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毕拙

1/10/2020 6:19:14 PM

原青岛保安总队队长高芳先将军，因突发心脑疾病，于公历1980年10月23日在台中市空军医院逝世，享年67岁。
高芳先逝世后，作为他昔日的长官和战友的李先良特撰写长文表达哀思。

在这篇题目叫做“悼念抗战八年青岛保安总队长高芳先将军”的约8000字的文章中，李先良追述了其称之为“抗战之老伙计，青市之老同事，在台中之老朋友”高芳先的生平，记录了他们两人认识及共同在胶东、青岛与日寇战斗，以及收复青岛后共事，最后到台湾之后仍时相往还，总共42的交往经历；记录了李先良失掉挚友后无比伤痛、无限惋惜的心情。
我们从李先良的悼文中还可以了解到二人到台湾后的各种不顺，不遇，这是很多人，也可能包括他们本人也没有预料到的。
1949年高芳先率领青保5000余人（一说8000余人）乘军舰撤到台湾基隆港，未登陆即受命开往海南岛榆林港。第二年春天调回台湾，驻防彰化台中一带。接着部队编为陆军91师，高芳先任师长。不过一年以后，该部人事改组，高芳先调任50军副军长。而91师由原青保人员充任的师团营职均调职。
高虽获升职，实际上任的是一个编外的副军长，并无实权。不久后，高即申请退伍，时在1953年7月。从此“卜居台中而为平民矣”。
此后30年，高芳先靠不多的退休金维持生活，经济方面经常捉襟见肘。但他并不以为意，乐得以教授民众武术为乐趣和事业。
再说李先良，他到台湾后，也未在政府中担任职务。蹉跎几年后，自费到美国留学，后回台湾担任大学教授。
对于高芳先的遭遇，李先良在悼文中表达出不平。他认为以高的贡献，对国家对长官对事业的忠诚，应以进一步的培养和提拔。如果说是因为他学历不够，没有正规军的历练，可以送他去学习和锻炼，而不应该投闲置散，使英雄无用武之地。
由哀悼高芳先，李先良又想到长期跟随他作战的青保战士。他写道：“芳先的一生是忠勇，那么就青保部队全体官兵而言，也是同样的具有忠勇，上下均是忠勇结合成一股伟大的力量，自然便能坚持抗战胜利了。……芳先去世，我今悼念其忠勇为国，可为楷模，同时也联想到青保阵亡官兵的忠勇，我亦兴起悼念之心。”
李先良于1993年去世。两位“共患难，共危险，共安乐，共潦倒”的老战友老朋友，终于在天堂相会了。情谊至此，也可为天上人间的一段佳话了。

本文照片翻拍自李先良著《鲁东及青岛抗战纪实》，中国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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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老陶

1/10/2020 6:36:54 PM

立秋已过俩月了。
今年南方的天气明显湿冷，连绵的细雨笼罩着整个江苏、安徽和江西。从无锡接上读大四的儿子，驱车到了与江西搭界的地段。车已行驶一百多公里，该到服务区休息一下，看到路牌指示前方五百米有停车区。
我理解的停车区与服务区的差别，在于临时性和相对简易的设施，甚至也曾遇到过的停车区没有任何服务设施，只是一片平地。
拐入匝道，很不习惯地满目荒芜，诺大的院子没有一辆车，仅一排房屋矗立在尽头，而匝道的左右是疯长的灌木，半黄半绿有一米多高。
将车停到房屋旁边，已经感到了冷嗖嗖的荒凉。
与儿子一起去洗手间解手，不大的白色格子门在推开的时候有些费力，锈蚀变形，于咯咯吱吱的声响中缓慢打开，屋里黑暗，没有灯光，这与经验中熙熙攘攘的服务区反差极大。
屋内只有从窗子投进的光线，有几扇窗户还被钉上了包装箱的纸板。门正对着是一截通道，左右则是更长的通道，我俩进入这种环境似有警觉，相互递了眼神，选择了向右的通道走去，因为正面和左面没有窗子而更黑。
往前走的时候，很明显脚步踏出的灰尘扶摇而上，被侧面窗户射进的光线放大了，雪片一样银光闪烁地翻滚着，静止了世界上一切声音，缓慢地扑面而来，于你的眼前纸片般的晃动着，灰尘的此面和彼面没有什么差别，在光线里都很耀眼地展示着没有任何杂质，待碰擦到脸上，亦如小飞虫的乱撞，却也如风的触摸，柔软地充满了无数的感念，而致使鼻腔里略显干燥。
屋里没有任何标识，我俩继续向右方走着，剩余的窗子封了太多纸板，眼睛努力地适应着，当然也看不出有洗手间的特征。继续往里，光线异常微弱了，但能看出有更开放的空间结构，宽敞的大厅中央竟矗立着两尊抽象的人体雕塑，女性红，男性蓝，在黑暗中依旧能分辨出纯粹而陈旧的颜色，只是雕塑张开手臂迎接太阳的动态和安置在此处教人感到分外不适。我俩不自觉地顿了一下，恰在这时，“吱呀——”的扭曲的细长响声，音量不大却异常刺耳地从反方向传来，在空旷的通道里，像一根波形的金属丝，瘆人地传递着震颤的超声波回音。
我与儿子又折回身朝着门口走去，很明显我俩的脚步放慢了，待到了门口，看向大门所对着通道的侧面有一扇门，声音像是这里传出。
我俩相互看了一眼，决定离开，不再寻找洗手间，到外面荒野中解决。
与儿子走出门口，却同时站住了，似乎有莫名的吸引力召唤着我俩，我用表情向儿子示意再次进屋？儿子微微点头。
我们径直走向那个房间，推开，直至门板撞到九十度的墙上，里面很黑，我掏出手机，点亮灯，屋内没人，白色的墙壁很干净，中央放着一个同样白色的方形塑料筐子，里面堆了些有透明包装的面包，我拿起一包看了看，面包是新鲜的，黄橙橙的烤制食物所特有的美拉德反应，瞬间还激发了胃的自然蠕动。
就在我们若有所思的时候，又一声“吱呀——”的似是静悄悄的却能使你耳鸣的响声，像极了用手术刀在皮肤上划开细长的口子般的悄无声息，从门的方向凌厉地传来，晃荡着漫长而坚韧的回音。
我俩疾步走到门口，看到进门的左方另一间房屋，即快速走过去，推开门，很黑，用手机灯照亮，依然没有人，一张陈旧到八十年代的写字桌和折叠椅立在墙根，对立那面墙位置放着一张能坐四五个人的长型椅子，是由细木条间隔着两指宽的缝隙延伸到座与背、并脱落了黑漆的同属八十年代的椅子。
我说：“走吧！”
随后匆匆来到院子里，点上烟，盯着大门许久，待吸完烟，心里平静了好多，去到旁边的荒草里解手，却发现没了便感。
我俩上到车上，开启导航再次走入高速，这时已接近正午一点。
这条高速只有一个行车道外加应急车道，在印象里还未曾遇到过，路上也没有其它车辆行驶，粗颗粒的柏油路在细雨中反着光，天空灰朦，远处的山峦有云雾。我俩都沉默着，似是在思索着刚才，可又不是。
我打破沉寂，说道：“刚才真是有点虚，心跳的厉害。”
儿子没有回答。
我又说道：“你觉得，它里面有没有洗手间？”
我说道：“应该有，那你觉得该在左方还是右方呢？”
儿子依旧没回答。
我继续说道：“放在右边最合适，经过有雕塑的漫长空间，再到洗手间，不是更好吗？”
我又说道：“嗯，这样最好。”
路上依旧没有一辆车，有些恍惚感。
忽然看到路标：前方两公里有停车区。
我问儿子：“想上厕所吗？”
儿子没有回答，似乎睡得很沉。
拐入匝道，进入停车区，诺大的院子与刚才的停车区一模一样，没有一辆车，仅一排与刚才完全相同的房屋矗立在尽头，匝道的左右是疯长的荒草，半黄半绿有一米多高。
车与房子保持了一段距离，停下，我盯着房子。是又转回来了吗？还是遇到了同样设计的停车区？大脑有些麻木。
儿子说道：“屋里有灯光。”
嗯？他没睡吗？我即刻道：“噢，那去看看？”
又将车开到离房屋近点儿。
不大的白色格子门，在咯咯吱吱的声响中缓慢打开，正对面放置一排水龙头，左右各是通道，标识明确，左手是女厕，右手是男厕。
解完手，上到车上，再次上路，发现高速除应急车道外已是双车道，粗颗粒的柏油路面在细雨中反着光，天空灰朦，远处的山峦有云雾。
我忽然想起什么，喊道：“坏了，我把手机忘在洗手的地方了！”
儿子道：“手机不是在导航吗？”
我顿道：“噢噢。”
然后我问：“你说，两处停车区为何一点不差的一模一样呢？”
儿子用诧异的眼光看着我。
我说道：“你忘记第一处停车区没有灯光？”
儿子思索了一下，回道：“嗯，你说里面是黑的，我说屋里有灯光，又跟你一起进了屋子，上了厕所，之后就走了。”
我心里嘀咕，儿子在撒谎，但又认为他不是那种人，在此事上也不至于。
我又试探道：“那你看到里面的雕塑了吗？”
儿子似乎在回避，应付道：“爸，咱们到下个服务区吃饭吧！”
2018.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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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陶杰

