是日本军刀，而是钞票。年轻的日本人不明白历史，他们说干嘛杀人放火去侵略？现在的经济手段多高明，大陆的汽车电器全用日本货，手掐大把银子什么干不了？金钱万能，花姑娘心甘情愿送上门来。
我认识日本人F两年多了，七八十岁的老家伙曾在黄台路小学上过学，我们还算是校友呢。他是外资企业的老板，晚间经常来饭店找我看病咨询，没事也来Clinic聊天。与这个日本人交往久了，就认识了他们的真面目，一是吝啬，二是无耻。我曾多次为他屁股的疖痈换药，免费为他看病会诊，可不但换不回道谢，还在我面前经常哭穷。他利用日本老板的权势，让24岁的美女秘书成为他泄欲对象，还告诉我二人做爱的细枝末节，我听了感到十分恶心。可悲的是女孩子父母，对爷爷辈披着羊皮的狼还感恩戴德，不知道女儿的美容院竟是钱色交易的产品。
日本奴役中国的野心不死，不过改变了方式而已，日本鬼子还是鬼子，中国人要警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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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臧启玉律侠

2020-02-23

武汉市民肖贤友因感染新冠肺炎不幸离世，咽气之前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在纸上写下两行字作为遗言。

“我的遗体捐国家。
我老婆呢？”

长江日报在报道时却只报道出来七个字，也就是第一行的“我的遗体捐国家”。整篇新闻的标题是“歪歪扭扭7字遗书让人泪奔”，第二行的四个字被切割掉了。
我们来分析一下死者肖贤友的遗言内容和他的最后思想状态。
第一句他想的是国家利益。希望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国家，即使作为科学研究，也是发挥了最后的作用，可以用大爱无私来形容，值得肯定。
第二句他想到的是个人利益。自己死了，希望能见到老婆，交代一些后事，最后时刻想到家人，也是人之常情，如果光想着国家，不顾亲人，那才是冷血，我不会点赞。
所以，这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
长江日报的工作人员竟然能掐头去尾，保留前半部分，我认为很不合适。
第一、报道应当实事求是。
死者肖贤友的遗言应当全部展现出来。“我的遗体捐国家”是遗言的组成部分，“我老婆呢？”也是遗言的组成部分，尊重事实是媒体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
媒体认为截取认为对自己宣传报道有利的部分，掐掉认为对宣传报道没用的部分，这是不尊重事实的。
这样的媒体，应该严厉批评，他们根本不具备媒体人的素质，欺骗读者，性质很恶劣。
第二、媒体人应当具备正确的价值观。
肖贤友捐献遗体能够感动人，但是我认为，临终前能想着自己的老婆更有人情味，更能感动普通百姓。
如果媒体人认为一个人只能想着国家不能有私心欲望，那就错了。
宣传典型也要真实点，不要走极端，片面宣传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都是坑人的思想。
第三、缺少对死者的尊重。
死者为大，我们国家历来讲究满足死者最后的心愿。即使死刑犯，也得让人吃饱，让人交代后事，孙小果坏吧，死刑前也是保障他会见家人的。
掩藏肖贤友的遗言完整内容，是对肖贤友的不尊重。
网上公开了肖贤友死前和他老婆的最后聊天记录，很多人看了泪如雨下，配合最后的遗言，这就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故事啊。
你们是官媒，你们牛逼，咱不敢说太重的话，还是想说一句，你们真缺德。

原载 五柳村之窗
(本文系转载，不代表本文丛观点，如涉版权问题，请与编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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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犁耕

