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音

12/3/2019 6:45:10 PM

从我真正开始买书时，我就梦想将来的某一天，能有一间自己的书房，但至今我也没有梦想成真；因为我的书房不是一间传统意义上的标准书房；尽管这些年，我的书房在岛上也浪得了一些名声。
我这大半生一共搬了九次家，由于条件所限的缘故，我的书——有时放在床头和吊铺上，有时放在集体宿舍的书桌上，有时放在单人房间的书柜里，有时放在书柜里以及堆放在地上；证人是我的同学、同行、同事、学生和朋友们（包括那些已离我远去的女人们）。
现在你们见到的书房，是我第九次搬家（2000年元旦）构建的，长四米半、高两米五的整个一面墙被我筑起了书橱，五千册左右的书被我大部分地分两层塞了进去；在我的严重支持下，书籍带着书橱气势汹汹地冲上了天花板。近看远看，横观侧观，甚是壮观；别忘了，这可是占据了我整个厅堂的半壁江山啊。
13年来，这堵琳琅满目的书墙一直是我的背后“长城”；13年来，它总叫我只管往前看，往前看。我每天坐南朝北，已经有了一种颓废的仪式感；偶尔想起，我还是有点暗自窃喜的（可能我是个当代阿Q吧）。
其实，我知道古今中外的那些高雅华贵的一间间书房是何等的令人艳羡的，那些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阴谋、阳谋等几乎无一不是在书房里诞生的；那些伟大的理论学说几乎无一不是在书房里诞生的；那些不朽的名著几乎无一不是在书房里诞生的。
我也知道，书房对于人们来说是何等的尊贵的，能被主人请进书房的人士，显然是知己、同党、恩人、情人等。我更知道，他们把书房一贯看的比起居室、客厅、餐厅，甚至卧室都他妈的高贵。
不浮想联翩了，我要回来，我要回到我的书房，因为我的书房就是我的客厅、餐厅、琴房，甚至起居室。我的书房不秘密，我的书房不仅仅属于我自己的，属于我家庭的，属于朋友们的，属于学生和家长的，属于来访者的；甚至属于偷盗者的。
我的书房很杂乱，我的书房有书籍、有画册、有照片、有书法、有瓷器、有西画、有钢琴、有电钢琴、有手风琴、有口风琴、有手鼓、有沙锤、有CD、有乐谱、有乐谱架、有音叉、有十字架、有佛珠、有面具、有稿纸、有笔记本、有笔记本电脑、有黑色笔、有蓝色笔、有红色笔、有印章、有海报、有风扇、有烟、有火机、有酒、有茶具、有烟缸等。
说真的，我的书房里始终弥漫着油烟味、烟草味、酒精味，偶尔还有卧室味，甚至还有洗手间的味道。
总之，我的书房是有人味的，是独一无二的，是永远令我骄傲的；至于书房里的书，那我就不再矫情了（试问：哪个没有好书的人敢写有关自己书房的文字呢?）
2013.7.22
应《绅蓝》杂志“岛上书房”专栏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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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不太白

很多人喜欢读鲁迅，但是至于为什么喜欢，往往说不清楚。鲁迅的文风尖酸刻薄，连损带骂，丝毫没有长者风范，生活中遇到这种人我们都会敬而远之，根本就没有喜欢他的理由。那又为什么喜欢读鲁迅？我思考了很久很久。
只到有一天，我在网上听了一次作家刘震云的演讲，他说，鲁迅给我们塑造了一个父亲形象，那就是阿Q；还给我们塑造了一个母亲形象，那就是祥林嫂。另外一个是知识分子形象——被打断腿的孔乙己。顿时茅塞大开，真懂鲁迅者，刘震云也！
阿Q是我们的父亲，祥林嫂是我们的母亲，孔乙己是我们的老师，原来如此！活生生的鲁迅，他刻画的是我们最亲最近的人，爱读鲁迅，实在是他告诉了我们人生的真相，以及每个人都躲不开的命运。
我们的父亲阿Q，他不配姓赵，我们的母亲祥林嫂，她絮絮叨叨，我们的老师孔乙己，他说窃书不算偷。他们共同教会了我们糊涂、琐碎和自欺，把我们变得自私、无耻和愚昧。
鲁迅自己就说过，“我的文章要三十岁以上的人才能看懂。”所以，现在中小学的教材把鲁迅请走了。我觉得这是明智之举，太早发现人生的真相，人会失去活下去的勇气，活在当下，越无知越幸福。
在我们这个社会，一个知是非、懂善恶、识良莠的人，活的简直太难了。假如鲁迅再世，他的文章放在今天的自媒体上恐怕没什么愿意看，何况还会经常遇到“您所查阅的内容涉嫌违规无法查看”。
幸亏鲁迅死得早，他要活到今时今日，铁定变成喝茶专家，乌龙、普洱、龙井、铁观音，红茶绿茶，天天喝，轮流喝，最后作家当不成，却被培养成品茶大师了。
0.5们也不会放过他的，就凭他写了一个阿Q，估计祖宗十八代都得被扒出来鞭尸。并且他情商太低，动不动横眉冷目，跟领导拍桌子，放到当代，这种人捡垃圾都没人要。
原因无他，今天上网的人，绝大多数还是阿Q、祥林嫂和孔乙己们，他们跟一百年前，除了手上多个手机，其他没什么区别。他们理解不了真相的意义，也害怕知道自己命运被掌握在别人手中的悲惨真相。
我读过很多一百多年前胡适、梁启超等人的著作，对比今天形形色色的自媒体。我得出的结论是: 这一百多年来，我们的价值观和思想理念并没有进步多少，甚至还一直在退步。
我们的父亲是阿Q，我们的母亲祥林嫂，我们的老师是孔乙己，在他们共同的努力下，祥林嫂和阿Q一代接一代，新老义和团泛滥成灾。我是生在这样一个接一个可笑可怜的时代，注定要继续一种可悲可恨的历史。错误和不公，苦难和危害将伴随着我们，一直走到地老天荒！

来自 闭不了嘴的乌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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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文健

12/2/2019 9:27:20 PM

2019年8月11日，台风“利奇马”来袭青岛，好友丁健建先它登陆两天，于8月9日去世。他去世的时候，青岛人正处在台风规模莫测的不安中。我却固执地认为，建建生命这时进入了彻底的天人合一状态，他要借这机会，让灵魂在青岛稍作盘桓，然后御风而去。哀哉，建建！
乍听到建建去世，我很慌乱，好像我们这一代人韶华光彩的时刻，猝不及防地叫他带走了似的。
于是我按照今天被诗人多丢弃的格式，写了一首《悼画家丁建建》：

天才画家病失意，暴风前天先辞世。
名媛毛毛去探否？临了尽义同窗妮。
咬口萝卜饮白酒，朝暝总是醉迷迷。
断弦胡琴留纸上，螃蟹离画归海里。
一生只欠两千圆，不沽一级美术师。

