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里的高密——送半岛诗坛里的高密朋友

诗 / 陈力

2/17/2020 9:17:43 AM

山东高密是小说家莫言的故乡,离青岛不太远,若乘上动车,几十分即可抵达

虽然  没走进高密啊
可我  已经感悟到了
秋日  高密的
那份灼热……

高密  在我的梦里
犹如  一个粗狂的
北方  农家汉子
聪慧里  带有几分狡黠
古朴里  带着几分憨拙

高密  我是
从莫言小说里  认识你的
从此  高密东北乡
那片  成熟的高粱啊
一直就在我梦里  燃烧着
如一片
灼灼不灭的火

啊  高密的朋友
我想知道
高密城里  可还有
那一趟趟的老街?
老街两侧
可还有  那一排排
青砖青瓦的
旧日房舍?

我想知道
高密城里  可还有
那长满青苔  饱经沧桑的城墙?
城外的东北乡
可还有那  遍地
大大小小的
深沟浅壑?

哦  梦里的高密啊
应该  不会改变的
她  应该还有“九月九”
就是那  火辣辣的高粱烧啊
吞一口  顷刻间
能在你的心里

也燃起  一蓬火
梦里的高密
应该  不会改变的
她  还应该有

那“吱扭、吱扭”作响的独轮车
头上裹着白毛巾的老汉
一直  默默推着它
走在
城里的陋巷
乡间的阡陌……

多多  原谅啊
我高密的朋友
请原谅
我的闭塞
我的执着

请原谅
时至今日了
我  梦里的高密
竟还是  莫言笔下的那个高密
犹如  一条
已经流淌了千年万年的
岁月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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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魔法(诗四首)

诗 / 在海一方

2/17/2020 9:16:10 AM

解除魔法

美杜莎
别名该叫熟悉

当你注视
就会熟悉
当你熟悉
那东西变成石头
注视自己
是同一原理

时间焊成铁栅
空间砌成囚室
注视的威力
把一切石化
熟悉的救赎
是逃离熟悉

撬开坚固的维度
溜进任一旅途
陌生的原野上
云雀在鸣啼
自我元素溶解
在清新的空气里
轻尘般的自由
随山岚游移

击碎孤独的石雕
来赴密林之约
没有错过生命
因这萨满式相遇
没有错过世界
有你的深潭和长溪

面目

文化杂交林
满园青涩的果
否认文学性
尊称为“生活”
配制种种特权
拒绝一种飞跃
逮着一点点东西
就打造一种狂獗
“我就是我”
且仅仅是我
沉迷于自足的假象
神秘性极为稀缺
潜意识公意表决:
对陌生的声音
处以“厌恶”的永刑
只分享粗糙的筵乐
没有充分的理智
只有十足的荒诞
理想是一道弱光
现实是地狱的宫阙

定理和传说

勿忘那个生物学定理
另一极生命的意义
总有神秘的吸引
并无沟通的设计
勿信那个社会学传说
有关俞伯牙和钟子期
推开整个现实
唯不舍案上卷牍
朋友啊
你在哪里?

写抒情的诗
不要思想和哲理
月夜的河塘边
听蛙鸣的深意
红蜻蜓飞舞
永无厌倦的part
循着亘古的音频
传递原始的信息
愿你听到
我中的你

转换

梦的地表充满不安
忽而临到深壑
忽而迎上危岩
恐高症和被迫害症
综合满满一身
微弱的光影游动
我虚弱不堪

雨点敲响窗玻璃
唤我从梦中淡出
噢,这是掰掉了
一百天的2019
你依然残缺而挺坚
银色天毯搭在楼顶
灰鸽在笼里昼眠
润湿的街市上
红伞绿伞和花伞

查阅梦的档案
64卷竟无一场落雨
那边旱情严重
这边淋淋漓漓
都是春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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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医见闻·崔大爷在天堂哭泣

