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化蝶的蛹

文 / 叶帆

王三出生在大杂院里,6岁那年被小儿麻痹症骚扰了一下,一条腿落下了残疾,脚后跟落不了地,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除了走像不太好看,其它并无大碍。他跛着一条腿上完小学上中学,然后进了街道工厂糊纸盒,生活平静得没有一点儿波澜,就像他糊纸盒的那盆糨糊。
春天的一个夜晚,王三在睡梦中遗精了,早晨醒来神情就有些恍惚,恍惚中又看见姐姐埋头洗脸时露出的半拉胸脯,想起一些和女人有关的事宜。于是,王三跟父母提出了治疗脚疾的要求。王三说,他已经打听好了,有一座县城医院能治这种病,开刀就好,下床能跑,神奇极了。父母拗不过王三,凑齐了盘缠和医药费,王三信心百倍,一跛一跛地登上了西行列车。
王三走了好些日子之后,报纸上开始谴责我们南边的一个国家,本来挺睦邻友好的,咱帮它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还帮它重建家园过好日子,殊料它不但忘恩负义还恩将仇报,动不动就在边境上挑起事端,让中国人民感到痛心疾首,也让大杂院里的人们怒火中烧,一齐说,打它狗日的,让它灵魂出壳。说着说着,天色暗了下来,就在白昼和夜幕交接之际,一个人拄着双拐走进大院,脸上挂着凝重的苍茫,对谁也不理睬,径直走回家去。双拐在石板路上发出悲怆的声响,让人透不过气来。
王三回来了,去的时候他仅仅跛着一条腿,而现在,他却拄着双拐,成了严重的残疾人,就是说,手术失败了。在那个经营农业的县城里,由一拨操着当地方言的大夫们一拨弄,王三就遭受了雪上加霜的厄运。
王三回来后闭门不出,在家里借酒浇愁,邻居刘泉跟王三家很要好,时常过去劝他,给他讲保尔·柯察金和吴运铎的故事,希望他扬起生命的风帆,勇敢地同厄运搏斗。但是,每次王三都从酒杯上吐出一个字说,操,我是完了。
王三真的完了,他把一瓶安眠药吞进肚里,王三的妹妹在半夜把刘泉擂醒,刘泉背起王三跑到医院。拂晓时分,王三脱离了危险,当刘泉在病房外面点燃香烟的时候,集结在南疆的中国军队越过国境线,去惩罚那个忘恩负义的朋友了。这天,收音机和电视里开始播放一支歌曲,歌词这样唱道;再见吧妈妈/军号已吹响/钢枪已擦亮/行装已背好/部队要出发……歌曲的曲调既悲壮又高昂,以至王三离开医院的时候,竟然拄着一只拐也能行走了,另一只拐被刘泉扛在肩上,他们说着笑着回到大院。王三许诺,从此再不寻短见了,老老实实到街道工厂糊纸盒去。刘泉很高兴,在家置办了一点酒菜,庆贺王三的新生。
此后,王三的生活更平淡了,像所有自食其力的残疾人一样,靠微薄的工资,吃着粗茶淡饭,吸着劣质香烟,喝着最便宜的白酒,早出晚归,让刘泉心里又欣慰又有点儿酸涩,他觉得王三除了糊纸盒,更多的是在糊自己的生命,就是把自己身上刷一层糨糊,再贴上一层纸,这样层层叠叠把自己弄成一只纸壳盒子,看上去挺硬朗,其实很脆弱。
没有多久,南边的战事就结束了,我们的军队凯旋而归,凡是参加那次军事行动的军人,都受到了鲜花和掌声的礼遇,活着的,被授予各种嘉奖,死了的,被追谥为烈士。就在这个时候,王三突然穿上了黄军装,容光焕发地在大院里进进出出,而且,他似乎不去街道工厂糊纸盒了。这些变化首先被刘泉察觉到了,他看见王三从军装口袋里掏出的烟卷儿高档了,其次,王三酒瓶上的商标也扎眼了,加上王三脸上的春风,种种迹象表明,王三走上了发迹的道路。
王三的生活真的有了变化,变化的缘由是与一个人的碰撞。
那天,王三百无聊赖,去胜利街小学门前看人打牌,那儿终年有一堆人用纸牌消磨时光。王三穿着平时的衣裳,走到胜利街小学门前的时候,他忽然想吸一支烟,就在王三点烟的时候,胜利街小学的校长急匆匆走出来,一下就把王三撞了个骨碌,王三在地上破口大骂。小学校长扔了皮包把王三拉起来,一边道歉一边为王三掸净身上的灰尘,然后又拿出烟来为王三点燃。吸着烟,校长眼睛一亮,问王三,同志,您是老山前线下来的吧?王三一愣,下意识地正了正衣襟,把腋下的拐杖看了看,鬼使神差地说了一句,是又怎么样?校长又把烟卷儿扔了,攥住王三的手说,可找到英雄了,我正为这事儿犯愁呢,别的学校都请到了前线下来的英雄给孩子做报告,我们也不能落后。同志,到我们学校给孩子讲讲战斗故事吧,您受伤致残,一定有很多英雄事迹,我代表胜利街小学,热烈欢迎您来做报告。
王三懵懂了,支支吾吾说不出究竟答应了还是辞谢了,校长穷追不舍道,您不用着急,我派两个老师,您只要讲几个故事,剩下的老师们就给您写成材料了。来,咱们到学校办公室谈谈。
王三清醒了,恢复了审时度势的基本功能,他断然拒绝说,今天我有事儿,过两天再说吧。校长一锤定音,明天吧。说着回头拦下一辆出租车,递给司机一张大额钞票,嘱咐司机,把我们的英雄送回家,明天八点再接到我们学校。等到车子开走,校长才想起什么,冲着车喊,英雄,您贵姓啊。
那天,出租车司机听说王三是前线回来的英雄,说什么也不收王三的车钱,王三就不好意思让人送回家了,在一处集市附近下了车,用那张大额钞票买了一套军装,又在报摊上买了几本关于那场战争的报告文学书籍。回到家后,王三穿上军装,开始攻读那场战争的文学版本,到第二天早上,王三隐隐约约觉得自己是某集团军的退役战士了。但是,去不去胜利街小学,却让王三犯了踌躇,他将一枚伍分的硬币抛了几回,根据五局三胜的原则,王三终于站在胜利街小学门前了。
事情比王三想象的简单,小学校长派了两位语文教师,根据王三凌乱的口述,很快就写出一个报告梗概,然后往里添加细节,很多细节是在两位老师启发下产生的,整个过程像是在诱供。好些细节,在革命战争题材的电影里能找到痕迹,可见英雄的事迹总有些大同小异。
两天后,王三以那场战争亲历者的身份坐到了胜利街小学的孩子们面前,对他们讲了猫耳洞里的故事,讲述了热带丛林里惊心动魄的侦察行动,还讲述了自己为救战友而身负重伤的过程。在王三的讲述中,他的脚是被敌人埋设的地雷炸坏的,而且,在他即将昏迷之前,他扣动了扳机,将敌人打死在湄公河里。
掌声如同潮水一般铺叠开来,王三激动的有些晕眩,报告会结束的时候,孩子们向他献上了鲜花,王三捧着鲜花向孩子们行了一个军礼。然后,在校长和老师陪同下,到教师餐厅共进午餐,并且接受了校长以私人身份赠送的两条香烟。
离开胜利街小学的时候,校长把王三送到门口,握手告别的时候,校长的笑容暧昧起来,小声对王三说,就此打住吧,冒牌货,这样的戏再演下去就会砸锅,弄不好还要进局子,懂吗?
王三一愣,你,你怎么知道的?
校长说,老山在云南境内而不是广西,参战部队过境之后穿的是迷彩服而不是黄军装,六四式手枪配给营团一级的干部,战士执行任务,配备的是五四式手枪。还有,你说的地雷是电影《地雷战》里的货色。总而言之,你漏洞百出。
王三毫不气馁,问校长,既然知道我是冒牌的,干吗还要我讲。
校长的笑容依旧暧昧,说,鱼目有时也能混珠。说完,校长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是一个让人铭记的午后,王三在阳光里愣怔了好长时间,不知不觉中把人家一个地摊给践踏了,被人一拐杖打倒在地。王三正要开骂,发现摊主和自己一样,也是个腿有残疾的年轻人,地摊上摆着学生喜欢的小零碎。不等王三开口,摊主说道,刚才叫人剥了画皮,立马没心没肺了,人啊,都爱犯贱,没有金刚钻也敢揽瓷器活儿。
王三余勇可贾,鄙薄道,你算老几?你能跟我比吗?
摊主一笑,把地摊的垫布掀起一角,王三的嘴巴就合不拢了。那儿放着两枚奖章,还有一本受奖证书和一本伤残军人证书,人家才是从猫耳洞里走出来的。王三不解,问人家,你该去做报告呀,怎么跑这儿摆地摊啦?摊主说,热闹几天,不能热闹一辈子,跟作报告相比,还是地摊长远一些。王三还是不解,你的奖章证书该放在家里好好保存,拿到地摊上干什么?摊主说,这是我的营业执照,谁撵我走,我就给他看看,比你招摇撞骗实惠多了,懂吗老弟,这就是咱俩的差别。
王三没有听懂人家的话,回家的路上他又突发奇想,买了一张硕大的中国地图,回到家就挂到墙上,沿着国境线看来看去。刘泉来串门,问王三,看什么?你要出国访问?
王三头也不抬地说,看看咱们下个冤家打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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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影灯下的执刀人生