1/10/2020 6:08:43 PM

去过台湾，就会觉得台湾人已经不再是什么“中国人”──当“中国人”的定义，根据当前政治正确的潮流，专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生长大的华人”。
台湾有一股很浓的人情味。即使酒店的一个收拾客房的女工，都很有礼貌，她会常常真诚地对客人说：“抱歉”“路要当心走噢”。客人带吁孩子，她会开心地逗逗他：“好乖唷”，脸上绽开一朵朴拙的微笑，那个笑容，她的笑容，不是根据跨国酒店业的瑞士行政总裁的人事手册训练出来的空姐式的专业笑容，令人想起一九四八年南京一座大宅里的一个老仆人，还加上一点点昭和年代榻榻米间的一个阿巴桑。
台湾的公函，正体、直排，行文很古雅，尊称“陈总经理志明先生”“李厂长国强先生”，末端署吁“行政院用笺”之类的朱砂公印。
台湾人提出请求，说“拜托”，问到阁下的家长，尊称“老太爷”，问到你的儿女，还称“令郎”“令千金”什么的。这些用语：劳驾、拜托、抱歉、老太爷、嫂夫人之类，是中文吗？不是，因为这一套绝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常用语文。
去台湾，才发现台湾的老一辈人士──通常是外省人──仍在使用一套死去的旧中文。严格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代表，因此，“繁体字”不是中文，“台端”“阁下”“老太爷”“拜托”之类，也不是中文。
“老子”怎样，“臭娘们”如何，妈个B顶你个肺之类，真正的中文，以电影《疯狂的石头》为经，以台湾以外的华文报刊的常用语为纬：像“打造平台”“工程配套”“开发景点”“建设上马”等等。台湾令人觉得陌生。
台湾人的书面文字和生活礼仪，民国年代的儒家涵养加日治时期的谨恭和谐。台湾人整天叫嚷“去中国化”，是很多余的。即使自称中国，台海的两岸，哪一个中国是优雅的中国，哪一个是伪劣的中国，已经令人没有兴趣再争论。
眼前的现实是：总之“中国”不是善良和优雅的代名词。联合国承认的中国并不是台湾，外国人学“中文”，不，汉语，不必学“台端”“阁下”“老太爷”这类词汇，正如今天住在美国不必讲拉丁文。
台湾使用的所谓中文，是一种“前中国”的中文，他们的人情味和礼仪，与中国没有关系，而马英九，一脸的端庄正气，他有半点中国人的味道吗？没有。赖昌星、周正毅、葛优，以及迪士尼园的自由行，才是中国人的真风格真面孔。
台湾没有问题，中国也没有问题，时空倒错的幻觉，有如把人看成了猿猴，或把猿猴看成了人，这才是问题。

（11/18/2019 07: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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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阿杰

2007-12-22 23:08

临睡觉之前把手机的闹钟设置到凌晨四点。
此前，送走木木以后，又到人民广场前武胜路288号上海博物馆的一个公交站调度室去打听春秋航空的乘车点，但对方不晓得，后来知道，这个乘车点是刚刚设置的，连公交调度都不知道，那就没办法了。只好早点起来自己去碰了。
结果不到四点就醒了，隐约中听到雨声。躺在那里想着不可能，懒着不想起来，猛地一看表，4：15，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走到走廊的尽头，那里是一个出口，一架挂在楼外的铁梯陡陡地伸向看不见底的弄堂。一伸手，果然是雨水，心里叫苦不迭，临出发还犹豫带不带雨伞，唉，走吧，咬咬牙，退掉房间，背起包，走出黢黑黢黑的弄堂。
好在弄堂下面有一过廊，是店铺门前自然的延伸，但这种雨棚式的过廊只有老式的二层房子有，像北成都路口祖宅那边——听林说，为建高架桥那一带全部被拆除了，新房子前面却没有过廊，只有挨淋的份，躲闪着穿行在弄堂间，不觉走到西藏路口，前面是宽阔的马路，没有地方可以躲雨了。只好快速地在雨中跳过隔离墩，穿过马路，好在车辆不多。等跑到公交车始发站处的候车棚时，鞋子已灌满了水，身上也大部被淋湿。
边张望边擦汗、雨的当口，远远地停下一辆出租车，走下一位西装革履的年轻人，手拎着一个精致的旅行箱，快步走到候车棚下面。也在张望，四周黑洞洞的。
看看没有什么有航空公司班车的迹象，年轻人拿出了手机。口音是北方人。也是乘坐春秋航空7点的班机。
好象服务生的回答未使年轻人满意，扣了电话他在郁郁地嘟囔什么。
我可不能等了。四周踅摸着，远远的，在博物馆正门前的马路上，隐约有几辆大客车。借助暗淡的灯光，看得出那三个叠加而成的“S”构成的标志。于是招呼年轻人向班车走去。
班车差五点准时发车。很快驶上了高架桥，一路向东，暗黑的远方快速地开去。
到底是航空公司的班车，车子开得飞快，路很直，一眼望不到头，不知开了多长时间，感觉会这样一直开下去。在想，这样远的路免费，公司赔不赔啊！青岛机场到市中心班车是收费的，15元，不算多，比出租车便宜很多。 上海的班车怎么不赚这笔钱呢？
5：45，车子在机场候机大厅门前停下。没有人招呼该怎么走，所有的人都跟着前面的人自动地走，急匆匆地走，一直走进灯火辉煌却人迹寥寥的大厅。
大厅内的指示牌把旅客引向春秋航空的服务台，自觉地排队。这时，有服务小姐招呼，不托运行李的跟她走，大家在一个自助取票机前停住，服务生给大家做示范，将个人身份证输入机器，然后可以选择是否靠窗，点击确认，OK！一切就在几秒钟内完成，便捷得想象不到。
在候机大厅，随意地翻阅一些报纸，不经意间，一个熟悉的名字进入眼帘，王××，文化部某司司长，这不是的当年的老领导，团市委秘书长吗？仔细看去，文章配一张照片，没错，是他，只是不见了当年的倜傥潇洒，此时，一脸臃肿的赘肉，一柄矜持的眼镜架在深邃不可见底的眼睛前面，似笑非笑。
安检后，乘坐大巴向飞机跟前驶去。注意到在不同的位置，标注着不同的纬度和经度，精确到秒。
在夹带着雨丝的瑟瑟寒风中大家鱼贯登机。
照例像上次遇到的那样，播音的是一位声音很好听的，带有明显吴语口音的男中音服务生的播音，依次以中文、英文介绍完例行的一套以后，大家在等候起飞。
但是，五分钟过去了，飞机没有关门，十分钟过去了，飞机依旧没有关门，乘务人员出出进进，像是遇到了什么不顺利的事情。
等到半个小时的时候，男中音又出现了，称飞机的卫生间出现故障，乘客不能正常使用，只好抱歉地请乘客换乘另一架班机。
于是大家在抱怨声中起身，走下舷梯，再上大巴，回到候机大厅，等待。回候机厅的路上，其他等待登机的旅客好奇地看看，很快不再看了，似乎这样的情形见怪不怪。
近一个小时后，再度走上大巴，再登机，终于滑出机窝，在跑道上滑行。
看出上海是个大航空港，滑出机窝的飞机排着队，在等候起飞，在等待的时候，看另一架飞机起飞，感觉起飞好象是一件很随意的事情，并没有很长的热机时间，也好象没有印象中那样在跑道上滑行很长的路程，看那飞机拐弯后，进入起飞跑道，飞机大约滑行两三百米，然后机头一昂，稍做加速度，倏地一下腾空。该我们的班机起飞了。转过一个弯，短暂的滑行后，倏的，在巨大的轰鸣中昂起机头，冲过厚厚的雨云，向上，向上，不一会，见到了湛蓝的天，晴朗的日头，脚下，是翻滚的云海。飞机似乎是停了，只听得机器的声音，我紧挨着窗，在机翼处，可以清楚地看到机翼上的字母和螺钉。下面没有云的地方，可以看到大海，海水是清澈的，云朵的影子映照在海面上，像一朵朵洁白的花朵，海好象很浅，飞机距离海好象很近，一点也不像播音员说的是在一万多米的高空。
空中有气流！男中音在提醒大家。机翼开始摇摆，远处的云际线从平飞时的位置快速地向上，感觉像是一叶小舟在惊涛骇浪的波谷间无奈地挣扎。机翼一会向下，一会又飞快地向上，不由得使人感到晕眩。左边邻座拿出相机拍摄窗外绚丽的蓝天、白云。
但是这一点也不影响空姐推销产品——春秋航空公司的飞机模型，各种尺寸规格。想当然地以为他们会为飞机晚点感到内疚而不再推销，或者给大家送上一点小礼物表示歉意，但是没有，他们很坦然，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了一点歉意，接着又像以往的班次那样推销其产品。原以为不会有人买帐，但他们的礼物卖得出奇的好。
很快，大约一小时后，在不经意间，一个漂着淡淡的雾，有着清峻的山岭的城市进入眼帘。目的地到了。
凌晨四点起来，冒雨往车站赶。落汤鸡，臭汗。六点到浦东，七点的班机因故换机延期。十点半到青，现在上班，梦中一般，恍恍惚惚的……
这是下午16：18，在报社给大连一位小友发的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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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学周