文/ 史晨

2/17/2020 9:12:38 AM

“叮铃铃,叮铃铃……”电话铃猛地响起来。
我放下书从床上爬起,看看墙上挂钟,已是晚间十点半了。
“你是史大夫吗?老崔病了!让你马上来看看!”一个陌生人在电话里下命令,他说是老崔的邻居。
去不去呢?我上了一天班刚躺下休息,况且这么晚了。去年也是一个电话,老崔命令我去医院看他,我提着十几斤重的西瓜,东跑西窜了几个地方,才找到那个未听说过的台东医院分部,原来他老人家心脏感到不适,住院疗养一下而已,可那是大白天,而现在却近半夜了。
“明天再去吧!这么晚了,黑灯瞎火的。”岳母劝阻我。老崔是岳父母几十年的老朋友,不然我也不认识他。
“还是去趟吧!骑自行车也不太远,这么晚了叫我,肯定有事。”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出诊,心想一个七八十岁的孤老头,也怪可怜的,能为他做点事就尽力做点吧,谁让我是个医生呢。
马路上空寂无人,我骑自行车从延安路飞驰而下,三站路就到达明霞路口,然而好久没到这方来,凭借过去的印象,却找来找去找不到老崔家。
时间真是太晚了,街上路灯昏暗,院内不见人影,多数窗户是黑洞洞的,人们都已经熄灯入睡了。我只记得一栋临街灰色宿舍楼,好像是明霞支路,几栋几号全然不知,只好推着自行车一个个路口,一栋栋房子寻觅。70年代建的“火柴盒”房子大都一个模样,白天区别不大,夜间更难分辨,半夜时分,既无电话询问,又不能张开喉咙呼喊。我着急,烦恼,几次想放弃,想打道回府,可几次又告诫自己要耐心,房子不会跑掉,老崔肯定在家等我。功夫不负有心人,寻找了个把钟头,终于确认出那套仅来过一次的宿舍楼,从黑咕隆咚的过道摸进去,不料心里马上冰凉,大大的铁锁扣死,这里没人居住!敲门无人应,围着一楼的窗子转个遍,敲玻璃没有反应,仔细瞧也不见光亮。难道有人骗我?不太可能。难道老崔搬走了?更不可能。半夜里我转来转去,不知如何是好。突然间有个提示,我好像听老崔讲过,这楼上他还有一套房子,莫非住够了一楼,再去楼上居住?我冒昧敲开一家亮灯的邻居,幸好老崔在这座楼里是个名人,都知道他在301户居住。
三楼这套房,和一楼一样仍然是大铁门,不过是从里面锁住,门缝里透出微弱的灯光。我先敲门,没有反应,再连喊了几声,虽然声音不大,可夜深人静传得很远,很快屋内传回熟悉的应答声。
“是史大夫吗?你等着!”看来老崔正在等着我。
我在门外黑暗中等了好久,终于听到由远而近,木棍“咚咚”的捣地声,还有抬不起腿的“嚓嚓”脚步声,看来老头子是真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老崔一步步艰难地向门边挪来,我在门外边听边替他着急。脚步终于停下,先是开锁声,听到保险锁转动了好几圈,木制内房门慢慢打开了。在铁门上方的铁棱中间,出现老崔那让人过目不忘的小老头形象:低矮、秃顶、红脸、肿眼泡。这副尊容我太熟悉了,他前几年因遣返问题回城上访,经常在岳父母家落脚,甚至脏衬衫都是岳母给他洗换,好可怜啊!老岳父那年就是在家里包水饺款待这位老朋友,饭后一腚蹲倒厕所再也没有爬起来,第二天就患脑溢血去世。返城落实了政策的老崔,又有房又有钱,春风得意,独自享乐,青岛的老婆孩子都不来往,老朋友更是难得见上一面,难怪老岳母一提起他就生气,骂这老东西没有良心。
“崔大爷,别着急,你慢点开!”望着老人哆哆嗦嗦的双手,听到哗啦哗啦铁链子声,却半天开不了铁门的大锁,原来铁门又有两道锁。我在门外虽然着急,近在咫尺却帮不上半点忙。我耐着性子等待,老崔终于打开了沉重的铁门,这是一扇把自己锁在里面,自己却难以打开的黑色铁门。
“怎么了?什么时候走不动了?”我扶他到床铺躺下,开始为他查体。
“早晨起来就麻木,右手右脚不听使唤大半天了。”老崔口角有点歪,说话也有些困难。测量血压下降,右上下肢肌力减弱,肌张力增强,病理反射提示脑血栓早期。专业知识告诉我,病人预后很危险,必须立即治疗!
“你可能要瘫痪,甚至不会讲话,要马上住院!”我斩钉截铁地告诉他,治病应该争分夺秒。
“夜半更深,哪能去住院?明天还有人给我来送铺板呢!三百多块钱买的。”
我听老崔慢吞吞的回答,他舌头根子有点僵硬。
“等不到明天了,也许明天你就下不来床,说不了话,一切都晚了!”
“都12点了。”老崔指着自己的旧手表说,“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去了,再说你一人也弄不了我。”老头子固执己见,不容你商量。再说现在出租车很少,半夜三更是难找,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我仅是从医生角度去考虑。 我一边找药,一边打量他的房间,和一楼一样的穿堂套二房,没有装修,十分简陋。用木条临时搭成的床铺,铺着一层薄薄的旧棉花胎,被子枕头既破又旧,唯有一叠叠裁好的手纸整整齐齐,是他吐痰擦鼻涕专用的,还有一摞摞毛巾,大概是经常上澡堂带回来的。四壁空空的房间里,仅有不少纸箱摆放在墙角,厨房里的锅碗瓢盆全放在地上,那台旧冰箱可能是唯一的值钱之物,我真不明白老崔层层加锁,究竟怕偷走什么。
“崔大爷,你不是在北京大儿家长住吗?什么时候回来的?”
“回来几个月了,和青岛的小崽子打官司。”
“怎么又闹起来了?”我顺口追问了一句,我知道老崔已经和青岛的小老婆离婚,一直和二房的几个子女不和,常年纠纷不断。
“还不是为了钱!这小兔崽子趁我不在青岛,把门撬开,房子全占了,东西全拿走了,我能不回来打官司?”老头越说越气恼,脸变了颜色,嘴角流出唾沫。
“你别生气,千万别生气!不说这些,先商量一下你住院的事。”我怕他因激动而加重病情,赶紧把话题岔开。
“住院的事全靠你了!”老头子眼中流露出信任和依赖的目光,“你安排我去人民医院住院,那是我们单位的特约。”
“你放心,我明天请假,全天陪你看病。”我完全了解脑中风的预后,怕一个人负不起责任,又问老崔:“是不是告诉青岛的孩子们?”
“别!千万别说!我和他们一刀两断了。”老崔又发起狠来说,“这次官司我赢了,他们正在咒我死,咒我死无葬身之地。我是一分钱,一个平方也不给他们。”
我赶紧打断他的话,医学经验提醒我,治疗的时间很重要,我对他是一百个不放心。“我的好大爷,最好听我的,现在就上医院,我怕明天就耽误了。”
“该死该活听天由命!我现在说什么也不去,再说现在钱也取不出来。”
老崔一边说,一边掏出一个存折来,原来他早有了打算,做好了安排。
“这是从北京回来后,一万块钱剩下的,打官司花了七千多。明天你给我提出来,要交住院押金。”
这是一张两千元的定期存折,还有三天到期。我跟老崔说:“明天提款太可惜了,办住院手续时,我找找人再说吧。”
夜越来越深了,我坚持留下陪他,可老头子死活不让,再说房间里连个椅子板凳都没有,我从进屋到现在,一直站着为他服务。我找出他原来服用的药物,倒水为他口服了抗凝药和扩血管药,定下明天一早接他住院的许诺。其实已经不是明天,现在已经下半夜了。
我离开老崔时说:“崔大爷,我看最好把铁门钥匙给我,我锁我开,你别起来走动。不然病情万一加重,我怎么进来?你的装备这么坚固,除非用气焊切割,或者用炸药轰开。”
不知是老崔太自信,还是对我不相信,或者还是对小儿子撬门破锁心有余悸,最终还是不给我钥匙。他仍然挣扎着下地,一步步挪出来关门;他仍然不顾我的反对,铁索链缠了一圈又一圈,保险锁锁了一道又一道。他对锁门如此上心,对我提醒的遗嘱大事却置若罔闻。人啊人!往往重视眼前的,既得的,忽视长远的,整体的。一般人可能都是如此短视吧,老崔自然不会例外。
我回到家中已是凌晨两点,蹑手蹑脚进门上床,却翻来覆去难以入睡。一是担心老崔病情,万一脑血栓形成,天明就打不开房门了,那怎么办?必须惊动派出所了,所以既后悔又后怕。另外心中又有太多感受:人没钱不成,没钱寸步难行;可钱多了好吗?老崔父子反目,是钱多了烧的,白白扔钱与儿子去打官司。
听岳母讲,老崔祖籍即墨,家中原来就比较富裕,年轻时来青岛做生意,先是摆地摊卖麻袋,后来和银行界扯上关系,于是逐渐发达起来。他经营房地产,在湖南路、莱芜二路等地都购置了房屋,是个名副其实的资本家。这个昔日的大阔佬,整日花天酒地,吃喝玩乐,自然瞧不上原配的黄脸婆,于是包舞女,逛妓院成了老崔每日的功课。结发之妻为他生了五个子女,可他仍然不把他们放在心上,看看劝阻无效,妻子就把全部心血花在孩子身上,一个个都培养到大学毕业,一个个都学有所成。老崔见老婆不管他了,更加肆无忌惮,干脆赎回一个妓女做二房,反正钱花不完,房子住不满。后来禁赌灭医娼,风流成性的老崔只好老实在家,几年下来他和小老婆又生了一女两男,他一共有八个子女,两个老婆同一天生孩子的风流事,当年曾在青岛商界笑谈了一阵。
资本家老崔的命运,始终和政治运动连在一起。“三反”“五反”熬过去,公私合营又把房产交出来,过了一关又一关,过去的风流快活带来了现在的秋后算账。然而老崔有钱,而且也会用钱,在房产局单位里人缘不错,上上下下打点得都满意,历次运动倒也没吃很多苦头。大老婆离婚去了北京,她的孩子们毕业后个个都有出息,所以老崔经常进京,等于多了一个家。青岛的家小老婆主事,白天两口子一块装穷,晚上回家关门挡窗,照常啃烧鸡喝小酒,比一般资本家受用多了。然而“文革”的风暴是无论如何躲不过去的,老崔被扫地出门,遣返回了老家。小老婆为了自己免受牵连,毫无情面地与他离婚。
在“史无前例”的岁月里,老崔人不人鬼不鬼,青岛、北京均无立足之地,老家亦无遮风避雨之所,惶惶如丧家之犬,他说不知道是怎样活下来的。“文革”后期,老崔要求落实政策返城,于是踏上回青上访之路,我也是那时认识了他:一米六几的小老头,面色蜡黄,低头走路抬不起脚后跟。他每天夹着黑色大队会计包,里面除了上访文件材料外,还有一个报纸包好的半头砖,走到哪儿倒头当“枕头”睡到那儿。当然落脚最多的地方是团岛我岳父家,吃的、穿的、用的一概免费,毕竟是几十年的老朋友。青岛离婚的小老婆不让他上门,三个子女因受资本家的株连心生怨恨,对他不理不睬。女儿为了不下乡,草率地嫁给一个瞎子,留城后在医院门口摆摊卖水果;两个儿子都没逃脱上山下乡的命运,结果有一个死在知青点上。呜呼!阶级斗争的烈火,烤得许多家庭骨肉分离,让多少夫妻成仇,父子反目。老崔恨后妻无情无义,卷去他大部分钱财;老崔恨子女不忠不孝,关键时刻形同路人。可他不想一想,政治风云谁能左右?阶级斗争谁又敢不从?不应该把这笔账记在自己的亲人身上!大家统统都是受害者……
度过一个难眠之夜,我早早打出租车来到明霞支路。敲门时,我的心悬着,唯恐老崔瘫痪在床。“咚咚”的捣地声和“嚓嚓”脚步声,由远而近来了,当然显得更吃力更困难。依然是一圈又一圈的开保险锁,依然是哗啦哗啦地开铁链,可能唯有这样他才能安心,唯有这样才能睡觉踏实。
“夜里没事吧?我真担心!”
“手脚更麻木了,反正也没脱衣服。”老崔慢条斯理地应答,鼻唇沟更歪斜了,说话更不清了。
我帮他带上面盆、牙缸、毛巾、碗勺,老崔这些东西最不缺,各种刀叉都是不锈钢的,难怪我岳母讲,老崔一辈子会享受,尤其吃上最讲究。出门时老崔特别仔细,让我检查了门窗开关,拔掉了冰箱插头,最最关心的是依然是大门,一道锁,两道锁,三道锁,不过这次铁链锁在外头,他心中肯定难以放心。
扶老崔下三层楼,才知道他病情的严重性,因为他已经迈不开步了。幸好一位朋友赶来帮忙,两人一左一右架着他下来。路过一楼时,老崔的眼睛也没放过那把特大号铁锁,仔仔细细盯了一眼他的另一套房子,不知是否意识到这是最后的告别。
打的去医院的路上,老崔的话多了起来,可能住院有了着落,心里减轻了负担的缘故吧,他感谢我给了他安全感。路过莱芜二路地段时,他说28号的两栋楼房曾是自己的房产,他吹嘘当年创业时多么英明,而风花雪月又多么快活,他甚至让我帮忙卖掉一楼的房子,因为三楼房单落在原配老妻的名下不怕。我一边随声附和一边想,这老家伙真不知死活,他还有心说古道今,阎王爷正在送他上鬼门关呢。
人民医院门口堵车,出租车只好在门外停下,这可苦了我,虽然急诊室就近在咫尺,可我们走了约半个小时,老崔一百八十斤重的肉墩,我架也架不了,背也背不动,一步挪四指,他大汗淋漓,我也淋漓大汗。接诊后要求做CT检查,老崔身子更重了,扶着他都难以站立,何况走路。既没带拐杖,又没处借轮椅,还多带了住院的盆盆碗碗,他那位朋友送上出租车就不管了,我一人怎么办?只能咬咬牙,坚持做完各种化验和检查,搞得我差点虚脱。
最后的诊断与我相同:脑血栓形成。我让老崔坐在连椅上休息,自己一路小跑去办住院手续,常年在医院工作,我知道午饭时间办事最麻烦。我先找刘院长签字,以定期存折为凭,三天后再补交住院押金。我不能在经济方面与老崔有丝毫瓜葛,他家太复杂了。办住院很顺利,可下一步就困难多了,从门诊到病房这200米怎么办?楼上楼下找不到一个熟人,真希望出现活雷锋帮我一把,可雷锋叔叔不在了啊!
“我有的是钱!你去雇人!”老崔看我忙前跑后的确不容易,给我下达了命令,他也清楚,我一个人是没法把他弄进病房去的。
金钱不是万能的!医院不是劳务市场,没有待聘的打工族,来来往往的人是不少,要么自己有病,自顾不暇;要么陪同病人,身负重任。门外看车的老头说太忙,没时间挣这佣金;打电话约人又远水解不了近渴,我心内焦躁,后悔没带帮手来。最后终于找到一莱西的农民帮忙,和我一起架一会儿,背一会儿,好容易将老崔这肉蒲团搬运到内科病房里。我周身汗湿漉漉,肢体仿佛散了架子,恨不能自己先躺到病床上去。
护士奶奶阴沉着脸来铺床,抱怨不早点来,原来已经12点多了。
“天知道!”我心里暗暗说,“我来得够早了,至今还没吃早饭呢!”
安顿好老崔,我赶紧去邮电局,先用公用电话向单位继续请下午假,再向北京发电报,让他大儿子速来青岛。我已经尽了他子女应尽的义务,我不可能什么都替代他们。
老崔住院第一晚,我是在人民医院度过的,需要为他陪床。这几年我一直医院为植物状态的父亲陪床。谈起陪床一般人都谈虎色变,我对此则习以为常,医生职业培养了我们,夜间有事马上起床,工作完了倒头便睡。可这间病房,有几只深秋的蚊子在你脸上乱碰乱撞,我躺在病号已回家的空床上无法入睡,而傍边的老崔却鼾声大作,全身好像猪肉冻一般地颤抖,连病床都跟着晃悠。睡前我们曾有段谈话:
“住院了,捎信让你青岛的儿女来看看吧?”
“他们不认我,我也不认他们。”
“都是历史问题了,恩恩怨怨了断算了。”我劝解他。“不是因为你,女儿会嫁给一个瞎子?不是因为黑五类,儿子会下乡病死?”
“我也死了好几个死,这难道都是我的错?”
“孩子小时候不明白,大了都会明白的,这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灾难。”我继续劝说,“小儿子要结婚,你就给他一套房算了,那是你的亲骨肉。花冤枉钱去打官司,你爷俩都成笑话了。”
一提此事,话不投机,老崔立刻激动生气,我只好立马打住,拿起从我爱人的医院借来的尿壶,为他老人家排尿泻火。
老崔在北京当老板的大儿子来了,安徽科技大的女儿来了,我原以为可以交差了事,不料还是离不开:医疗让我参加意见,病房房间要我调换,陪床护工要我去雇用……我每天白天上班,下班后要跑青医看望自己的老爹,又要跑人医看望别人的老爹,忙得不亦乐乎!能付出就有快乐,此言不差矣。
老崔住院第三天,不知消息如何传到青岛的儿女耳中,女儿牵着瞎女婿来了,人高马大的小儿子也来了。我们第一次见面,无人介绍,自然对我也没有感激话语。作为旁观者,我感到十分滑稽,刚刚拼死拼活打完官司,病床前又上演一幕父子父女天伦剧。老崔你这么多孙男弟女,最需要的时候都上哪儿去了?我一外人,这是出哪门子力?操哪门子心哟?
老崔住院半月,病情基本稳定,下一步就是康复治疗,大儿子开专车来接父亲回京。他们父子、父女希望我能全程保驾护送,我完全可以借口工作或父亲住院不去,然而我这人最大弱点就是怕别人哀求,几句好话有求必应,结果还是请假上了路。面包车日夜兼程,颠簸了20多个小时,凌晨3点住进北京的医院。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在北京待了一天一夜,最后是自己买站台票上车,自己补火车票回到青岛,一来一去身体就像患了一场大病似的。
老崔在北京治疗一月,脑中风恢复得相当不错,可天有不测风云,心脏病突发,瞬间一命呜呼。他大儿崔鸿修来电话讲:“个人没遭罪,家人没受累。 买了墓地,葬入陵园。”岳母认为这结果再好不过了,这样离世就等于进了天堂。老崔虽然火化进了天堂,可人世间还留有埋骨灰的一席之地,然而没有多久,他的骨灰盒被盗了,北京这一席之地也不再属于他了。原来盗骨灰者是青岛的小儿子,是烧香请爹回来的?还是绑架抢爹回来的?反正神不知鬼不觉,北京的儿女事先一个都不知道。
老崔死后又回到是是非非的青岛了。岳母感慨地说:“都说死了死了!老崔死了,也还未了!他哪是去了天堂,下地狱也找不着他的骨灰了。”
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看《今古奇观》,两眼迷迷糊糊,精神朦朦胧胧,一会儿像在泰山顶上云雾缭绕的天街,一会儿又像是在熙熙攘攘的北京王府井大街。
“我找你好久了。”我的胳膊被人拦住。
“崔大爷,什么事?”望着那个秃顶,红脸,肿眼泡的糟老头子,还和过去一样,穿一身脏兮兮的咔叽布中山服。
“找你还账呗!我不是答应请你吃西餐吗?”说着领我进了西餐厅。侍者摆好两付刀叉,我突然想起老崔已经离开阳间好久了。
“崔大爷,你不是升天了吗?极乐世界好吗?”我是医生,并不惧怕死人。
“好个屁!我活着打赢了官司,收回了房子,死了又全输了。”
“输了?”我不明白,官司还能因为死亡而改判?
“小兔崽子把我连灰带盒,一块捆绑回青岛,指着照片骂我老杂种,问我到底是谁输谁赢?”
“房子呢?”
“两套房子全撬开占了。养老金和丧葬费也统统给领走了。”老崔的脸愈涨愈红,话愈说愈激动。“他们每天对着骨灰盒吐我,骂我,有时还用铁索链将骨灰盒锁住,我只好逃出来。”
原来老崔已成了孤魂野鬼,不名一文了,看来今天这份西餐不是他请我,而是必须我请他了。看看他这可怜相,我推心置腹地说:“谁让你活着时候看不透,金钱算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算计到头,还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望着他那更加肿胀的眼泡和更显肥大的外衣,我不由得同情起来,决定给女儿打个传呼,让她给崔爷爷送点钱来用。
“叮铃铃,叮铃铃……”回电话了!我猛地被电话铃声惊醒,原来刚才奇幻一梦。接电话一问,又是亲朋好友让我出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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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新疆好地方(下)