建建殁于癌症。我始终认为，失恋而得的精神病，是物质转换成精神的病；而癌症的患病，是精神转换为物质的病。前者物质是男或女之本体，后者物质则是恶性肿瘤。建建精神受到了摧残，我认为是他掉在了特色时代的夹缝里所致。
有一种说法，人在高兴时心脏会分泌一种叫缩胺酸的荷尔蒙，可以杀死百分之九十五的癌细胞。但建建却没有遇到可以杀癌细胞的高兴事，即便遇到，也是烈酒浇愁的幻觉。
建建饮酒成瘾，也是受了中华民族把饮酒当做审美内容的害。我曾劝他：中国之酒审美，害在人人福、富的希冀上，从文字本源上讲，“福”字的源头就是一个有酒的容器，它曾是民族和祖先沟通之渠道，祖先的神灵能够接收到这一容器酒，感动满满，从而将福气厚厚地赐给了绳绳不绝的子孙——这是酒审美的原动力。——他哪里听得进去！酒可以成就日月同辉的李白，更可以让人忘却过去。其实我也曾沉湎于酒，因为我和建建一样，都一度掉在了特色时代的夹缝里，好歹我有山荆照顾，而他老婆、名媛毛毛博士却羡慕美帝文明，离异而去，让他不能自拔！
为何说建建掉在了特色时代的夹缝里了呢？
最近读老涧悼建建的《建建》，才肯定他是掉在了特色时代的夹缝里，是他暝朝“咬口萝卜饮白酒”的根本原因。我何尝不是这样呢？我感同身受甚是剧烈。
老涧在他的《建建》中说：

建建毕业分配到山东轻工学院任教。“因各种偶然各种机缘巧合，建建步入了在外人看来高不可攀的辉煌，进了中南海。”“八十年代初，是所谓“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时候，国务院设立了新机构“国务院法规中心经济立法办公室”，顾问是彭真，主任顾明，办公地点在中南海。建建负责创办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份关于经济法的杂志《经济与法》，在那个圈子里，26岁的建建是年龄最小的。怀揣‘中共中央国务院’大红聘书的建建，从此开始了他的传奇故事……”“波诡云谲的八十年代，谁都无法预测明天会刮什么风，那个‘海’里的潮涨潮落不是老水手肯定会晕船，何况建建这种标签显著的个性，他回到了山轻。那年冬天，我去济南找他，他的系主任也是我的朋友，酒桌上悄悄告诉我，学院里不欢迎建建……”

　　
——老涧这段看似云淡风轻的述说，残酷、具体地道出了我，或者还有老涧本人，甚至千万个韶华光彩时刻黄粱一梦之人的骤醒之疼！

　　
建建的学院不欢迎建建，建建心理上也不让自已回去了，这也是许多像他一样的才干之士面临过的处境。其深刻的背景，正是特别时代胄裔袭侯的背景——正所谓“让让是一礼，锅里本无你的米”——践履的程序有你，但你只是程序的陪衬，铨叙的热闹有你，但铨叙的内定无你！建建，你若还在，我说到这里你一定会磕磕巴巴地制止：“子不语，子不语”。

　　

建建

听老涧说，建建临终有一位少年时代的同窗女生照料。我向她致敬。
建建吹拉弹唱无所不工，加上他画画好、诗文好、人纯真，特别让女生喜欢。在他患上股骨头坏死病后，青岛一位离异而漂亮的女学者、成功商人XH仍喜欢上了她，她甚至拿食材到建建家去入炊，以看他厨艺，还领着自己淘气的儿子认识，以看他气量。但建建峻拒了不期而至的高档馅饼，建建的匆匆离世，才让我知道，他之所以嗤笑我对此事的惋惜是“开国际玩笑”，盖因他不忍心拖累人家。建建的胸怀不龌龊。
想当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建建。我们一见如故。建建非得请我到他家附近台湾艺人凌风太太开的一家饭店喝酒。临埋单，他不停地背着我打电话，原来他的钱不够，临时求人借钱。他从山东轻工学院回青后到一家轻工研究所工作，虽然颇得沈嘉荣所长的翼护，但毕竟是休长期病假，工资少得可怜。我听说一些画家纷纷办了冠以画家名字的“国家一级美术师”润格表，画就好卖了，收钱也有了借口，便向他说了这事，他也很想卖他的国画，也需要这么一张大旗披身，以解常常饔飧不继的尴尬。于是我托人看他的画，读他的简历，缴了2000元手续费，成了。没想到建建反悔了，不办这么一个害他仓空囤虚的劳什子了。建建把他汇款的存根给我，让钱如数退回来。办润格表的人问原因，我一时无语，推说建建死了。没想到这人在文化部名头的网站上发出建建的讣闻，并深情悼念他。建建打电话开玩笑：“老兄，我终于死在你手上了！”后来一位叫莫西子诗的歌手有首“要死就死在你手里”的歌蹿红，他还打电话给我，用这首歌开玩笑。其实人家退款扣除了接近200元的各种杂费，还是想嫁给他的女学者、成功商人XH暗地里给补上的。
我不道XH知不知道建建只是朋友们梦中的一个人了。我祈愿XH手里建建画的胡琴、螃蟹有值大价钱的时候。悲哀啊，如果建建的画生前已经可以让投资者趋之若鹜，就不需要我这个人微言轻的老兄写文弔他了!
建建，其实我伤弔你，也是伤弔我们这一代人韶华的光彩不再，掉在在夹缝里人曾经的韶华不再！建建，你是我们这代这类人的典型的代表。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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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胶澳子

12/2/2019 9:22:54 PM

当我从北京搭乘的AA航空公司飞机降落在美国奥兰多机场的时候已是深夜11点半。一辆深蓝色的沃尔沃在航站楼前正在为我接机。驾车的是年届85岁的我的美国朋友罗伯特张先生。
他是我四年前在美国新结识的朋友。开朗健谈的他是耄耋之年的华人社会活动家。
他的英文名字是Robert P.Chang，大我十岁。1933年5月29日出生于上海真如。1949年16岁的他随父去台后曾就读于台湾大学英语系，毕业后服役到金门前线曾出任美军第七舰队驻台翻译官。1959年26岁的他退伍后独自一人搭乘一艘货船来到美国闯荡，在美国生活将满60年。
回忆起当年从台湾移民美国的往事，他说，当年只身来美国身上只带着仅有的50美元。那艘货轮从台湾高雄港出发一路上要停靠许多国家的港口进行装卸货物。经历了72天的漫长航程最后才到达美国马里兰州的波特摩尔Baltimure.MD港。年轻时在美国许多州漂泊打工，中年后别人在华盛顿合伙开西餐馆并独立创业打拼。
谈到把自己的父母儿女全都从台湾接来美国，实现了全家移民的美国梦时，他的表情充满了人生的成就感和快乐。
步入60岁之后他选择了美国东南沿海的佛罗里达州作为养老之地，太喜欢这里的阳光和海滩。十年前张培本先生发起创办了佛州最早的华人社团——长青社——一家老年私人俱乐部，开启了他晚年社会公益活动的生涯。数以百名计的老年华人每周定期在这里聚餐聚会开展花样繁多的交际和娱乐活动。在这里大家都以结识许多朋友为乐。
他为人善良，谦虚谨慎，乐于助人，绅士风度十足。他虽是美国公民但思想行为深处仍充满中华民族礼义廉耻的荣辱感和素养。特别在生活细节的表现上。如论在什么地方他只要看见地上有垃圾或废弃物就立刻弯腰捡起来投入垃圾箱。在公众场合，他总是愿意为别人开门让大家走完后他最后才进入。这些细微小事看出一个人的修养和爱心。看他礼让成习愈感自己不足。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每日服务大众，不知老将至。张大哥是也。
不是猛龙不过江。独闯美国的华人几乎都有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
2019.11

罗伯特张一家款待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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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北冥有鱼

2011-11-10 12:30:49

应该讲，山东人对于当代艺术市场的繁荣是有贡献的。近一二十年，兜里有点富余的山东老乡大搞精神文明建设。各种书画笔会此起彼伏，前来淘金的“书画家”摩肩接踵。以至于有人套用段子“钱多、人傻、快来”来嘲笑。可随着收藏热的升温，这种看法有所改观。前些日子在网上见到一篇文章，盛赞山东人有眼光，走在了市场的前面。看来作者的意识还是停留在物质的层面。
实际上，山东人好收藏是有传统的。
远的赵明诚李清照们就不说了，单是晚清以来就出现了高凤翰、李文藻、刘喜海、陈介祺、吴式芬、李佐贤、许瀚、王懿荣、王献唐等许多有建树、有影响的收藏大家。在这些鼎鼎大名的收藏巨擘中，造诣最深、成就最高的应该数陈介祺了。