——记九十二岁的玉篇舅舅

文 / 落叶知秋

11/26/2019 5:10:13 PM

(一)

今年(2014)五月,我的启明弟弟从南京老年公寓看望九十二岁的玉篇舅舅回来,说舅舅身体明显消瘦,走路也很费劲,几乎拖不动腿。我急忙从济南赶到南京老年公寓看舅舅,见他身体状况果然大不如以前——原来他在两年之前得了大疱性天疱疮疾病。这种罕见的疾病乃是某些人群由于自身免疫性疾患亢进而引起的恶性顽疾。如不及时治疗将会全身长满脓疮高烧危及生命。然而要治疗这种恶疾必须坚持服用两年激素,造成一定程度的肌肉萎缩、骨质疏松,免疫力下降才能治好。舅舅作为医生自然懂得这种病势和药理疗效。他忍着头晕恶心乏力等不良反应坚持服用激素,当服用了二十一个月时,体重骤减12公斤,肌肉萎缩、骨质疏松已到了难以行走的状况。于是停用了激素,又克服了严重的恶心呕吐,现在刚有所好转。
我望着舅舅苍老消瘦的面容,痀偻的腰身;摸着他松皱枯细的手臂心里凄然——想不到一直身体健壮、性格乐观开朗,最懂得养生保健的舅舅也会因一场大病而骤然衰老,毕竟年龄不饶人啊!想当年号称“南京周一刀”的玉篇舅舅是何等的意气风发、潇洒自信!他从1948年山东医学院毕业,参军入党南下,25岁执刀胸腔外科手术,在淮海、渡江,抗美援朝战役中救治受伤战士无数。五十年代赴吴江血防前线前后长达七年半时间为数百名血吸虫病人作切脾手术。1959年山西晋城发生大批铁路工人烧伤事件,他顾不得刚出生的女儿正患急性肺炎,马上率医疗队前去抢救。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他接到命令以最快的速度率医疗队赶到唐山地震现场,在临时搭成的帐篷里日夜奋战救治伤员。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率医疗队到川黔铁路通车工地救治因缺氧得肺心病的患者……一直到六十二岁离休。离休前系南京铁道医学院(今东南大学医学院)主任医师、教授、心胸外科主任、附院专家组组长、中华医学会南京分会心胸外科学会委员、心血管学会委员。离休后应聘任心胸外科顾问,又在临床工作了13年——算来无影灯下的执刀生涯整整五十年!半个世纪以来培养年轻学生、临床优秀医生遍及全国;执刀在手术台上共计为病人做胸腔手术四千多例,从未出过差错,更未收过所谓的“红包”。一生立功获奖无数。先后六次被选为南京市鼓楼区人民代表,享受政府特殊贡献津贴。晚年又获得江苏省科学成就终身荣誉大奖!
他的一生以高尚的医德、炉火纯青的医术,大爱无疆的胸怀,竭诚奉献的信念,兢兢业业救助生命无数——

无影灯下,柳叶神刀开膛剖腹游刃有余
手术台上,救死扶伤接骨复位愈合无痕

无数被治愈的病人在续写的生命新篇中以感激之情记住了“周玉篇医生”这个名字;然而冷漠的岁月却无视他曾经的辉煌,像对待所有平庸生命那样也把他变成了一个鬓发如霜、步履蹒跚的老人……
公寓院内,巨大的喷水池清波荡漾,水柱高高涌起又砰然落下。喷水池四周开满了雪白的栀子花,在氤氲水雾中散发着幽幽清香——这种皎洁如星月、素雅如秋霜、冷艳如寒梅的六瓣头花儿为何叫栀子呢?这个名字是因其美丽的形态像古代宴席上被称之为“卮”的盛酒玉杯?还是因其香雾弥漫如醉人的美酒?花溪水淙淙流淌,一群群鸟儿在溪水上盘旋吟唱,落在了林木葱笼的小果园里,啄食着一颗颗肥大的油桃和沙果。宽阔洁净的道路两旁栽植着大叶子的八卦金盘小灌木,高高耸立着一排排躯干粗壮挺拔、枝叶繁茂的香樟树。树上开满了米黄色细碎小花,散发着中草药的苦艾香味。
香樟树下,形销骨立的皓首老人柱着拐杖艰难地挪动着碎步,用不再清朗的目光回顾岁月——那是昌潍老家绿浪起伏谷米飘香的平原上,母亲在灶间里为儿子煮小米饭、煎柳叶鱼,烙韭菜饼;那是老父亲决意卖了赖以生存的田地,默默送儿子上学的路上;是一个青年学子在战火纷飞之时投笔从戎、励志报国的人生起跑线上;是人生中与她初次相见、相约终生的最美时刻——可是她先走了,没能分享到老伴得到终身成就大奖的喜悦……纷乱的思绪中,青春燃烧的战争年代,亲人亲情与之相伴的世纪风云沧桑;游子离乡背井、踏遍关山万里的心路历程;无影灯下执刀所救治的一个个鲜活生命,都化作遥远记忆中的鲜花和微笑——眼下是人生晚秋、青山夕照之回眸;是落霞满天、霜林醉染之绚丽;是感恩春晖厚土、一颗红烛之心奉献未尽的眷恋情怀……

(二)