文 / 落叶知秋

2/17/2020 9:09:44 AM 2/17/2020 9:09:44 AM

位于乌鲁木齐东南的吐鲁番,夏季平均气温达33℃,最高气温达49℃,全年40℃以上高温时间超过40天,古代素有“火洲”之称。唐朝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曾在此地赋七绝诗:“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云厚。火云满天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
明代大臣陈诚曾出使吐鲁番,留诗一首:“一片青烟一片红,炎炎气焰欲烧空。春光未半浑如夏,难道西方有祝融。”
向吐鲁番出发那天,气温36℃。豪华大巴满载我们四十多名遊客行驶在石滩公路上,快到达坂城时,车内有人唱起了“达坂城的石路平又平啊,西瓜大又甜,哪里来的姑娘辫子长呀,两只眼睛真漂亮。你要是嫁人不要嫁别人呀,一定要嫁给我……”王洛宾的这首歌开头是一个人唱,后来竟成了合唱。导游小田风趣地说:“达坂城到了,我们的车只停十分钟,不是为了看姑娘,是让大家看新建的风力发电站。尤其男士们要记住哦。”
只见石滩上高高耸立、整齐排列着森林般的电线杆,每根电线杆顶端都有一个巨大的白色风扇,随着阵风掠过,无数风扇骤然旋转,极为壮观。小田说这座风力发电站非常科学,它利用此地强大的自然风力发电,不仅供电量大,而且成本低,无任何污染。目前这座风力发电站的规模和供电量位居亚洲第一。大家对这第一次见到的、如此将大自然之飓风变害为利,且无任何污染的风力发电站大为惊叹。
十分钟到了,大家匆忙上车,继续趕路。望见前面赤砂色的山峦如同一个个巨型火炬排列,气流炎炎,灼灼闪光,似乎要把大地点燃,要把石头烧焦——这就是火焰山。山体长约一百公里,宽仅九公里,乃远古和新生代海底岩浆喷涌隆起而形成。《西游记》神话中描写孙悟空智斗铁扇公主、三借芭蕉扇,保唐僧过火焰山即此山此景。电视剧西游记中“唐僧师徒过火焰山”之场景亦在此处拍摄。
干褐色的荒滩上,分佈着一些坎儿井,供应此处居民用水。
过了火焰山,来到了葡萄沟,这里别有天地,幽雅的峡谷内,一条数十里长的清溪静静流过,两岸杏树茂密,果林葱郁。村庄内外,葡萄架排列交织,葡萄长廊纵横延伸,架上串串葡萄或晶莹滴翠,或紫红飘香。
我们每人交上十元钱,被安排到一村民宽敞院中,盘腿坐在葡萄架下,一面吃着西瓜、哈密瓜、葡萄,一面欣赏舞蹈。
伴随着甜美深情的《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歌声,一对维族青年男女如彩云旋转来到我们面前,笑嘻嘻喊“朋友,亚克西!”右手抚肩致礼后,开始表演歌舞。维族少女漂亮迷人:长长的辫子,一双妩媚的深眼睛如水灵灵黑葡萄,高鼻子,红嘴唇,白石榴子般的牙齿。她头戴白羽,耳垂珠环,身穿橙色长裙,外罩紧身黑缎绣花坎肩,轻盈起舞风姿万千。小伙子头戴花帽,一身湖蓝对襟套装,手持铃鼓,身步矫健,亦步亦趋追随少女,博得大家阵阵掌声。俩人邀请在坐的全体客人一起出场,分男女单行相对站定,小伙子领舞男士高唱:“我有钱,我有房,漂亮的妹妹,嫁给我吧!”然后躬身行礼。怎奈他身后的一位胖子弯不下腰,干脆跪地高呼:“妹妹嫁给俺吧。”大家一阵大笑。这时少女领着我们女同胞做摘葡萄舞姿唱:“爸爸不同意,妈妈不同意,我也不同意。”大家又一阵大笑。
小伙子和姑娘又唱起了王洛宾的《阿拉木罕》:“阿拉木罕在哪里?吐鲁番西三百六,她的眉毛像弯月,她的小嘴很多情……”
结束歌舞,走进葡萄干展销处。只见葡萄干每公斤标价都在数十元到一百多元。大家有些疑惑——此处乃葡萄产地,为何反而更贵?讲解员说,每到秋天,大批商贩来新疆到处打扫地上的葡萄,这些落果非常便宜。他们把这些葡萄烘干染色后,冒充吐鲁番葡萄干,赚黑心钱。说着拿出几种碧绿、金黄,还有一种被推销者称之为“女人香”的红色葡萄干:“大家看,这几种葡萄干颜色鲜艳手感发粘,口感香腻分量重,价格便宜,泡在水里变色。这种烘干染色的葡萄干不仅坑害了消费者,也损害了我们的声誉。我们这里的葡萄最有名的是‘无核白’‘马奶子’,根本没有什么女人香。”
讲解员又让我们品尝展销的正宗吐鲁番葡萄干:形体萎缩,色泽淡绿,手感干爽,口感甘甜微酸,分量轻,价格贵。又指着高处一些四面坯墙上俱是些四方小孔的平顶房说:“这些是专门晾葡萄干的房子。新鲜的葡萄要在这些不见阳光的透风房子里晾三个月,每五公斤葡萄才能晾成一公斤葡萄干。当年的葡萄干是吃不到的。”
我化了一百五十元买了三公斤葡萄干,如同扛着一个枕头上了车。车上的人都笑我,我却劝告大家也多买些,一来不枉来葡萄沟一趟,二来回去进行打假宣传,最重要的是与亲友共享誉满天下的吐鲁番葡萄干……

印度诗人泰戈尔有句著名的诗:使生如夏花之绚丽,死如秋叶之静美。
有一个人当之无愧这两句诗——他活着的时候生命如夏花之绚丽,把激情洋溢的大爱之歌洒在新疆;他死如秋叶之静美,把不朽的名留在了中国音乐星空,他就是被称之为西部歌王、新疆音乐之父的王洛宾。
他一生共创作了一千多首歌曲。其中最著名的,也是当代最经典的、人们最熟悉喜爱的歌曲有:《我们新疆好地方》《达坂城姑娘》《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对面山上的姑娘》《阿拉木罕》《美丽的姑娘》《掀起你的盖头来》……这些从二十世纪传唱至今的歌曲都是来自他天赋英才的音乐心声。
命运注定他与新疆的不解之缘。
王洛宾1913年冬天生于北京,193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艺术系。当时正值日本侵略者践踏中国领土,黎民百姓饱受苦难之时。王洛宾怀着报国救民的理想,当上了一名音乐教师。在校园中,他用歌声启迪孩子们的爱国思想,在社会上积极参加抗日宣传。
王洛宾率宣传队来到西部采风,演唱青海民歌之时震惊了国民党将领马步芳,两人一个是西北军阀,一个是音乐奇才,然而,两人如远古的伯牙子期,一见钟情,结为知音好友——正如一段网评:“39岁的马步芳遇见26岁的王洛宾,简直是天雷遇地火,惊雷震地,火光冲天。”
热爱音乐的马步芳为王洛宾唱了很多西部民歌,王洛宾低头速记:在那遥远的地方、达坂城的姑娘、阿拉木罕、掀起你的盖头来……两人又一同唱了著名的青海民歌《花儿与少年》:

“上高高不过凤凰山,凤凰山站在白云端。
花儿为王的红牡丹,红牡丹他开在春天。
川美美不过大草原,大草原铺上绒毡。
人间英俊是少年,少年是人间的春天”。

王洛宾被马步芳聘为部队的音乐教官,聘为孩子们的音乐老师。这个英俊的音乐教官又被一个能歌善舞的青海姑娘爱恋,这段异地恋终以王洛宾离开西北而告终。王洛宾、马步芳两人挥泪告别,王洛宾同抗日宣传队回到兰州后,因“通共”罪名被捕入狱,关押在兰州沙沟监狱。
马步芳得知后拍案怒吼:“王洛宾不是共产党,是我马步芳的人!”——凭借马步芳这句话,关押了两年多的王洛宾顺利出狱。但这句话也给王洛宾的后半生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从兰州沙沟监狱出狱后的音乐家爱上了一位美丽温柔的姑娘,她叫黄玉兰,是个护士。黄玉兰对这个年轻的音乐家也同样倾情,1944年他们在北京建立了幸福美满的爱巢,有了三个儿子。
1949年,王洛宾参军来到新疆部队文工团。王洛宾年轻时就喜爱西部乐曲,到新疆后,多情而敏感的他立即被这里神奇苍凉的景色,被热情奔放的民歌所震撼,从此他开始了为新疆民歌而创作的里程碑。
艺术家是些长不大的孩子,他们永远生活在自己的理想世界中。
年近不惑的王洛宾依然率真任性。由于当时部队实行的是供给制,他感到经济困窘,无法帮助远在北京独自拉扯三个儿子的爱妻。于是意气用事地写了辞职报告交了上去,要回北京工作,要与爱妻共同抚养三个儿子。
1951年,音乐家回到了北京与朝思暮想的妻儿团聚了,也如愿当上了音乐教师。但很快就被逮捕入狱——因为他擅自离开部队未经领导批准。柔弱的黄玉兰看到丈夫遭此横祸,惊吓痛苦过度,不久撒手人寰,留下了三个年幼的儿子。
1954年,王洛宾出狱后又回到了新疆,部队领导收留了他,但有一个条件——他的创作不能署个人名字。王洛宾别无选择,他只能接受命运赐给的音乐十字架,于是人到中年的音乐家又在新疆开始了他高潮迭起的民歌创作。
音乐家不懂政治,更不懂阴暗龌龊磨刀霍霍的阶级斗争,正当他陶醉在自己的音乐创作之时,厄运又一次向他伸魔爪——他因历史上曾与马步芳交友,担任过国民党部队的音乐教官,被定为马步芳留下的特务。他于1960年“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极左年代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又一次被捕入狱,这第三次坐牢是在乌鲁木齐第一监狱中度过了十五年。在这十五年的铁窗生涯中,他竟然又创作出了63首歌曲,这些歌曲以“西部民歌”的署名飞出了铁窗高墙,在新疆被到处传唱……
1975年,62岁的囚犯音乐家带着身心累累伤痕走出了高墙,获得了自由。为了吃饭,他四处打工在街头卖唱流浪……他的左手和弹琴的右手中指无名指骨节都严重变形——这十指连心的双手在监狱里经历了些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王洛宾得到平反。他又用镌刻在灵魂中的七个音符,又用饱含辛酸的嘶哑歌喉,在新疆大地上吟唱!至此,在惊叹老人于坎坷岁月中共创作出了一千多首歌曲之时,亦令人追思:是什么支点和力点使他生命如此坚勒顽强?是什么境界使他苦难中的歌曲如此欢快明朗、激情澎湃?乃至被人们歌之舞之蹈之?答案只有一个——他那光明坦荡的赤子之心充溢着对中华民族音乐的痴痴深情,充溢着对新疆这个最美丽的地方和新疆姑娘的一腔爱恋赞颂!音乐是他的信仰,他的一生一世是奉献给音乐的行吟诗人,正因于此,他用生命吟唱而九死不悔。
随着全国人民传唱署名为“新疆民歌”的一系列歌曲,白发如霜的音乐家也开始爭取属于自己的创作署名权。在新华社记者和中国音协的帮助下,老人用毕生心血创作出的一曲曲民歌终于被打上了“西部歌王、新疆音乐之父王洛宾”之印记,历史终于把他的歌他的名留在了岁月的留声机里。
歌王又恢复了青春,他晚年的创作如泉喷涌——他的大爱心声是任何邪恶势力不能摧垮的!他的歌飞越万水千山,被不同语种的音乐家演唱,令所有听到歌声的人对“我们新疆好地方”“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充满向往。
1992年他的歌声飞到了沙特,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听到后欣喜若狂,他立即和王洛宾取得联系,时当71岁的马继援和79岁的王洛宾在台湾见面了,两人相拥痛哭——当年花儿一样的少年一别就是一生,个人命运在残酷的政治大背景下如尘如沙离散天涯!王洛宾刻骨铭记当年马步芳的知遇之恩,他流泪说:“没有当年的马步芳就没有我今天的王洛宾!那些红遍江南塞北的民歌很多都是马步芳唱的,我只不过加工而已。”马继援对自己童年时代的音乐老师流泪赋诗吟诵:“闻君之歌声兮,悲亦壮;观君之手指兮,感且伤;远赴西域兮,如愿以偿;抚琴谱曲兮,热情奔放”临别时马继援赠予王洛宾8000美元。
1992年,他的《在那遥远的地方》歌曲获中国音乐家协会的《金唱片奖》——这是中国音乐界最高之奖赏。同年这首歌被巴黎国立音乐学院收编进《东方音乐教材》。1994年王洛宾被联合国授予“中国东西文化特别贡献奖”。王洛宾作为一名集创作歌唱于一身的音乐家,他比那些蜚声国际的西方音乐大师们更具有民众性——贝多芬、肖邦、舒伯特、斯特劳斯、柴可夫斯基等人的乐曲需要借助昂贵的乐器和高超的技艺演奏,而他的歌曲可以使所有的人在大地舞台上尽情欢唱——他的歌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音乐家的一生如同艾青的诗: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无休止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1996年冬天,83岁老音乐家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在漫天飞雪中,在儿子们的泪水呼喊中,在拥抱着生死恋情的爱妻照片中,他离开了为之讴歌一生的新疆——大雪纷飞中,他的歌迷们痛哭失声,数以万计的人趕到乌鲁木齐为他送行……
他历尽磨难的生命走了。但他的歌却留在了新疆大地上,留在了中国民族音乐的青史上。
他绚丽的音乐生命是扎根新疆大地上的一棵“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烂的胡杨树”。
他的歌曲永远被人民钟爱,永远追随着时代被传唱……
这次新疆之行就用王洛宾的一首代表名歌《我们新疆好地方》为纪念:

我们新疆好地方,
天山南北好牧场,
戈壁沙滩变良田,
天山雪水灌农庄。
来来来来、来来来,
我们美丽的田园,
我们可爱的家乡……

2007年9月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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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星福将军美元扶贫的故事

文 / 胶澳子

2/17/2020 9:09:06 AM

吉星福是祖籍山东的中华民国中将。他的家乡是昌邑县岞山镇东张村。1970年代他从台湾回到他的故乡寻根访祖。他看到家乡很穷,就拿出许多美元分给了众乡亲们。
乡亲们只认识人民币和冥币,从没见过美元,不以为这是钱。他们把美元当成一张张印有外国人头像的画片或收藏、或送人了。
真是阴差阳错,神使鬼差,其中有两张面值20美元的美金竟当彩色画片传送到青岛我的手里。
给我美金的是我工厂的一个同事,叫吉星×,是吉星福将军的堂弟。他回昌邑过春节时,家里人把美金当画片交给了他,他回青岛后又把美金当彩画送给了我。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美金。我知道这是美金,我不怀疑它的真伪,但我没有把它变成人民币的想法。
那年代人们对海外关系讳莫如深。你如果想到银行用美金兑换人民币要经受很繁琐复杂的盘问,甚至要惊动你的单位,可能惹来意外的麻烦。
十几年以后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我家有人出国就把这四十美元花了出去。 这时吉星福将军已经在台湾去世了。
他的堂弟吉星×在青岛退休后也音信渺无。
每当想起此事来我感到有些惭愧和不安。
这40美元在当时相当于青岛一个工人五个月的工资。我的同事吉星×当时在工厂上班,中午食堂开饭时他连一角钱一份的菜都不舍得买。
哎!那个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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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纷乱的疫情,逻辑是一剂好药

文 / 明海老墨

2020-2-10

防疫措施一个接一个,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有小道消息,也有主流媒体,有民间机构,也有专家院士。不同机构、消息来源不同,就是同一个来源同一个专家,说法也是一天一个样,晕不晕?
作为普罗大众的一个文科生,对什么遗传、病毒、细胞、免疫、药效基本上是一脸懵。可咱也要活下去,幸好常备了一剂良药——逻辑。来,我们就用最简单的逻辑,雾里看花,了解一下这纷乱的世界。

问题一:莲花清瘟胶囊、双黄连口服液等“解毒名药”有没有效?

首先,我们得知道,无论世界卫生组织还是国内外生物医学界,都明确了一点:目前新冠状病毒没有有效药物。实际上,他们不说我们也知道,如果有能治疗的有效药物,还有必要恐慌,有必要如临大敌吗?既然没有有效药物,那么这些“解毒名药”也就同样不会有效。如果莲花清瘟胶囊双黄连这些中国特色药有效,疫情又发生在我们中国,新冠状病毒还是个谈虎色变的传染病吗?所以,结论就是:“解毒名药”不“解毒”。
其次,根据地方上的诊疗指南,给新肺炎患者用了这些“解毒名药”,患者康复后,能不能说这些“解毒药”就发挥作用了呢?当然不能。如果用过这个药,就说这些药有用,那用药同时的其措施也都有用:例如喝水(或者输生理盐水)、卧床、其他药品等。你咋知道到底是哪个方式发挥了作用? 当然,这些“解毒名药”总能在这些依靠自身免疫力康复的疾病中寻找存在感。方舟子有句话说得挺好:喝双黄连口服液还不如吃双黄莲蓉月饼,至少没啥副作用。别忘了,双黄连在中国用药不良反应排行榜上是赫赫有名的。

问题二:需要不需要每个人都佩戴口罩?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不考虑戴口罩是不是有用,先看看有没有那么多口罩可以戴?中国每天口罩的生产能力最大也就是2000万个,即便都是符合防疫要求的医用口罩,即便每天一人戴一个,也就是能供应2000万人,可中国有14亿人。而且确诊或者疑似患者,还有一线的医护人员,防疫人员,按照口罩的佩戴要求,每人每天需要多个口罩。如此看来,口罩肯定不够。实际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点,一线医护和防疫人员,口罩严重短缺。
其次,要求公众日常佩戴口罩,有没有必要。先不说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控中心在防控指南中,都认为普通无症状公众出行没有必要戴口罩,勤洗手才是最重要的,和我们中国特别是各地政府的指南不一致。就举一个例子,流感传播性是不是更强?据说美国这一季流感已经感染1300万,死亡8000多人。复旦大学的研究说我国每年流感肺炎死亡大约近9万人,按照美国的死亡率计算(考虑到中国流感疫苗接种率低,其实感染率应该更高),中国每年流感人数应该也不会少于上千万。传播性这么强的流感,日常生活中有多少人戴口罩?
不出所料,现在卫健委的专家包括钟南山,也开始改变风向,提出非人员聚集的地方不必戴口罩。

问题三:该不该支持以断路的方式封村封社区,甚至强制封门封户?

这首先是个法律问题,断路违法是板上钉钉的事,封门封户构成非法拘禁罪。这股风之所以全国蔓延,一来法不责众,二来地方政府也是暗中支持。这种封闭措施,影响生产影响生活就不必说了,我们只说“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因为封闭的理由就是防止病毒传染,保护本村本社区居民的生命健康。可在湖北以外的地区,新肺炎的致死率不到1%,全国加起来也没有几例的情况下,这种病毒传染危害本村居民生命健康的几率有多大?本村居民是不是不得其他疾病?是不是其他疾病就不会影响生命健康?心梗、脑梗、脑溢血这种急性病如果因为道路封闭耽搁了,死亡率是不是更高?

问题四:闷在家里和公园运动,哪个更安全?

微信圈里,所有人都在转发“留在家里不要出门”的帖子,说什么“在家里睡觉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外出就是给医疗部门添麻烦”。可在平时,户外锻炼可是强身健体的最好方式。现在不去户外,身体差了,免疫力降低,岂不是更无法抵抗目前无药可治的新病毒吗?另外,既然新病毒是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在空旷的户外,有什么可担心的?所以,宅在家里等着生病和户外运动锻炼身体比较,你会选择哪一个?