1/8/2020 7:48:59 PM

猪年肉价飞涨，囊中却更羞涩，餐饭常常“食无肉”。肉价便宜的时候，也不怎么馋肉，肉价涨了，反倒勾起馋虫，时不时想吃一顿“东坡肉”，因此也想到了苏轼的“吃”。苏轼给后世留下一个吃货的印象，他吃杞菊、吃猪肉、吃羊骨，还都写成了赋、诗或文章。仔细读他写的这些有关吃的文字，读出了与“吃”无关的意思，他是醉翁之意不在“吃”，而是借“吃”说事。

苏轼第一篇著名的与吃有关的文字是《后杞菊赋》，文字不长，抄录如下：

“吁嗟！先生，谁使汝坐堂上，称太守！前宾客之造请，后掾属之趋走。朝衙达午，夕坐过酉。曾杯酒之不设，揽草木以诳口。对案颦蹙，举箸噎呕。昔阴将军设麦饭与葱叶，井丹推去而不嗅。怪先生之眷眷，岂故山之无有？”

先生听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或糠覈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较丰约于梦寐，卒同归于一朽。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
以上是正文，寥寥数百字，大抵是以豁达为表象，其实是牢骚漫溢，不吐不快，文章记述真切，议论风生，颇有谐趣。赋的正文前有不短的引文——顺便说一句，苏轼写诗作文将“叙”统统称为“引”，这是为了避他爷爷苏叙的讳——要理解这篇赋，必须读懂这篇“引”：
“天随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叶老硬，气味苦涩，犹食不已。因作赋以自广。始余尝疑之，以为士不遇，穷约可也。至于饥饿嚼啮草木，则过矣。而予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然后知天随生之言可信不谬。作《后杞菊赋》以自嘲，且解之云。”
翻译成现在的文字大致是这样的：唐代天随生陆龟蒙说他经常吃杞菊，一直到夏天五月，枝叶已经老硬，还是吃个不停。就此他还写了《杞菊赋》来宽慰自己。起先我很怀疑他的说法，觉得一个读书人，事业上不顺心，生活贫困一些，简省一些，也就差不多了。至于说到肚子饿到吃草木的程度，似乎也太夸张了。我做官做了十九年了，越做越穷。直到来密州，觉得饭总能吃饱吧，谁知厨房里冷冷清清，实在不堪其忧。每天和通守刘廷式沿着城墙，在荒废的菜园里找杞菊来吃，相对摸着肚子大笑，这才相信陆龟蒙说的话是真的。写这篇《后杞菊赋》也算是自我解嘲了。
这篇赋作于熙宁八年秋，这是一个多事之秋，这一年轰轰烈烈的“变法”走进了死胡同。一年多前，由于天灾，导致赤地千里，而各地官吏还在催逼灾民交还青苗法所贷本息，饥民被加上锁械刑具负瓦揭木，卖产以偿还官钱，犹如雪上加霜，饥民只好背井离乡民，致使疲夫羸老塞道，百姓忧愁困苦不堪。京城安上门的监门小吏郑侠，写成《论新法进流民图疏》并附所画《流民图》，以非正常手段上达天听，导致王安石下野，当此际，苏轼判断出现了幻觉，他觉得皇帝可能会改弦更张，自己可能会重返机要，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写给弟弟一阙《沁园春》，其中有：“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但是，局势没有出现他想象中的变化，接替王安石的吕惠卿变本加厉，时局越发混乱，失望引发牢骚，牢骚形成文字，这是《后杞菊赋》写作的背景。其实作为地方大员，苏轼的职务全称是“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军州事”大约是从五品的品级，他的收入是很高的，宋代官俸制度十分复杂，官员无实职者可以领俸，有实职者则可以另加钱。除正俸外，还有服装、禄粟、茶酒厨料、薪炭、盐、随从衣粮、马匹刍粟、添支（增给）、职钱、公使钱及恩赏等，地方官则配有大量职田。官员有差遣职务者另加津贴，作为职务补贴。苏轼这个知州月收入少说也得相当于人民币几十万，他在《寄刘孝叔》一诗中，抱怨“忧来洗盏欲强醉，寂寞虚斋卧空甒。公厨十日不生烟，”讥讽朝廷减削公使钱太甚，他盼着“ 更望红裙踏筵舞”，其实是想表达自己和民众一样渴望美好生活的愿望。《后杞菊赋》和《寄刘孝叔》一样，都是哭穷，借哭穷抒发郁闷，讽刺朝政。因此这篇赋和这首诗都将成为“乌台诗案”罪证。

和写作《后杞菊赋》时不同，经过牢狱之灾，贬黄州后的苏轼，因其政治待遇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生活也同时陷入真实的困境。苏轼在《初到黄州》一诗中说：“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压酒囊，即酒熟时压酒滤糟的布袋子。苏轼自注曰：“检校官例折支，多得退酒袋。”宋代官俸的一部分是用实物来充抵的，叫折支。《宋史•职官志十一》云：“凡文武官料钱（俸钱），并支一分见钱，二分折支。”由此可见，苏轼此时被停了月俸，尚可从官府得到诸如退酒袋之类的实物配给。但杯水车薪，很难维持一家人生计。这次他是真正陷入了贫困之中了。他给高官朋友章忳写信，坦言“禄廪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恳请老友“不能不少念”。他在《答秦太虚书》中说：“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日子过得拮据，求人不如求己，只能拓荒东坡，他的“东坡”之号由此诞生。困苦当中，他发现了“美食”，并改良了做法，写出流传千古的《猪肉颂》，纵观中国诗歌史，这样的诗也是绝无仅有，《猪肉颂》无疑是一篇困苦中对美食的颂歌：