舅舅步入晚年共作了四次手术;一次切除前列腺癌症肿瘤,三次取肾结石手术。近年又服用大量激素治疗天疱疮之后,身体日益衰弱;而今仍然乐观地对待生活,坚持写作出书为大众养生健康做奉献,全凭他的阳光心态和坚强意志。2005年八十二岁时捡查出前列腺癌,2008年做了肿瘤及睾丸切除手术,术后在舅妈精心照顾下身体恢复良好。舅舅的心情也不错,为了证实这种癌症并不可怕,只要心态好、治疗得当,完全可以康复。于是写了很有针对性的一篇医学论文《一个前列腺癌患者的自述》。这篇论文发表后得到了同行医生的赞许,也鼓舞了许多同病患者的情绪。
舅舅作为一个热爱生活、心胸坦荡的医生,即时八十多岁得了癌症也仍然保持着平和的心态,好像世间没有什么疾病苦难能击垮他。然而在2010年1月舅妈因胰腺炎并发症的急性发作、抢救无效而离世——这个诀别对于八十七岁的舅舅是个沉重的打击!当时他们已过了金婚庆典的第四个年头,老两口正乐观而又满怀信心地向钻石婚冲刺。谁料想年龄小于舅舅十岁的舅妈突然撒手而去,怎不令人伤痛!要知道他俩半个多世纪的的深厚感情、甘苦与共的风雨岁月,比翼齐飞共创事业的美满搭档,堪称人人羡慕的婚姻。尤其舅妈作为贤妻良母料理的家务井然有序,数十年如一日对舅舅无微不至地关爱,使舅舅毫无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而取得辉煌成就。而今告别室的鲜花丛中,望着舅妈依然美丽的安睡面容,悲痛哭泣的舅舅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哀乐阵阵,泪眼迷离,当年两个年轻人在战地医院初次相见时刻如在眼前——
1952年,各军区医院派出一批优秀的军医去福建省福州市帮助建立军区医院。正当而立之年的资深医生周玉篇时任野战五院主治医师被调入福建。他在福建创建军区医院既要随时为伤病员做手术,还要策划医院筹建工作。忙得身心交瘁之时,一个芳龄二十、英姿聪慧、品貌才情俱佳的少尉女军医来到了身旁——她叫李克昭。河北省赞皇县人,毕业于南京军区高级护校,被选派到福建军区医院实习之后要奔赴抗美援朝战场工作——千里姻缘前世修:一个是屡建功勋的青年军医,一个是少女中的巾帼花魁;一对在战地医院心犀碰撞的年轻才俊何须花费时间去谈情说爱,只以军人的目光相互审视缠绵就胜过海誓山盟。两人一见钟情又匆匆别离,她去朝鲜战场时只留下一句话“等我”,他以军人的承诺“一定等”——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一年多之后,我的克昭准舅妈从朝鲜战场归来,被先后授予中尉、上尉军衔,留在南京军区总医院干护士长工作。1954年玉篇舅舅被调入解放军八四医院(1958年改为南京铁道医学院附属医院)任外科主治医师。当时为响应“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玉篇舅舅与未婚妻刚见面又匆匆分别,率医疗队奔赴血吸虫病最严重的吴江地区,开始了先后共长达七年半的血防前线医疗生涯。当时在公社极其贫穷简陋的医疗条件下,把土屋内的四周墙上都糊满了消毒纱布而成为手术室。就在这样的手术室内主刀为病人做过切除巨大脾脏手术258例无一差错。治疗血吸虫病患者上千例全部康复。后来他根据自己的长期临床实践写出了《吴江血吸虫病切脾275例总结》这篇重要的医科论文。
在那忙的连轴转的艰辛日子里,执刀医生并没忘记正在深情等待着他的克昭护士长。
1956年他们在南京喜结连理。结婚后伉俪恩爱相敬如宾。我舅妈从生儿育女到打理家务,数十年来以甘当绿叶的奉献精神默默支持着丈夫的一切工作……

1955年,舅舅和舅妈合影

(三)

记得那是1967年的冬天一个晚上,二舅从乡下为外公办完丧事,疲惫不堪地来到济南我们家。当时我的当教师的父母亲正在文革中挨批斗,母亲哭泣着自责没能回老家见上老爸最后一面。二舅说:“姐,咱爸知道你的情况,也知道大哥不能回家,玉符弟正在青岛海军部队‘支左清理阶级队伍’不敢回家看咱地主老爸,只寄回老家两百块钱。我接到电报就赶快回到家,在家这几天代表咱们尽到孝心。咱爸的丧礼很风光,在老坟地和咱娘合葬的。村里的老人都去了,公社干部也参加了。他们说:‘十爷爷(我外公在叔伯兄弟中排行第十)这一辈子值啦,在旧社会是地主,新社会又成了军属大爷,比我们这些人强多了。还是有文化好啊!’完事后我请他们吃饭,留下钱让大嫂和亲戚们三天后给咱爸圆坟,都很顺利,你不要自责了。”
我和弟弟为二舅烧水煮饭,二舅简单吃了一点,说:“我身上有虱子,我自己睡小床吧。姐,你没见咱爸受的罪啊,老人一个冬天没洗澡,蜷在炕上瘦成一把骨头,身上又黑又脏,棉衣上满是油垢,爬满了虱子。我和大嫂只能用扫帚扫。睡觉前我把他老人家的棉衣脱了,放在门外雪地上。一夜那些虱子就都冻死了,早上把棉衣使劲一抖,雪地上落下了一层虱子。说也奇怪,咱爸刚一咽气,他身上的那些虱子没有了。可我身上的虱子还很多。”
母亲说没关系,我们家的床上、每个人的身上都有虱子,不怕传染的。舅舅在我家小床上睡了一会,不等天亮起身匆匆吃了点饭,就去赶火车回南京……
文革时,二舅既成为南京著名的反动权威被批判,暗地里又被各派争相抢夺保护,为武斗受伤之人治疗。因而在十年浩劫中免遭厄运。但我们家和大舅家却在文革中惨遭迫害——我当教师的父母都成为牛鬼蛇神而被关押批斗,玉篪大舅在五十年代到西北之后先在平凉一中任教物理,后来到甘肃师范大学物理系担任系主任执教。文革时大舅成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而被关押进监狱。二舅曾到甘肃平凉监狱去看望大舅,劝他不要悲观,以后会好起来的。又到家里给大舅妈留下钱,安慰她好好拉扯孩子们长大,以后一家人一定会团聚的。几年后玉篪大舅得到平反,仍回到大学执教讲台。玉篪大舅于1986年去世,享年74岁。二舅去参加了大舅的葬礼,回来后对我母亲讲:“咱大哥的追悼会极其隆重,送殡者有四千余人。西北白发学子、青年名士送花圈不计其数。其中有一教师写了十六字悼词以概括玉篪大哥一生的教学业绩和人品师德‘识人之才,用人之能,得人之心,服人之德。’”
1996年8月,我的玉符四舅因尿毒症在大连401海军医院病逝。享年67岁。我和玉篇二舅、舅妈去大连海军医院送走了已是海军师级干部的玉符四舅。
2006年5月底,二舅和周炎表弟来济南送走了我90岁因脑病而逝的母亲。
至此我周氏老家之族谱上健在的“玉”字辈传人仅存一位周玉篇老寿星。

(四)