问题五:为了防止病毒传播,能不能让社会的多数活动停止运转?

看到很多人呼吁全国人民闭门在家一个月或者三个月,以便断绝病毒传播。做这种呼吁的人,估计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主。富人无所谓,公职人员休假在家照样有收入,可还有更多的是普通民众,不工作就没饭吃,孩子就没钱读书。那些要还房贷、有借款的人怎么活?别说什么贷款可以延期,延期也是要还的,没有来源,拿什么还?菜农不出门,我们就没菜吃;运输业歇业我们就买不到商品;周边的医疗机构不上班我们就无法就医、无法买药;口腔科停诊,你牙疼就得痛苦死。现在不是自给自足的农耕时代了,任何一个行业的停止运作,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更不用说多数行业关门了。生活在“朱门”里成功人士,是不是忘了社会上还有太多不想成为“冻死骨”的卑微小民?
疫情再严重,防控再严格,也只有生活下去才是根本,才是压倒一切的大事。道理很简单,逻辑不复杂,可不是所有人都能看明白。

原载 科学猫头鹰
(本文系转载,不代表本文丛观点,如涉版权问题,请与编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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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铭记这一刻,我们能做些什么?

文 / 劳东燕

2/15/2020 9:51:32 AM

劳东燕,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刑法学、刑事政策学、刑法学与刑事政策学的关系。2017年4月,入选教育部2016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

原本没想过要就当前的疫情问题写文章。一来,我对疫情治理没什么思考,自身的专业主要涉及事后的惩罚,对于缓解当前疫情并无多少助益。二来,事有轻重缓急之分,眼下恐怕还不是对现有制度进行冷静反思的时候。三来,在舆论高涨全民关注的时刻,既然疫情已然成为公共话题,再加入我的声音,也许反而显得多余。
然而,一位医生的突然离世,让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写些什么。不为其他,只为记录此刻的真实情绪,此刻的世态万相。不然,由于人们对记忆中的事物存在选择性重构的倾向,一旦疫情结束,在这个社会的群体性记忆之中,留下恐怕又只有众志成城与多难兴邦的印象。
写下来就算是一种铭记吧。一场意料之外的疫情,由于瞒报与处治不当,如何让很多人的生命突然终结于特定的时刻,让更多的人经历求告无门的绝望与无处容身的惶恐,当然还有以邻为壑的人心。无数人的生活被抛出既有的轨道。
我不知道,这一次的事件会不会成为转折点。无论如何,如一位网友所言,还没等我们把病毒检测明白,病毒就先一步检测出了体制的优劣、干部的水平、商家的良知、专家的素养、医者的操守,以及民众的认知。
盛世华袍下的虱子,由此显露无遗,从暗处爬到了明处。

这段时间流了很多的眼泪。悲伤与愤怒相汇合,感慨万千而又无言以对,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为什么流泪呢?也许是因为眼睛可以表达无法言说的悲伤。当言说的权利被剥夺,应该庆幸的是,我们至少暂时还拥有用眼睛表达悲伤的自由。
悲伤逆流成河。这一次的全民悲伤,大概是因为,在这位刚离世的医生身上,我们分明看到了作为普通人的自己。
我们平时畏惧强权,担心说真话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包括单位的处分、同事的排斥与警察的上门。为了不影响个人的前途与家庭的安宁,我们谨小慎微地保持沉默,不断地退却,直到退无可退。
与此同时,我们又希望自己能够保留一点小心翼翼的良知与勇敢,以便在危机时刻,利用仅存的良知与勇敢,来守护家人与亲友。
这位医生的下场,让我们看清了自己作为普通人的命运。一个连小心翼翼的良知与勇敢都不允许保留的社会,个体的命运可想而知。
无论多么谨慎地进行自我审查与自我规训,削去做人应有的锋芒,让自己变得无血性可言,我们终究还是难以保全自己,也无法保全家人。
少年时读《皇帝的新装》,在轻慢中一笑而过。奢侈昏庸的皇帝,虚伪愚蠢的大臣,巧舌如簧的骗子,以及人云亦云的看客,怎么可能会有这么荒谬绝伦的社会呢?
年少时不谙世事的我们,总以为这样的闹剧,只是童话式的想象,文中各类愚蠢而可笑的角色,绝不至于在现实的舞台上出演。即便出现那样的闹剧,我们也下意识地认为,自己必定是那位未被世风污染的孩子,勇于揭穿皇帝未穿衣服的真相。
如今人到中年,才愕然发现,《皇帝的新装》更像是一则政治寓言。我们便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文中的各类荒谬角色,走马灯式地出现在舞台之上。至于我们自己,充当的根本不是那个天真而勇敢的孩子,而主要演绎的是人云亦云的看客。
比童话中更为残酷的是,在现实的社会,说出真话的那个孩子,下场必定很悲惨。他会遭到群情激愤的声讨,受到刻意为之的排斥。而声讨与排斥的人中,不仅有皇帝、大臣与骗子,也包括很多的看客。
最终,他要么自己乖乖闭嘴,要么被封口被孤立,甚至被投入监狱或是精神病院。

这次的疫情过去之后,相信会有不少的国人以脚投票,选择出走或是移民。我不是没有生过这样的念头。但终究发现,自己就是这块土地上长成的一棵树,扎根多年以后,必须汲取土壤中的养分才能继续生长。
土壤虽说是有毒,但赖以成长的养分也来自这片土壤。移植到异国他乡,毒素的影响固然得以消除,但缺乏相应的养分,树的生命力也会因此丧失殆尽。
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想必与我一样,基于各种原因而无法离开这块土地。既是如此,听之任之让土壤中的毒素不断扩散,实在算不得是理性的选择。不予制止的话,便是在毒害我们自己,毒害我们的孩子。
倘若以局外人的视角,来观察一下我们自己的生活,以及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可能会油然生出一种荒诞感。的确,为了生活,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拼尽全力。只是我们各自的努力,所作用的方向往往是相反的。也就是说,很多的努力,其实都花在了相互的损耗上。
为什么会如此?原因自然非常复杂。其中之一无疑是,我们对良善社会所必需的基本价值缺乏起码的共识,对如何使整个体制的运转趋于良性发展也缺乏必要的思考。
所以,很多时候,人们自以为是在为别人的岁月静好而负重前行。殊不知,可能恰恰正是这样的努力,在给别人的生活带来不必要的困扰与灾难,甚至于摧毁后者的正常生活。
换言之,正是你的努力工作,在给别人带来压力与不幸;并且,你越是尽职与敬业,别人便活得愈加地艰辛。

疫情终究会过去,若是不希望逆流成河的悲伤重演,就该铭记这一刻。所谓一路走好或愿天堂没有伤痛云云,终究太过空洞与虚弱。在人间尽必要的努力,设法避免此类悲剧的一再发生,才不至于让离世者白白冤死。
为铭记这一刻,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又能做一些什么呢?除了蜗居家中尽量少外出之外,对于很多问题,也许有必要在冷静思考之后重新加以认识。
其一,关于自由无用论。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自由,的确不是用来吃的,但是,它在关键时刻是可以用来救命的。
此次疫情,若非事先瞒报,并以谣言之名,公然打击多名通报真实信息的医护人员,应不至于扩散到此种程度。不得不说,如此巨大的代价,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日益严厉的封口政策带来的。
其二,关于大局为重论。大局为重绝不意味着,以保护多数的名义,就可以不顾少数人的基本权益。动不动大义凛然地以服从大局为名,劝说别人接受牺牲自己的命运,不仅冷血而且十分地虚伪。
不要天真地以为自己必然属于大局的一方;很多时候,你可能就是为成全大局而付出代价的棋子。即便侥幸在这一次处于大局的一方,也要认真思考一下,倘若下一次自己不幸位于作为代价的阵营中,是否愿意别人这样来对待自己。
其三,关于好人无惧论。很多人可能并不反对在抽象意义上限制政府的公权力,但是一旦落实到具体的情景,又往往以“我是好人,我不怕”的大无畏精神,以妨碍效率为名而提出反对。
其实,坏人或是好人,造谣或是诚实,又岂是你自己能说了算的呢?判断的标准与相应的权力,完全掌控在手握公权力的人之手。哪怕你说的是实情,人家说你是造谣,你就是造谣者。
其四,关于阴谋怀疑论。或许是由于权谋术过于发达,在我们这个社会,从上到下都习惯于用阴谋论来解释一切。明明是自己没有做好而导致的灾难,也总要怀疑是别人的阴谋所致,以便于推托该负的责任。
包括一些法律圈的人,也动辄以没有证据表明不是阴谋为由,来显示自己具备他人所没有的怀疑精神。这样的思维方式,不仅难以显现自己的高明,反而暴露出病态的被迫害狂心理。
其五,关于个人无辜论。在一个《皇帝的新装》式的社会,也许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成为那个勇敢的孩子。但是,一旦有人挺身而出发表异议,即便你不敢给予支持,至少也不要将他/她当作病毒一样防着,甚或还吃上人血馒头,同时口口声声仍宣称自己的无辜。
且不说,雪崩之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样势利而凉薄的举止,难道不是为虎作伥的帮助犯行为吗?在这次的疫情抗击过程中,出现各类排斥与歧视性的行为,甚至强行从外封锁他人的门户,此类行为更是难言无辜。
其六,关于爱国大义论。爱国是每个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自然情感。但是,每个人对爱国的理解及其行为表现,可能不尽相同。你或许觉得,爱国的大义在于赞扬国家做得好的地方,但别人可能认为,爱国就是要批评做得不当之处。
不要动不动以爱国为名而不容任何的批评,甚至还为此质疑人家,为何不干脆移民到别的国家。关键在于,这个国家并不为任何个人或组织单独所有。它是你的家园,也是批评者的家园。既然是这里的国民,他的祖辈都在这里生老病死,你凭什么要求人家离开自己的家园?