陈介祺(1813—1884) ，字寿卿，号簠斋，晚号海滨病史、齐东陶父。山东潍坊(今潍城区)人，清吏部尚书陈官俊之子。
陈介祺自幼随父在京求学， 道光十五年（1835）年中举，道光二十五年 (1845年)中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参加乡试后开始嗜好古物，精于金石文字考证及器物辨伪。他收藏的古物中以青铜器最为著名，有商周铜器235件，他的字号便是因收藏的一只周代曾国国君之“簠”而命名的，现藏于台北故宫的毛公鼎因其曲折动人的故事更是任人尽知。他因藏有商、周古钟11件，因名其居为“十钟山房”，又因集有三代及秦汉印7000余方，名其楼曰“万印楼”。此外，还藏有秦汉刻石、各种古钱、陶、瓷、砖瓦、碑碣、造像、古籍、书画等精品达万件以上。

和现在的大多数“收藏家”不同，陈介祺的收藏不以营利为目的，他的收藏宗旨就是“释古”与“传古”，并为此竭尽一生之力。他所著的《簠斋金石文考释》对其收藏的重要的青铜器均进行了周密的考据和释读。《十钟山房印举》《簠斋藏陶》《封泥考略》（与吴式芬合辑）至今是这两个领域最权威的专著。为使古代的文明能够得以流传，他所倡导研究的传拓技术，在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新的飞跃，其“全形拓”和“蝉翼拓”成为金石史上的一个高峰。“全形拓”就是利用模具、摹画、分层拓制等工艺制作的具有完整立体效果的器物拓本。“蝉翼拓”则是严格控制拓包的蘸墨量和手法轻重，拓出的墨迹淡若蝉翼但字迹清楚，立体效果明显。他还著有《簋斋传古别录》，专门介绍拓片技法。晚清学者叶昌炽曾言，“潍县陈簠斋前辈拓法为古今第一，家藏石刻，皆以拓尊彝之法拓之，订造宣纸，坚薄无比，不用椎拓，但以棉包轻按，曲折坳垤（die）,无微不到，墨淡而有神，非惟不失古人笔意，并不损石。齐鲁之间，皆传其法。”

陈介祺以保护古物而被乡里称道。王献唐曾有记载，临淄一带出土古印，土人不识，率售于钱庄，融铜使用。同治光绪时，陈介祺派人到四乡以高于铜价数倍的价格收买铜器，使得大量的古铜器得以保护。
陈介祺还以精鉴而被同行赞赏。商承祚在《古代彝器伪字研究》一书开篇中说：“提起笔来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就想到一位老先生，是我一生中最佩服的，恐怕不仅是我，凡是研究古文字的人都是一致的。何以呢？因为他的眼光太好了，他一生收藏的铜器等不下几千件，没有一件是假的，他的论调同批评，不但高出当时同辈一等，简直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尽管与陈老前辈的时代相去不远，但由于这些年社会的剧烈动荡，要想寻到一件簠斋的手拓已不太容易。我的这件藏品也是无心插柳之作。那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因敬老工作成绩突出而受到姨姥姥表彰奖励，这张拓片就是奖品《十八家诗抄》那套书当中的“夹带”。
该拓片的纸张是簠斋专用传拓纸，纸张白，非常薄，特别有韧性。拓片的原物为一尊不到二十厘米高的观音造像，造像的背面及底座的周边刻有造像人的铭记。其底座的铭记为：
“太和八年太岁在甲子，辛未朔九月十九日乐陵县人丁柱为亡父母造观世音像一躯。”
像背的铭文为：
“丁利、丁符兄弟六人居家大小一十六口愿愿从心常与佛会。”
该拓还有一个后刻的牌记，其额首为“魏太和乐陵丁柱造像”具体内容为：
“太和八年魏高祖拓跋宏即位之十四年也，是年甲子，齐武帝永明二年，乐陵县魏书地形志有二，一属沧州乐陵郡，一属青州乐陵郡。是像嘉庆乙亥胶州艾山村农犁耕至一处，牛屡鞭不前，发土得之。今为寿卿舍人所藏，道光甲辰吴江翁大年题。”
拓片还钤有“簠斋吉金文字”印章。
通过铭文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些信息：
1.该造像为南北朝时期（公元484年）北魏乐陵县丁柱发愿所造。（浙江古籍出版国家图书馆所藏《陈介祺藏古拓本选编.青铜卷》也收有该拓片（无翁大年题记），当中将乐陵县解读为“皋陵县”查历史地图集等史籍无此县名，当为解读错误。）
2.该造像于为嘉庆二十年（乙亥）也就是1815年出土于胶州艾山。陈介祺得之于道光24年（甲辰）也就是1844年之前。时陈介祺尚在京中，还没考中进士。翁大年（1811-1890）字叔均，号陶斋，江苏吴江人，工篆刻，精考证。为簠斋藏友。

该造像的主人在乐陵，而出土在胶州，隔着几百里的空间和一千三百多年的时间，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该藏品在簠斋浩如烟海的收藏中只能算是很小的一件，它让我们知道了那个时代先民们的一段心路历程，也给我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我们无法得知全部真相，在权力与阴谋、暴力加杀戮的历史中，那个叫丁柱的及其他的家人，让我们见到了一丝人性的光芒。
在阅读资料时得知另外一个信息，簠斋所藏古陶器陶片，在簠斋过世后由长房继承。七七事变前夕，由谢刚主（国祯）介绍售于青岛博物馆，总数为四千八百件，至今封箱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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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杜帝

12/2/2019 9:03:24 PM

我几次到欧洲，感觉那里的建筑高大坚固，巍峨壮观，外墙立面基本上都是巨大的石料，大气恢宏，细部也非常讲究，特别是教堂，宗教故事和人物，雕刻和雕塑无处不在，建筑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那些各种材质的艺术作品，石雕木雕油画玻璃，可以说栩栩如生，精美无比。

同在那个历史阶段，我们大地上的房屋，算什么东西！低矮简陋，愚昧贫困的人们对居身之处，恐怕只是要求遮风挡雨。
贫穷限制艺术，当然也扼杀浪漫和想象。
青岛有德国十七年殖民的历史，这类对比比任何地方都清楚，我在欧洲一些城市街道行走，常常恍惚是走在青岛的老城区。德国人在青岛的建筑，已经成了这个城市的财富和标志。

欧洲人对建筑艺术的执着，精细，骨子里的严谨，给得过且过的中国人上了一课。我们从1949年之后，有什么建筑？都是千人一面的水泥盒子，这几年有了钱以后，知道聘请欧洲建筑设计团队，我们的居住小区，和许多公共建筑，也在急不可耐地向世界靠拢。
差距还是太大，形式难以遮掩。我们的请客吃饭，都是在隐秘的单间里进行，无数的龌龊，无数的阴谋，酒桌上谈笑风生，暗地里刀光剑影。