文革之后,二舅的事业进入最辉煌时期。他执刀胸腔手术熟练准确、干净利落,从而被起死回生的患者们口碑传颂为“周一刀、一刀准”而载誉南京城。然而正当他充满自尊自信、准备在日益完善的医科环境里再创业绩之时,令他大惑不解的事发生了——病患者的家属们在手术前竟然悄悄地送来“红包”和贵重礼品,作为一生清廉自守、严于律己的他总是坚决把红包和贵重礼品原封不动的退还。但令他非常恼火的是这种不正之风并没有得到遏制,反而大肆蔓延泛滥——他痛心地认为这是文革流毒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是对白衣天使这个光荣称号的亵渎!在1995年江苏省卫生厅召开的关于对“红包”问题的讨论会上,一贯脾气温和的二舅怒斥红包行为,他认为拿国家高工资的医生收病人的红包是不正之风,是乘人之危!他义无反顾地代表铁医附院签字,殷切希望青年医生们不辱“白衣天使”“救死扶伤”之光荣称号而坚决抵制红包现象。
1998年,七十五岁的周玉篇舅舅终于结束了他五十年的临床工作,退休回家颐养天年。此时老两口的身体都很好,舅舅经常应昔日之高足门生、而今遍布全国各地的医学院院长、著名教授之邀请,偕同夫人去旅游讲学,所到之处,无不奉为上宾……然而静下来之时,习惯了工作忙碌的舅舅却很不适应清闲的生活。没过多久,随着“周教授退下来”的信息传开,很快亲朋好友、昔日老病号、社区团体、老年大学陆续找上门来寻医问药,聘请健康讲座;一时门庭若市,电话铃声不断。使他这位外科专家又喜又忧——喜的是自己还能在社会平台有所作为。忧的是发现自己的医学理论和综合知识还跟不上我国实用医学的快速发展。于是他在应邀讲课的同时开始学习电脑打字,十多年间收集了大量医学资料,在舅妈这个高级文秘的帮助下,摘录做笔记200余本、记录医学卡片近万张。写科普文章、文献综叙、参考资料70多篇,绘制彩色教学挂图100多张。整理最新医学缩写语一本,英汉双语医学语录4本,成为以“科普迷”而著称的养生保健讲师和解答各种疑难杂症的综合专家。又根据讲课内容和受众需要写出了系列科普文章:《养生与长寿》《高血压病》《体液酸化是健康的新杀手》《期寿百年》《高血脂病》《核酸》《医用芦荟》《冠心病》《肥胖症》《甲壳质》《糖尿病》等十余篇文章,约88000字印成讲稿发放,有些已被杂志刊登。为此省老科协于2001年授予他“全省优秀老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忙碌使他这个为奉献活着的老人感到非常快乐!

(五)

坐在香樟树下,舅舅给我看他写的一篇回忆录。

一段尘封了四十年的往事

那是文革中的1968年,南京两派组织的“文攻武卫”进入了白热化,街上到处是令人恐怖的武斗事件。医院里的医护人员也拿起了棍棒打架辩论“保卫医院”。病人都吓得出了院,医院里空荡荡的,无法正常工作。当时我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勒令“靠边站”。老伴在部队上跟随医疗队进入大别山老革命根据地接受思想改造。她托人捎信来说走的急,平常吃的药、洗换的衣物都没带。现在胃病、腰痛的老毛病又发作了,赶快想办法送药品和衣服来。我急忙找到革委会主任说明情况,要求开个探亲介绍信进大别山而遭拒绝。无奈只得带上工作证出发。来到合肥长途汽车站得知通往佛子岭水库的公路已被大雨冲垮,何时通车等通知。我问了几个旅馆,都以我没有“革委会”介绍信而拒绝收留住宿。我只能像个盲流一样在候车室的长板凳上过了四天四夜。第五天通车后挤上长途车,汽车在泥泞的山路上颠簸了近十个小时到达了佛子岭水库。下了车渡船来到对岸,看到老伴正和一群人从公社仓库向外抢运物资,我立即扔下行李参加了抢险的人群。当我刚搬出一捆枪支时,就听得有人大喊“快搬,房子快塌了!”就听得轰隆一声巨响,整个房子倒塌在泥水中,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庆幸自己没被埋在废墟之中——这是大别山对我的第一个考验。

晚上住在社员家,由于多日的旅途劳累,天一黑我就进入了梦乡。半夜里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只见门外站着一位全身淋透的年轻女军人,她焦急地说:“医疗队接诊了一例腹痛病人,怀疑是急性阑尾炎,可是打开腹腔找不到致病的根源,只好又缝合起来了。因为送医院的公路已冲断,病情又紧急,打听到你是个来探亲的外科主任,特地请你前去会诊”。病情就是命令,我二话没说,抓起手电筒、披上雨衣就跟着她冲进风雨交加的夜幕中,我们一路跌跌撞撞,艰难地爬过无路可走的山坡,淌过淤泥过膝的河岸,到了病人所在的破房子里,我们浑身上下如同两只泥猴。我一面洗手洗脸一面听他们汇报,检查了昏迷不醒的高烧病人,当即决定进行第二次剖腹手术。大山里的医疗条件极其简陋,除了医疗队的一些简单的手术器械、几个酒精棉球,别的都没有。此时奄奄一息的病人躺在用门板和长条凳榙建的“手术台”上,病势非常危急——病人在数小时前被诊断为急性阑尾炎,但年轻的军医打开病人的腹腔后竟然找不到阑尾,只好又把刚打开的腹腔重新缝合起来。此时第二次手术正决定着病人的生死安危。那位年轻军医的额头上不断渗出豆大的汗珠,表明了他内心的紧张和焦虑。此时我有些愤怒——阑尾手术只是个普通的外科小手术,竟出现打开腹腔找不到阑尾这种事件,太荒唐了!我让他们用手电集中照射着患者的腹部,执刀重新打开他的腹腔,把手伸进去摸索,熟练地从患者异于常人的右髂凹后腹下,轻轻地取出了一条又粗又长、高度肿胀即将破溃穿孔的阑尾,迅疾而成功地完成了手术!我告诉这几位年轻军医:“阑尾发炎会产生痉挛,有可能会游离到腹膜内不容易找到。只要顺着结肠向下摸,在腹膜上开个小口就很快把发炎的阑尾找出来,这需要临床经验才能判断准确。”——这是大别山给我的第二次考验。

瓢泼大雨继续下着,公路不能通车。我们急于回城的人焦急地等着。清晨突然传来噩耗,生产队长家的后山发生了“走蛟”。“走蛟”是山里人对泥石流的俗称。由于山体长期受雨水浸泡造成松动塌陷,大量泥沙巨石夹带连根拔起的树木像蛟龙从山上翻腾而下,所到之处冲倒房舍,人畜伤亡。队长家的两个女儿被冲到山下,大女儿当场死亡、小女儿受了重伤等待救援。我和老伴二话没说,背起药箱直奔队长家,眼前的惨象令人触目惊心,屋里屋外到处是浸泡在泥水中的残破家具,屋里门板上躺着受伤的小女孩,她苍白的小脸上睁着一双惊恐的大眼睛,表情痛苦呆滞。她的身上沾满泥水,右腿已变形,一截断骨赫然从肌肉里戳了出来。她那可怜的母亲呆呆地坐在旁边,丧女之痛、伤女之忧使她哭哑了嗓音。我检查了伤情,确诊为右小腿开放性骨折、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必须立即进行伤口早期外科处理。但打开药箱后却令我非常失望,里面只有几个酒精棉球、几块纱布和几条绷带。没有消毒盐水、麻药、注射器,没有缝合伤口的医用针和线,更没有对症的抗生素,真是巧女难为无米之炊啊!我望着断骨的孩子,流泪的母亲,意识到在这泥石流淤积的深山里,抢救非我莫属。我用一把大壶煮成了约1%的消毒盐水,煮沸了缝衣服的针线,用几节青竹制成了简易小夹板,开始了前所未有的骨外伤抢救。处理伤口时为了减少感染机会,我用了比平时多十倍的盐水冲洗伤口,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尽可能轻柔地进行了骨折复位和伤口缝合。当时我实在于心不忍,只能一边操作一边安慰她:“孩子别怕,小英子最勇敢了,叔叔给你治好腿,你又能上山打猪草喂小猪了”。小英子懂事地点点头,目光里透出了信任和期盼。在大家的鼓励下,手术顺利地完成了,整个过程中小英子居然没有一声哭喊,多么坚强的孩子啊!两天后拔去了引流条,八天后拆除缝线,伤口一期愈合,小英子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在大别山的这两次手术是我数十年来所做的手术之中、条件最险恶,病情最危急,自身情况又处在“臭老九靠边站”之时刻。然而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做第二次打开腹腔的阑尾炎手术、以及处理开放性骨折的手术居然没有发生感染和并发症,这对我和伤者来说都是一种双赢,我赞叹生命的顽强——小英子给我决心和力量,我给小英子信心和健康,这是大别山对我的第三次考验。