这次突发的疫情,也是对治理能力的一次检验。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而言,至少有三点值得反思之处。
第一,不能关闭公共领域,应当允许不同声音的出现。
一个健康的公共领域的存在,有助于在相当程度上避免决策所可能出现的失误。正如决策学研究所表明的,就如何减少决策中的偏差而言,多数行之有效的去偏差技巧,都考虑到了看待问题时使用不同的视角。在所有的情境中,考虑对立面都能为判断带来更高的准确度。
所以,公共媒体与各类自媒体存在的意义,其功能就在于表达多元的声音,从而减少决策中可能出现的认知偏差。在媒体死亡的时代,大量的决策失误会变得不可避免。
不要认为批评政府就是在抹黑政府。政府的正面成绩,自有宣传部门来肯定与传播。一个现代国家的政府,哪有时时等着民间来夸奖与赞扬的道理?更何况,做好该做的工作,尽好应有的职责,本就是政府部门的本分。做得好就要民间表达感激,这恐怕是青天大老爷的心理吧。
第二,不能以依法治国为名,让法律充当政治打手的角色。
在疫情蔓延之初,对于多位医护人员以造谣为名所进行的训诫,便是以法律的名义来进行的。在其中,法律充当的是不太光彩的角色。问题在于,如果法律不是被用于保障个体的正当权益,而经常是作为打击异见者的工具而存在,凭什么让民众来信仰这样的法律?
而一旦民众不信仰法律,在一个高度流动的超大规模的陌生人社会中,又如何实行有效的社会治理?在这样的社会中,必然难以主要依靠道德规范或文化规范来建立社会的信任机制。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社会的基本信任机制,不得不转而依靠法律来确保。
政治风向历来变幻莫测,法律疲于奔命地紧相跟随。倘若法律充当的一直是政治打手的角色,它就根本无法承担起建立规范性期待的基本功能。不仅治理机制的现代化无从谈起,也不可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所以,让法律成为政治的打手,表面看来直接有效,实际上却是饮鸩止渴的做法。这样的因小失大,会让整个社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第三,不能盲信技术治理主义,以为依靠科技手段就可完成社会治理的转型。
社会的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无法单靠科技手段就实现有序运转。全社会是由政治、经济、法律、教育与科技等各子系统构成,每个子系统都有自己需要承担的相应功能。
社会就像一个有机体,政治、经济与法律等子系统,譬如人体的各个组织系统。有机体要存活并有序运行,就必须让各个组织系统自负其责,发挥好各自的功能。心脏系统再重要,也不能替代消化系统,而承担起消化的功能
社会的治理,必须在尊重各个子系统自身运作逻辑的前提下来进行。让政治系统一家独大,不断地用政治的逻辑去干预其他系统的运行,势必导致全社会系统的功能失调。
所以,在一个复杂性日益递增的社会中,凭借现代科技所开发的技术手段,也许可以对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实现完美的控制,却绝对难以实现有效而合理的社会治理。
不让各个子系统各归其位各尽其能,没有政治与法律制度上的真正进步,这个社会便永远只是跛足而行的巨人。冷不丁地,就会被突如其来的危机所困扰。即便没有被打垮,也终究不免元气大伤。
2020年2月7~8日 完稿于清华园

原载 景来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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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传朋友的故事——并悼念赵维房绍青先生

文 / 文健

2/15/2020 9:49:37 AM

大约在1969年吧,著名的连环画画家房绍青,被斥到青岛贝雕厂车间里劳动改造。当时除“百分之五”的“阶级异己分子”之外,人们经常停产忙着闹“革命”——开会、学“毛选”。
有一天闹“革命”停产,空荡荡的贝雕雕磨室,就剩下了“阶级异己分子”我和房绍青。大概为了贝雕粉尘的事,我们说起来粉尘肺、肺结核。因此房先生讲起了一个故事,这故事是画家赵维亲历之事。

赵维,1930年代到抗战之前,经黄炎培赏识推介,在上海参加了蜜蜂画社,很有建树。其间,他认识了德国领事馆的一位商务参赞,友情甚笃。
柳树泛绿不久,一日,商务参赞满面愁云,找赵先生说:德国国家医生巡诊领事馆,照爱克斯光照出我肺有穿孔,是不治之症,让我回德国去料理后事。给他诊断的是医学博士,少有的德国名医。当时肺结核是世界上认定的大病,有些像今天的艾滋病,更不用说肺穿孔了。赵先生想,在中国得这样的病,顶多炖几只老母鸡喝喝汤就好了,便安慰他说:“这算多大的事情!”“我就要死了,您还说得这样轻松?”“为什么不找中医看看?“中医能治病吗?”“反正您都这样了,何不试试呢!”
于是二人立即找了两辆黄包车,曲率歪拐,穿街过巷,找到了一位白山羊胡子的老中医。一号脉,不待两人开口介绍,便说:“火克金,肺腑病不轻。”“能治吗?”老中医一拍腿:“看你的命吧!”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第二天,德国商务参赞谨遵医嘱,除喝白水外没吃一点东西。一大清早与赵维、老中医顾三辆黄包车到老远的郊区农田,寻找一种山东名叫“荠荠毛”、学名小蓟的菜。连根拔起,一大把,在小河沟里清洗干净,老中医令参赞当场吃下去。如此下去,参赞隔两天去郊外生吃一大把叶子上尽是刺刺的小蓟,并不时喝一些汤药辅助。待到秋凉叶黄时分,德国参赞感觉自己已经好比一匹活蹦乱跳的烈马。过去听说:许多农村懒媳妇和恶婆婆对抗,装病不干活,吞吃小蓟半开的花头七朵,便会天癸枯绝,而且脸色蜡黄——不知参赞吃没吃过带花的刺刺菜,房先生讲故事时我没想起来问。
三四年以后,一日,商务参赞满脸凄苦来找赵维,问:“怎么了?”说:“我来和您道永别的。”原来德国国家医生又巡诊领事馆,还是那位医学博士、少有的德国名医,见参赞仍然健在,惊呼“见鬼了、见鬼了”,静下来一问,千照万照爱克斯光,乃至平地风波!这名医竟然报告德国有司,要解剖他!解剖参赞,要看看参赞的肺如何如此正常,以便进行研究,写出学术论文,拯救世界。要求合理:国家公职人员,就当为国捐躯!于是打开参赞两扇肋骨,取下他的肺叶——上帝呀!对照爱克斯光档案一看,原来的肺叶穿孔之处恢复如良好之肺,只是肺叶穿孔处的肺是绿色的,很艳丽的绿色!有司通过赵维带着德国名医找到那位白山羊胡子的老中医,高价询问药方,老中医长长的指甲直刺名医眉心骂曰:“呜呼,畜生!我们治病救人,你们杀人找病!”
赵维,字鲁生,号铁盦、残铁、赵大,室名双残馆。山东牟平人。1920年代毕业于烟台益文商业专科学校,后入上海美专学习。1940年代迁来青岛。工山水、人物、花鸟、走兽等等。尤其民间扎制,经他手成为一种崭新的雕塑形式。1972年郁郁辞世。房绍青,原名房守敏。一代连环画大家。1971年郁郁辞世(我有文专门纪念他)。我怕这个朋友传朋友的故事流失,所以记下来,并悼念两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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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是个海·母亲的忘年交

文 / 常约瑟

2/15/2020 9:46:25 AM

(一)母亲与石芃

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七日,在“海外文轩”微信公众号上,我看到一位读者在我发表的一篇文章的评论栏里写下这样一段感人至深的留言:

文革后,我曾去过龙江路三十二号的那个别墅。从东边的侧门走廊进入,地板已完全看不出油漆的颜色,且沾满污垢。通往阁楼的楼梯旁,放着一架三角钢琴,这大概也是抄家退回来的吧?钢琴的所有棱角几乎都磨出原木茬,上面蒙着一层尘土,估计已不能用了吧?一片衰败景象。进入西南方向的房间,老太太坐在轮椅上,已经无力收拾这个破房子了。她说:“感谢你还来看我。”我流泪了,眼前的一切是那么凄凉。从约瑟的文章里,知道这个家以前是多么清雅温馨,这里曾住着一个幸福和睦的大家庭。经过那场浩劫,物与人皆非了。呜呼,世间那些悲剧,还有多少人能记起?

这位读者的名字叫石芃,一个不寻常却又熟悉的名字。这个“芃”字,是一般老百姓不常用到的汉字,人们甚至可能把这个字的发音都会读错。能够用芃为自己的孩子命名的父母, 在当时一定属于中国高级知识分子阶层。初看到这个名字,我立即想到了一位大名鼎鼎的青岛艺术家石可先生(注释1),他是我父母生前的好友,我小时候在龙江路三十二号别墅里见过他。在我的记忆中,他好像有个与我同龄的儿子,名叫石芃。
石芃写的这条留言,勾起了我对去世多年的母亲梁今永的思念,同时也很想在微信上联系上他,感谢他在母亲孤独穷困的晚年去看望她。我在网上寻找石芃先生的进展迅速,仅用了几天的时间,一位青岛网友束美新女士就帮我在微信上联系到石芃了。顺便介绍一下,这位束美新女士,是被人们称为中国的爱因斯坦,著名科学家束星北先生的女儿。
在与石芃先生交谈中,我得知文革期间他与我几乎同时下乡插队到山东潍县农村落户,但我与他並不熟悉,因为我们在青岛不同的中学读书,他毕业于青岛九中,而我是十三中学。在农村种了两年地之后,一九七零年我被临时调到寒亭文化馆的文艺宣传队。而一九七一年我被调离寒亭文化馆不久之后,石芃也被调到寒亭文化馆。命运让我们俩在潍县擦肩而过,各奔前程……他于一九七二年十二月返回青岛,曾任职于青岛美术公司,美术设计公司,展览办公室,青岛市博物馆。他是一位在青岛颇有名望的资深研究员,一级美术师。

石芃告诉我,这些年来他一直都在关注我,他与他的许多青岛友人很喜欢读我写的回忆录《青岛是个海》。他回忆说,他第一次见到我的母亲梁今永,是在淸华大学新林园我大姐常以斯家后院的一间小屋。那是文革期间的一九七四年,我的父亲常子华在北京铁道医院去世不久,石可先生特意让儿子石芃在去北京参观一个美术展览期间,抽空去探望一下我的母亲。北京是文革的发源地,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又是红卫兵与大字报的发源地。一九六六年八月,北京红卫兵发起一场把所谓有问题的人赶出北京的运动,当时称为“遣返运动”。此运动受到了当时主流传播媒体的狂热吹捧,仅用了几天时间就把十万余”黑五类”赶出北京。能够在如此大规模的“清城”运动之后,在北京清华大学宁静的新林园见到一个在青岛出了名的“黑五类分子”,给年轻的石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当时感觉母亲是被“窝藏”在清华大学的。

那年石芃在北京参观美术展览结束之后,在回青岛之前又去了一次清华大学新林园探望母亲。母亲很喜欢这个英俊帅气性格沉稳的年轻人, 从他的身上,母亲嗅觉出他承传了他的父亲石可先生的艺术天赋。临别时,母亲请石芃捎带半条当时市场上罕见的大马哈鱼回青岛给我的小姨梁雨冬。这一老一少之间的友谊从此开始,一直持续了十四年,直到母亲去世的一九八八年。

母亲于一九三六年嫁给父亲常子华之后,他们俩人鹣鲽情深,共同渡过了三十八个春秋。父亲于一九七四年在北京去世后的头两年期间,也许是母亲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光。尽管我的三个在北京生活工作的姐姐无微不至地照料她,请她轮流住在她们的家里,母亲还是决定离开北京回到她与父亲曾经相濡以沫共同生活的青岛居住。
母亲回到青岛后,石芃经常来看望她。有一天她对石芃讲,她想写毛笔字,尤其是兰亭序。母亲那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是我外公梁善川在她小时候教她的。但文革时期的青岛,市场上没有卖写毛笔字的宣纸,她问石芃能不能帮她买点便宜的毛边纸。于是石芃四处寻觅,最终托付一位同事从南方带回一包毛边纸送给母亲。这些毛边纸的纸质细腻,薄而松软,呈淡黄色,托墨吸水性能好,很适于写毛笔字,母亲大喜,视这包毛边纸为珍宝,从此潜心在家里写起字来。
母亲藏有石芃的父亲石可先生为她刻制的几个印章,其中的一个“常梁今永”是用白文刻制的,印章表面上的字是呈凹陷狀,盖在纸上的印文线条呈红底白字,看上去很庄严肃穆。母亲特别喜欢这个印章,每当完成一幅字帖时,她都会把这个印章盖在字帖上。