可是欧洲一切都坦坦荡荡，他们热衷于阳光下，吃饭谈生意也在大街上，我看到太多的室外餐桌，几乎是整个欧洲的符号，只要是街道上，都有各式各样的桌椅，人们在街上随心惬意地吃喝，谈各种各样的话题，似乎他们没有隐私隐秘。好像他们也从来不担心什么汽车尾气，更没有什么雾霾。他们与大自然的亲近，率真自然，让我们羡慕，也唤起我们小时候在马路上疯玩的回忆。
不光是吃饭和应酬的形式，还有内容，欧洲人在一起吃饭，各人点个人的菜，充分尊重个性习惯，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可是咱这里不行啊，请客的人至高无上，他愿意点什么饭菜就点什么，哪怕你不吃辣，或者海鲜过敏，拿钱的就是老大，中国就是这个风俗习惯，爱谁谁，不吃拉到。
外国人百思不得其解。人权大于一切，干嘛越俎代庖出力不讨好？
我们不需要，民意民权微不足道。
欧洲的绿地特别多，几乎所有的草地都平整如茵，地毯一般，给人比赛足球场的感觉。我不知道是这里的草种好，还是人们修剪维护有方？

我在瑞士走了一些乡村荒野，看到成熟的苹果落在树下，牛群在悠闲吃草，这些牛毛发清亮，骨骼俊奇，耳朵上挂一个带数码的标签，我为这么干净漂亮的牛惊叹。
奇怪的是，周围非常安静，看不到任何人，我和几个哥们成了闯进伊甸园的莽汉。


 

原載 杜帝语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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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徐克舰

12/2/2019 8:50:26 PM

校园里有个小公园，我经常在里面散步。有一天，天气有点潮湿阴冷，有雾，能见度较低。雾气中只能看见两个人，一个在近处，是经常遇到的女清洁工，是四川来的；另一个在远处，孤零零地坐在公园的椅子上，裹在一件黑色风衣中，低着头，有点像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的神甫。走近了一看，是一个外国人在读书，目光专注，表情严肃。后来知道他叫凯格尔。
凯格尔是外语学院的外教，来自美国犹他州，六十岁左右，高个子，大眼睛，眼袋突出，高耸而坚挺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银丝眼镜，长得有点像黑格尔，一看就是对形而上的东西充满兴趣。
凯格尔的话不多，一般不笑。我每星期坐三次班车去东校区上课，车上人声嘈杂。凯格尔先生总是像在闭目养神，一言不发。不过，当与来自犹他的同伴坐在一起时，还是能说的，虽然不是那么侃侃而谈。只是，他的话语音频比较低，给人一种有点看不起人的感觉，似乎对一切都不屑一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没与凯格尔先生说过话。
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翻译任务，即翻译朗兰兹自选文集里的一篇文章。该文的标题是“Euclid’s windows and our mirrors”。我一直拿不准这个标题该怎么翻译，请教了许多人，也没得到满意的回答。后来，有人告诉我，凯格尔是教英美文学的，问问他。于是，就在班车上硬着头皮主动请教凯格尔。他看了一眼文章标题，闭上眼睛，思考了一会，突然有点像下命令一样地说：“windows和mirrors都是隐喻！”然后就结束了，再问，就不回答了，好像没听见一样，继续看他手中的书，那是一本英译本的《三国演义》。
按照凯格尔的这种理解，我就将标题翻译成“欧几里得的窗口与我们的反思”。但是，我还是有点不太满意，感觉这个翻译有点过于直白，不够文学。过了几天，在班车上又遇到了他，问他可不可以翻译成“窗与镜”。凯格尔先生听了后，把脸转向我：“why not !”(为什么不可以！)。问题解决了。
从此，我和凯格尔熟悉了一点。从言谈中得知他的祖上是日耳曼人。
有一天，在学校餐厅里遇到了他，便和他对面坐着吃饭。我喜欢吃饭时说笑，一边吃，一边说，有时甚至声音挺大，热热闹闹，已经习惯了。我问：“饭菜味道如何？”他没有立刻回答，我以为他没听见。他把口中的食物咽下去，然后说：“很好。”接着，他刚要继续吃，我又问了一句，他停下了来，回我的话。这时我才发现，凯格尔吃饭时不说话。如果你和他说话，他会停下来，或嚼完口中食物，回答你；如果你不断地和他说话，他就会不断地停下来。也就是说，吃时不说，说时不吃。我突然觉得凯格尔挺有点绅士风度呀。因为，如果换做一个不耐烦的人，我估计，就会像《新概念英语》中所写的段子那样来回敬我：“先生，如果少说多吃，我们都会喜欢我们的食物！”
凯格尔吃的很节俭，近乎吝啬，盘子也吃得光光的。

凯格尔经常穿着一件旧的棕色皮夹克，这夹克已磨损得很严重，有些地方颜色都磨没了，露出了皮子本色，估计穿了有几十年了。凯格尔说，这是他父亲穿过的衣服。
凯格尔具有日耳曼式的思辨力，知识面也非常宽，并且是一个有问题意识的人。他不懂中文，却是中国通，读过一些英译本的中国古典小说，还读过中国历史。我很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这么喜欢读中国东西，他说是从小受母亲的影响。我想，他母亲一定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但是很遗憾，与凯格尔的深入对话很痛苦，因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对话根本就无法开始。
有一次，谈论起“烈士”一词，他一句话就把我问懵了：“曹操和刘备打仗，哪一方的人死了是烈士？”我觉得这家伙纯粹是在调侃。还有一次问我：“李逵既杀坏人，也杀好人，乱杀无辜，为什么还把他当成好汉？”我说：“他耿直、义气”，他问：“如果杀的是你的亲人，你还会这么认为吗？”
最让我扫兴的是，有一天我兴致正浓，大谈成吉思汗屠城的故事，他问了一句：“他是英雄吗？”我说：“是的”，他接着又问：“希特勒是英雄吗？”我说：“当然不是！”他立刻反问：“同样是杀了那么多无辜的人，为什么成吉思汗是英雄，而希特勒却不是呢？”
其实，最使我感到意外的，反而是那些最不经意的、习惯了的日常用语。有一次，我提到了“the war to resist U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抗美援朝)。我使出了浑身的本事，任凭我怎么解释，他也不明白，直摇头。最后他反问：“是不是朝鲜战争？”我突然意识到，我们使用的词典是不同的。
有一天，我在小公园里散步，又看见凯格尔坐在那个椅子上读书，天气不冷，却还是潮湿有雾。这次他穿的是那件旧皮衣。凯格尔和我说，他正在写一篇论文，涉及到一点文字比较，需要一些甲骨文的图片，要我帮他查找一下，并把相关的内容复印下来。我答应了。我和他又聊了几句。言谈中我顺口用到了短语“before liberation”(解放前)，凯格尔很疑惑地看着我，问：“什么意思？”我说就是“1949年以前”的意思，他困惑不解，问：“自那以后叫什么？”我说：“after liberation”（解放后）他又问：“为什么要用liberation？”我说：“解放了呀！”他不由自主地重复了我的话，依然不解。看来，我的中国特色的英语难以再继续应付这种苏格拉底式的追问，同时，也突然意识到，实际上不可能把“before liberation”仅仅当作时间概念。大概这就是所谓的巴特尔语言陷阱吧！我的眼镜上有雾气，我说：“今天雾气挺大啊！”他蹭了一下眼镜，没说话。
这时，那个四川女清洁工拿着扫帚和铁簸箕从旁边经过，我和她点了点头。我不知道她叫什么，但经常看到她，一般是点个头，打个招呼，偶尔还说几句话。她长得五官端正。我发现，凯格尔对我有点心不在焉，眼睛一直盯着她远去的背影。
第二天，我到图书馆里找到了一本厚厚的甲骨文的书，也查到了他需要的那些字。原本打算只印那有关的几页，又一想，既然他需要，干脆就把那整本书复印了下来，送给他，也算是对他在翻译上给予的指点的答谢。
几天后，当我说到要把书送给他时，他却表现出了迟疑。他仔细地看了看书的前前后后，问：“这本书是正式出版的吧？”我说：“当然。”他接着说：“我请你帮我印的是这相关的几页，不是要你印整本书。”
我觉得这家伙有点抠门，可能是怕花钱吧，就说：“算是我送给你的。”他立刻说：“no！no！”态度很坚决。我问：“这本书你以后不再用了吗？”他说：“应该很有用。”我问：“那为什么你不要？是我送给你的呀！”他迟疑了一下，说：“不该把整本书印下来。”我很不解，问：“为什么？”他看着我，好像我是来自另一个世界似的，平静而低沉地说：“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最后一次见到凯格尔，是去年夏天的一天。那天，我在离着小公园不远的小店里遇到了他。他买了一包香烟，付了一百元钱，找回了七十多元。出了小店，我和凯格尔先生一起默默地走着，他背搭着手，手里握着刚刚找回的钱。那是下午三点多钟的样子。我说：“天很热啊！”他说：“是的。”
这时，远处有个清洁工拿着扫帚和簸箕，在清扫路边的垃圾，是逆光，看不太清。走近了一看，原来是那位四川女清洁工。有时，一大早能看见她背着一个垃圾袋子，在垃圾箱里翻腾点什么，脸被垃圾弄得脏兮兮的。大概是想找点东西，到学校附近的废品站卖点钱。不知为什么，可能是怜香惜玉吧，每次见到她，我心中总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同时，泛起一种不协调的感觉：她的相貌与生活状态有点不相符，似乎会让人联想起莫泊桑的短篇小说《一串项链》。有一天，我问她，老公和孩子是做什么的，她说儿子身体有病，只能打个零工，一直是单身，老公很多年前因车祸去世了。
我和凯格尔走近了，她停了下来，满脸是汗，可能是累了，歇息一下。她下意识地看了我们一眼，轻轻地点了点头。她面带微笑，阳光闪烁在那高耸的鼻梁上，还是挺美的。这时我发现，凯格尔很注意她，能感觉出目光在她身上游移，打量着，好像在她身上有了什么新发现似的。
突然，凯格尔将握着钱的那只手伸到了她的眼前；她有点惊恐，下意识地后缩着。我看明白了，凯格尔是要把手中的钱送给她。僵持了一小会，可能是她也看明白了凯格尔的意思，于是就有点颤抖地接过了钱，点了点头表示感谢，微弱嘶哑中能听到一个“谢”字。
我和凯格尔缓慢地走着，没说话。记得上小学时，老师总是嘱咐同学们，见到外国人，要躲得远一点，不要接受他们给你的糖果，也不要接受他们给的钱。印象最深的是七十年代初，对意大利摄影师安东尼奥尼的声势浩大的批判，因为他拍摄了记录片《中国》。几十年过去了，情况变了，那些嘱咐和批判显得有点荒唐可笑。
凯格尔慢慢地转过头来，看着我，我也转过头去看着他。这时我发现凯格尔的眼圈发红，眼里充满泪水。我刚要开口，凯格尔结结巴巴地说：“她，她长的有点像我母亲。”他似乎在微微地颤抖，“我的母亲，也是一个……清洁工。”
凯格尔的声音低沉沙哑：“年小的时候，我家里很穷，父亲早亡，母亲一个人抚养我，很辛苦。如今，母亲……已去世很多年了。”说完，他就和我握手道别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凯格尔，听说他回美国犹他州了。
2019/5