雨过天晴公路通车,我收拾行装准备赶回南京,生产队长赶来送行。他代表乡亲们的意愿,希望我多留些日子为他们排忧解难,对此美意我只能表示感谢,他见挽留无望,只好拿出了一份公社对我的鉴定,又依依不舍地送我到山下。

回到佛子岭水库大堤上,码头上一个憨厚的山民紧紧地抓住了我的胳膊。“我就是那夜你抢救的阑尾炎病人啊,手术后恢复的很好,听说你要回去,我早就在这里等你啦,请你一定到我家去坐坐”。盛情难却,只好随他来到不远处的家中,不一会他端来了一只热气腾腾的大碗。“山里没有什么好东西,这是十个荷包蛋,自家鸡下的,配给的二两白糖全放进去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对这发自内心地感恩之情,我不忍过于推辞,勉强吃了两个荷包蛋,他才放我上路。

公社对我的鉴定书是这样写的:“……受大雨阻隔,交通中断,未能及时归队,探亲期间帮助公社抢救财产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 革命精神,……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是社员信得过的好医生…”。工宣队郝师傅看过后郑重地对我说“你表现的不错,探亲期间做了不少工作,对军民关系、医患关系都处理得很好。”一纸鉴定虽然免去了我不能及时归队的责罚,同时也淹没了我在大别山种种不寻常的经历。

如今四十年过去了,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工作中的成功与失败都在记忆中淡化了,唯有大别山里的那些人和事还历历在目:风雨交加的黑夜、河边厚厚的淤泥、小英子那双惊恐的眼睛、还有那一碗冒尖的荷包蛋—–山里没有令人触目惊心的大字报,也没有声嘶力竭的“革命大辩论”,更没有所谓的“红包”。人们相互为善地过着平实而和谐的生活。在探亲的十多天里,我心情舒畅地干了自己认为应该干的事。当时也曾有好心人劝我,在政治处境不利、医疗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不要管那些有风险的“份外”之事。我认为对医生来说,没有“份内”和“份外”之别,只要是救死扶伤,只要是病人需要,就要把它看成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就应当勇于承担。做了这些事我感到欣慰和充实——这种平和安祥的心态伴我心身健康、乐观开朗地进入了耄耋之年、米寿之年,使我觉得自己是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继续发挥着余热——有机会我真想再回到大别山,去探访我曾经治疗过的伤病员和质朴热情的山民们,也重新领略佛子岭水库的秀美河山……

(六)

我看完舅舅写的这篇文章连连叫好——原以为舅舅是个重理轻文的医生,想不到舅舅的文学创作竟如此出手不凡,真是能人不露相啊!我叹服地说:“舅舅,您老人家何必再用外人写回忆录呢?自己完全可以当作家啊!”
舅舅微笑中带有伤感地说:“这是你舅妈以前写的一篇文稿,我找了出来不过略加改动而已。还有她写的一些诗,等整理出来发给你留做纪念。你舅妈这人很有才华,要是她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坚持下去,能当个好作家。可她一辈子把全部精力放在本职工作和家庭上,我和孩子们在事业上的成功也多亏了她的支持啊!”
舅舅曾经和舅妈计划要到故乡以及以前战斗过的地方去看看——安丘牟山之滨的周家老宅院旧址,山东医学院老校,曾经捐助过自己二百元钱的安丘县政府旧址;还有大别山的佛子岭水库,当年淮海战役的战地医院,帮助筹建的福建军区医院,江苏吴江血防前线,山西晋城烧伤病房,唐山大地震的震区抢救医院,到滇黔、成昆铁路去乘坐他曾在我国第一个建议、如今已实现了的高压氧车厢的火车——那些遥远的地方曾留下他的心血汗水和奋斗足迹,可转眼之间成了白发苍苍举步艰难的九十二岁老人,想去的地方都去不成了……
是的,玉篇舅舅人已老了,但他那些治病救人的传奇事迹、那些珍贵的医科论文,会在无数被续写的生命新篇中和后起之秀的医生们铭记,在回顾岁月中,衷心祝福他这个为救死扶伤奉献一生,不负“白衣天使”光荣称号的周玉篇医生晚年健康快乐福寿百年……

2014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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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为何无视夏朝存在的证据

文 / WorldAffairs

说起上古历史,很多人都知道夏商周三个朝代。这三个朝代是中华民族从蒙昧走向开化,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转折点。关于这三个朝代,还有很多神话传说。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神话小说《封神榜》,就是描写周朝取代商朝的那段历史。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夏朝存在了不到500年。它出现在约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其最后一位君主是有名的暴君桀,最后被成汤所灭。但是,外国史学家却对夏朝的存在持怀疑态度,很多人认为夏朝只是古人虚构出来的产物,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这样一个朝代存在,这是为什呢?
有些人以为,这是因为《史记》和司马迁距离夏朝1500~2000年,不足信。其实,在中国现存的更早的文献中,大多数都提到了夏朝或大禹,一般都是夏商周三代并列的。司马迁只是综合已经存在的文献而已。

例如,《尚书》有不少篇说到夏朝和商朝,周朝人确认夏、商是“受天命”的正统朝代。其中《周书》产生的年代在西周初年,距夏朝不过数百年。晚一些的《左传》中,夏商周三代是并列的,且提到夏朝及《夏书》的地方极多;也直接提到了夏朝君王(夏朝时称为“后”,商周称为王,以后称皇帝)的名字,如启、相、皋、孔甲、桀等。
而我们也很清楚的是,大禹是夏朝的第一位君主,问题是关于他的历史记载,是少之又少,神话传说倒是不缺。历史学家们出于严谨考虑,一直认为没有考古印证的记载都存疑,所以夏朝是否存在成了史学界一大谜团。
由于上古文明没有详细的文字记载,我们中国境内也有很多文明走向消亡,没有传承下来,所以就算挖出来的东西确定出自商代之前,也不能确定就是夏的遗迹。

众所周知,在建国之后的考古发掘中,我们挖出了大量的青铜器和刻有文字的甲骨,通过专家考证,这些甲骨多半来自于中国的商朝。根据史料记载,商朝的政权十分迷信,无论干什么都得先占卜。这些人有一种占卜方法,就是把龟甲或者动物的肩胛骨放在火上烤,烤热了之后甲骨就会龟裂,然后古人看甲骨的裂纹预测吉凶。
通过这些甲骨,然后比对史料记载,我们可以很确定地说,在几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土地上,有这样一个称为商的政权存在。
而此后大量出土的青铜器,又说明了在商朝之后,中国历史上真的有周政权存在。通过对这些出土文物的研究我们发现,商周这两个政权之间是具有继承性质的。所谓继承,不单是一个政权在同一块土地上取代了另一个政权,而是说两个政权之间的文化是延续的。

