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孟庆泰
1/20/2020 2:20:52 PM
孟昭鸿先生
我的祖父孟昭鸿（1883—1947），字方陆，中年更字方儒，别署放庐。斋名宁远堂、静远堂、静修堂。山东诸城人。他是近代著名金石书法家、诗人，出生在书香门第。他的祖父名继垚（1800—1862），字学山，清道光庚子（1840年）举人，曾任江苏震泽（今吴江）知县，颇有政声，有《静远堂诗存》传世。他的父亲名广琛（1832—1890），字献廷。曾任户部行走、主事，援例为郎。亲殁，不乐仕进，归隐乡里，图书庋满架，坐卧其中。工诗善书画，搜罗名人墨迹甚多，有《双松书屋诗稿》传世。我祖父兄弟三人他居末，他性格敦厚谨慎，富正义感，不妄交游，毕生致力文史考古研究和书法篆刻。
秦二世碑
诸城地近琅琊，秦琅琊台刻石为声名显赫之古碑，世传久佚。1921年，受县教育局委托，联同二三人竭力查访寻觅，由断石终成完璧，并另石跋尾以记其事。此秦碑现珍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中。
他的书法耽乐汉隶，藏拓甚富，曾自治长印曰“诸城孟氏宁远堂所藏汉碑百种之一”以钤所藏。
孟昭鸿先生书法“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册页
喜法《张迁》而参以《华山》《礼器》《史晨》等碑笔意，谨严古茂，卓然名家。
孟昭鸿先生书法四条屏
孟昭鸿先生书法对联
孟昭鸿先生书法四条屏
治印胎息秦汉，又博采高南阜、丁敬身、邓石如、杨龙石、吴昌硕诸先贤意趣，用广途辙，朴茂凝重，老健雄深，有《放庐印存》、《放庐藏印》传世，又曾搜集高凤翰所治印百余方成《南阜印谱》一卷。
孟昭鸿先生治印
汉印分韵三集
1925年纂集成《印字类纂》十二卷。越二年，另成《汉印分韵三集》一书。这两部书均于1932年由上海西泠印社刊行，为古文字学家容庚、书画篆刻家潘天寿、邓散木所称赏。多本启蒙篆刻的书都把它列为最佳工具书。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将《汉印分韵》正集、续集、三集重新编排成《汉印分韵合编》再版，至今仍为治印者必备之工具书。他的老师郭金范先生为《汉印文字类纂》作序是这样说他的：“孟生方陆天姿超逸，博学多能，而尤癖于镌篆。自其少时即寝馈于斯，数十年乐之而不厌。……每叹集字诸书不赅不遍。因仿梅氏《字类》，发凡起例，画分部居，另为《印字类纂》一书，剖析毫芒，抉择疑似，去取精审，诠释详明。印非目睹，概从割爱，较之前人增字万余，且留其有余，以待随时之赓续。然则是编之出，虽不敢谓遂集大成要，亦可称后来居上，其必传世行远无疑也。”我读后真为祖父做学问的执着专一而感动。
孟昭鸿先生藏
我祖父还是一位藏书家，他有一首说及藏书的诗，是辛亥革命后避难归家所作：“牙签十万富收藏，一邑人推静远堂。三世校雠多善本，只今零落旧缥缃。” 从诗中可得知辛亥革命前家中藏书为一邑之冠，从我高祖到我祖父三代进行过书籍的校雠。听我父辈说过，我的高祖宦游江南，那时江浙一带盛行私家藏书，诸如昆山徐氏之传是楼，常熟钱氏之述古堂，嘉兴项氏之天籁阁，朱氏之曝书亭，杭州赵氏之小山堂，宁波范氏之天一阁等皆其著名者。说不清是哪个藏书家败落了，要出售所藏，我的高祖与其同僚便买了下来。据说他解组归家带回的全是书籍。那时代的藏书绝非今天的洋装书，最低也应是明版吧！一直到我祖父，三代搜罗“几为一邑之冠”，据研究者说，他的藏书仅次于聊城海源阁。然他生不逢时，遭遇的第一次兵燹就是辛亥革命，因他参加了县里的革命独立，并被选举为议员，清兵破城后他出逃避难，家中驻了兵，所藏书籍被焚烧用以熏蚊。乱定收拾，损失大半。后经军阀混战、日寇侵华，我祖父弃家避难青岛，即“倾其所有于飞烟荡烬之中”了。
钱范,现藏于王献唐重孙王书林先生处
我祖父还是一位诗人。他的朋友评论他的诗，说他“律切精深，词旨安雅，不艰涩以立异，不涂泽以为工”，“抚时感事，虑远思深，……尤得风骚之遗意焉。”我祖父一生饱经沧桑，亲历过辛亥革命、丙辰独立、北洋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和国共内战等重大历史事件，尝尽了战争的辛酸与苦难。他却始终满怀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强烈的爱国思想流露在他的诗文中。他的青年时代正是清王朝临近灭亡的时候。内则政治腐败，统治者丧权辱国，官僚醉生梦死，贿赂公行，人民饱受压榨涂炭，无以为生；外则强邻环伺，国家经济命脉多为帝国主义者所控制。面对这一现实，在他的《杂感》诗中表达了极端的痛恨，诗曰：