徐克舰，博士，青岛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教授。

原載 杜帝语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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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阿占

12/2/2019 8:42:21 PM

海在东面，日照城往西。夏天，季风从太平洋上升起，沿东南方向切入日照城，裹挟着潮声、船歌、种子、海怪的传说和果实的香气，千百年来不曾更改。
有了好风，日照城里就不粘稠，不拥挤，光芒在每个清晨流淌，在每个黄昏成为市井的包浆。日照人大街上行走，工地里劳作，写字楼中商洽，把笃定和知足缝进绵密的日脚，就像祖辈在海上撒网，码头收山。
一代代生命史以大海为背景而日渐完整，这是日照人的特权——他们把孩子撒在滩涂上，用整个下午建造起童年的城堡和宫殿，似乎只是为了等待潮水的摧毁。他们的母亲在海边的公园里舞扇，父亲早已不再出海，却喜欢吹嘘天下大事。少年人在海雾须臾的日子里完成潮湿的初吻。中年人变成经验主义者以后，习惯把双手反剪在身后：哦，我的城，我的海，我的青春。

日照的野海还在，嘶鸣吼叫，声势千里，置身于它的绝对苍茫里，仿佛就能立即回到它的全盛时代。当后工业、高科技、电子网络以各种几何形状挤压海岸线的时候，一片野海的保有，等于保有了一股永不驯服的野力。野海甚至符合神话的所有气质，瑰丽又虚幻，悲伤而至尊。
离家经年的日照人，在野海面前，仍可以做一个归来的少年。穿戴起熟悉的海风，日照就是他们含于口中的一粒沙，噙在眼里的一滴泪，锁在胸口的一趟深呼吸。很多事情变了，野海的忠诚没有变，野性之美仍在反复深耕着原乡的风骨。
在万平口、王家滩、李家台、松虎湾……我的目光有了抚摸的去处。一片片野海，格外地接受我的发呆和出神。我甚至能听到一种声音，那是盐从空中干净地覆盖下来，嘈杂被消弭，繁琐被轻简，我和很多看海的人一起，纷纷停下来，不慌，不忙，不俗，也不老了。
日照看滩，烟台看仙，威海看湾，青岛看城，这是山东半岛坊间素有的说法。当万平口的金滩铺展出游戏感，四面八方的游客把自己摆成“大”字，思绪伸张为纷披的触须，阳光狠狠地透耀着，他们便如晶体般澄澈起来，仿佛进入了天使的序列。“若不是这次来日照，我不会相信人类是鱼变的。”一个中原口音这样说。

潮水退出底线，滩，空如大漠，泛起淡淡烟气，缕缕，袅袅，与湮灭的远古重叠在一起。中原人脱下外衣，把裤腿高高地挽起，往欢乐的深处走。走过黑魆魆的礁岩，他获得了额外犒赏——礁岩丛之外竟有一片彩石滩。铁红、雀蓝、杏黄、云灰、柠绿、胭粉、月白。一定是神仙来染过色！中原人惊呼起来，随即做了采撷者和收藏者。
中原人不知道，卵石一旦被带走，带离大海，带离日照，带离万平口，带离滩涂，带回去洗净晒干，奇异的花纹就会消失，面目模糊，灵性潜隐，混沌如路边荒野的随便哪一块石头。只有到那时候，中原人方才明白，这是一些无法带走的石头，否则就像离了故土故根的折枝花朵，萎蔫凋蔽，都是一瞬间的事情。只有留在原乡，日月经天的水养沙摩，淘洗修行，才能灵秀如玉。石头也是有灵魂的啊。
岚山头在日照的东南端，南北海疆以此分界，形胜冲要，自明代初期就是重要商埠和海防重镇——安东卫，与天津卫、威海卫、灵山卫并列为中国“北方四大卫”，内控鲁苏江淮辽阔腹地，外扼大海，扼高丽、日本诸国往来咽喉。