2/25/2020 9:16:37 AM

中国文化里没有科学这个概念。科学是从日本借用过来的，用来对应西方文化里的science。
其实，西风东渐中最早翻译西方的science时，不是用科学这个概念。而是用格物致知对应science，为了使用简便，将格物致知简化为格致。也就是说，早期中国人是用格致对应science。这个翻译是有道理的，意思比较接近。
格物致知出自《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这句话的意思，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是这样解释的：推究事务的原理，从而获得知识。
晚清时，中国去日本从事文化研究与留学的人剧增，这部分人主要是把日本作为学习西方文化的捷径。在学习日本引进的西方文化中发现，日本人用科学对应science，这些旅居日本的学者与留学生都仿效日本人用科学对应science。于是科学是西方文化里的science这个说法，迅速在中国流行开来。遂成至今未变的语言习惯。虽然后来有几个学者呼吁恢复用格致对应science，比较符合原意。怎奈习惯成自然，这种呼吁已经没有人在意了。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西风东渐中的满清，自上而下形成了一个包括慈禧太后在内的民族共识：中国文化落后了。我把这个共识称为“清末民初的伟大民族共识”。这个共识的核心意义就是科学。如果说那些居统治地位的人所以认可科学、推崇科学，是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了中国的枪炮武器落后了，中国的工厂技术、机器落后了，中国的交通工具落后了，中国的工农业落后了……等这些物质层面上的落后，都是科学的落后造成的；那么，郭嵩焘、郑观应、严复、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等知识先贤，不仅有着上述统治阶层的中国文化落后感，更认识到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存在严重的问题，其中就是科学在中国文化里的阙如、在中国人思想意识里是空白！
具体说，中国人没有科学思维，没有科学头脑，没有科学理念，没有科学思想，没有科学方法，没有科学理论……这是造成中国全方位落后最重要的原因。正是在这样的“伟大民族共识”中，引进科学、学习科学、弘扬科学、运用科学，遂成那个时代的潮流，并终于在二十世纪初叶形成了高举科学民主大旗的新文化运动。经过一百多年来的努力奋斗，科学不仅进入中国的教科书，进入了中国的各行各业，还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中，形成了一种凡事要“讲科学”的良好习惯。科学成为中国人的良性意识形态！这是中国近百年来，所以能有进步与发展的根本原因。
但是新世纪以来这几年，中国兴起了一股反科学的逆风。这股逆风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崇高名义下，愈演愈烈，并借助行政力量渗入到教育、科研、医疗、工农业等各个领域。致使时下的中国，在背离科学的邪道上越走越远。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科学的倒行逆施呢？这与目前中国把持各个部门、各个领域领导权的人密切相关！这部分握有实权的人，大都是文革中上过中小学。这些人看上去都有大学文凭、博士学位，其实人们都知道，那是些名不副实的东西：连中学都没有完成学业，哪来的大学文凭、博士学位？实际上这部分人多数都不具备中学文化水平。若问这部分人：三角形外角定理是什么，力的三要素是什么，水的分子式怎样写，之乎者也是什么意思，“的、地、得”怎样分辨使用——这些中生学最简单的常识，他们能回答上来的人肯定极少。所以目前的大学校长经常在大众广庭之下念错字，不是他们学养不够的问题，而是这些大学校长原本就不具备完全的中学文化水平！所以目前中国在背离科学的邪道上越走越远，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这部分未完成中学文化修养的人，根本就不重视科学，也不懂科学的重大意义，甚至就不知道什么是科学。你问他们什么是科学？他们肯定回答不上来。作为持有大学文凭、博士学位的人，不具备中学的基本常识，在目前的中国很普遍。所以这部分握有实权的人，实际上都存在补课的问题，至少应该补上什么是科学这一课。
一个人、一个民族不知道什么是科学，这是万万不可以有的现象。这其中的道理连当年的慈禧太后都懂啊！
诚然，科学经过一百多年的引进、学习、运用，较之西方文化里的science，已经有了更多的中国人自己认识科学、运用科学中产生的丰富多彩的内容。也就是说，科学在当代中国人心目中，已不仅仅是狭义的科学定义：“反映自然界、社会、人的思维的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
而是拥有了更多不可或缺的精神意义。所以本文所解答的什么是科学，就不是西方文化里仅针对“客观规律的知识”那种狭义的定义了。
（1）科学是一种由定义、定律、定理、推论、法则等知识构成的学问。教科书、词典所谓的“反映客观规律”，等于说了一句废话。世界上还有不反映客观规律的定律、定理、推论、法则吗？再说定义不是反映客观规律的知识，但定义是反映事物本质特征的概念，是科学这门学问里不可或缺的范畴。教科书词典怎么可以忘记这个范畴呢？
（2）科学是一种实事求是精神，体现了人的理性。科学实际上是理性的具体实践。这个实践的主要方式是：
“以事实为根据，以逻辑为准绳”。
虽然理性属于人的天性。但这种天性仅说明人天生就有自由意志——判断能力、决断能力。理性付诸实践却在实践中逐渐完善出“以事实为根据，以逻辑为准绳”——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性实践方式。“以事实为根据”比较容易理解。
“以逻辑为准绳”则是指凡事要讲究逻辑，要符合逻辑——这里的逻辑含有因果关系、规律、法则的意思。也含有情理、事理、道理的意思。凡是理论上的一种说法、一种结论，都应该是经过逻辑推理出来的。要经得住逻辑的检验。不能强词夺理，不能无中生有，不能指鹿为马，不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例如，有人鼓噪国学。可以问，鼓噪国学的事实根据是什么？而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国学，主宰中国两千多年的事实是：长期停滞不前的农业文明社会。这个历史事实怎么能成为你鼓噪国学的根据呢？除非你想把中国拉回到农业文明社会。
何况四书五经里没有科学，没有逻辑学，也没有逻辑思想。也就是说，四书五经里没有逻辑意义上的道理可讲。找不到“以逻辑为准绳”的说法。所以，鼓噪国学便是一种缺少理性的做法，是非科学的行为。于是人们有理由问：鼓噪一种没有科学的文化，目的何在？
例如说，“我们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这个说法很流行。众所周知，文字是文明最重要的标志。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不过三千多年。其余那将近两千年的文明从何谈起？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难以成为信史。没有文字的历史还能谈得上文明史吗？所以五千年文明史这个说法经不住科学的检验，是不成立的。
例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很流行、很时髦。试问：“复兴”什么？“复兴”的事实根本据是什么？换言之，中国历史上还有值得复兴的东西吗？很多人拿孔子说事。复兴孔子的什么？如果从事实说话，复兴“克己复礼”？复兴“天地君亲师”？复兴“重农抑商”？复兴“仁义礼智信”？——这可都是孔子一生最重要的思想啊！但这些思想除了满足长期停滞不前的农业文明社会的需要外，没有产生推动中国历史进步与发展的任何力量！所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一句经不住科学检验的话。这样的话除了满足民族主义的需要外，没有任何价值。
（3）科学是推动历史进步与发展的力量源泉。为什么这样说呢？
远的不说，秦汉以降的中国是：两千多年的农业文明社会长期停滞不前，没有进步与发展。唯一的原因是中国农业文明社会里没有、也不可能有科学。因为人类的全部历史昭示这样一个真理：
“科学转化成技术带来的生产力变革，促进了历史的进步与发展”。
例如，欧洲封建社会前期的六百多年，整个社会也处于停滞不前中。欧洲在科学革命带来的科学日新月异的持续发展中，才出现了整个欧洲的“科学转化成技术带来的生产力变革，促进了历史的进步与发展”这一社会繁荣与发达的盛况。
（4）科学是一种不断探索、不断进取的精神。欧洲所以领人类文明发展的风骚，主要是欧洲人骨子里就具备这种不断探索、不断进取的科学精神。有人对此引证古希腊的科学种子。古希腊的数学确实为欧洲后来的科学发展提供了起码的基础——因为“数学是科学的皇后”。但这仅仅是欧洲科学发展的条件之一。
科学毕竟是人在那里探索、研究、实验。问题是欧洲人为什么具有这种锲而不舍的科学探索的精神？这与基督教密不可分。基督教为信仰基督教的科学家提供了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正像爱因斯坦所说的“没有宗教，科学就像瘸子”。若没有基督教提供精神动力与力量。那些科学家能几代人几十年如一日地坐得住冷板凳搞科学研究吗？这个问题我在《宗教与科学新探》中已作了讨论。这里从略。
中国文化里没有这种不断探索、不断进取的科学精神。中国历史长期停滞不前，也与这个民族缺乏这种科学精神不无关系。何况实用主义的中国文化，很难出现基督教文化里的那种信仰产生的、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5）科学是人类现代文明的灵魂。人类现代文明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科学的产物。人类目前不管是居住在家里，还是出去工作，还是外出旅行，都已离不开科学创造的条件。人类的生活都是科学带来的，人类的生活已经离不开科学。人类不仅保持生活状态离不开科学，人类的前行与未来更离不开科学。可以说不懂得科学就不懂得人类现代文明，就不懂得自己的生活，不懂得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所有怀疑科学、背离科学的做法，都是荒唐的对人类文明的挑战。那些鼓噪没有科学的国学的人，其实是愚蠢地否定了人类现代文明，也否定他们自己的生活！走进了毫无希望的死胡同。
（6）科学是一种讲事实、讲道理、讲根据、讲逻辑、讲理性、讲实事求是的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百年来，这个生活方式与习惯的逐渐形成，才使中国人渐渐地远离鲁迅那代先贤批判过的愚昧与落后。
但是这样的生活方式与习惯，目前正在被一些不讲事实、不讲道理、不讲根据、不讲逻辑、不讲理性、不讲实事求是中背离科学的人们所打乱。这是中国人最应该警惕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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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学周