国政纷纭乱等麻，不堪涕泪望京华。
专横内监惟行贿，斥逐言官为触邪。
强邻环伺虎狼如，要害多成胡贾居。
境土真同俎上肉，居人已似釜中鱼。
那时他曾一度到过北京，亲眼看到首都的情形，写有《题酒家壁》一首，诗曰：
举目山河异，无聊作远游。
前途尽荆棘，何处遣牢愁？
世事分内事，心忧天下忧。
佯狂燕市酒，歌哭古神州。
他是一个正直清高的读书人，绝不与权贵们同流合污，绝不巴结贿赂他们。在离开北京时，他有诗句云：
京华漫灭怀中刺，大笑出门归去来。
显现了他在乱世中的高尚情怀。后来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他仍然十分骄傲，他写道：“颇足自豪惟一事，曾无名刺到公卿。”五四运动时，县城学生开会演讲，高小学生王伯年啮指血书“宁死不当亡国奴”七字。激于学生的爱国热情，他赋诗赞曰：
望断桑榆泪眼枯，血书七字胜兵符。
中华自有真男子，宁死不当亡国奴！
北洋军阀混战时，直奉战争、江浙战争等接连不断，忽友忽敌反复无常，争城夺地此去彼来，而人民就在这水深火热中苟延残喘。也就在这一时期，帝国主义者加强了侵略活动，发生了五卅惨案、沙基惨案等一系列枪杀工人、学生、市民的大流血事件。我祖父有一首诗作了如是的描写，抒发了他对军阀的憎恨，诗题《偶成》，诗曰：
同泽同袍互战争，年来谁败与谁成？
敦盘几日方修好，兵甲今朝又背盟。
不惜国家拚一掷，多残民命问何名？
纷纷外辱群相逼，翻见将军意气平。
1930年春诸城被围，我祖父在城中写了《庚午围城纪事诗》八十首。这些纪事诗虽然称赞了城内秩序的安谧，官兵的从容不迫，但对这场战争的实质却有正确的认识。如开始第二首他即写道：
燃萁煮豆果何名？爱国不如爱一城。
东北风云视无睹，将军勇是阋墙争。
对阵亡兵士认为他们为国为民总模糊。直至被围的高建白军撤退，他仍然认为：“纵使此行能振旅，一军到底未分明。”这种爱国思想在他的日记及其他文章中也有所流露，如袁世凯佳节民意称皇帝改元“洪宪”时，他在日记中不敢直书反对，但不表示出来又如鲠在喉，于是在《中华帝国洪宪元年》标题下加了小注曰：大总统袁世凯帝制改元，通告全国以洪宪纪元，无力小民不敢不书，裂眦记之，已可怜也！又如诸城在日寇统治期间，我祖父率全家避乱流亡在外，生活极不安定，我祖父写了《避乱纪略》一文，记述了这段过程，在最后记出写作时间却有这样一句话：“时骄阳方盛，旱苗望雨甚殷。”虽然寥寥十一个字，却反映了当时日寇侵略中国的残暴，中国人民渴望抗战胜利的迫切心情，这也正是他自己思想感情的流露。我祖父十分关心乡里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除了直接参加者外，即便是亲闻目睹也都如实完整地记录下来，为文既无浮词，持论亦不抱成见。以留给将来修志者作参考。
孟昭鸿先生著书
这从他所着《诸城辛亥、丙辰独立始末记》《诸城庚午围城日记》《诸城庚午围城纪事诗》都可看到。早在诸城辛亥独立时，他曾参加过这一义举，与其他二十九人被选为临时议会议员，这一行动本身就说明了他的爱国之心。从《诸城辛亥、丙辰独立始末记》中可以看出他把当时的各种组织、人物活动、事件变化，以及上督军省长的呈文都有意留存记录于内，经过搜集、详核、编写，是费了一番心血的。1936年，诸城曾增修县志，我祖父被聘为协修。为了留存乡里史实，他很高兴地担任了这一工作。不幸的是完稿后还没印行，七七事变陡起，底稿被焚毁。致使诸城民国志缺失，许多人物与事件无从查考。我祖父每谈及此事，总是不胜惋惜。《诸城庚午围城日记》《诸城庚午围城纪事诗》是他身处围城之中、炮火之下，在生死不测的情况下写出来的，给现在研究这场战争的人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丁丑避乱纪略》则记录了日寇侵华，家庭颠沛流离的情形。我祖父还十分重视家乡的文化教育，早在清末，我祖父兄弟二人就创办了私立敬业国民小学，虽然他没有受过学校教育，但他对一些新学识能极力皆受。1922年（民国十一年）他在济南时，正值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山东省议会开年会，他冒着酷暑多次往听蔡元培、陶行知、梁启超、黄炎培、胡适、张默君等国内名流学者关于教育和教学的讲演。这一方面他是为了个人学习一些新思想、新知识，另一方面也与想回乡办好学校，启蒙乡里子弟，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是分不开的。这所学校直至七七事变始停办。