石可先生还为母亲制作了另外一个刻有“今永”二字的朱文印章,这个印章表面上的印文呈凸起狀,盖在纸上的印文线条是红色的,字体线条圆润细滑,看上去极尽金石精美韻味,但母亲平时不太用这个印章。
在这两个印章的侧面,石可先生精心为母亲刻下了宋朝文学家苏轼写的两首著名诗词:《念奴娇·赤壁怀古》与《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

一九八零年我的女友陈娜从北京去青岛探望母亲,临别时母亲为她写了一幅字帖,内容也是苏轼写的一首诗:《赤壁赋》。在这幅字帖上,就盖印着“常梁今永”字样的白文印章。这幅字帖现仍然挂在我们在美国加州家里一间卧室的墙上。

(二)母亲写给石芃一首诗

与石芃隔洋交谈时,他无意中还透露出一个令我吃惊的消息:母亲曾经写过一首诗送给他。对我来说,这可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号外新闻!在龙江路三十二号的别墅里,我从小只见过母亲用毛笔字抄写的古诗或者圣经里的经文,可从来没有见过,也没听说过她自己创作诗歌。在我的印象中,母亲除了书写毛笔字之外,就是在历次运动中没完没了地写“交待历史材料”了。
事情发生在母亲从北京回青岛一年半之后的一九七六年冬季,在一个寒风凛冽的十二月天里,石芃去我家看望母亲。母亲说,她要送给石芃一个小礼物, 随即拿出一个日记本交给石芃。
母亲告诉石芃,这个日记本是她请沙金去中山路环球文具店买的。沙金也是在母亲的晚年经常去探望她的一位年轻人,他的爷爷沙安国是我父亲常子华的生前好友,民国时期是美孚石油公司Mobil在青岛的高级职员。文革中沙金的一家被遣返到安丘县老家,母亲对这个年轻人的命运甚为同情。

母亲送给石芃的日记本,是当时市面上最昂贵的一种。它的包装盒设计的非常考究,淡黄色的包装封面上有两个醒目的篆书字体:天津,标志着这个日记本是在天津印刷制作的。日记本的封面是淡蓝色绣花软缎,上面印有梅花图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梅花象征高洁、坚强、谦虚的品格,在严寒中,梅花开在百花之先。母亲在十二月寒冷的冬天送给石芃这本梅花日记本,也许是她想给当年这个从农村回青岛不久的年轻人一个立志奋发的激励吧。
在这个日记本里的前几页,母亲亲笔写下了一首诗,母亲对石芃说,她一生中只为她的一个夭折的婴儿与他写过诗。


赠给石芃同志惠存
祝你做个人生宇宙飞行家

感谢你一切帮助与鼓励,
当我在这残、老、病、疾中徘徊,
你这位青年人伸出慷慨之手,
使我残息了的学习灯火复然一线缭光。

虽然仅仅一线的缭光,
可是这光照亮了我的寂寞,
照亮了我晚年的穷困生活,
使我有了非金钱能获得的快乐。

你这乐于助人学习的风格,
好像森林中生长的香钟花,
无论日与夜,阴与晴,奇香照常发,
森林虽辽阔的大,终会被人发现他。

你这默然自我欣赏的性格,
又好似沙漠中生长的松柏,
风、雨、雷、闪,经常拂动大地,
茫茫无际的沙漠海洋独有他色彩春华。

你是不乞求人们理解的人,
你是不痛惜自己损失的人,
你这俯仰无愧的人哪,
沉着地接受人生一切严峻的考验吧。

残手心病者赠言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三)奇香照发的金钟花

母亲的这首诗写于一九七六,那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改变中国命运的一年,在这一年里,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尽管母亲写这首诗的时候,文革中的极左领导人“四人帮”已经失势,但母亲还是非常谨慎小心,仅以“残手心病者”署名。她没有把自己的真实名字写出来,我估计是她不想在政治上连累石芃这个年轻人。因为当时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运动还没有开始,母亲在政治上还属于“黑五类分子”。
乍一看上去,这首诗的名字“祝你做个人生宇宙飞行家”,似乎与诗里的内容没有什么关联。在整篇诗里,找不到任何有关宇宙飞行家的词句。全诗的节构有五节,每节四行。在诗的前两节里,母亲以独白的方式感谢石芃在她孤独穷困身患疾病的晚年,伸出慷慨之手,点燃了她学习的激情,使她有了非金钱可获得的快乐。
在第三节里,母亲采用了简单形象的比喻手法。金钟花是在森林里生长的一种灌木植物,这种花虽然不是什么名贵的花,但有人称她为“黄金条”,因为她开出的花色金黄灿烂。石芃告诉我,当年他其实並没有看懂这段诗句,他不晓得为什么母亲以金钟花来打比喻,他还误以为母亲可能是从圣经里引用了什么经文。金钟花的花语是“隐藏在心中的爱”。母亲把石芃比喻为金钟花,是因为她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看到了当时社会上的年轻人很少具有的博爱精神。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石芃能够经常去探望“黑五类分子”的母亲,听母亲讲她的人生故事,送给母亲毛边纸写毛笔字,把温暖送给一个在社会上被视为“贱民”的老人,这不是一般年轻人可以做到的事情。在这节诗里,母亲对石芃寄于厚望,尽管在当时的环境中,石芃似乎是一个没有什么光明前途的回城知识青年,但母亲相信,如同森林中生长的金钟花,无论日与夜,阴与晴,她的奇香照常发,人们终将在石芃身上发现这个年轻人身上蕴藏着的潜能才艺。母亲的这一预言没有落空,石芃后来果真成为一位在青岛颇有名望的资深研究员,在学术上很有成就的一级美术师。
最后两节是这首诗的精华。我与石芃都有同感,认为母亲在这两节诗里不仅仅是在讲石芃了。任何一个读者在读到“沙漠中生长的松柏”,“拂动大地的“风、雨、雷、电“,以及“茫茫无际的沙漠海洋“ 这些生动形象的词句时,都会联想到自己的人生轨迹,特别是这首诗里的最后一节,似乎是对她自己人生的一个写照。
半个世纪后,当我得知母亲与石芃先生之间这份不可思议的忘年友谊,内心感慨万千。在漫长黑暗的岁月里,他们以真挚的心灵相互给予温暖,以微弱的光把明亮慷慨地赠与对方。石芃告诉我,他一直珍藏着母亲送给他的这个日记本,没有舍得用,连包装盒也保存下来了。他说,如果我想要的话,他可以把这本日记本转送给我,我保留着这本日记比他更有意义。我告诉他,我这个末期癌症患者活不了多久了,母亲送给他的这个日记本最好还是由他来保管,我只能力所能及地写这么一篇文章,向他道一声迟来的感谢,感谢他在母亲艰难的晚年带给她的温暖与欢乐。
石芃回复我说:“根本谈不到谢,结交一位忘年交是我的荣幸。”

注释:
(1)石可(1924-2006),字无可,号未了公,又名石之琦。山东诸城人,曾任青岛市文联副主席、青岛市美协副主席、山东美协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工艺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第四、五、六届省政协常委。

写于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二日

来自 海外文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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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乡下人”,同此一“悲歌”——读《乡下人的悲歌》