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
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
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
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
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如果说从《后杞菊赋》中读到牢骚，在《猪肉颂》中读到的是乐观，是面对困苦的不屈，是对无奈生活的超越。
后来苏轼又经历了一次人生的过山车一样的起伏，绍圣元年（1094）57岁的苏轼又一次遭贬谪，这一次贬得更远，是远在岭南的惠州。几番起落，苏轼已经淡然，贬谪生活依旧不堪，他却不再执着，更达观透彻，在惠州他给弟弟苏辙写了自己吃羊骨的心得，其中透着嘲讽，透着冷静，透着不在乎：
惠州市肆寥落，然每日杀一羊，不敢与在官者争买。时嘱屠者买其脊，骨间亦有微肉，熟煑熟漉，若不熟，则泡水不除，随意用酒薄点盐炙微焦食之。终日摘剔，得微肉于牙綮间，如食蟹螯。率三五日一食，甚觉有补。子由三年堂庖所食刍豢，灭齿而不得骨，岂复知此味乎！此虽戏语，极可施用，用此法，则众狗不悦矣。
试译如下：惠州市场不太兴旺，但也每天杀只羊，我不敢与权贵们争买羊肉。经常嘱咐宰羊的人给我留点羊骨，羊骨尚有少许肉，买回来之后将其煮熟酱好，要是没煮熟可就不入味，随意洒点酒和盐，放置火上烤至微焦，用一天的功夫，慢慢地在骨头缝中一点一点地剔着肉吃，那好吃和费劲的程度就像吃螃蟹的腿一样津津有味。三五天吃一回，感觉蛮补的。子由你三年公款吃喝，吃的肉全是一口咬不到骨头，怎么能体会我这羊骨的美味！虽然是玩笑，但你不妨一试。只是这么个吃法众狗可就不高兴了。
读此文，不免会心一笑，写了一篇打油：

坡老谪惠州，吏民相与游。
居闲竹常伴，餐饭肉难酬。
街市偶屠宰，试将羊脊谋。
细柔明火炙，木刺细探求。
食骨如秋蟹，书信寄子由。
戒其无外泄，众狗易生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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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北冥有鱼

2010-07-04 17:34:11

道光二十七年版六卷本《图记》

大凡收藏者都有一个毛病，那就是求精、求全。昨天得了块眉子纹，今天就想金星金晕，今天得了块坑仔岩明天就想水归洞大西洞，恨不得将天下宝物都据为己有，但最终成就者却很寥寥，这不仅取决于眼光财力，还取决于运气。
我收藏多种版本的《鸿雪因缘图记》，靠的就是运气。
《鸿雪因缘图记》是清代麟庆用图画的形式记述身世和经历的作品，目前大陆共有四种不同的版本。
麟庆，字见亭，满州镶黄旗人。生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卒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以嘉庆十四年进士，授内阁中书，升兵部主事。道光三年，出为安徽徽州知府，四年调颍州知府，后历任河南开归陈许道、河南按察使、贵州布政使、湖北巡抚、江南河道总督兼兵部侍郎，后又兼署两江总督管两淮盐政。由于作者各处作官，接触朝野，所作《鸿雪因缘图记》涉及山川古迹、风土民俗、河防水利、盐务等多个方面，反映了道光年间广阔的社会风貌，加上文笔流畅简练，配图写刻精美，从一出版就广受藏书者的爱好，成为近代藏书家追逐的目标。
初识《鸿雪因缘图记》还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那时候刚刚读了几本古籍收藏方面的书，踌躇满志地想在古籍收藏上一拭身手，这时，机会来了，一位在文化市场搞经营的朋友告诉我，有一位朋友托他出售一套古籍书，问我想不想看看，我当然一口答应。这是一套六册的线装《鸿雪因缘图记》，由点石斋光绪二十二年石印，当时我还对石印的概念还不很清楚，但对书上每页一幅的绘画大为欣赏，心情一激动，价格不固定，未几回合，便慷慨解囊买将下来。回家细细一研究，才知道石印和木刻价格之悬殊，心有悔意，好几次想找朋友退书，又怕别人讥笑，一拖再拖，这套书便在我处沉淀了下来。

光绪二十二年点石斋石印《图记》

到上世纪末的几年，开始进入我古籍收藏的黄金时间，那时候，古籍拍卖已经进行了几年，许多沉积的古籍被翻腾出来，而社会上对古籍的认识还不是很深，涉猎的人很少，星期六在曹县路峄县路交界处的大沟旁边，（那时候还没有正式的旧书市场）经常有成套的古籍出现，而且价格不是很贵，特别是在认识了经常卖旧书的小Z先生之后，我的钱包就开始放假了，对一分钱难倒英雄好汉一语的含义有了刻骨铭心的理解。记得那天小Z又给我打来电话，说有一套好书问我要不要，“好书？什么书？”那时候，我既希望他打电话来又怕他打电话来，希望他打电话来是期待着能买到一些好书，怕他打电话来是因为一来电话就要马上到处借钱，那个滋味就像你在快要饿昏的时候有人要送你三亩良田，使你悲欣交集，分不清伟大理想和权宜之计的关系。但这次当我听说是一套带图的古籍的时候，我还是咬着牙答应了下来，因为那个时候带图的刻本书已经炙手可热了。通过讨价还价，以现在看来非常便宜的价格买了下来。（和我当时买其他的古籍相比就算贵的了）这就是道光二十七年所刻六卷本的木刻本《鸿雪因缘图记》。

道光二十七年六卷本《图记》

谁知过了没几天又接到小Z的电话，说有两本《鸿雪因缘图记》的残本问我要不要？残本？我已经有了一个全套的，还要个残本干什么？但是我不敢回绝他，因为回绝他以后他可能就会转而寻找其他的买家，今后的买卖可就不太好做了。所以我还是坚持着说拿来看看吧。既然是残本，那就得按残本的价格，于是这两本书就又到了我的手里，回家一看，大喜！原来这不是残本，而是道光十八年的初刻不带图的《鸿雪因缘图记》，就这样，线装的三种版本的《图记》就在我的手上凑齐了。

道光十八年2册本《图记》

按说，事情到了这个时候，也就算结束了，可奇就奇在还有下文，那是在2003年，我到北京去参加一个培训，趁着周末的时间，到潘家园去睺睺，在那里，我买了一套超大开本的活字本陈氏家谱，还买了一套缺了两本的万历版淳化阁帖，在向后走的路上，我看到一个专卖古籍刻版的摊位，原想买上几颗木活字回家欣赏，没想到人家一买就要买一盒，我感觉没有必要，就在那一大堆木刻版里胡乱翻弄着看。这些木版大都是一些刻制很粗糙的私塾书籍或是民国广告，就在我准备起身离去的时候，忽然看到了一块刻制比较精致的木版，再仔细一看，原来是鸿雪因缘图记的刻版，我有点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真有那么巧？我赶紧拿在手里，生怕被别人捷足先登。最后，我以八十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块木版，回家一对，和道光十八年版当中的两页严丝合缝。这样我就又有了一种该书的书版。

道光十八年《图记》原印刻板
上面最后三幅照片即是用该书版所印《图记》

2006年，又花240元在孔夫子旧书网上购得一套北京古籍出版社依据道光二十七年六卷本影印本《鸿雪因缘图记》，三厚册，出版时间为1984年，当时定价11.8元。

1984年北京古籍影印版《图记》

这就是我和《鸿雪因缘图记》的一段因缘。《图记》初刻在苏州，二刻在扬州，三印在上海，四印在北京，经历多少兵燹文祸，经过多少人赏玩递藏，最终却在我的书斋璧联珠和，这不是一种因缘又是什么？这些书在我的书斋也是暂时客寓，那么，它们的将来又会是什么？
还记得东坡的那首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诚哉斯言！
农历庚寅夏五月二十三日改毕于其然斋东窗之下，其时巴西阿根廷均已从南非世界杯赛中出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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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犁耕