2/25/2020 9:14:31 AM

“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史的前夜。
某种带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一个幽灵——一种名叫“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
这是《叫魂》一书的开头，其语式像极了《共产党宣言》。庚子春节，赶上新冠肺炎肆虐，闭门不出，这本在书架上闲置多年的书籍成了陪伴。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的作者是Philip A.Kuhn，汉语名字孔飞力，是中国史研究学者，公认的大家。1970年初，30多岁时，他以出版《中华帝制晚期的叛乱及敌对力量》一举成名。在费正清退休后他就接任哈佛大学中国史研究的位子。但是在他重回哈佛将近十年的时间里，迟迟没有新成果问世，以至于很多人觉得，哈佛大学让孔飞力接费正清的班是犯了大错，直到1990年《叫魂》出版。《叫魂》是孔飞力学术成果的扛鼎之作，曾获得“李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
《叫魂》说的是1768年，也就是清朝乾隆三十三年发生于江南的一场叫魂案，“影响到了十二个省份的社会生活，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宫邸均受到波及”。作者通过这一事件，探讨“这样一个看上去正值盛世的时代。是否已在黑色妖术的掩饰下发出了非如此便不能为人感知的关于未来的警告？”进而揭开“被加上了密码”的专制制度下的社会生态。
1768年春天，一个可怕的妖术传言在最富裕的江南地区快速扩散——有些游方的和尚道士会一种叫做“叫魂”的妖术，通过剪走人的发辫，然后做法来控制人的灵魂。这种妖术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恐慌，官府开始派出衙役四处搜查可能正在实施妖法的和尚道士等。有和尚觉得冤枉，向官府喊冤，却遭到了衙役的勒索。这些游方的和尚道士都是社会底层人士，无力打点关系，只能被屈打成招。之后县令上报到浙江省主理司法的按察使那里，浙江省按察使做了一件在今天看来很正常的事情，他不想让这件事闹大，引起民众恐慌，选择了低调处理，双方各打二十大板，既没有上报朝廷，也没有向民众解释缘由。至少6月前，还没有真正与妖术有关的案子值得劳动皇帝的大驾。但是，妖术流言的传播力大大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1768年7月，叫魂由地方治安事件升级为全国性的政治事件，山东巡抚富尼汉是这次升级的导火索。这位富巡抚煞有介事地将一些与叫魂妖术风马牛不相及的几件事情，硬生生审成一桩剪辫大案，并率先向乾隆皇帝报告了这些妖术事件。
富尼汉的奏报拨动了弘历极其丰富的政治神经，作为一名封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弘历本能地嗅到了危险的气息，尽管弘历继承大统异常顺利，天下“是放在一个托盘上奉送给他的”，他治下的盛世历来被描述成镀金时代，但在这位大清皇帝头脑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始终不得稍微松懈，这就是谋反和汉化。叫魂涉及的“头发”问题恰恰就是谋反和汉化的一个象征。
清朝入关后，头发成了顺服和反对的关键，“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是满清统治的意识形态，对于叫魂中的头发问题，从基层到皇帝开始都讳莫如深，皇帝其实明白其中的“恐慌因素”，他相信，百姓大众是轻信的，一旦有政治危机或天下大乱的迹象，他们一定会惊恐万状，做出暴力的反应。
头发涉及种族对抗，也就是谋反，而事发江南又预示着“长江下游的社会既有奢侈又腐化，如同糖果腐蚀牙齿一般腐蚀着人们的美德”，汉化，给满族统治者带来腐化和自身素质的退化，到弘历统治中期，“从他的言论中似乎透露除了一种直接的预感：被汉化的满人与腐败的汉人官吏正在携手使大清帝国走上王朝没落的下坡路。”
叫魂的双重压力让弘历自己陷入“恐慌”。他要求既要对流言散布者予以弹压，也不能因此使百姓受到惊吓。乾隆的举动显示，一来他感到自己对于帝国整个官僚系统的控制力在减弱，下面的人不再唯皇命是从；二来妖术的传播形式——剪辫子，这触碰到了满族统治者最敏感的神经，有人在对他的江山不利。
“面对叫魂的罪恶行径，皇帝将要发起一场全国性的清剿。”于是，从江南到山东，再到河南、直隶地区，无数的案卷被呈送上来。乾隆命军机处彻查此事，然而审理的官员却发现，这些人都是被冤枉的，被屈打成招的。军机大臣向乾隆报告了此事的来龙去脉，然而乾隆的反应却很值得玩味，因为“在这个案子上，他不仅已押上了个人的威望，甚至也押上了整个王朝的尊严。”于是，一方面他仍然坚持妖术真的存在；另一方面告诉各地方官员，不要再兴师动众地抓人了。为了维护皇帝的个人威望和道德权威，内阁大臣用一个更具礼仪性的结局来结束此案，在明发的上谕中，自然将事件诿过于各省督抚，而将及时结束此案归结为皇帝的英明。整个案件的关键角色山东巡抚富尼汉交由吏部议处而不是论罪，他被贬为山西布政使，“考虑到叫魂案爆发以来所发生的一切，富尼汉所收到的惩罚只不过是在手腕上被轻轻责打一下而已。毫无疑问，这也是对弘历本人所犯错误的开释。”
很显然，虽然叫魂的妖术是假的，但是帝国的危机是真的。乾隆需要通过这样一件事强化对整个帝国的控制力。
在全国范围内对妖术的清剿，触发了皇帝和各省督抚之间的较量。“这场暗斗悄然隐蔽，但激烈程度并不亚于清剿本身。它的燃料则来自于官僚的责任制度。”这一责任制度包含常规的吏部考核和皇帝的信任程度，这些频繁流动的高官，“被两条铁锁同帝国的中心绑在一起：同其他官员一样，他们的黜陟考绩保存在吏部的个人档案中；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与皇帝间维系着效忠尽责的个人纽带。”责任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围绕着对信息的控制展开的，弘历除了正常的信息渠道，还有一套属于他自己的耳目系统，他的圈子很小，却是世界上最排外的圈子，“进入这个圈子意味着得到皇帝的特别宠信并能与其直接对话。”这个圈子大约由六十多位督抚组成，尽管这个圈子并没有老朋友般的默契，却被皇帝视作肱股心腹，这一群皇帝的高级仆人不仅被要求准确上报地方上发生的事情，而且被要求为皇帝分忧解难。取悦皇帝是他们工作的中心环节。上行奏稿和朱批构成了皇帝和大臣之间信息的互动。“朱批对于理解弘历在叫魂案中的作用——实际上也对于理解他在中国政治中的作用——至为关键。”因此作者不惜功夫，大量使用这些材料，试图弄清专制体制下，权力运作的的秘笈。
《叫魂》第九章“政治罪与君主官僚制”是全书的“核”。孔飞力试图通过一个对百姓、皇帝、官僚集团而言不同版本的妖术故事“是如何变成推动整个政治制度运作的燃料的”。孔飞力提出了他的结论性观点：“在整个政治制度中，妖术所扮演的是某种我称之为‘政治罪’的角色。所谓政治罪，包括了所有的谋反，如宗教异端、文字诽谤或公开造反。因为政治罪所危及的是王朝制度的基础所以它与无所不在的腐败不同，后者所影响的只不过是这个制度的效率而已。但如果情况确实如此，为什么官僚们对这种政治罪却不像君主那样感到忧心呢？不管怎么说，这个制度也是他们的制度。”这一问题的答案需要从官僚君主制的核心去寻找，这也正是孔飞力的着力点。
“君主官僚制”是孔飞力考察清帝国制度的结论。在这一制度中，君主需要用成文法规来约束成千上万的官吏为他服务，同时，他更要保持自己的特殊地位、超越官僚权力和自主性。这一矛盾促使君主在这一体制里面始终处于斗争张力之中，弘历从即位起，就对日益失效的规则表现得极不耐烦，不停地将自己的专制权力注入到帝国的机器运转中。在这样一个体制中，考绩、任命、弹劾等都具有双重性。孔飞力特别将具有“中国特色”的“谢恩表”提炼出来，他将这一种体现“东方专制”的文字，视为“文字式的叩头长跪”，他同时看到了这种似乎毫无意义，卑屈文字的实质，“仅仅把它看成一种礼仪是远远不够的，这也是一种政治事实的象征形式。它不断地被重复，使之像其他的仪式一样变得更重要而不是相反。”对官僚来说，“这种礼仪性的羞辱不是一种贬抑的标记，而是特殊身份的象征。”结果是行省和京城的高级官员根据两套规则行事，形式上受行政处分条例制约，同时又受到君主的直接注意，君主“可以通过繁琐的礼仪包装起来的个人个系来激励他们，责备他们和恐吓他们”。在君主和官员之间，政治罪是最有效的控制手段，君主可以利用这一媒介物，让他的臣属俯首听命，从叫魂案中的帝王运作，弘历利用了“政治罪”，“政治罪”也在利用弘历，这就是君主官僚制得以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特点。弘历在叫魂危机中的政治行为对我们进一步认清“专制”这一概念或许会有帮助，而“专制”正是后期帝国的特征。到了这个时候，已经达到非使“政治罪”成为政治生活一部分不可了。作为弘历本人，他要维持对官僚制度稳固、有序和可靠，并要在自己睚眦必报的个性和好大喜功的野心引导下，依赖政治罪对有权有势的官僚精英进行控制。
放大一下视野，孔飞力引导读者投向18世纪的中国现状，18世纪是一个风雨变幻的世纪。1860年代的西方，已经启动工业革命；而大清仍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之下，幻想着生活在天朝上国之中。统治阶级的高度专制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通过乾隆对叫魂案的严厉查处便可看出大清统治阶级对百姓的残酷镇压和对百姓的不放心。一个专制镇压人民的社会，怎能称之为盛世？所谓盛世，不过是闭关锁国状态下对外界的无知罢了。这也就难怪在这个现代中国的前夜，“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了。叫魂妖术让普通民众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让人人产生了对“权力”的幻想，“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嫉妒的人，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孔飞力将因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沦丧的乾隆时期“受困扰社会”，与20世纪的美国“零和社会”相对比，“它们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已无法通过增进生产来解决，而需要‘对损失进行分摊’，但是……同一个富裕的工业社会相比较（不管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多大），‘损失分摊’在一个贫穷的农业社会是一种更为严酷的过程。”在帝制后期的中国，绝大多数人没有接近政治权利的机会，也就不能以此通过各自利益相较去竞争社会资源。“对普通臣民来说，仅仅是组成团体去追求特殊的社会利益便构成了政治上的风险。有时，人们便会到旧的帝国制度之外去寻求这种权力；其结果就是造反和革命。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权力通常只是存在于幻觉之中；或者，当国家清剿异己时，他们便会抓住这偶尔出现的机会攫取这种自由漂浮的社会权力。只有这种非常的境况才会给无权无势者带来突然的机会，使他们得以改善自己的状况或打击自己的敌人。”
孔飞力下面的话让我感到特别悲哀：“即使在今天，让普通民众享受权力仍是一个还未实现的承诺。毫不奇怪，冤冤相报（这是‘受困扰社会’中最为普遍的社会进攻形式）仍然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
在疫情仍炽的今天，读《叫魂》让我陷入深思，它唤醒了我心底很多东西，1768年其实离我们并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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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杜帝