海陆的发达，带来南北商客络绎不绝，明代成集，《安东卫志》记载：“嘉靖初年，西大街三、八日为市，北大街一、六日逢集（后废）。嘉靖二十年，西大街三、八日大集。”至今日，仍是全国十大水产品交易市场之一，辐射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早在1996年2月就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认定为“全国最大的海产品交易市场”，入列（1949-1995）“中国之最”。
古东夷文化沉湎在岚山头的基因里，先祖追随太阳而居，世代与渔，认证着与自然的古老关系，相互供养，彼此敬畏。渔村的古老名字，无不脱尘拔俗，官草汪、大阡里、胡家林、杨家庄子，或凭周边地理寓意而诞生，或因了某个传说而执念，或承载着渔村血脉的演化——又或者，不过是祖辈在海风里脱口而出的一声招呼，一个应答，咸咸的，几代人不敢丢下。
群山在不远处堆叠，渴饮大海的心灵，永不满溢。若能回到风帆时代，我愿意每天穿过古老的渔村，沿着倾斜向海的阳坡，任大大的日头把我晒黑，硬硬的海风把我吹瘦——我不在乎，那种时候，我只关注耳朵的收成，因为船歌号子响起了。尤其在日落时分，沿着灿橘流金的霞光，渔家满载归来，整个岚山头镶嵌在船歌号子里，渔家的女人和孩子安心地在大海坐巢。

船歌号子是渔家的信天游。那些唱响于远海的，仿佛隐喻着另一个神秘世界的存在——天空或海洋的无际涯，让渔民从本能上很难相信只居住着虚无。近海的则是召令。六七个人的一条船上，六七个人一起喊着号子，气力往一处集结，才能把船推出去，把鱼拉上来。繁重的劳作一天天重复，经了海蚀风蚀，渔民的群像呈现出铁雕塑一般的锈迹。而大海是无上的基座，将他们托起。
岚山头的号子有领有合，朗朗上口，随潮汐派遣。潮汐有多跌宕，号子的层次就有多丰沛。欢快，高昂，轻缓，低沉。撑缆号、箍桩号、拿船号、推关号、撑篷号、棹棹号、打户号、悬斗号、淘鱼号、溜网号、点水号……根据劳作场景、时段和方式的不同，号子多达几十种。没有机械助力，全凭劳力和心力，每一步都不能差池，干什么用什么号子，号子越高越有劲，难怪岚山当地渔民称之为“打号子”。
生之铿锵，大抵如此。啊。嗨。嗷。呦。哎。啦。唵。当这些语气助词组成了岚山号子，十万梦幻的马匹就在大海之上腾空而起。以岚山号子做引言，接下来，我想做一个田野调查者、史料研究者、曲谱分析者、方言考察者，在大海的牧场里，在月亮的银簪下。

摄影：崔熙明

本文刊于2019年7月28日解放日报朝花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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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北郭居士

12/2/2019 8:09:33 PM

我的母亲江玉英，只有一个大她十二岁的哥哥，再无弟兄姊妹，从小就很孤单。当时的老宅，在即墨古城北阁门楼下面的阁里街上。路西有一家从潍县来的西乡人，姓张，弟兄两个，老大没有媳妇，跟着老二过，老二家里有一个儿子两个闺女，全家忙碌着以卖大饽饽为生。由于是小本买卖，钱挣得很是艰难，张家仅让儿子读了几年书，很小就送到青岛港务局去作童工。这两个闺女，没有能力供其上学读书，很小就每天在家里拉风匣烧火，维持一家人的生计。隔着一条窄窄的北阁街，我的母亲耐不住寂寞，就经常跑到张家去，和烧火的张家大闺女说话。张家的大闺女，也乐得我母亲去找她玩儿——实际就是说话，谈不上玩儿，因为拉风匣烧火是离不开人的。
张家的大人看我母亲经常去他们家，就开玩笑说:“江嫚儿回去和你家大人说说，和俺家的大嫚儿认个干姊妹吧！”少不更事的我母亲，也就真回去和我姥爷、姥娘说了。我的姥爷很慎重的对我母亲说:“咱家不行以拜干弟兄干姊妹什么的，不过这回事例外，一个是你只有一个哥哥，没有个姊妹，挺孤单地，再一个我看张家那闺女挺好的，是个有出息的女孩子，你们两个就认了干姊妹吧，不过要长远好下去，不要三天好两天又够了……”
就这样，我母亲和张家的大闺女张桂芬，我以后的张姨，憧憬着美好生活的童年，互相向两家的老人，拜了干亲。
据母亲说张姨比她大两岁，非常要强，在烧火的空隙里，一手拉风匣，一手读他哥哥的课本。当时他哥哥在青岛港务局的夜校里学习文化，那些使用过的课本，带回家来张姨很快就自己读懂了。
上世纪三十年代，青岛电话局招收女接线生，张姨的哥哥鼓励张姨去报考接线生，张姨鼓起勇气，也就真去了，结果，张姨以她那甜美的嗓音和姣好的容貌，当然还有优异的考试成绩，被电话局招收……

这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张姨考上青岛电话局的接线生后，和她一起工作的同事们在青岛前海湾，今青岛第一海水浴场沙滩上的风光照。站立在船上的左二，就是我的张姨张桂芬。从这张老照片中人物的穿戴和发型我们看得出，当时青岛时髦女性的“潮”，一点也不比现在落后。当年这群代表职业女工青春烂漫的新潮女性，虽然不一定是大家闺秀，但也不乏小家碧玉。这幅照片尤其珍贵之处在于,被孔孟之道统治了数千年的齐鲁之乡，到了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有了知识女性的一份自由天地！这张照片弥足珍贵，是当年张姨送给我母亲的那张，在下关东时母亲也带着，在文革中无奈被烧后，张姨又把她那保留了50多年仅有的这幅馈赠给了我母亲。如今保存在我手里。每当看到这幅泛黄的老照片，我就伤感不已，想起了多灾多难的上一代人。

据我母亲说，那时的电话线，路数很少，都得接线员手动按序给客户叉转接线。由此，青岛这个急剧膨胀的山东沿海大都市，便有很多中外在青岛经商的的公司经理和工厂企业老板，为了抢得商业信息，也就不惜下功夫来贿赂讨好这些涉世不久的女孩子，为他们抢得商业信息。由此，每逢京剧名家来青岛献演，或者是新电影上场，张姨那里都会有讨好的公司厂家或者操控期货市场的经纪人，给奉送上电影票或者是京剧票。而每当这时，张姨不忘我的母亲，就给即墨有数的几家私人电话下令,让他们跑腿去告诉我母亲，张小姐邀请去青岛住几天。当然不用明说，我母亲就知道是姊妹们共享同乐了。

这是张姨穿着旗袍，外罩西服大衣，烫着当时顶尖时髦的大卷花头发的照片。

摄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坐着的，是张姨的嫂子，那个站立的孩子，是张姨的侄子。后左为张姨，右面是我的母亲。当时张姨一家人都信天主教，每逢星期天到德县路天主教堂去作礼拜。可能是入乡随俗吧，在这张老照片中，我的母亲和张姨都拿着一本《圣经》。

张姨一开始住在她哥哥潍县路那里，到后来结婚，搬到了平度路，再后来，在华阳路营业所工作，房子被分配在一路之隔的青海支路日本人留下的别墅小楼群里，直至后来旧房改造，搬迁到了其它地方……

这是张姨和姨夫四十年代的结婚照，从中可以看出一对玉人的新潮。

我们家在上世纪的六零年落魄逃荒东北后，父母和张姨一直没断联系，张姨每逢年节，就会有报平安和安抚慰问的家信寄来，寄到那个遥远荒凉、白山黑水之间无人知晓、仿佛被喧嚣的青岛大都市、小巧玲珑的即墨古县城抛弃了的子民、一直被扔到了那个蛮荒、落后、封闭的小山村里！就是“文革”当中斗争最激烈的那几年，其他亲人都不敢通信了，张姨也没断了音信，每逢捧读张姨的来信，我那被社会摔打的一惊一乍、对社会和人类充满了屈辱感的母亲，就会热泪滂沱，和我们这些无知的孩子，唠叨那些天方夜谭一般的往事……