1/8/2020 5:55:02 PM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美学家克罗齐贡献给史学界的著名箴言，被国际学界广为引用。但对这句话的理解却众说纷纭。
不少人从认识论、本体论的角度谈这句话的深邃意义。其实说得越多，越离谱，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把明显的哲理深奥化了。
克罗齐对历史下这样的结论，并没有那么多的含义，克罗齐所以这样说，是鉴于一种事实判断与经验总结：
（1）人们通过史书看到的历史，都是作者秉持自己的当代价值观写出来的。所以人们通过史书看到的历史，都渗透着作者的当代价值观判断。
例如晚明的开放海禁带来的中国对外贸易，使晚明的经济发达繁荣了半个多世纪。清朝人叙述这段历史认为是“大逆不道”，有违“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清朝人写的晚明史，体现了清朝那个时代的价值观，是清朝那个时代的“当代史”。
现代人叙述晚明出现的这段商品经济的历史，认为是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在中国是个贬义词，所以关于晚明这段历史的叙述，又渗透着贬义资本主义萌芽的价值观。晚明史又成了现代中国的“当代史”。
但是国际学界叙述晚明这段历史，又是另一种说法了：他们认为晚明的对外贸易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贸易，是世界上第一次全球化的贸易。而且是以中国的长期顺差为主导的国际贸易。于是晚明史在国际学界的史书那里，又成了另一种“当代史”。
晚明的对外贸易所以被国际学术界重视，主要源于：晚明国际贸易致使世界上，每年有超过二分之一的白银流入到中国来了！这样天文数字的贸易顺差竟持续了半个世纪，在世界贸易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所以外国人说十六至十七世纪其间长达近百年时间里，国际间的贸易都是围绕中国展开的活动。所以外国人认为世界上第一次全球化，是中国对外贸易促成的。而不是通常所说的，是英国的全球化。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前，所有关于晚明的史书，都未有过晚明国际贸易盛况的叙述！这个让中国历史学家尴尬的事实，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同的“当代人”有着不同的晚明史！
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说法的另一意义在于提醒人们：由于这个原因，历史很可能不完全是我们看到的历史！是当代化了的历史。但这个“当代化”并不一定是对的，不一定是真理！所以读史书，唯一的办法是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历史。
当然历史必须是真实的，不能编造。例如明朝抗倭伴随明朝二百年，成了最大的“国难”。但倭寇不是日本人，是走投无路的中国人沦为“海盗”，进行武装走私活动。晚明隆庆皇帝一开放海禁，“倭寇”立刻销声匿迹了！
但明、清两朝人写明史，颠倒黑白，把中国走私人写成了日本海盗倭寇。隆庆皇帝的开放海禁，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很多史书甚至漏掉了这个晚明史的重要转折点！
所以克罗齐的话是有历史真实前提的。但真实的历史在人们看到时，已不真实了，被“当代化”了。至于编造的历史就不是史了，是垃圾。
（2）克罗齐的箴言涵有的另一个意思是，发现历史的当代价值，是史书作者的首要任务。否则写史书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从历史中发现当代价值，是史书作者不可或缺的能力。但不是谁都有这个能力，不是谁都可以成为历史学家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家都是思想家。所以中国的历史学家大都是不称职的，因为他们都未发现历史的当代价值。所以中国的史书不过是陈列古董。当然，这些“古董”中也有假冒伪劣。
（3）克罗齐的箴言还提醒人们：读史一定要从历史中发现有当代价值的借鉴，否则读史就白读了。例如读《左传》，从“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见《左传?庄公十年》）一语中，可以看出当代价值：统治者大都是不看书、没有多少文化的人，加上花天酒地的生活，坐在屋子里纸上谈兵的工作，对人指手画脚的做法。他们都被眼前利益冲昏了头脑，模糊了眼睛。除了急功近利，这些统治者怎么可能有远大的眼光呢？所以统治者的话、特别是他们那些拿未来说事的话，都是不可信的。事实上中国有史以来，确实找不到一个有远谋的“肉食者”。于是可以断言《左传?庄公十年》里这句话是真理。
所以关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没有必要做什么认识论、本体论的繁琐分析。仅从史书的事实出发，就可知道：所有的史书无不渗透作者当代价值观。何况，英国人培根不是早就说过“读史使人明智”。但，读史只有读出了当代价值，才可能使人明智。怎样才能读出当代价值？这就需要搞明白什么是当代？
当代不仅是个相对于过去的概念，今日的当代是世界视野里的当代，明白这一点至关重要！例如只有站在人类现代文明大视野中的当代立场上，读中国历史才会发现：由于人类发展史昭示——“科学转化成技术带来的生产力变革，促进了历史的进步与发展”。但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农业文明社会里一直没有科学。没有科学，也就没有“科学转化成技术带来的生产力变革”，没有这种“变革”，也就没有历史的进步与发展。所以中国历史不是一个进步与发展的过程。仅是农业文明时期王朝的更替。
于是，这样的读史使人越来越明智了：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没有科学？“数学是科学的皇后”，所有的科学定律都是通过数学计算出来的；所有的科学定律都可以用数学方式予以表达的。但中国历史上没有完整的数学，只有简单的算术。当然中国历史上没有科学与没有逻辑学也有关系。
中国历史上为什么没有完整的数学？为什么没有逻辑学？——这与中国人缺少逻辑思维方式密切相关。
中国人为什么缺少逻辑思维方式？这与中国文化有关……
人的明智都是在回答了“为什么”之后出现的。
在上述当代视野立场上的读史产生的明智中，谁还会那么失去理性地鼓噪国学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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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叶帆

1/8/2020 5:53:31 PM

刚搬到这个社区不久，一天，马鸿魁提着鸟笼从海边回来，听到拐角房子里有人唱戏，再一看，是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便走进去，经过别人撺掇之后，他下到场子里，和琴师嘀咕了几句便唱起来，唱的是包龙图打座在开封府。只这一嗓，便赢了满堂喝彩，一曲下来，他就有了花脸爷的称号。正被人围着夸奖的时候，有人递上一杯茶来，说，花脸爷您喝茶。老马愣了一下，歪头去看，是个后生，笑了笑接过茶来。后生说，我也姓马，跟您一家，农村来打工的，给咱社区扫卫生，往后花脸爷有什么活儿就喊我一声，我就住在门口。于是，老马知道了，门外那间治安亭子，白天管点儿闲事，晚上就是这个小马的下塌之处。
从这以后，花脸爷常在街上或者治安亭子那儿碰见小马，见了面，打声招呼，有时也站下说两句，小马总是说，花脸爷的戏唱得真好，象煞了活包公。分手的时候，小马还是那句话，家里有什么活，花脸爷喊我一声。花脸爷笑一笑说，我要干的活你帮不了我。小马说，我什么都能干，您说吧。花脸爷说，除奸佞。小马就一脸的茫然，看着花脸爷一悠一悠的走了。
早上，小马正扫着马路，觉得有人在盯着他看，转身一望，真有个背着书包的小姑娘冲着他笑，笑完，小女孩说，你扫得真干净。小马说，我扫马路跟你上学写作业一样，扫不干净是不对的。小女孩说，我就住这楼上，和唱戏的花脸爷爷是邻居，我叫玉玉，你叫什么？小马说，人家都叫我小马，你也叫我小马好了。小姑娘一甩小辫说，我上学去了，再见小马。
花脸爷楼上住着几个不大不小的官儿，有什么公司的经理，有派出所的所长，还有物业管理处的一个什么角儿。平日里见了，招呼也不打一个，擦肩而过，匆忙而去，好象担负着天下的兴亡。花脸爷不在乎人家打不打招呼，只是悉心的照料笼里的画眉，再就是去中心唱戏。中秋节前的一个晚上，花脸爷下楼送客，一个黑影在院子里探头探脑，花脸爷就咳了一声道，包拯在此，小马还不快快来拜。扫街的小马一脸愧色，讪讪道，我找不着门，花脸爷给我指个道吧。小马说了一个什么官儿的名字，花脸爷这才看清，他怀里还抱着一箱听装啤酒。花脸爷把几楼几号告诉小马，拍拍他肩膀说，去吧去吧，你一把扫帚要扫两条街。
傍晚，玉玉放学回来，一边跑一边喊小马，跑到近前把手里作文本打开说，我把你写进作文里了，老师让我们写一篇“记一个人”，我就写了你，刚才第三节课上，老师还把我的作文在班里念了，我们同学老师都知道你。小马的脸一下红了起来，接过本子看了半天，吞吞吐吐道，可不可以给我一份，这是头一回有人写我。玉玉说撕下来吧，我这就是抄给你的。
中秋节后，天气渐渐凉了，大半夜时，花脸爷访友回来，远远望见治安亭里黑着灯，知道小马睡下了，擦着窗前走过去，过去了又停下，想了想又回到窗前，把耳朵贴到窗上听了听，果真有呻吟声，便敲窗问，小马，你怎么啦？呻吟声忽强忽弱，花脸爷绕过去推门，门从里边闩着，他毫不迟疑踹了一脚，伸手把灯拽开。小马躺在地上，满脸冷汗，一副气息奄奄的样子。花脸爷再一想，抬脚过了马路，把对面洗头房的门敲开，里面春意融融，灯光明明暗暗的有些暧昧，花脸爷把拳当胸一抱说，女士们先生们，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借你们手机叫辆救护车。小姐先生一下拽出好几部大哥大，１２０的车一会就到治安亭了，把小马抬上去，花脸爷也随车而去。大夫说是急性阑尾炎，花脸爷说，那就劁一刀吧，大夫说要交押金，花脸爷把身上的兜摸遍了才百十块钱，和老年证一块放到大夫面前，大夫面色有些犹豫，花脸爷问，七十岁的老脸顶不了几百块钱吗？大夫想了想，回头招呼几个护士到手术室干活去了。
不久，小马又回到社区干活，扫完街回治安亭喝水，玉玉跟进来，把一只塑料瓶塞给他说，喝吧，电视上说了，喝了娃哈哈就不生病了，你不生病我们这条街才能干干净净的。说完一回头，又惊讶道，你把我的作文贴到墙上啦。
晚上，花脸爷在灯下瞅一块崂山绿石，有人在外面敲门，声音怯怯的，开门一看是小马，怀里抱着一箱听装啤酒，就问他，给谁家送？我告诉你门牌号码。小马说谢谢花脸爷，要不是您，我这条命早没了，送箱酒给您老人家表表我的心意。花脸爷呵呵笑道，扛回去吧小马，我七十多岁了，人情世故我比你懂得多，人间冷暖我比你尝得多，你以为那些戏文我是唱着玩的？听我的话小马，花脸爷七十多岁还能唱戏是因为有这口气在，你别让我倒了仓，我还要唱下去。说罢，嘭的把门关了。
扫完落叶，秋天从小马的扫帚上消失了。元旦一过，腊月又姗姗而来，花脸爷从窗上看到，连着三个晚上，小马往楼上送东西，有时是纸箱，有时是塑料袋。到了年关那天，花脸爷去治安亭，想叫小马到家来吃年饭，结果锁着门，他想，人家有家呵，一定是回家过年去了。除夕夜里下了场大雪，早上，把到官儿家拜年的人跌了一溜跟头，官儿们感慨了，说世风日下，连个扫雪的人都没有了。然后穿戴整齐，到他们的官儿那里拜年。下了楼，却看见小马在院里铲雪，依旧不打招呼，气宇轩昂的走过去。小马把雪铲到院子角落，堆起一个雪人，再把扫帚塞到雪人怀里去，那雪人一下生动起来了。 这时，花脸爷下楼来，要去中心唱戏，小马拜了年，花脸爷说，咱一块去吧，我还约了位青衣。小马说，您先去吧，我等玉玉。话音刚落，楼道里传来小姑娘的声音，小马过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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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荆榛