2/25/2020 9:12:07 AM

这是我未曾出版的《目击者札记》中的一篇，文章较长，分三期贴完。

我有个习惯，上了出租车愿意跟司机聊天。一般地说，出租司机见多识广，像是一个城市的流动观察哨，接触的外地人多，听到的对青岛的评论也最多，和他们拉呱，经常能获取各种有趣的信息。
这天，我要从青岛的东部到西部去吃饭，路途长，就跟司机聊了起来。这是个中年女司机，有40多岁的样子，面庞清秀，戴一副白手套，开车麻利。
我估计像她这个年龄，会是个“出租车家族”，和丈夫开一辆车，白天晚上轮班倒。在青岛，像这样的出租司机家庭不少。一问，果然是，她说老公开夜班，她跑白天。
正是黄昏下班的时候，路上塞车很厉害，我们遇到一个红灯就停老半天，我问她怎么不听广播，了解一下路况也好。
女司机说，她已经三年多不听广播了。我问为什么，她叹了口气，说：“自从葛晨离开广播电台以后，我就再也不听广播了。”
我装作不认识葛晨不了解情况的样子，开玩笑地说：“葛晨是谁？他有什么魔力，他一走你连什么节目也不听了？”
我看到女司机的脸红了，她盯着前面缓缓移动的车流，没说话。
我正有些尴尬，她突然开口了，声音低低地：“葛晨长什么样我不知道，我从来没见过他，但我每天听他的广播。那时候，我和我老公，还有几乎所有的出租车司机们，只要一天漏了听葛晨的《汽车俱乐部》，就觉得这一天少了什么，浑身不得劲。”
“为什么？”我赶紧接上她的话茬。
“葛晨对我们好呗！在青岛，谁也没有像葛晨那样，对出租车那么关心，替我们说话，帮我们解决了那么多实际困难。唉，三句两句也说不明白，总之葛晨这人太好了！”
出租车在沙沙地行进，我点上一枝烟，顺手把车窗往下摇了摇。
“说起来很滑稽，”女司机继续说道，“只要葛晨在《汽车俱乐部》里说的，我们司机都很信服，就是节目里的广告，我们也信，因为那是葛晨推荐的广告。”
我笑了笑说：“爱屋及乌。”
女司机好像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歪头撇了我一眼，继续说：“本来，我们最烦气广播电台的广告了，好几个频道，里边的广告铺天盖地，特别是卖药的，从早晨嚷嚷到深夜，很噪人。可《汽车俱乐部》里没有卖假药的，有推销机油的，还有加油站的，我和老公就专门买这些机油，专门到那些加油站去加油，为什么？那是葛晨推荐的，人家给葛晨的节目捧场，我就是绕路，也到那些加油站去加油，也算给葛晨捧场吧。”说完她笑了起来。
我问：“葛晨后来怎么不干了？”
“我们也不知道，反正老听他的节目，觉得他愿意为老百姓说话，估计是得罪了上层。有一次葛晨好多天没出来主持节目，我们一些司机就到广播电视局去声援葛晨，后来我所在的出租公司找我，说以后不准到广播局去支持葛晨，原来公司派人到现场记下了我们的车号。你说这是什么事儿！我们自发地去支持葛晨，又不是搞地下活动，你公司还用偷偷摸摸记我们的车号？还吓唬我们说，如果再去支持葛晨，公安局要找我们谈话，公司也要给我们记处分，扣分扣钱。”
女司机问我是干什么工作的，我含含混混地说是写字的，她说你这个活儿轻快，不用出力。我说轻快什么，你说的葛晨主持节目，看起来也挺轻快的，还不一样，说完了就完了？
她说：“葛晨不一样，人家是为我们主持正义。其实葛晨给出租车司机说话，他自己从来不炫耀，跟他应该干的似的。哎，我跟你说，那几年，我们出租车司机之间有个自发的协议，就是无论谁哪天碰巧遇见了葛晨，都不收钱，免费为葛晨服务，也好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意。后来不少司机都遇见过，听说话声音是葛晨，就不要他的钱，你猜葛晨能怎么的？他说谁不要他钱就永远不坐他的车，把车费从前车窗扔下就跑。我运气太差了，从来没碰见回葛晨。”
我坐在边上突然想到了同事们的议论，我是老广播，跟葛晨是货真价实的同事，可是听说广播电视局有人上出租车冒充葛晨，无论到哪，司机全免费；还有的冒充是葛晨的亲戚，也享受免费待遇。
拉大旗做虎皮，葛晨在某些新闻人员眼里，成了省钱的道具了。
我笑了起来。
女司机不解地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地说：“你们不了解，出租司机可不容易了，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大头都缴了租子，还有什么保险费、年审费、验车费，剩下几个辛苦钱儿，只能养家糊口。葛晨知道我们的苦处，他为我们批评上边，还不是为了让我们少遭点罪？我猜摸着，他干那个活也不容易，要不广电局一弄就不让他干了？好人难当啊！”
女司机停顿了一下，我看到她眼里闪动着泪花。
“葛晨主持最后一期节目，我正在路上跑车，听到节目里葛晨和听众告别，许多出租司机打进电话，挽留他，嘱咐他保重，人们在电话里哭得不成个，葛晨就劝他们，结果葛晨也哭了。我边听边哭，哭得一塌糊涂，车也没法开了。当时我车上有个乘客，是外地人，他看我哭得很厉害，就问怎么了，我说我不收你钱了，麻烦你下去吧。我也不能营业了，只好把车停在路边，趴在方向盘上哭……”
我去的酒店马上就到了，女司机突然住口，不说了。
我看见她用面巾纸迅速地按了按眼睛，然后长长地吁了口气，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唉，事情都过去了，说这些干嘛！那些天，我老公跟病了似的，天天说，心如死灰，心如死灰。从那以后，我们两口子都对广播失去了兴趣。”

我和葛晨是广播电台的老同事，1999年广播电视局从单县路整体搬迁到宁夏路，我们仍然在同一座楼办公，中午也在同一个广电餐厅吃饭。虽然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但我们的关系并不密切，只是限于见面时互相点点头，打打招呼。
葛晨中等个子，方头大脸，五官端正，满脸络腮胡子，不认识他的人会以为他是搞艺术的，画家或导演。2000年我在《青岛广播电视报》的时候，因为要介绍葛晨和他的《汽车俱乐部》，报社让我去搞大特写，我和他接触多了起来，参加了他们节目组织的活动，还经常泡在他的办公室闲聊。
后来大特写写完了，一个整版的篇幅，配一幅葛晨主持节目的工作照。
排出版样，我们的总编突然又不让发了，说是广播电视局的领导有说法，不能介绍葛晨。
这是什么事儿！
一次次地糊弄我们干活的，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费些劲，结果弄些无效劳动。在印刷厂的校对室，我郁闷不已。
放下校样去找总编，采访写作都费了些时间，局领导到底有什么说法。总编说，当初咱们定选题的时候，局里不知道，咱也不了解葛晨得罪了人，现在局领导不准发，咱们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下午葛晨下了节目，我到他办公室，我不好说太多报社的内情，只含含糊糊地说这个稿发不了了，把已经被枪毙作废的大特写版样送给他，让他留着做个纪念。
葛晨低头看版样，后来抬起头说：“大哥，我早就预料到今天这个结局。看来我是得罪谁了。”
我问他得罪了谁，有明确的人吗？
葛晨说：“怎么说呢？我既得罪了很多人，又谁也没有得罪。”
我不解地看着他，希望他继续说下去。
葛晨声音有些低沉。“有些事你也知道，我从东北来，在青岛无亲无故，办《汽车俱乐部》没有私情可循，也没有恩怨要报。”
我知道，葛晨说的是实话。
当初青岛文艺台让葛晨办《汽车俱乐部》，完全是为了填时间空档，下午1点到4点期间，是电台最烂的垃圾时间段，收听率非常低。葛晨和他妻子调到青岛电台，领导也有意识给他们最差的时间，考验他们的业务和能力。
想不到，事在人为，葛晨竟然化腐朽为神奇，把那个最烂的时间段盘活了，广告量也扶摇直上，把个文艺台领导喜的，说这样的人多调来几个就好了。