青岛旧照
我祖父与青岛也有很深的情缘。1910年（宣统二年）他游北京归，由天津乘船至青岛，小住数日。这是他第一次到青岛，此后就往来不断，并留下了大量的诗歌。如1922年所作的《登观海台感赋》长诗，就详尽地描述了殖民统治下的青岛，这时正是华府会议后办理交还时期，日本经济势力仍统治着这里，到处是日本侨民，盛气凌人的情况未减，他在诗中云：
忆昔荒岛初开辟，练习战舰飞艨艟。
俯视故址巍然在，伤心凭吊思丰功。
胡来碧眼黄髪种，觊觎借口兴兵戎，
边防要区拱手让，反客作主心为恫。
橐橐满街喧木屐，春风惨淡樱花红。
好像这不是中国的领土。而当时适有一艘旧军舰“楚同”号停泊在前海，这是青岛自租借给德国后中国军舰第一次来停泊。他见到中国自己的军舰之后则是另一种感情，他有诗句云：
军舰国旗飘五色，开颜一笑看楚同。
又如1930年居青岛过春节所作的《除夕感赋》五律：
浩劫烽烟外，无聊寄此生。
浮萍羁旅感，爆竹故乡声。
旧岁忽焉改，妖氛何日清？
微闻天下定，犹是未休兵。
这些诗句表达了他对青岛这座城市的热爱、对战乱的痛恨和对安定生活的向往。
七七事变后，我祖父携全家二十多口人避乱山乡，颠沛流离四百余日。他有一首题为《乱离》的五律诗记载了当时的情况：
到处扰亲友，避兵伤乱离。
全家廿余口，一月九回移。
乞米荒山道，迷途暮雨时。
宵来梦乡国，残破不胜悲。
回城后，因怕日寇有“强行征聘之举”，遂又携全家迁居青岛。他这次来青岛直至去世，就再也未得回归故乡了。日寇投降后，他也曾一度心情舒朗，觉得战乱终于过去，和平安定的生活到来了。这年重阳节他与文友们登高抒情，有“无恙河山供眼底，风光不似去年时”、“一样重阳今异昔，登高痛饮即黄龙”的诗句。然而令他失望，迎来的却是国共两党的内战，致使他的生活日趋艰难，最后竟以小病而死去。
照片由左至右孟昭鸿、徐孝闻、王芸劬、郑爰居、王昭范
近几年艺术品拍卖市场有郑爰居先生收藏品的几个专场，在图录里看到他们互相唱和的诗稿以及郑爰居先生在我祖父去世后写的《孟君方陆传》，这些资料是以前从未见过的。说他“家世丰厚，骤贫困，菽米不继，郁郁致疾”。他故于1947年3月31日（农历闰二月初九日），这一天我父亲的日记这样记着：“父亲体格素极健康，年来避地岛上，居处高山，而每日往返数次不以为苦，前年曾书楹联一幅张诸壁上曰‘自爱安闲忘寂寞，天将强健报清贫’，盖写实语也。缘自母亲去世，家庭多故，故乡经济断绝，吾兄弟各自为生，而父亲及三妹用度及房电诸费皆自行筹措。呜呼！父亲生于饱暖之家庭，家事素所不悉，不期垂暮之年而琐琐于米盐之事，人子事亲之道未尽反足以累之。不然以强健之体格、旷达之性情，绝不能以小疾突弃人世也。终天抱恨尚复何言哉！”我父亲的这段日记记录了我祖父去世时的状况。
郑爰居先生题跋方儒先生拓片《汉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
孟昭鸿先生旧藏《琅琊刻石拓片》
我祖父是在我出生的前一年去世的，我没见过他。对于他的了解是在他的著作里，或是在他文友的悼诗和回忆文章里。可能是受父亲的影响，我从小喜好篆刻，这可说真是具有他的遗传基因，用的查字的工具书就是他编著的《汉印文字类纂》和《汉印分韵三集》。他的《放庐诗集》是自己从“全录本”选定的，大约选了三百余首，都是他自己满意的作品。那个“全录本”是作一首录一首的，在“文革”时破了“四旧”——烧掉了。为保护原件不损坏，我手抄了一本，放在案头便于翻阅。估计还有其他的本子，已经无可查寻了。赵俪生先生的父亲与我祖父同门，师傅就是赵俪生的外祖父，也即上文所说的郭金范先生。1995年他来信说到他父亲曾爲我祖父诗集题词，想拍照下他父的手迹。他言及的这个本子显然没有了，故未能满足他的要求。
2019年岁尾于青岛闲敏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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