1/8/2020 5:52:06 PM

在一段不算太长的时间里，聚集了十几二十名高级知识分子或至少是高素质的中学教师于一所西北偏远山区的农村初级中学从事教学（有的竟没有教学资格）。这种对当地特别“利好”的情形，恐怕不再会有。除非再来一次反右或“文革”。
1962年，我来到三营中学，住一间只有五六平方米、一铺土炕的土坯屋。夜里屋门只能用木棍顶住。灯是墨水瓶改做的，一年后才有了罩子灯。伙食费倒是真便宜，一月六七元即可。基本粗粮，别想吃肉。炊事员连西红柿炒鸡蛋都不会做。自治区崔副厅长来那次，他竟把鸡蛋直接打到西红柿里，炒好后看不见鸡蛋了。学生的伙食标准更低，只有三四元钱。老实说，在那个年代有这条件也该满足了。
过了几天，我才发现，三营中学里真有些很不一般的人物。他们大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我跟他们比，只有资格当一名小学生。后来有几位竟成了我的启蒙老师。下面就让我对其中几位太不一般的人物做简单的介绍。
刚进校最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位戴着鸭舌帽、穿西装，一副英国绅士风度的“老头”。后来才知道他叫杨志宏，刚50出头，只是行动举止像个老年人。 后来听说，他自行车技术高超，乒乓球技术精湛。他是上海人，父亲曾担任过民国政府时期的的福建省长。他高中即就学于一所英国贵族学校，后来又在牛津大学读了四年经济。反右前是上海某出版社英语翻译组的负责人。因为是“极右”没资格上课，只能给学校打钟（敲一节钢轨），不过钟打得极为准时。我曾经跟同事开玩笑说：“咱们这个穷山沟里竟能听到牛津的钟声。”为这句话，我在“四清”时还好一个挨批。后来他请假回上海探亲超了假，直至六五年初才回来。文革未开始，那时的政治空气里已经能闻到一些火药味了。可能有人唆使，学生给他戴了高帽子满校园游斗。（在中国说不定哪一天还以所谓反师道尊严再斗老师，学生斗老师的传统由来已久。大概在苏区、延安时期就是这样。记得1950年年我读初中的时候，我们的地理老师只因为他讲了二战时苏联跟德国瓜分了波兰……一百多年了“义和团”意识还在很多人脑子里扎根很深。这可算中国的软实力吧。）
好了，接着说杨志宏以后的遭遇。文革时，他被发配到极偏远的东山里，住一孔没门没窗的窑洞。夜里用几捆麦草堵上门窗。分给他的粮食是带壳的，他不会去壳，用水煮了，连壳一块儿吃。七几年以后，他儿子可以去探望他了，给他送点吃的，帮他改善了生存条件，总算活到了文革结束。不过不久就死去了。
杨志宏回上海探亲以后，打钟的差事就交给了马品兼老师。他的实际年龄有多大我一直不知道。据说，他被发配到西北来的罪名是“漏划地主”，不过没戴地主帽子，工资照发。他原来是上海光华大学的讲师，在上海挣一百一二拾元。固原是十一类地区，月薪能拿到将近一百五十元，几乎相当于我工资的三倍。他一边打着钟一边兼初中一年级一个班的语文课。他教语文不知有什么法道，一篇课文三课时讲完，可许多学生在第二课时就能熟练地背诵课文里的重点段落。我听过他的课。别看他平时弯腰驼背，步履蹒跚，可讲起课来声音宏亮，极具魅力。每篇课文第一节就有一些同学能读得朗朗上口……
马品兼老师诗词歌赋样样都能来得。每次五一、十一的墙报上总有他的作品。不是一阕《清平乐》，就是一首《浪淘沙》，或是一篇散文。内容都是歌颂大好形势的。对古诗词，他不仅朗读得声情并茂，还会用古代的韵调吟唱。我就是跟他学唱了《木兰辞》，至今不忘。
马品兼老师每月把近一百五十元的工资寄回上海一百四十元。自己每月只花八九元。他戴的一顶棉帽，帽沿几乎遮住眼睛。穿一件旧棉袄，油光铮亮，手上的油灰全抹在棉袄上。有同事调侃他，马老师的棉袄一场雨中不带淋透的。
可每年暑假，有人在平凉（回上海的必经之地）见过他。他把破棉衣裤、破帽子装进一个提包里，换上一身西装，穿上一双铮亮的皮鞋。从上海回来，再在平凉换装。
1965年自治区教育厅把马老师调到银川教师进修学校了。他在三营实在是大才小用了。
语文组还有一个上海复旦大学的高才生。四七年因参加学运被通缉，进入解放区。四九年后，担任过上海广播电台对台广播组负责人。五七年被开除党籍，行政降三级，来到三营中学。他的教学能力没的说，还是一位书法家，真草隶篆都写得很好。文革后回了武汉（他爱人是武汉人），在一个大学的校刊当主编。
王源老师（王源是他四七年从北京进“解放区”的化名）燕京大学毕业。四九年以后曾任工人日报编辑，副总编辑，曾两次率中国工人日报新闻代表团出访东欧。我的一点英文基础还是他帮我打下的。他的太太是哈外专的，俄语很好，原来也是工人日报的记者。王源五七年划右，行政降了五级，挣钱比我还多。文革后回了工人日报，担任驻四川记者站站长。
我们的语文教研组长王祥庆是兰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的，课教得好，扎实，也是个才子型人物，学校文艺演出队外出搞宣传，如需要编个小节目，用不了多少工夫他就能鼓捣出来……
还有一位叫华世鑫的，曾担任过师政委的秘书，后来从兰州艺术学院毕业。一笔蝇头小楷极具功底。诗词歌赋也是无所不能的。可惜五八年也挣上了一顶帽子。他教学极其严谨，频出高徒。文革后回了昆明老家，也在一所大学担任校刊主编，上世纪末来青岛开会，见了一面。
语文组里还有一名优秀的女老师，她是宁夏大学中文系高才生，叫王淑珍。
三营中学的理科师资力量也不含糊。教数学的有宁大的张正明和徐可勇老师。他们是数学组的顶梁柱，还有陈少先等。教物理的有兰州大学的郑书和、宁大的牛维华……
1965年，三营中学在全自治区初中升高中的考试中名列第一。自治区教育厅崔副厅长亲自来总结经验。他带回去了什么经验，我不得而知，但三营中学的师资力量一定会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六十年代末或是七十年代初，三营中学又来了一批很牛的老师。其中有北大历史系毕业的夫妇俩——曾新民和周启鹏。这真是破天荒第一次北大毕业生分到这样的穷乡僻壤。我敢打赌，以后永远不会在有这等好事了。
前面说的所有老师都陆续离开了三营中学，另有高就了。
现在，三营中学毕业的学生在宁夏许多地方许多行业都是骨干的人才。他们非常怀念那个因为社会大动荡导致风云际会的特殊年代。那么多优秀人才聚集到一所小小的农村中学，让很多偏远山区的农民子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让他们终生受益，甚至于传承给他们的下一代。
据说，文革后过了一段时间，三营中学又得到了振兴，后继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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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史晨