我正在写的《目击者札记》是个纪实长篇，葛晨和他的《汽车俱乐部》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为此特地采访了一些人，当然包括当时《汽车俱乐部》的知情人。
葛晨和妻子徐扬已经到了国外，剩下的唯一主持人就是古南了，古南本名叫魏东，小伙子个不高，圆脸。
《汽车俱乐部》垮台以后，树倒猢狲散，古南也离开了青岛广播电视局，到处打工，流浪于各个新闻单位之间，几年前《人民日报》的《市场报》在青岛搞了个《齐鲁纵横》周报，古南托我推荐，后来他进去了，那个报纸编得还挺像样，后来报纸又停了，据说是不符合中国新闻出版有关规定，报中报不能出独立发行版。《齐鲁纵横》停刊后，古南又转悠了其他报刊，好像都没干长。
我和古南多次在一起吃过饭，知道他喜欢喝酒，也有一定酒量，就约他出来喝酒，顺便谈谈葛晨和《汽车俱乐部》。这天，我们到了海天对面的“三宝荣”酒店，在单间里坐了下来。
我说，咱们在电话里说过多次，今天老哥找你，就是让你详细回忆葛晨和《汽车俱乐部》，从实道来，不管丑的俊的，好的坏的，酸甜苦辣，甚至包括葛晨和徐扬的缺点错误，你都说说，咱不是外人，也不要有顾虑，就竹筒倒豆子，痛痛快快吧。
我们端起了酒杯，话题，自然就走进了他和葛晨、徐扬的《汽车俱乐部》。

采访实录 *古南（原《汽车俱乐部》节目主持人）*

我和葛晨是老同事了，葛晨是节目负责人、主持人，我和葛晨的太太徐扬，三人一起主持这个节目。可以说，整个青岛，我和葛晨认识最早，接触最密切，也最了解他。《汽车俱乐部》这个节目，从创办到解体，我是自始至终的参与者，见证人。
葛晨和我是大学同学，都是吉林艺术学院的，葛晨比我矮一级，他学的专业是“广播电视编导”。葛晨那时还比较瘦，留着长头发，风度翩翩。在大学里，我们两人知名度都很高，一反一正，我整天旷课，时不时还打架斗殴什么的，名字总在学校公布的“白榜”上。
葛晨学习好，肯用功，是学校的优秀团员、优秀干部，学校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红榜”上总有他的名字。
在大学时，我因为爱好播音，经常被吉林省电台借去主持节目，而葛晨也被台里的文艺部看中，特邀他去客座主持文艺节目，我们惺惺相惜，就那么认识了，提到各自的名字，我们还为“白榜”“红榜”哈哈了一阵。
毕业后，葛晨如愿以偿地分配到了吉林省广播电台，继续在电台文艺部编导主持节目。他和徐扬就是在那时认识、接触、恋爱的。
葛晨是1969年出生的，比徐扬小一岁，徐扬当时是吉林省广播电台新闻节目的主播，未婚名人，两人不知怎么勾搭上了，爱得一塌糊涂，很快就结了婚，在单位里形影不离。
两个年轻人都有能力，也有活力，想好好在事业上发展发展，可我们国家的体制，就是那么回事儿，尤其是在新闻单位，这个你知道，上边管的太严了，编辑记者是戴着镣铐跳舞，你还能指望吉林广电局各一路？所以葛晨两口子就很郁闷。
葛晨想搞一个谈话类的节目，报了些选题上去，领导不批，说话题太敏感，容易出事；徐扬呢，尝试新闻播音的生活化，被领导批评为“不严肃”“没有党台的权威性”。反正俩人都他妈的有点郁郁不得志的样子，后来萌生了“外出闯一闯”的念头。
他们觉得南方沿海城市比较开放，看到厦门广播电台招聘主持人，他们就写信把个人简历寄了过去。此时是1995年夏天。厦门台提出让他们先过来工作一段时间看看，双向选择。
俩人就向吉林广播电台领导汇报了要去厦门台的想法，不料却遭到了电台领导的严厉批评，说他们不安心工作，想跳槽。葛晨和徐扬说他们仅仅是先过去“试试”，领导不耐烦地说，除非你们辞职，而且编制、工龄、待遇什么的也没了，不然台里不会放你们的。
长话短说吧，后来葛晨去了吉林省的《现代人》杂志社，当编辑，再后来他和徐扬一块辞了职，真到厦门去了，也不管什么编制不编制、待遇不待遇了。
听说他们在厦门台分别主持两档节目，很受台里重视，收入也不错，不过生活上不大习惯，那个地方几乎没有面食，顿顿糙大米，偶尔吃顿馒头，面也发不开，酸溜溜的。两个地地道道的北方人嘛，和我一样，吃不惯南方的多季稻。
1996年，两人一起闯青岛，刚来的时候还闹了笑话，他们两口子对青岛不熟，徐扬在城阳有个亲戚，两人先到了城阳亲戚家，提出到广播电台应聘，问亲戚青岛广播电台在哪个地方，亲戚不知道青岛台和城阳台是上下级关系，以为城阳广播电视局就是，说很近，出门不远。
两人就拿了自己的学历证明什么的，去了城阳台。城阳广电局的副局长李树河是播音员出身，对广播业务很熟，他看了葛晨和徐扬的简历，有些懵，葛晨和徐扬是堂堂的省台优秀播音员、主持人，怎么会屈尊到一个小小的区县级广播电台来呢？尤其是看到徐扬和葛晨那些全国级的获奖证书，什么“金话筒奖”“中国新闻播音奖”，更糊涂了，吞吞吐吐地说：“你们，真想到这里来工作？”
葛晨和徐扬怕人家不要，很急切地说：“我们愿意来这里，我们都很敬业，您放心！”
李局长说：“俺这里庙有点小，凭你们的实力，上青岛台都没问题！”
这回是葛晨他们懵了：“什么？你们这里不是青岛台？”
幸亏没签合同，不然两口子与城阳台订了终身，那可麻烦了，窝在那里，工资待遇又低，不毁了？不过，真在城阳台工作了，他们恐怕也不会有今天被撵走的下场了。唉，世事难料，造化弄人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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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常约瑟

2/22/2020 9:08:32 AM

饶恕

三十年前，我与内子在美国成家立业，在西海岸的南加州买了一所新房子。 这所房子的后院，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凉野山坡。我们决定发扬“南泥湾的革命精神”，在这片坡地上开荒建立我们的“御花园”。我们开荒时第一次种的植物，是两棵小松树。我对内子说，等这两棵小树长大了，我们就为孩子们建造一个“little tree house”，即“小树屋”，供他们在树下玩耍。现在这两棵松树已经长成参天大树了，虽然我们始终没有建造成梦想中的“tree house 小树屋”, 但这两棵松树这些年来也带给我们一家人无穷的欢乐。每天清晨，这两棵松树吸引了许多飞鸟栖息在她们的树枝上歌唱。有几只长尾巴的漂亮松鼠，经常神出鬼没地在松树杆上爬上爬下。有一次，甚至一只凶猛的山猫Bobcat也爬到松树上来凑热闹，为我们的“御花园”增添了不少惊险场面。