但是和商周两朝不同,夏朝到今天都没有确凿的考古证据存在。在我们的文字记载中,夏朝有自己的特点,同时夏商周还有传承关系,所以我们不能挖出来一个商周之前的文明就说是夏朝。
其实,商朝之前的文明我们已经挖出来好几个了,比如说二里头遗址、仰韶遗址、龙山遗址等。这些遗址虽然能通过科学手段进行断代,但是由于没有充足的文字记载,谁也无法确定这就是史料记载中的夏朝遗迹。
当然,在文献中记载的夏朝的年代,中原地区确实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豫西二里头遗址,按C14测定为3900至3600年之前,其时代恰在商之前,确实开始建立了相当不小的宫室和宗庙,还有道路及排水体系;其青铜铸造技术,已经比再早一些年代的文化有了很大进展,开始铸造鼎、爵等礼器,这和夏朝铸鼎的历史记录是符合的。

But!二里头遗址发现的考古证据,是否可以和“夏王朝”的文献记载相匹配,在历史学界尚无定论。中国学术界现在已经基本上接受了夏王朝就是相当于“二里头文化”这个阶段的说法。而西方学术界则不太认可这个说法。
这倒不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之类的祸心,而是研究方法不同。西方史学界在研究文献的时,首先要研究文献的成文时间,文献的性质,以及是否有旁证。
其实对于这些上古文明,史学家们的考据是很严谨的。历史学家不可能挖出来一个东西就往朝代年谱里安。商周之后中国的历史记载一直没有中断,所以这个时间段内挖出来的东西,很轻松就能确定属于哪个时代,甚至还能确定到具体人物。

可是,已发现的考古证据无法提供有效线索,来判断《尚书》《左传》《孟子》《史记》中有关夏代的说法是否正确。反过来,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和青铜铭文来看,并无表明夏朝存在的证据。殷商离“夏王朝”时间更近,对“夏王朝”记载的详实程度还不如几百年后的孟子,这个在逻辑上是很难说得通的。
而对于这种只存在于文字记载中的文明,史学家又必须保持怀疑态度,毕竟古人没有科学的记录手段,很多东西可能是出自臆想或政治需要。
当然,我们也不是要迷信外国人。西方史学家在接触中华古文化时,他们对于西亚北非的古文明已经研究很长时间了,满脑子都是西方考古成就,当时中国又没有足够的田野考古成果,他们对于中国古文献又是那样生疏,掌握起来又是那样困难,所以,他们曾认为水稻是从印度传过来的,青铜器铸造技术是从中东传过来的,中国文字是埃及象形文字的后代等。

2004年以来,中国官方考古界也在继“夏商周断代工程”后,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是一项多学科结合、联合攻关的国家级重大考古项目。此项工程共涉及20多个自然和人文学科,旨在找出并解答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诸多问题,比如中华民族传说中的祖先黄帝和炎帝是否确有其人,是否还有比甲骨文更古老的文字等等。
但到目前为止,官方也未曾发现中国古代存在超级文明的任何证据,只是研究了中原地区6座规模大、等级高的中心性城邑,然后宣布在距今5000年前,我国已进入文明阶段,出现了国家,进入“古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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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了解莎士比亚,你就是精神贫儿

来源 / 先知书店

一位长者曾说:
“如果一个人
对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无所知,
他就是精神贫儿。”
这个结论,可以有一堆“名人现身说法”:

1786年,美国开国元勋
亚当斯、杰弗逊访问英国,
参观破陋的莎士比亚故居,
一个在房前跪下,亲吻土地以表敬意;
一个用小刀在莎士比亚用过的椅子上
切了一块木片当做纪念品带回家。

1864年,美国总统林肯
在别人给他画肖像时觉得无聊,
于是他——
滚瓜烂熟,饱含深情地,
背诵了
《理查三世》和《哈姆雷特》的大段内容,
他不止一次这么干。

1977年,曼德拉在监狱中
读莎士比亚并在《尤利乌斯·恺撒》的经典台词:
“懦夫在未死之前,
就已经死过好多次;
勇士一生只死一次。”旁签下了名。
甚至,大独裁者希特勒
他认为莎翁完爆所有德国文学巨匠,
并用自己的方法表达了热爱,
1933年,在一本纳粹刊物上,
莎士比亚成为了德国人!……
如果列一个莎翁忠实读者清单
上面会写满如雷贯耳的名字:
歌德、狄更斯、雨果、博尔赫斯、
丘吉尔、霍金、鲁迅、金庸……

歌德说:我读到他的第一页,
就使我这一生都属于他了。丘吉尔说:宁可失去一百个印度,
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

金庸说:如果有一天能上太空,
又只能带一套书,
那必须是莎士比亚全集……
今天各种各样的文艺形式,
也让莎翁一代接一代地转世重生。

举几个你非常熟悉的例子:美剧《纸牌屋》借鉴了莎翁的历史剧《理查三世》;
动画片《狮子王》的灵感来自于悲剧《哈姆雷特》;
《罗密欧与朱丽叶》被翻拍了一次又一次;
就连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的概念设计,也借鉴了莎士比亚的传奇剧《暴风雨》
……
莎士比亚为什么既叫座又叫好,
而且经久不衰?

至少有三点,永远吸引人:
1.莎翁对人性的洞察以及救赎。
2.莎翁的文字太精彩好看了,
要是他被纳入类似论文统计的数据库,
很可能是史上引用次数最高的作者。
3.在莎翁的剧中,
会看到西方文化精神的底色,
即基督教信仰和自由自治精神。
看看莎翁对人性的洞察: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
“过度的情感,是智慧的欠缺。”
“我们常装出信仰的表情和虔诚的举动,
却用糖衣来包裹恶魔的本性。”

《哈姆雷特》有句台词:
“我即使被关在果壳中,
仍自以为是无限空间之王。”
霍金以它作为终身信念,
在它启发下,
写出物理科普名著《果壳里的宇宙》。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直接将莎翁的忌日(4月23日)
定为“世界读书日”。

一个有书架的人,可能都想要有一套莎翁的巨著。

先知书店为您推荐,在所有莎翁汉译本中,
做得最贴近莎翁原著风格的译本,
中国当代莎士比亚权威辜正坤先生领衔,
国内多位莎学名家合力完成的译本《莎士比亚全集》。



中英双语版《莎士比亚全集》,以诗体译诗,以散文译散文,尽显莎翁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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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小楼又东风(之三)

文 / 阿杰

16:52 2011-06-11

周末,难得的闲暇,正准备就寝,静夜里,忽然听到窗外有什么响声,仔细一看,玻璃窗外挂上了缕缕雨丝。哦,又是雨,又是一场挟着春风的雨。不由得又想起那个标题。
距去年暮春写下《昨夜小楼又东风(之一)》转眼过去了一年。此后,割舍不下的小楼情结,又于一个月之后写下之二,一直想写的之三,因种种原因拖拉了竟有一年之久,担心随着时光的消失,那些鲜活的记忆会淡漠。于是,又过了暮春时节,看着漫天飘舞的樱花残片,一丝说不出的惆怅,在暖中带寒的海风里,在寂寥空旷的春夜,听着敲打着窗棂的丝丝春雨,又把心中的那个小楼端了出来。