1/8/2020 5:51:28 PM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一看到这首诗，记忆的镜头就马上回到1963年夏天。
高考后我和母亲回到掖县故乡。知道被山东医学院录取后，我如同范进中举，大喜若狂，冷静过后就要准备去济南入学。我7岁就离开青岛回老家，从小独立生活惯了，所以性格中多的是追求，少的是依恋。母亲和我一起进县城购买日用品，只记得买了几尺花布，是蓝底的白小狗图案，她回家做了个枕头套让我带去学校。因为没有缝纫机，母亲很少做针线活，我不记得穿过什么新衣服，从小到大都是老爷爷的旧马褂，父亲的旧制服。可这次我记忆特别深，枕套是母亲一针针一线线临行密密缝好的，我几次搬家都舍不得丢掉，保存了几十年作纪念。
上大学了，我虽然已经20岁，却是第一次有自己固定的零花钱，第一次用上牛皮纸叠的钱包。父亲每月寄给我19元钱，除去14元固定饭费外，剩下5元要买的东西太多了，外面衣裤可穿老爸的，内衣鞋袜可要自己花钱添置，谈恋爱都不敢请吃饭，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我深深理解了父母的不容易。这时母亲却给了我一个天大的惊喜！她买了上海牌手表送我，虽然农村同学好多都戴表，可对我来说这是种奢望。原来她将哈尔滨孙奶奶给她的金手镯卖掉，120元买来国产最好的手表。我圆了上大学的梦，母亲圆了我大学生戴手表的梦。我铭记这份母子深情，工作后立即借钱给她买了一台上海产的缝纫机，也圆了她多年的一个梦想，当然我也是一年后才把债务还清。
大学呆了整整7年，又逢“文革”，莘莘学子心灵受创精神受伤，毕业留城市医院工作已不可能，去农村安家早成定局，而且将来能否挣工资都不一定，传说文教卫生都要“不拿工资拿工分”，这是“斗批改”的最终目标。我把这消息告诉了母亲，她却大度地安慰我说：“没有钱不要紧！两口子在一起最好！我到你们家，给我煮一锅地瓜和花生吃就行了！”母亲不需要子女的金钱，她需要的是亲情，朴素平淡的一句话，我整整记住一辈子，温暖了我的大半生。
时光如白驹过隙，父亲大病6年，尤其5年多的植物人状态，考验着我们家庭的每一位成员，母亲的付出最大，子女也都交出了一份自己的答卷。我替父亲完成出书立说流传后世的夙愿，被他的朋友同事誉为“大孝”，因为孔子讲：“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孝顺”二字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尽相同，从大处讲，就是留下家族基因繁衍后代。从小处讲，其实就是“无愧我心”。
母亲很欣赏小自己两岁的秦怡，说她是位伟大的母亲。为儿子无私奉献了一生。我在美国打工时，雇主马师母与母亲同岁，可脾气秉性绝然不同，我这远方的游子经常做着对比：母亲不信仰任何宗教，可她仍然善良忍让，马师母自命上帝的羔羊，却为人刻薄并不宽容。对待丈夫对待子女的理念东西方差异太大了，那时我才理解了什么是东方女性，爱就是需要做而不是说的，所以身在太平洋东岸却心系年迈的母亲，书信和长途电话表达着思念牵挂，日记篇篇都留下游子之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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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胶澳子

1/8/2020 5:50:33 PM

七十年前我还是个幼童的时候，经常跟随大人去教堂做礼拜，参加一些主日活动。在青岛台东芙蓉路浸信会教堂里，经常会见到一个中年男乞丐，每周都来做礼拜并不停地哼唱基督歌曲，大家都叫他李马可。当他走近教堂时，我便会听到很多人私语：李马可来了。
李马可穿着一身破旧的衣裳，但不是很脏。他旁若无人地高声唱着赞美诗歌走进教堂的时候，教友们对他都投以赞许的目光。
他肩上背一个白色的布口袋，里面装了半袋子讨饭要来的黄色的玉米面饼子、白色的馒头、黑色的地瓜面饼子，不过都是小块的。只有小地瓜是完整的。在教会敬拜休息时间他就把讨来的食物拿出来分给小朋友吃。家长看见了都会制止孩子们接受这位乞丐的食物。
1950年教会被取缔后再也没见到李马可。
李马可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因为有信仰，他每天很快乐。他的出现给教会增添了许多话料和色彩。他的名字来源于《圣经》中的《马可福音》。
我此后去过多次教堂，但再也没有见到过一个乞丐走进教堂并放声大唱赞美诗。想起来这真是教堂里一道闪亮的平等博爱的风景线。
写下这段记忆是为了纪念老青岛中这位无名的普通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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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阿杰