我之所以在开荒时首先想到种植松树，是因为想弥补儿时心里的一个缺憾。 在我的家乡青岛的老宅，龙江路三十二号别墅前院的中心位置，曾经生长着一棵笔直挺立、庄重肃穆的松树。在我的心目中，松树象征坚强不屈的高洁品格。这棵高大的松树陪伴我度过了童年时光。在这棵松树下有一个防空洞，小时候我经常钻进这个防空洞玩耍。很遗憾，这棵松树沒有留下照片，但我最近看到一位友人在日本京都市旅游时拍的一棵松树照片，与我记忆中的这棵松树很相似。
文革初期家里被抄家之后，父亲常子华便无暇顾及这棵松树了，有一天我发现在树上长满了令人发悚的毛毛虫，再过不久，这棵被毛毛虫侵蚀得遍体鳞伤的松树就被人砍掉了。每当我回忆起这棵松树时，就会想起我父母。这棵松树的命运，似乎影射出我的父母在文革中的遭遇，他们如同这棵笔直挺立的松树一样饱受磨难，最终没有逃脱出树毁人亡的命运。然而，他们在患难中如同这棵松树一样，始终保持着坚贞不屈的高洁品质。
那是在文革初期，在阶级斗争思维下，亲人朋友、左右邻居之间互相揭发检举层出不尽，这类人们之间互相揭发的后果非常严重可怕，有时会直取对方的性命。当时我还是一个十四岁的少年，心里最担心害怕的，就是我的父母被家里认识的亲朋好友出卖揭发。然而，我最担心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一天傍晚，吃过晚饭后我正在前院的这棵松树下独自一人徘徊，看到一个身材瘦小的女人，在夜幕中穿过前院葡萄架的小道，径直向后院走去。因为那时我们已经被街道办事处的“革命群众”抄家了，龙江路三十二号別墅的大部分房间被贴上封条，我们一家人被赶到别墅北面的一间厨房里居住。
当时天色已黑，我在松树下看不清楚走进院里的女人的模样，但心生纳闷，在这血雨腥风的日子里，很少有人敢来探望我的父母，这个女人会是谁呢？我的好奇心驱使我悄悄地在远处跟踪着这个女人，从别墅西边的一条小路绕到后院。只见她轻轻地敲了几下厨房的后门，接下来我看到的情景，令我终生难忘……
来人没有完全走进厨房，她只是站在厨房半开着的后门门槛边，在厨房昏暗的灯光下，我看见母亲的身影出现在门口。一见到母亲，这个女人突然跪下长久不起，她声泪俱下，似乎是在向母亲乞求原谅。由于我站在远处，听不清她与母亲在讲什么，只看到母亲把她从地上扶起来，温柔地安抚她，使她激动的情绪得到缓解与释放。母亲大约与她谈了十几分钟话，当她步出院子时，我在松树下才看清了她的脸面，原来她是X姐姐，我的父母在三十年代建立的一个教会里的一位长老的女儿。
X姐姐走后，我立刻跑到后院厨房，向母亲打探发生了什么事情。母亲告诉我说，X姐姐是来通风报信的。她的丈夫在运动中被他工作单位的造反派抓起来，遭受到非人折磨。他因为实在受不了严刑拷打，为了少受皮肉之苦，“立功赎罪”，便把我父亲常子华供出来, 说我父亲在家里偷听台湾的敌台广播。X姐姐知道后心里非常担心我父母的生命安危，赶紧跑来通知他们这个坏消息。

父亲常子华，摄于文革前六十年代的龙江路32号前院

听到这儿，我吓得魂飞魄散，半天说不出话来。考虑到我父母在当年江苏路街道办事处的处境，这种涉及到“现行反革命”言论与行为的诬告，很可能导致像他们这类政治上的“死老虎”在“清理阶级敌人”的运动中丧失生命，因为当时的中央政府把原本属於最高法院的死刑审核权下放到省一级，有些省份又将此进一步下放到市、县一级。被判处死刑的人一律立即执行。（注释1）住在我家附近龙口路二十三号的王德义先生，是民国时期青岛著名的民族企业家与银行家，“义聚合钱庄”的创办人之一。他有一个患有精神病的儿子王化鼎，性格内向，因病从国棉九厂辞职后躲在家里几乎不出门，见到人躲得远远的。文革中有一天他在家中精神病发作，不晓得喊了句什么口号，被邻居告发，被判了极刑，含冤死去。王化鼎的妹妹王化屏是我二姐常路斯的同学，小时候经常看到她到我家与母亲聊天。后来尽管这个冤案被平反了，司法机关对王家给予了赔偿，但这个不幸的案件对王家所造成的巨大精神创伤是无法用金钱来弥补的。
“那么X姐姐为什么向你下跪呢？”我好奇地问母亲。
“她是来为他的丈夫向爸爸陪罪道歉的，並想来征求我的意见，说如果我同意，她就立刻与她的丈夫离婚。”母亲回答我说。
“妈妈是怎么答复她的呢？”我明知故问，因为我在远处看到母亲把X姐姐从地上扶起来的那一霎那间，就猜到心地善良的母亲已经原谅X姐姐的丈夫了。但我还是想从母亲的嘴里证实自己的猜测。
“我告诉她，千万不能离婚，她的孩子们还小，他们需要爸爸和一个完整的家。人都有软弱的时候，要学会饶恕别人的过错。”也许是看到我满脸疑惑不解的表情，母亲继续向我解释道，又像是对她自己说：“你知道吗？圣经上说过，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马太福音6:14-15）
在接下来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不理解母亲为什么像东郭先生一样糊涂，这么轻易地就原谅了一个出卖了他们，甚至可能置父亲于死地的人。至于母亲当年引用的那一段马太福音里面的有关饶恕的经文，对于一个当时我这个年仅十几岁的少年来说，更是无法理喻的“天书”了。
岁月荏苒，半个世纪之后，我见到一张X姐姐与她的先生坐在飞机上拍摄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他们二老去欧洲探望在那儿从事外贸工作的一个儿子时拍的，这个儿子多年前在美国工作时曾来过我家，我们之间有过一阵子友情交往。看到这一对白发偕老，相敬如宾，子孙满堂的恩爱夫妻照片，我不禁感慨万分。母亲当年的选择，避免了一个家庭的破裂。母亲与X姐姐的友谊，一直持续到母亲一九八九年荣归主怀。母亲待X姐姐如同自己的亲女儿，X姐姐待母亲如同自己的亲母亲。在母亲晚年患严重糖尿病期间，在医院担任护士工作的X姐姐经常下了班后，不辞辛苦地去龙江路三十二号照料母亲，为母亲注射胰岛素。我的四姐常多斯有一年回青岛探望母亲，看到X姐姐如此精心照料母亲，便关心地问她：“您刚上完夜班，还来为妈妈打针，您不累吗？“ X姐姐回答说：“这么多年，我已经习惯了。”
这些年来患病期间，每当我在后院山坡的“御花园”漫步在两棵参天高大的松树下时，我都会联想到龙江路三十二号前院的那棵庄严肃穆的松树，想到那棵松树的主人。我经常在思索，是什么原因，让母亲当年在可能失去父亲生命的风雨血腥中，选择了饶恕，而不是报复？又是什么原因，让母亲在面对人的软弱与背叛中，选择了爱，而不是恨呢？ 不久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母亲在生前写的一首诗，这首诗的最后两节，向我揭示了母亲的内心世界，似乎是她对自己的一个人生写照：