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张姨和四个孩子的照片

这是1973年春天，我母亲在离别故乡13年后，第一次带着我二姐和四弟、五弟，回关里探亲。也就是这次探亲回来，我二姐向我们讲述了去青岛张姨家住了两天，游览了当时青岛最大的商业街中山路，还有栈桥和海水浴场，使得我们知道了自己出生的家乡离着大海那么近，离着美丽的青岛仅有不到一个小时的客车路程，自己出生的即墨古城，也有两座电影院、一条城里至西关的商业大街……已经逐渐长大了的我和下面的弟兄们，对比当下眼前所处的自然环境，和因为历次政治运动我们家都是社会反面，而处处碰到的冷漠人脸，顿时有了被谁抛弃了的非常屈辱的感觉。由此，才有了1977年春天，跟随父母亲毅然决然回关里老家的决定。

1977年伟人去世后的第二年，父母再一次抛下我那已经结婚的大姐、二姐、大哥，带领我们还没有成家的弟兄们，又回到了故乡即墨老城。这时的张姨，已经退休，小女儿知青下乡返城后，接替她的班在华阳路邮电营业所上班，大儿子和大闺女也都已经结婚上班，老人这时已经安享天伦之乐。而我的父母，正又一次面临人生的抉择，回到已经一无所有的故乡，为我们四个儿子忙活着盖房、结婚、上学。为了生活，重担再一次压得喘不过气来！张姨这时特为来即墨我们家看望了父母数次，力邀母亲前去青岛她们家住几天，而母亲回来后，很是闷闷不乐，当时不说，过后慢慢道出原委,看到张姨家的孩子都已经结婚成家，在工作单位上衣食无忧，而自己家，正是大劫过后重新安家立业的时候，生活压力将人挤压得露不出一点笑容。

这是我父亲十七岁时的照片。我们自己家因为历经磨难，什么文革以前的纪念品，都荡然无踪没有留下，这是当年父亲送给张姨的，我们回关里后，张姨又无偿回送给了父母亲。张姨一直在邮电局工作，姨夫在青岛自行车厂上班，都属于工薪族，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没被触及过，所以家中留下了一些旧东西。

这是我父亲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当时在青岛上中学时的照片，穿着偏襟长袍。这也是张姨一直保留的藏品。

这帧老照片上的老人，是我祖父，也是张姨在那个暴虐的时代收藏保留下来的。照片装帧上的题字，是我父亲后来所加的追记

九十年代以后，张姨和我的母亲都老迈的不能互相走动了，虽然后人来往了几次，但到华阳路电信局营业所一带的旧房拆迁后，便就失去了联系，我母亲几次让我到青岛时，到华阳路营业所打听一下张姨的下落，但是，那些年轻的营业员，都一无所知。每当我回来说完过程后，母亲就难过的背过了脸去，暗暗掉泪。

以上两张照片，是返回故里后不久，张姨邀请我母亲去她们家做客，在青岛前海一带游玩时，拍照的留影。从张姨和子孙们的开怀大笑，到我母亲的忧郁寡欢，形成鲜明对照。

今年清明，在翻检老人遗留下来的物品时，我又一次翻出了这些父母珍藏的老照片，再一次增加了对过去社会的认识，心中默默祝福去世的老人亲友；你们所经历的沧桑坎坷，好歹后人还不是会都忘记地。

北郭居士草于2012年清明节于即墨古城县衙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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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音

2015.4.16

2014年深秋的一个下午，编者宋总业跟我说要自掏腰包、独立出版一本关于读书的书。我说，好。
这本书编选的伏笔，就埋在当年宋总业、宋守山和我合谋“岛上书房”这个选题之时，而后得以经营开来，以此滥觞，以此肇始，以此扩张，以此盛开至人们手中。
既然读书的权利和自由是与生俱来的，我们就索性打破圈子文化笼篱，东征西扩，包容并蓄。这么一来二去，五行八作的读书人自然变成了全书的主人翁。跨界跨代、地上地下、主流非主流、体制内体制外等等现象造就了这本别开生面的的书。
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交融和碰撞，在这本书中是很有声音的。包括诗人、艺术家、作家、画家、导演、音乐人、歌手、编剧、演员、摄影家、书法家、篆刻家、藏书家、书画鉴赏家、学者、批评家、评论家、版本学家、文史专家、古典文学专家、图书馆馆员、博物馆馆员、艺术馆馆员、民艺专家、民风观察者、教育家、教授、教师、博士、硕士、记者、编辑、电视人、制片人、策展人、出版人、书店人、爱乐人、居士、牧师、基督徒、旅行者、摄影师、美术师、设计师、会计师、咨询师、律师、博士生、大学生、官员、机关人员、实业家、企业家、商人、工人、国企员工、企业高管、职业经理人、群众文化工作者、手工艺制作者、自由职业者，等等。
更有风景的是，近百位形形色色的作者或平行、或交叉、或同向、或反向地发生着某种关系。他们是同行、同事、同学、朋友、师友、师生、世交、父女、父子、母子、夫妻、翁婿、叔侄、兄弟等亲属以及亲戚诸社会关系。还有的作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平时或曾经是上下级的关系，或是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或是关注与被关注的关系，甚至或是仰慕与被仰慕的关系。
更加亲切的是，这本书的作者——都是日常生活在本土上的青岛人，作者就是读者，读者也是作者，他们的在场感极具地域性和原生态征候。
这本书，将这样体量庞大而肥沃的记忆捆绑在一起，从1930年代后一直生长到1990年代后，七八代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读书种子在植物的记忆土壤里，生根、发芽、生长、壮大，乃至结果、开花，绽放。
显然，这本书已经填补了一个城市的某项空白。
值得一说的是，某些作者的读书观点和人生态度，我们未必完全欣赏及赞同，但我们坚决捍卫作者发表自己文章的权利。正因如此，百花齐放的景象润足了这本书的基色。好在我们始终如一地站在民间立场上，因为我们原本就在民间喘气呼吸着。为此，这绝对是一本接地气的书，我们坚信。
这本书，折腾了我们整整180个日日夜夜，但我们是累并快活着。
这本书是非卖品，不具有任何商品属性，但这本书毫无疑问地具有了她本身的特殊属性。
这本书，至于到底有何文本价值，我们觉得还是留给时间来打分吧。
这本《读——青岛人文精神读本之一》的书，在又一个四月天中绽出，给他们、给我们、给您，读。

《读——青岛人文精神读本之一》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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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阿杰