从海边小楼搬出来,迁入山上的小楼。
山是著名的小鱼山,一个曾经的佛寺所在地,现在的旅游胜地。站在山上的观澜亭,前海风光一览无余。
山上的小楼位于距离小鱼山公园正门不远处。在通往小鱼山公园由南向北去的路上,左边有几幢小楼,这些小楼都是二层,一律红瓦覆顶。其中一幢就是我曾经工作过的福山支路5号。
那天洪胜带着海边小楼公司的人到山上小楼去看的房子。
走进标记小楼门牌的小门,是一个较长的向下的石阶路。从街道到小楼的一楼,大约有一层楼的高度。
迎面是一幢别致的小楼。
走进小楼,脚下踏着的是木板地,没有太宽敞的过道,几乎是紧挨着大门,左边有一间大房间,右手是一个通往二楼的长而陡的木梯。
沿着坡度很陡的木梯走上二楼,左边是洗手间,中间和右边各有一个门,那种包着木边的门。中间那间房间较大,平面呈不规则多边形,四周都是窗,也都不在一个平面上。房间里有壁炉,看得出这里在旧时代曾经是某个富绅的寓所——这一带,以小鱼山为中心,以莱阳路、福山路、鱼山路、大学路为范围的一大片区域,有很多林立的小楼,这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曾是青岛特别规划的模范小区。住在这里的,大多是中产阶级,国内文坛有影响的文化人和当时国立山东大学的教书先生们,如梁实秋、老舍、陆侃如等都曾在这一带住过。
大房间里还有未被拆掉的隔断,像是一个工作间,洪胜介绍说,这里是已迁走的信息台的客服中心。大房间有一个阳台,是封闭式的,洪胜指指阳台,说这里将是他的办公室。阳台的窗开着,外面,在枝繁叶茂的绿树丛中,是层层叠叠,密集的楼房,红瓦小楼与一些没有特色的灰色的火柴盒式建筑,很不谐调地混搭在一起。不远处,可见海面平静的大海,以及很远处的岛屿,一律被一层淡淡的雾所笼罩。
走出大房间,踅进右边的小房间,小房间是里外套间,外间也有一个很大的壁炉,里间很小,有个高出地面的台阶。
这是你的工作间,洪胜笑着对我说道。
经过一番收拾打扫之后,很快,海边小楼的人在山上小楼开始了工作。
大房间安置了两组相对的办公桌,李世红、刘晓妹、老刘会计在那里办公,又新来了一位大刘,她年纪比李世红和刘晓妹都大,负责管理这些人的劳动工资。洪胜在阳台间安放了一间办公桌,但他很少在这里办公,因为他还是集团的老总,在集团总部那边有一间很大的办公室,那里我去过几次,那间办公室足足有半百平米。继续做地产开发项目的大张和司机小张在一楼,不过一楼面积比上面小了不少,仔细观察,发现墙壁那边是另一家住户。
只是老冯师傅已经不在这里工作,他虽然是青岛人,但在山西那边生活了多年,家人也在那边,也是割舍不下,最终还是回到了山西。
我的办公室是自成天下。关起小门来,谁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里面有一台电脑,一台打印机,一张写字台,一个低柜,一部旧空调。外间是一台复印机,这些办公设施都归我负责。
我的工作间有一东一西两个窗户,东窗对着走进院子的石阶,西窗外面是一户人家,那家人家似乎只有一个年轻的女人和一个小男孩,每天他们出出进进,也总能听到母亲呼唤孩子的声音。那女子留着一头长长的青丝,身材姣好,面部总带有一丝淡淡的忧郁。她呼唤孩子的声音也是那样轻柔,也透出一丝忧郁。也能听到孩子稚嫩的声音在读书,在欢笑,在叫喊。
到小楼去上班是坐220路车,家门口不远处就有车站,很方便。开始,还没来得及配钥匙,去得早了,就在小鱼山公园门前的空地打太极,那里是一处幼儿园的后门,打着拳,可看到来自天南海北的旅游大巴喘着粗气攀上山来,停在公园门口,导游举着小旗和电动喇叭,招呼着游客排队,鱼贯进入公园。
我的工作还是编《网上参考》,这时已基本定型为周刊,每周前三天从网上搜集有关IT业的最新资讯,分门别类地整理,再用一两天时间编辑排版,第五天黄昏,送到位于北京路的一个小印刷厂去印刷,100份左右,第七天取回来装信封向外发放,给电信局各处室以及市里送去。每期处理的工作量大约有十来万字,忙碌而充实。累了,就把几本书当枕头,关好门,躺在写字台上小憩。天冷或天热了,就打开空调。那一段的日子像在海边小楼一样,也是很充实而惬意的。
那时,经常到小楼去拜访我的,有电视台的黄导。他女儿睿睿在距离第一海水浴场不远处的一个幼儿园,他住在京山后,每天他都要去幼儿园接女儿。有空的时候,他就到小楼这边,坐着跟我聊聊天,看我忙碌。有时他中午来,我就带他出去吃个便饭。这里虽然是旅游景区,可吃饭的地方却不多。 从我在的小楼出来,沿着通往小鱼山的福山支路向上走,攀到顶部,再沿着公园前的陡陡的小路向下走,不远处有一个小店,里面仅能容纳四张桌子。通常我俩吃的是土豆丝和苜蓿肉,这俩菜便宜,实惠,再要一瓶啤酒,边吃边吹牛。下午有时他不去了,就在我那里迷糊一阵,到点再去接孩子。
还有一位常去的是民革的宣传处长。这位据说是空政歌舞团出来的宣传干部,写材料却不是长项,每每要写重要材料,总要到我这来讨教,有些他感到特别重要的材料,心里没底,把握不住,干脆把一大堆相关材料带来,由我代笔。可惜这位老弟已不在了。
到小楼去除了坐220路车,从我家走,还有一条线是26路,坐到海水浴场站下车,走过据说是司徒雷登的别墅,现在的一座幼儿园,在幼儿园和文登路小学之间,有一条长长的石阶路,路有一半的距离是陡坡,渐次升高,另一半则是岛城常见的石阶路,路的两边是老式的红瓦别墅,也有不和谐的火柴盒。有一天,天降大雪,路很滑,我穿一短大衣,头戴毛线帽子,极谨慎地向上走,看上去步履蹒跚。快走到上面的福山路了,听到身后有人问路:大爷,小鱼山怎么走?叫我大爷?那时我只有四十出头,自然感到好笑,我回转身来,眼前是一位后生,可能是见了我并非他认为的老者,于是很尴尬地笑笑。
除了这条长长的石阶路,还有另外三条路,从海水浴场车站下车,沿文登路、鱼山路向小鱼山走,走过一个派出所,那里曾是诗人闻一多的海边别墅,这里距大海不到百米,在寂静的夜晚,有失眠症的人估计很难入睡。据说当年闻一多就是基于此原因,从这个别墅搬走,住进了阴岛路(今红岛路)国立山东大学的宿舍,现在被称为一多楼的地方。走过海边别墅,就可以看到高高在上的小鱼山。上山的路有三条,一般游客是沿着鱼山路走大路。还有一条是岛城人熟悉的康有为故居门前的路,那是一条马牙石铺就的陡峭而弯曲的山路,很难想象,过去德国人是怎样想到在这样一个山坡上修一条路的,那时,能在此通行的,大概只有前往临时总督府的马队,抑或是前往康有为天游园别墅的轿夫吧。在这条路上,据说有一个曾经在国内最大,并蜚声海外的戏剧图书馆,褐木庐,国立山东大学教授宋春舫所创建。可惜,这个图书馆已经被湮灭在历史的尘埃里了,连确切的位置也存在诸多争议。