你这默然自我欣赏的性格，
又好似沙漠中生长的松柏，
风、雨、雷、闪，经常拂动大地，
茫茫无际的沙漠海洋独有他色彩春华。

你是不乞求人们理解的人，
你是不痛惜自己损失的人，
你这俯仰无愧的人哪，
沉着地接受人生一切严峻的考验吧。

母亲在这首诗里把自己比作一棵在“沙漠中生长的松柏”，她自称是一个“不乞求人们理解的人”，她似乎看破了红尘，“不痛惜自己的损失”，因为她心里清楚，做为一个基督徒，她不属于这个世界，是上帝从世界拣选了她。读母亲的这首诗，我恍然悟出，母亲所追求的“色彩春华”，是在天上，不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尘世。这正如主耶稣在圣经里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约翰福音17:14）在我的一生，母亲从来没有以说教的方式向我灌输有关饶恕的观点。但半个世纪前母亲在龙江路三十二号厨房门口，把X姐姐从地上扶起来的那幅动人的画面，却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中，令我终生受益，让我学习到如何存怜悯的心，去以恩慈与爱相待他人。

母亲梁今永，摄于文革前六十年代的龙江路三十二号前院

不久前，北京著名雕塑家孙新周先生（注2）在读了我写的一篇回忆录《我的母亲梁今永（二）》之后，写了一首感人肺腑的诗，在征得作者的同意下，我把这首诗分享给大家:

《一个母亲的故事——读“我的母亲梁今永（二）”》

作者/孙新周

她的圣洁
好似海空的蓝天，
她的心胸
犹如青岛的大海，
她的神奇
就像充满传说的崂山和蓬莱。
也许正是上帝的恩典，
让她把神主的大爱，
带给多难的世人的胸怀。

为什么
她生就了一双闪亮凝神的慧眼，
为什么
她有一付娇美动人的容颜？
婷婷玉立端庄典雅，
好像一枝玫瑰开在庭前。
我深深地知道，
正是善良造就了她的惊艳！
面对这吉人天像，
又有谁能不发出由衷的感叹！
啊！好一派大家闺秀，
你是如此的惊世不凡！

在生命的春天，
她来到了最靠近上帝的地方，
她和牧师与教堂结缘。
在不畏艰辛布道福音的路上，
就像背负着十字架，
走遍齐鲁大地，
跨越闽粤荒原。
教诲人们虔诚悔罪向主祷告，
学会在不幸中脱苦解难。
她和自己忠诚的伴侣，
用一生演绎了爱的绝唱，
感动了生灵何止万万千！
看吧！它至今余音未了，
这绝响仍然回荡在大地之上，
不绝绵绵……

雖然不愿记起，
却仍然难忘那年八月，
黑风夹着血雨。
四野一片哀鸣，
弥漫在颤抖的大地。
遍体鳞伤的母亲，
正在遭受着暴徒的袭击。
在这危难时刻，
一位勇敢的大娘一跃而起，
她用自己的身体，
保护了母亲受伤的身躯。
我相信，
是主的仁爱的力量，
让她做出了这一惊人的善举……

如今，
岁月已成往昔，
太多的故事，
已装不进这寥寥数语。
但是母亲的在天之灵，
定会感到格外的欣喜。
因为她们的儿女，
正在用坚定的步履，
追寻他们的足迹。
他们知道老人的墓地里，
有两位杰出的灵魂在那里安息。
天主知道，
他们绝美感人的故事
将会永远被后人铭记和继续，
没有绝期……

注：
（1）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据统计，这场发生在文革中的政治运动，在全国共造成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50万，全国被揪斗人数超过3000万。
（2）孙新周，生于1937年，辽宁锦州人，雕塑家，画家。196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历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研究员、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写于2020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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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闲砚

2018-08-16

据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肯特·基思博士在他写的《好人必读》一书中，提出了做好人好事的六条心理准备（另有八条、十条说），我觉得这对于中国人眼巴前儿的一些事儿，比如老人倒地要不要扶，孩子被撞要不要管等，以及社会上对于这些事儿的讨论，极具现实意义。

其一，人大都是自私、不讲道理、以自我表现为中心的，但还是要爱他们；
其二，如果做好事，人们会说你动机不纯别有用心，但还是要做好事；
其三，你今天行的善事，明天就会被人忘记，但还是要行善事；
其四，坦诚待人使你容易受到伤害，但还是要坦诚待人；
其五，人们的确需要帮助，但当你真的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攻击你，但还是要帮助他人；
其六，当你把最宝贵的东西献给世界时，你可能会被反咬一口，但还是要把最宝贵的东西献给世界。

叫我看，六条说的是一个事儿：做好人好事是自己的事情，与别人无关。
一条条看着，我肯定地想，我做不了基思博士笔下的好人。还是那句话：我很惭愧，但我得说实话。我觉得，做好人难，最难是无法超脱于别人或者说是社会的反应之上。
我曾经看过一个老和尚忍辱抚养一私生子的故事，我觉得那是相当地难，真得有佛心方能为之。
人们常常这样说一个人：这是个好人。但也许这个人不过是个本分人而已。这样的人也许从不损人利己，未见得是个坏人，但只是利己而不思利他的人，也未必就是好人。微电影《车四十四》演绎的故事，车上的人大概都是本分人，但能说是好人吗？
如今，好人的标准降低了，看似好人很多，其实是把本分人也划入了好人的行列，而且我们所谓的本分历来是那么狭隘。但我想，做个好人太难了，那至少得做个本分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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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 陈力

2/25/2020 9:06:21 AM

我曾经走进你的心

我曾经  走进你的心
就像一只小鹿
怯生生地
闯入一片桦树林

那片宁静神秘的领地啊
曾给我带来
多少爱的甜蜜和温馨
柔密的春雨
曾在我心头
悄悄地挥洒
播下一片幸福的种子
植成一片浓浓的绿荫

可当年的我
曾是那样的粗心
当从梦中醒来的时候
邻家的小鹿
已悄悄
在那里  栖息安身

啊  别了
我心中
那片神秘宁静的领地
啊  别了

我梦里
那片温暖静寂的桦树林

尽管
我还时常怀念
那块领地里的温暖
尽管
我还时常思恋
那片浓浓的树荫

在一个浪漫的日子里 *在一个浪漫的日子里，是应该留下一点浪漫文字的，哪怕这些文字来自于一个美好的想象……*

我知道
此刻
你正躲在那几个数字的后面
只要轻轻拨动
那串熟悉的按键
顷刻间
你就会笑意盈盈的
来到我的面前

可想了又想
我决计还是不惊动你
只愿
将心里那些殷殷的思念
幻化成
一组美妙的音符
不远去
就让她在自己心头
轻轻的
荡漾  回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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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在海一方

2/25/2020 9:04:15 AM

阿尔山之夜 *——2019年8月26～28日住宿内蒙阿尔山山乾客栈两天三夜*

边城夜彻黑，群星愈璀璨。
举目惊天低，侧耳听山眠。
凉风送秋意，曲溪转青峦。
塞上风情殊，静谧萦心间。

自足的俗文化 *——2019年9月2日途中观感*

俗就是中间状态，是两种纯之间的那种东西。所谓两种纯，一是原味之纯，即本色的东西；一是提炼之纯，即超越的东西。旅游大巴车上的卡拉OK音乐视频，从形象、音乐、歌词诸多方面看到了一种共性的东西，遂知他们打造了一个相对自足的世界。它在存在形式上不能自足，但在意志上是自足的。男女表演者长相一般偏下，情态低俗；歌唱水平一般，毫无艺术感染力或叫人倒胃口；歌词里多有“情爱”方面的词语，但没有美感也不能打动人；曲子没有独创性，多是杂凑别的歌曲旋律，节奏上千篇一律。俗文化是寄生体，比如菌类，但菌类却有自己的存在意志。