2010-03-08 22:27

下午，在图书馆查阅资料，并继续编带去的鲁海先生的书稿《手绘青岛》。这本书以手绘形式将岛城现存的德国、日本占领时期的老建筑表现出来，配以文字说明。图画的作者姓穆（清样的字迹看不清楚），文字作者是本地有名的图书馆专家鲁海。
看到一幅介绍上海支路老建筑的文字，也看到了那种二层的独体别墅。想到了一个人，初中同学范厚德，小名德德。
德德就住在与书稿中介绍的那种独体二层别墅类似的房子里。那种房子的体量很大，根据德占时期对建筑的严格要求，房屋不能超过三层，且高度不得超过18米，因此，那种独体别墅就相当于现在的五六层吧，当然，是加上屋檐、尖坡式的山墙和烟囱的总高度。
德德家像是过去的有钱人。不算宽敞的却很高的房间里，散发着浓浓的发霉的味道，厚厚的窗帘好像经年拉着，也许总见不到阳光。厚重的木板地上，是一架铜制的大双人床，床上的被褥几乎都是丝绸制品，摸上去有一种滑滑的感觉，四壁是木质的老家具，墙壁上是一口古朴的老式钟表，不时发出沉闷的报时声。这种境况或许从海伦雅居老赵那里能找到类似的感觉。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居民大都住在火柴盒一般的缺乏个性，甚至一层楼共用一个厕所、一个水龙头，后来被叫作筒子楼的建筑里，德德竟有如此条件，自然令人羡嫉，也就被另眼相看了。
德德邀请我去过他家好几次。有好几次，他跟我聊一会就兀自睡去了，只闪下我独自在屋里自习。那时课程不紧，好像只上半天课，下午同学们自己组织学习小组，到家境条件好一些的同学家去自习。德德的学习老跟不上，老师指定我到他那里帮他辅导功课。但德德的心思不在学习上。除了睡觉，吃老也吃不完的零食，像牛肉干、奶酪什么的，再就是喜欢做音乐指挥。有好几次，他面对四壁的家具，挥动一根忘记了是做什么的棒状物，神经质地舞动。对音乐一窍不通的我，好奇地看他，他煞有介事地告诉我，什么G小调、F大调，和旋，至于他究竟懂不懂，我也不晓得。有一点，他看上去很快乐。他那样专注，执着，投入。可惜没有知音。
我见过德德的父亲，那是一个矮个子的老者，脸上好像永远都是忧虑。据说过去是一个资本家，也有说法，他居住的房子一带的房子曾经都是他的产业，无休止的批斗大概磨掉了他对生活的热情，所以脸上总也看不到笑容。他好像不是本地人，从能听到的有限的几句话中，隐约可辨南方口音。德德的母亲也见过，好像体态庞大，只是具体的模样记不太清楚了。
但是，据说那不是德德的亲生父母，据说德德是私生子。不过，德德显然没有那种非亲生子女受到的虐待。从身材看，他比同龄的孩子发育得都好，身体结实，肌肉有弹性，相貌端庄。不过，德德好像脑子缺根弦，说话虽不口吃，也不太利索，智力上似乎有一点点不足，以致不时会招来同学的小动作，这些小动作往往使德德吃亏。
德德的精力不知为什么不在学习上，上课老是开小差，老是挨老师批评。即便是和善的谆谆的杨老师，在不得不批评他时，往往边批评边摇头叹气，哀其不争，怒其不学。
德德爱占小便宜，喜欢吃零食，不够吃的时候，就向同学借钱。记得有一次，我在住在福建路一个大院的李奇生家学习，德德来敲门了。李奇生知道德德的德行，于是不开门，任德德是哀求也好，冷嘲也罢，终于没开门。
初中毕业后，同学各奔东西。不过，我舍不得离开白果树院，舍不得那四合院式的院子中央的两株高大的白果树，舍不得六二楼，舍不得老礼贤园，虽然高中不高，课程松弛，最终还是在此继续读高中。
再往后，渐渐失去了德德的音讯。别说学习一般的他，即便是好学生，要好的同窗，像李奇生等，也渐渐地失去了联系。
大约是80年代上半叶，我已在青年机关工作，负责机关刊物的编辑。有一天，好像是春天，例行的学雷锋日，机关在贮水山搞例行的活动。活动结束后，去参加活动的同事写了一篇稿子，参加活动的邹建华大姐拿着稿子来找我，边给我稿子边绘声绘色地介绍他见到的稿子中提到的主人公。说这个人如何如何助人为乐，怎样怎样帮助别人做好事。我拿过稿子，边听大姐说，边看稿子。
呀，一行字，一个熟悉的名字映入眼帘。
是德德，原来，他已经是刑满释放人员了。他因行骗劳教过呢。出来后，赶上团市委搞活动，于是他积极参加，想表现表现。卖力的表现打动了不明所以的大姐们，于是产生了一篇表扬稿，要我在团刊上发表。
但是，我摇头，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德德。
于是大姐责怪我怎么这样看人。
又过了许久，又是一篇介绍什么活动的稿子，不过不是做好事的活动，是严打，那个熟悉的名字赫然在列。我无语。
三十多年后的某个春节，做过幼儿园园长，已经光荣退休的初中同学，当年的运动健将毕丽珠召集几个当年的班委干部，一起约了去给班主任杨德明老师拜年。年逾七旬的老师自然很高兴，执意要到酒店宴请这些他看着长大并事业有成的得意门生。
席间，毕丽珠提到了她遇到的一个人。
那天，他来送一个孩子，想进我们幼儿园。我让孩子的父亲来，因为来送孩子的这个人满头白发，像是孩子的爷爷。按照规定，初次来送孩子，应当是孩子的监护人——父亲或母亲。他很尴尬。我让他说实话，究竟是谁的孩子。最后他嗫嚅着，声音很小，说：自己就是孩子的父亲。于是毕丽珠很惊讶。听到这话，席间的老师、同学也很惊讶。
这个花白头发的“老者”就是德德。事实上，德德比我还小呢，算起来，那时应该不到五十岁啊。
德德，你现在在哪？你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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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文健

12/2/2019 1:01:01 PM

某干部“文革”中因为靠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司令部”，早早进入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领导班子”。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事先知道了没有问题的老干部将要被“结合”进学院的“革委会”。眼见原院长张仃实在没有什么一点问题可以成为不“结合”的理由，于是在那天发动一群极端“革命”分子，举着厚厚的一摞卷宗，说是外地新调查的材料，押张仃到专门审讯“牛鬼蛇神”的屋子里审讯。他抖着卷宗，声嘶力竭，辱骂、恐吓张仃。
至于新调查的材料是些什么问题，他们始终故作神秘，只字未提。
中午到了吃饭的时间，某“领导班子”干部，见张仃有些站不稳了，就宣布暂停，赶快吃完午饭：“我们‘宜将剩勇追穷寇’，不能叫张仃缓过气来，要一鼓作气，发扬‘一不怕死，二不怕死’的精神，继续审问！”
他不叫张仃吃饭——审讯“牛鬼蛇神”的战略战术好像有这么一招。
他带张仃从审讯室到了中央工艺美院最高那座红砖砌墙的楼顶上。
楼顶是个平台，沥青涂面，沥青上面敷着一层粗砂。平台的四周只围了一圈八号钢筋，钢筋的下面稀稀疏疏焊了几根立起的钢筋，也是八号钢筋。这圈也算围栏的东西大约低于四十公分，一个一米六身高的人，迈过去不用费事。
张仃院长身高一米六多点。
这干部把张仃领到了八号钢筋围栏旁边。让他站在离楼外边不大到一米的地方。
他小声说：“你不要嘴硬，我们掌握你最新罪行的确切材料！”继而又喝道：“你给我立正站直啦！你这个中国的特大败类，好好想想你的罪！我要是你，我早就从这里跳下去算了！”说完还“咚”地跺了一下脚。他转身向下楼的地方走去，又说了一遍：“哼，我要是你，我早就从这里跳下去了！”
时间过去近一年多了，张院长画北京国际机场壁画《哪吒闹海》时我给他打下手。画壁画工余，张院长和我、工艺美院的老学生楚启恩、老教工申毓诚坐在同一张长椅上，讲起这件事。
张仃说：“听他喊‘我要是你，我早就从这里跳下去了’，我一愣怔，忽然清醒了。这不是要我死吗？我本来还想：活着干什么，待会他一走，跳下去死了算了！他这一喊提醒了我。古人发明的这个词真对：黔驴技穷，他们技穷了。这时我侧脸看了看楼下的空地，反而向里挪了挪，挪到了晕倒也不会掉下楼的位置，继续站着。”
“这个家伙是谁？”我喊。
张院长没说话，眼睛漠然地向前看去。
申毓诚含糊不清地说：“不要问了……”他和楚启恩显然认识这个人。
那天，某“领导班子”干部下楼久久未回。张院长觉得累了，干脆下楼径直回家去了。
好多年以前，楚启恩回青岛给他老父亲送终，我问他诱导张院长自杀未遂的那个家伙近况，楚回答我：“他们过得比过去还滋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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