2007-11-25 22:12

出如城不久，又上高速公路。
路边照例是黑瓦白墙，照例是郁郁葱葱，也有为数不少的别墅。路上的车辆明显增多。人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大上海的吸引力。这种情形越是接近上海越是明显，进入上海境内，高速路变成了拥挤的城市街道。在过路卡时，司机对收费员抱怨：这么多车还收费！
虽然头一天晚上睡得好，早上又起得晚，可上车后，看着窗外的景物的变化，加之是雨中，雨刷单调地摇动的样子，以及车轮与公路摩擦单调的声音，车厢里播放的录像嘈杂的声音，还是让人感到了困倦，不知不觉中又睡了过去，以致车子什么时候过的长江都全然不知。
等醒来的时候，车在一个收费站附近的服务区休息。
然后开始进入上海嘉定。密如蛛网的公路，诸多的指向标志牌，路边林立的大厦、新村、绿地，其间混杂着老式的低矮里弄，倏间向后退去，看得眼花缭乱。
虽然公路的车很多，但感觉到车速不慢，车辆有序、迅速地向目的地——上海北站开去。
工程师把我送到地铁一号线入口后就跟我挥手道别了。
出门的时候，担心来寒流，穿了不少，结果在地铁里遭了罪。挎包虽不大，但吴老板托我带的一个手提袋，里面的几本书却是越走越显重。进入喧闹的长长的地铁通道，立刻感到了一股热浪。里面多是年轻人，多是时尚的夏装，短袖、短裙、T恤、露脐装、低腰裤，潮水一般，从宽阔的通道这头涌向那头，又从那头推向这边，我只好顺着向前走的人潮向前，机械地跟在后面。
地铁售票处分排队和不排队两种。有硬币自然可以免除排队之苦。
我站在自动售票机前，看年轻人怎么操作，看了两三个，大致明白后，掏出硬币，学着他们的样子投入三枚硬币，按几个键，很快吐出一张IC卡。
但是在进入乘车口时却怎么也进不去了。任我怎么刷卡，系统就是不认。本来就热，一急，手忙脚乱，满头大汗。
来几位老者，边跟在他们后面，看他们怎么进去。谁知，他们也是第一次用！看来上海的老年人跟别的地方老年人一样，也是有高科技陌生、恐惧症啊！
最后来了一位清洁工模样的大姐，给我们示范，如是几遍，最后总算进了站。
上海的地铁较之北京，无论是站台还是车厢，都比北京高出一个等级，宽敞、明亮、大气，有现代感。没有北京地铁那种憋屈的感觉。
走出人民广场站出站口依然也要刷卡，比进站时顺利多了。但出得站来，面对蜘蛛网一般的出口，却无所适从。
最后大致选了一个一个口，走着走着，眼前出现一幅上个世纪老上海的街景。这里是老上海博物馆，地铁与博物馆的衔接如此自然，实在出乎意料。——一列老式的有轨电车的横截面矗立在前面，截面的另一端是一面大镜子，从外边向里面看去，车厢显得很深，车厢里亮着昏暗的橘色的灯光，车上老式的长条椅泛着幽暗而温暖的光。这使我想起了幼年时期，穿一双蹩脚的小皮鞋，被父亲牵引着走过一条条铺满轨道的马路里弄，也乘过这样的像火车一样的有轨电车，车铃咣当咣当的响声好象就在耳边。那时，怎么也弄不明白，火车怎么开到了马路上，也搞不懂，车开起来为什么那样快，还不停地响着铃声。
那边，依稀站着几位神态各异造型各异身着老上海服装的人，那是艺术化处理的人的剪影。
有一位身着长袍的，是不是在上海滩开粥铺的来自无锡老家的祖父？恍惚间，像是穿越了时间的隧道，走进了当年的情景。
我站在这个活的博物馆的出口端详了好久，好久。
吸引我视线的，不仅是这些，还有类似老赵店铺里的舵轮，还有设计得非常精致的展览预告海报，装饰得异常精美的线条、木板，甚至脚下的路，都使我不忍挪步。
走出地铁-博物馆，拾级而上，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极度繁华的场景。层数大约有四五十层的数幢大厦，随着阶梯的逐步上升一点点显露出来，像是要向你压过来，人不由得会产生一种震慑的感觉。满眼的苍翠，满视野的人群、车流。那种感觉，在青岛的香港中路找不到，在北京火车站找不到，只有几十年前的群众性集会，那种十几万人的集会，才依稀有一点点眼前的感觉，——也仅仅是人多这一点有点关联，而街道、大厦、车辆，这些大都市元素构成的整个空间交织在一起所显示出来的那份大上海的从容、雍容、淡定却是到过的任何一个城市都无法比拟的。
对面是上海的工人文化宫，也就是当年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大世界，但是现在已没有了当年的那份热闹，——历史把一切隐藏了起来。
跟内侄林联系上了，但他在浦东，下班过来得六七点钟，所以得先住下。穿过繁华的西藏路，凭着对里弄小巷的熟悉程度，左拐右转，在平望街找到一家门脸不大的小旅店。这里虽是一幢新建筑，但其形制却类似老上海的阁楼，楼梯很陡，窄窄的。房间不大，比当年在北京大栅栏住过的稍大一点，价钱还说得过去。
逛大上海去喽！放下打得发烫的手机，不再理会没完没了的短信息，放下“行李”，脱下赘衣，只穿一件衬衣（这可是冬季啊！），悠然地汇入了海量的人流。
走出平望街，向南，是广东路，接着是云南中路。这里有一条小吃街，看着就舒服，比较一下青岛、天津、北京、济南或见过的别的什么地方的小吃街，这里究竟是不一样，到底哪里不同？站在路口的牌楼下端详，看两边各店中傍街而坐的食客，建筑的区别是有，但更重要的，我以为是细节，临街的落地窗，窗与墙的衔接，门边与窗边的衔接，门前石阶与行道的衔接，以及路两边店家风格的呼应，一切那么随意、自然、流畅，所以就吸引了诸多的回头客，所以就有了人气。要是时间允许坐进去亲身体验一番，想必会有更不一样的感受。
折返回来，是著名的福州路。一条文化味道很浓的路。书城、书店、逸夫舞台。接近人民广场的路口，是西藏中路与福州路的路口，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像是什么大型集会刚刚散场。红灯亮的时候，道路两边等待的人大概有上千人。绿灯一亮，两边的千把人一下子汇聚到了一起。
更热闹的场景在它的周边，西藏路、福州路、云南路。大世界是没有了，但在不远处，崛起了莱福士，记不得是哪个跨国公司的总部在这里，还有不少大公司。正门大厅内不知道是做什么的，试探着往里走。
衣着光鲜的男男女女鱼贯而入，又不断有时尚男女出来，脸上写满惬意、适意。大概是一家影院？疑惑地继续向里面走，没有人阻拦我，也没有看我，很自然地站着，或走，或看，有人打手机，有人拥着情侣，笑，或说，有人边走边吃。两边，挂着写有洋码子的招牌，认得几个。像是一个青春卖场。下得地下一楼，是小吃城？各种见过的，没见过的，洋快餐，中式小吃，港台的，日本的，欧美的，空气中飘散着异样的浓香，不太喧闹，但每个店面都是高朋满座，柜台烤制的肉发出吱啦吱啦的响声，香气四散，馋得我直流口水。忽然想起了青岛的佳世客或者家乐福，但规模还要大很多，原来是一座SHOPPINGMALL！
我在肯德基门口等你。这是我给林的短信。
我就在肯德基啊！
我茫然，人民广场门前的这个肯德基门脸不算大，客人也不多，上海人可供选择的美食店很多，光顾洋快餐的人是有数的。要说也好找。
算啦，到书城吧。也是，肯德基在这一方不大的区域里，竟有三四家之多。不像青岛，在一个相对集中的范围里，一说肯德基肯定就知道位置了。呵呵，这是大上海啊！
我在书城门口，您看见我了？内侄发条短信。
远远地看见了这个帅气的阳光小伙。上衣是戴帽子的休闲装，下穿牛仔裤，背一工装包。干练，洒脱。
找个地方坐坐？林提议，仍是地道的青岛话。
好，你熟，到哪？
那边有家振鼎鸡，很有名的。
是一家新加坡开的，平常人很多，要预订，今天人少。
林现在浦东一家德国独资企业做主管。但老板是假洋鬼子，没有老外。最初，这位德国留学生在车间做技术工程师，老板看好山东人的敦厚、实干精神，年初提拔他做了一个大部门的主管。
会上海话吗？
不会，听是能听懂。其实不奇怪，好多上海孩子的普通话比方言要地道。在上海的上百万知识青年中，相当一部分是林这样来自北方的毕业生，因此不会说上海话不奇怪，不会说上海话不影响他们的工作，也不影响他们的生活，当然更不影响他们找对象。曾向一位老妈妈问路，阿拉港普通话伊弗能听得懂，但有的小孩子却连上海话也不会讲了。有一个小外甥，一口地道的普通话，不加说明，真的不知道是地道的sanghainin。
林的下一个目的是到家乡这边发展，他看好环渤海圈的无限商机。也想回到越来越年迈的父母身边。想起了他小的时候，依偎在我怀里睡觉，好象就在昨天。
跟林从饭铺出来已是夜幕降临。他要赶回浦东，再晚就没有车里，最快也得将近一个小时。但是他还是带我到明朝要上车的地方，春秋航空的乘车点去考察一下线路，早上五点天还不亮，他担心我找不到。
春节回去见。他跟我挥手告别后，很快消失在茫茫夜色里了。
我登上高架桥，脚下，灯海、车海、人海、夜上海，灿若银河，摩天大厦接入云天，摩肩接踵地排列,灯连成片，似高不可及，那阵势，那感觉，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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