文 / 学周

2019-11-23

2017年7月4日,雾气很大,潮湿闷热,心情随着天气,烦躁郁闷,哪里都不是清凉的地方,只好待在办公室打开看了一多半的《乡下人的悲歌》继续阅读。不知是这本书的魔力还是其内容契合自己心底的某些东西,慢慢地,心静下来了,也不再烦闷,到晚上一口气将书读完。翻看手机,看到暑期到中国体验文化学习汉语的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学生们,正在姑苏护城河的大运河游艇上吃着花生酱、果酱三明治和薯片伴着琵琶的清音高唱美国国歌:“Land of the free and home of the bravel”,原来这一天恰好是美国独立日!
《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一书的作者J.D.万斯,五年前就曾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就学,他凭着这本书一夜之间让许多人知道了他的肯塔基乡下老家杰克逊、俄亥俄州小镇米德尔敦,他的母校俄亥俄州立大学,当然对他的经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所名校——耶鲁大学,因为这所名校对一个乡下人意味着命运的改变。
善良往往抽象,罪恶却具体而清晰,对于万斯和普天下的“乡下人”来说,贫穷就如原罪。出身贫穷使他们信息闭塞、思维僵化、缺乏正确判断,机遇无法识别,社会资源无从利用,贫穷无声无息地生长成一个个泥潭,吞噬着不幸陷入者的未来。如无人伸手施援,靠自身挣扎只会愈陷愈深。长久的贫穷让乡下人成为“一群流着口水的蠢货!”
万斯的祖辈是苏格兰-爱尔兰后裔(Scots-Irish descent)中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数百万白人工人阶级中的一员。与美国社会的主流人群——东北部信仰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WASP)——不同,贫穷是苏格兰-爱尔兰后裔的家庭“传统”,他们的祖先早年在南方当奴工,也曾当过佃农和煤矿工人,到了万斯外祖父这一代当上了工厂工人。具体来说,在20世纪50年代北迁工业城市的移民潮中,万斯的外祖父母从肯塔基州的小镇杰克逊迁到了俄亥俄州的米德尔敦。外祖父在俄亥俄州的钢铁公司阿姆科谋到工作,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美好生活”似乎不再遥远。但随着加工制造业的外迁,昔日辉煌的工业城市迅速衰落(它们因锈迹斑斑的闲置机器被形象地命名为“锈带”)更让其外祖父难堪的是自己工作的工厂竟然被自己痛恨的日本企业兼并,白人工人及其子女再度返贫,依然摆脱不掉“乡下人”(hillbilly)、“乡巴佬”(redneck)甚至是“白色垃圾”(whitetrash)的身份标签。
如果说物质贫穷还有希望得到弥补,那么贫穷在心理与精神上产生的后果则难以根除,贫穷的后果在“乡下人”后代的身上更为明显地暴露了出来。贫穷带来的绝望、焦虑、屈辱与非理性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万斯便是在极不稳定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的外祖父酗酒,而且一度与外祖母关系严重紧张,充满了暴力倾向。他的母亲因早孕辍学,频繁地更换男人,因滥用药物导致精神崩溃,曾试图在高速公路上与12岁的万斯同归于尽,也曾为了通过体检向儿子求取干净的尿液,而此时小小的万斯也已经尝试过几次吸食大麻。家暴、酗酒、吸毒、沟通困难和缺乏安全感构成了“诱惑”万斯堕落的成长环境。
万斯的个案背后是白人工人阶级的普遍命运,半数以上的工人阶级拥有至少一次ACE(童年创伤),40%有过多次ACE。万斯以“局内人”的身份,层层解剖这种“残酷青春”带来的心理状态,进而指出了一个骇人的事实:贫穷带来的最为致命的后果是对自身的放弃,是对生命的否定,是对向上意志的摧毁。很多底层白人不断地给自我设限,认定自己是无能且无望的,捆缚双手全赖救济金度日,生命的精气神早已消散殆尽。
他们面对的是物质、情感与信仰的全方位贫穷。万斯认为是“乡下人”自身出现了问题,应该从“我们这样的人”身上去找原因。如果不消除贫穷在文化心理上的沉疴重负,那么,贫穷的命运只会在一代代人身上复制。换言之,一种以贫穷为主要特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形式被不断生产出来。这些生命如同“异类”,永世处于乡野与底层。这正是“悲”之所在。这样的悲剧不限于一个地区,一个族群,它属于普天下,这样的绝望笼罩在普天下“乡下人”身上,这才是本书引起广泛共鸣的核心因素。
万斯的外祖母与母亲始终坚信,对于万斯这代人来说,要实现向上流动就必须接受高等教育。这样的想法与今天国人千军万马拥堵在高考这座独木桥上何其相似啊!但在万斯生活的城市米德尔敦,20%的高中生在毕业前就已辍学,像他一样考上常青藤名校的学生可谓“绝无仅有”。在今天中国的城市里面,这个比例远远超过万斯所在的米德尔敦,由此带来的中考焦虑到处蔓延,已经无缝覆盖了所有初中生的家长,据说,初中生已经没有自己的周末和家假日,从成绩最好的学生到差生无一例外全部奔波在各类辅导班的路上,一个中等收入家庭一半的进项几乎都用在了课外辅导。至于中国真正的“乡下人”因为没有这样的本钱,他们的子女的命运只好听天由命,甚至没有任何挣扎的可能。小时候,万斯觉得成绩好是一种女性特质,而打架、力量、勇气则是男子汉的标志,工人阶级子弟通过叛逆与反抗彰显“男子汉气概”,却也同时使自己丧失了成为中产阶级的机会。而居住环境加剧了他们的弱势。地租高低决定了居住环境的优劣,持续塑造着城市的面貌。米德尔敦拥有三块迥异的地理区域:其一,高中附近的区域,这是有钱人住的地方;其二,工厂阿姆科的周遭,这是穷人住的地方;其三,万斯一家所在的区域,这里聚集了很多单亲家庭,到处是废弃的仓库和工厂,是“特别穷”的人才会选择的居住地。而且,政府主导的低收入家庭住房补贴,促成了穷人与穷人更为集中的聚居。这使得他们在社会交往中可能获得的物质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更为“稀薄”,而且绝望和无助的精神氛围更易被放大。他逐渐意识到,良好的居住环境与优质的教育资源不仅有助于个人素质的提升,更带来了由精英组成的人脉资源与社会支持。社会精英有条件也更有能力挖掘、培育与利用社会资产,通过搭建广阔的人脉网络,来获取占有绝对优势的成功机遇。而对于底层白人来说,机会不均等与起跑线设置的差异已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其实这样的现象岂止在美国?万斯,你绝不是一个人在忍受。
所幸的是万斯的外祖母是一位非常有洞察力的女性。她觉察到大环境对人的影响,为了避免上代困境不在外孙身上重演,在万斯经历母亲意图带着自己去死之后,她让外孙搬来一起住。她竭尽所能为作者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家庭环境,正是这段时间,万斯的生活安定,学习进步,最终考入了心仪的大学。同时让他开始反思,认识许多社会问题,也意识到自己的心理问题。鼓励他去做自己想做的,不要效仿他人。若不是她,或许就没有万斯以后的成功。后来他的经历,也证明了外祖母的正确性。万斯终于读了大学,最终从耶鲁法学院毕业,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他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万斯在书中写到:“我想让人们理解我和我家庭的美国梦。我想让人们体会向上层流动的真实感受。此外,我还想让人们认识到我自己不久前才意识到的一个问题:对于我们这些实现了美国梦的幸运儿来说,那些我们经历过的恶魔一直就在身后不远处穷追不舍。”自身努力是不够的,他觉得自己的成功得益于贵人相助:“就算我有什么天分,如果不是得到了许多慈爱的人的拯救,这些天分也会白白浪费了。”
四年海军陆战队的经历,使万斯获得真正转折,严酷的操练,加上铁一样的纪律拯救了这小子,几个月他就减掉了45磅,从此注重饮食里面问糖,盐,油脂的含量。“在短短几个月里,海军陆战队已经改变了我看待世界的眼光。”让万斯感到欣慰的是,他在阿嬷晚年失去生活能力的时候,用自己的津贴给她交了医疗保险,“为阿嬷付医疗保险让我在人生当中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保护者,而不是被保护者。”这样的感觉让他自己觉得已经是一个男人了,他体会到“虽然阿嬷一直在教导我要有责任感,要好好努力,还要有所成就,而且不要给自己寻找借口。但是任何鼓舞士气的讲话或是动员都不能为我战士从寻求庇护到不糊他人之间的转变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这得靠我自己去学到,而且一旦我学到了,我就再也不会回头了。”阿嬷去世后,万斯悲痛当中差点车毁人亡,他体验了一次灵魂出窍,他相信是阿嬷在冥冥中又一次保护了他。
万斯后来被派往伊拉克,有一天他给了一个伊拉克小孩一块价值两美分的橡皮,小孩“立刻在脸上洋溢起了喜悦”。这一幕触动了万斯,他说:“我不相信顿悟。我也不相信转变性的时刻,因为转变所需要的不仅是一个时刻。”“但遇到那个小男孩的那一刻,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接近一个转变性的时刻。”他曾经恨过很多人和事,“那些怨恨并没有在那一瞬间消逝不见,但是当我站在那里,看着眼前生在饱受战乱之苦的国家的孩子们,看着没有自来水的学校,看着那个兴高采烈的小男孩,我开始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幸运:出生在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每项现代化的便利都伸手可及,有两位慈爱的乡下人(阿嬷、阿公)的抚养,家庭虽然有些奇怪,但还有那么多的家人无条件地爱着我。在那一刻,我下定决心要成为那种当别人送他一块橡皮时都会笑的人。虽然我现在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但如果没有在伊拉克的那天,我都不会尝试。”万斯通过一个细节和一段经历重新认识了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伟大,美国公民再穷再糟,还有道德底线和美德,有教堂,有圣经,有回旋空间,有法律,有选举,有选民诉求,甚至可以批评“自己人”,可以指责政策,批评政府、挖苦总统。不仅如此,当兵,还使他得到美国政府对军人的大学资助,这才是改变命运的关键。都说苦难是人生最伟大的老师,但苦难本身却没有价值。如若不然,苦难中的人,为何逆袭的却很少?
一个人的成功,其决定性因素并不是唯一的,最重要的,还是顿悟:在某一时刻,忽然就明白了——命运需要自己去改变。万斯思考人们贫穷的根源、对待贫穷的看法、解决贫穷的方案以及贫穷对亲情造成的伤害。而这种贫穷不是简单指向金钱,更多的是情感上的诉求。在书中他写道:“我们无度地消费,最后不得不住进救济院。我们购买大屏幕电视和iPad,我们的孩子穿着高档衣服。但这一切都是靠着高利息的信用卡和发薪日还款。”难道万斯说的不正悄悄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吗?
这本书让我想起今年大火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这部电视剧或许可以和这本书对读,剧中人物祁同伟的结局,不也是一种“Hillbilly Elegy”吗?难道寒门再难出贵子真是全球的普遍现象吗?上层社会的人脉、财富、精英意识、教育资源等等,可以父传子,子传孙。而下层社会想要逆袭,难上加难!这难道就是社会现实!乡下人的悲歌难道真是全世界的绝望与焦虑吗?
毫无疑问,《乡下人的悲歌》是一本好书,可能是今年最能震撼我的一本书了。白描写法还原了生活的面目,娓娓道来,意味深长。值得一提的是,我曾在作者母校俄亥俄州立大学待过十个月的时间,书里写到的很多场景仿佛能够真切感觉到,有意思的的是,2012年我在青岛曾采访过他挖苦的那位喜欢照相的校长戈登·吉,这或许让我对作者或者这本书产生别样的亲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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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着“在”(随感二则)

文 / 在海一方

2/15/2020 9:38:42 AM    

破碎着“在”

的确,有强度的存在感,或者说有密度的存在感只有两种——爱和被爱。二者合一的情况叫做完美,遗憾的是完美太难以实现了。
被爱,是在幼儿时期就已获得的经验,如父母给予的爱。如果就此止步,大概会造成人格发育残疾,成为严重的自我中心者。即便成年或到了老年,也基本坚持让世界屈服于自己的立场,要求爱我、重视我、怜悯我、同意我等等。说这种人“丧失对象化能力”,不是说他们看不见对象,而是看不到对象价值。这是因为自我价值必须居于第一位,必须处于中心地位的缘故。论文学,可以骂倒一切大师;说痛苦,可以忽视他人极其悲惨的经历。自我中心者对外在之物的感受力极低,基本处于麻木状态,好奇心、同情心、理解力这些东西是很弱的。
爱,随着对象化能力的提高和人格的成长而产生,爱的能力也是人格成熟的表现。爱之欲并不是简单的生理欲望,而是一种揉入了价值判断的情感倾向。不是所有的爱都与客观的价值认知相对应,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把欲和价值选择掺在一起,仍属于非理性的精神样式。然而与上面说的那种人格残疾相比,爱却能够打破自我中心,因为爱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感受力和理解力。
爱和被爱都关乎自我实现,割裂开来,便是破碎的实现。然而,无论哪种破碎都要有爱,因为自我本来就无须完整,破碎着,破碎着“在”。

林子

这是一片意志之林,是人际关系的真实状态。它由一株株不长叶不开花不结果的独木构成,就像一个个1字,11111以至无限。1是一个独立的意志,在不友好的时候,它就是唯一。如果你自由自在地在林子逛游,那些独木就释放出“看不惯”的毒气,让人深受刺激。有个预言家曾感慨说:“户外的风景只有大自然和女人”,认为这种林子不是风景,寻求知己的说法是可笑的。
就大众状态而言,有个原因是清楚的,即:个人意志相等,而灵魂质量千差万别,知性水准更是相差悬殊。绝对意志竟可以荒谬到惊人的程度,比如,一个搞写作的人,在感受的某种压力的时候,不分青红皂白,竟泼骂经典,让普希金、海明威这样受人崇敬的悲剧人物去死、去自杀。狂傲和无知糅在一起,完全听命于个人意志,根本不讲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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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到春花烂漫时(诗二首)

诗 / 王音

2/15/2020 9:37:05 AM

待到春花烂漫时

都给我好好的活着
吃好睡好戴好口罩
不抽烟和不会抽烟的
从今天晚上从现在开始
要抽烟要喝酒
最好喝烈性酒
口感好
的当然是洋酒了
朋友圈里的都
给我听好了
我们一个都不能做
春之祭
(绝不当什么神马的英雄)
我们一定要
在春风劫后
重逢在
大海边
2020.2.12

闭门羹

处处吃个闭门羹
到处都碰了个
一鼻子灰
在这新正大月里
一想
也好
这一鼻子灰总比
那恐怖瘆人
的新冠病毒
要好要
好很多
的,闭门羹
庚子年
鼠年新春里的你
就坦坦荡荡地
顶着这一鼻子灰
给我老老实实
乖乖地
回家
猫着吧
(嗯哼)
20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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