掉向

其实，笛卡尔哲学是从大扫荡开始的，用他的话说就是“怀疑一切”。把一切都怀疑掉之后，只剩下一个怀疑者——“我”弄不掉。因为“我”正在怀疑，怀疑本身就确立了“我”的“在”。这就是大家都熟悉的“我思故我在”的来由。随之，那被怀疑掉的一切又以“我在”为根基存在起来，最终建成了他“唯理论”的哲学大厦。怀疑是西方近代唯理论哲学的一面旗帜，而且，首先被怀疑的是“感觉”。哲学家大都认为感觉是不可靠的。
与唯理论哲学家相反，有的经验论者却认为，感觉本身没有错，是观念导致了错觉。我觉得，经验论者的话是能叫人受益的。虽然感觉自身也会出错，但观念作用下的感觉之误更是荒诞的。以我自己的体会为例，本人深受掉向之苦，也在寻找原因。前次旅游回来，因在大巴车上睡着了，下车后就掉了向。我知道是在新业广场下车（这地方是很熟悉的），也认出了所熟悉的海泊河边的雕塑，但方向感出了错，使我没法找到回家的309路公交车站。后来靠打听路找到车站，过了一会儿才把方向感正过来。
掉向不是不知道东西南北，而是在感觉上确认了一个错误的东西南北。这次到东北旅行，走到大公鸡冠子（额尔古纳等地）的地方，我突然想起了看地图的事。大都是坐北向南看书或看地图，这样，看图时东北地区就在自己的前面，即南面；而南方却在自己身后，即北面。读图的感觉与实际地理位置整个颠倒了，久而久之，感觉上也就这样固定了。脑中有张地图，或说有个观念，真实感觉就被它扰乱了。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不知道方向不要紧，看看指南针就行了。但掉向不是不知道方向，而是知道一个错误的方向，指南针也纠正不过来。太阳从西边出来，在东边落下，谁都知道不对，但掉向时的感觉就这样。一定要克服掉向这一顽症。

大地山根 *题记：人是文化的寄生体，自然之子，超自然的弃儿。*

长白县是大地山根下的一个地方。这大概是我的一种错觉，没有这样的现实地理。现实的地理经验是平缓与起伏的交替，平地～高山～平地，周而复始。而长白这个小小的朝鲜族自治县却终结了一般性循环，平地到此为止，它后面的高山无穷无尽地向上抬升，直到天庭或宇宙深处。
如果说这是一种错觉，它也许是沿鸭绿江溯流而上的数百里行程造成的。这个行程让人陷入了某种“感觉的诡计”，就像铺设了一条跨越虚无的悬梯，让你捧着心走向终极。以下就说说这感觉的缘由吧：
丹东市的鸭绿江江口，江面非常开阔，从长白山深处蜿蜒而出的一条大江，正扑向水域广阔的渤海。如同一种自由的畅想，盛大的party之约是多么富有感召力啊！因为再往前还有更为浩瀚的黄海，还有浩渺无垠的太平洋。真叫人无法想象水之交汇这一趋向是多么深沉有力，任何生命力的驱动，都包含在水的原创性构想里了。
离开丹东一路往北，沿鸭绿江上行，感觉一直是在长白山的绿云中上升。到达长白县的时候，已是鸭绿江的最上游。在鸭绿江的入海口处，隔岸与朝鲜的新义州相望；而这里则与朝鲜的惠山市一水之隔。几十米之外，朝鲜人在江边洗衣服，眉目一清二楚。
天黑之前，我们登上市区白塔山，望朝鲜那边，群山起伏，看不到边缘。第二天我们继续向前，去看大峡谷。大巴车穿过悬崖边的道路，曲折攀缘；鸭绿江则渐渐变成了山中的溪流。我的脚步到此为止（其后转向西，即长春方向），我的想象则继续前行。
有部电视剧叫《皇城根》，讲述依偎在官本位上的文化生态；我则把长白县想象为大自然的山根，平地到这里结束，然后是永远的高山。夜里，我梦见自己走进山里，走进陌生和奇幻的白夜。有调和的光线照亮一切，没有阴影，没有疲倦。

文谈秋约

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像一条狡黠的蛇，2019就要从我们的脚边溜掉了。在这倏然而至的一年里，朋友见过几次面？好书读了几本？境内外好风景看了几处？上苍真的不想叫人多些把持，诸如醇如佳酿的情感体验、活水般清澈的理性感悟等等，都只给出一种蜓蜻点水式的尝试，而没有给予沉浸其中的时间。
我们漫步海边，悠悠然假装没听见时间急促的脚步声；我们叮嘱枫林不急于更妆，把“尽染”的时刻推迟，以便好友们聚首漫谈。我们商议好聚谈的话题有以下几个：残雪小说艺术风格漫谈。
神秘、崇拜、理性、审美诸要素在宗教信仰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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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史晨

2/25/2020 9:01:43 AM

最倒霉最后悔的一个

我曾为一位即墨的农民做胃镜检查，老齐，65岁，因饮水不下而转来我院。进镜30厘米受阻，病人食道狭窄如锥，无奈只好退镜作罢。
老齐原来体壮如牛，体重170多斤，为了家中盖房，他用地排车去莱西拉石头，一天能跑两个来回。一天干完活回家，口干舌燥，见桌子上放有半杯白水，于是兑上一点热水大口喝下，不料如同吞下一把烈火，烧得他直蹦高。 妻子见了大惊失色，大呼：火碱！马上漱口也无济于事，老齐痛得满地打滚，急送医院抢救。那是一碗刚从塑料桶里倒出来的氢氧化钾液体，强碱的腐蚀作用十分厉害。原来农村经常停电，儿子买回一套化学电池灯，电池要经常更换氢氧化钾溶液。这天要用塑料桶，妻子将所剩不多的苛性钾倒在水杯里，随手放在桌子上，这粗心大意酿成了大祸，她顿足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强碱将口腔食道烧伤，瘢痕造成狭窄，逐渐加重，以至于滴水难进，半年下来老齐骨瘦如柴。我既然用胃镜不能将其狭窄扩张，只好外科手术治疗了。病人用结肠代食道，不知是因为结肠上下颠倒的原因，还是蠕动功能反常，术后频频食物反流，每天还能返出令人恶心的大便气味。老齐第二次手术后不久，就因液体反流气管而窒息死亡了。
呜呼！一次倒霉的错误行为，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消失了。妻子悔恨也晚了，医生的努力也白费了，儿子去追讨医疗责任又有什么用？因为人生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啊。老齐老婆绝望的泪水至今还印在我的脑幕中，那战栗的忏悔声也一直回响在我的耳际：悔不该去倒那破旧的塑料桶啊！悔不该将火碱倒在水杯中啊！悔不该将水杯放在桌子上啊！悔不该的悲剧挥之不去啊！

奇特的X光片

我同学在某医院放射科进修，见到一张奇特的X光片子，一个小孩的颅骨上竟有密密麻麻的针状异物，如同刺猬一样，装片袋内却没有报告。
追问上级大夫，方知是一后母的“杰作”。原来患儿的后母心如蛇蝎，稍不如意就在其头皮内刺一根绣花针，而且警告不准告诉他人，否则不但不给饭吃，还要打断手脚。孩子害怕，见其父对后母比对他好，所以亲爹面前也不敢告诉实情。日久天长，孩子心身受到巨大创伤，可外表只见瘦弱，却不见有挨打的外伤，其父并不怀疑妻子虐待孩子。
一日，孩他爹听说内蒙古有一后母惩治前窝的孩子，为了不让进食，每日竟然用打气筒向肛门内打气，使之腹胀不思饮食，后经X光透视，发现孩子整个肠管都充满气体，这才找到发育不良的原因。父亲想到自己孩子也发育不良，而且天天头痛，于是也找放射科大夫要求透视一下。放射科大夫认为这是无稽之谈，没有答应。后因孩子头痛厉害，最怕触及，还有部分头皮溃烂，转到外科、皮肤科、神经科看了一圈，最后还是又回到放射科拍片。结果一瞧，真相大白，放射科的也傻了眼。
难怪世间骂继母，阴妇确实心狠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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