第三条路是一条不引人注意的小径,在一个神秘的大院的墙外,曲曲弯弯的,路面坑洼不平,经常有背着书包的小学生上上下下,走出小径,就走到了福山支路上,这里距离我们的小楼就不远了。
坐在小楼里办公,透过不大的小窗向外望去,在对面屋檐空余的地方,露出一小块天空,天色大多数情况是湛蓝的,没有人声鼎沸的喧闹,没有市井叫卖的喧嚣,能听到的,除了树梢偶尔传来小鸟的啾啾声,可以说非常静谧。只有刮大风的时节,能听到窗棱被狂风携带的风沙吹打的响声。
小楼里的人们,像在海边小楼里一样,各人忙各人的,洪胜有时也过来,问候一下大家,有时也开个小会。
小楼的卫生间里有个沐浴的莲蓬头,大家随时可以进去冲凉沐浴。不过卫生间的门锁不严实,偶尔也会出现里面的人在淋浴,外面的人听不见,猛一开门,造成里面淋浴人走光的尴尬局面。
小楼的外面是喧嚣的世界,那里是一个天下闻名的所在——小鱼山公园,狭窄的山路上时常挤满了体量庞大的大型旅游巴士,这样的车子停在公园周边的山路上,四下里的行人几乎没有容身之地。到小鱼山公园有两个方向,一条是鱼山路的支路,那条路与鱼山路相连,路面十分陡峭,很惊讶车子居然能一直开上来,当然代价是路两边的居民失去了安静,每每有车子开上来,那巨大的噪音想必一定会惹得住户的责骂。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小楼跟前的福山支路,实际这条所谓的福山支路并非一条路,而是好几个岔路组成。福山支路的坡度相对鱼山支路稍微缓和一些。
而进得小楼,却是一片宁静。偶尔来的电话,偶尔哪个同仁开的玩笑引致的笑声,也似波澜不惊的静潭,偶尔丢一粒石子进去,很快又复归平静。有时大家开玩笑说,这里是出家修禅的好去所。于静境之所修得平常禅,不亦快乎?自然,人来人往的欢笑和谈笑,也会偶尔打破寂静。
小楼给我印象最深的,除了它的造型,它的体量,它的位置,它独特的氛围,自然少不了里面的那些人,那些事。
口头禅是“笑死了”的会计李世红,和刘晓妹单独在一个房间里。她标志性的笑声只要一走进小楼,原本寂静的空间里立时会带来生气。
大个子张建国在一楼搞基建,与他来往的人基本不上楼,有时出出进进的,从一楼敞开的门向里瞥去,会看到里面香烟缭绕,可以听到里面热烈的谈话声。
司机张维斌每天到集团总部那边接送洪胜上下班,然后就过来。有一阵,洪胜的太太姚兰,也是一个团干部,与一个好像是港澳方面来的投资公司组建投资公司,公司的名字好像叫向上投资,办公地点在海天大酒店,那间面向大海的办公室我去过几次。受姚兰委托,我奉命到郊区各县去考察投资项目,就是张维斌开车。有一次带着一位美国来的华人投资商(据葛陆说是他的一个什么亲戚)从莱州考察回来,那时还没有高速公路,路况不好,车子快到青岛时,天色已擦黑,路上有一个显然是前面车辆遗漏的备用车胎,要不是张维斌身手敏捷,恐必发生车祸矣!这时,不时有在海边小楼那是搞笔会认识的北京的书画家来找我。有一位叫做梦禅的女画家,要去即墨,就是张维斌开车送她去的。已故的民革市委的葛陆,这一阵跟我联系密切,他也时常跟车下乡,通过他的介绍,跟要考察的地方接洽,有一次几乎走遍了五个县级市。
印象最深是刮台风和下大雪。
小楼是旧建筑,每逢大风大雨,就会出现窗户进水,屋里地面积水的情形。每到这个时候,就会取消一切原本要外出的打算,很无助很无奈地坐在小办公室里,呆呆地看着风雨肆意发作,看满地枯黄的树叶,看被狂风折断的粗黑的树枝,看邻居那被雨水冲洗得格外红的屋瓦。
下大雪的时候,福山支路这一带根本没有出租车可乘,就索性住在小楼里不回家。夜半三更的时候,关了灯,踩着老屋老旧的发出咯吱咯吱声响的地板,走到窗前,看银装把外面的一切覆盖,心里就有说不出的滋味。有一个春节在那里值班,除夕夜,在那里看春晚,守岁,守卫小楼,看漫天飞雪,别有韵味。
没有不散的宴席。
随着电信企业的一再改制,小楼隶属的电信公司的人事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一位李姓经理被派到小楼来,洪胜很少来了,李经理受命来管理公司,他是一个年龄比我小的瘦弱男人,整天紧绷着脸,很难见他笑。我知道,虽然手头的工作还在继续做,但随着李的到来,以及不断传来的传闻,一切迹象显示,小楼的好时光又要结束了。
终于,有一天,洪胜召集大家,在不远处的一个酒店吃饭,那是一个初冬的傍晚,天下着毛毛雨,地面很滑。酒店不对外,外面一点也看不出那是一个豪华的酒店。宴席的理由很令人意外和感动。是为李世红举行的。原来,李世红有一个双胞胎妹妹,很小的时候,家里生活困难,被送到南方,被无锡一个人家领养。然后就失去了联系,直到这时,才联系上,李世红带来的照片显示,她那个妹妹跟她就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只是,据李世红说,那妹妹的口音她是一句也听不懂。席间,大家频频举杯,祝贺李世红,也合影,说了好多吉祥的话语。大家心里明白,这是散伙宴。
很快,一天,洪胜来电话,告诉我,那天下午集团领导层要开会,研究下一步小楼这些人的去向,一是被并入新成立的国信电信寻呼台,二是离开,当然,做基建的人还是继续做基建。至于我编的《网上参考》要不要继续出,洪胜让我等消息,记得那是新年前的最后一天(好像是2000年12月31日),那个下午格外漫长。
终于,天黑时分,接到了那个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所有人并入寻呼台。
于是,愿意留下的人,被通知到华阳路邮局后面的大院报到。
于是,我成为那个公司的一个营销人员,不久,又被安排到寻呼台设在延安三路的营业厅负责,兼负责长春路营业部。那个营业厅就在洪胜办公的集团总部的楼下。那一年五一节,我主动要求值班,那个节日,我卖出了几十台寻呼机,包括汉显机,忙得手忙脚乱。卖寻呼机,并不是简单地卖机器,而是要负责给用户当场开机,有一系列复杂的技术程序,开始很懵,不过很快就熟了。还带着寻呼机到远离大道的杨家群的一个公司去送货。在寻呼台,还在七一那天,参加了电信系统到烈士陵园拜谒烈士的活动。
有一个小插曲,原来小楼负责人事的大刘,也被派到延安路营业厅,一次,她跟我说要领“精液”,搞得我满脸通红,她还不知道说的什么。我很快反应过来,应该是“液晶”。液晶是寻呼机维修常用的一个零件,营业厅里附设维修点。维修工是一位操崂山口音的瘦高个小伙子小王。
小楼还是公司的一部分,只是已经不是原来的用途,我办公的那间小屋,被用作了寻呼台司机小程的宿舍。2001年春节,我借道去看小程,当时他在小楼值班,顺便到小屋去看,结果看到屋子里的地下,是一个单人席梦思,复员军人出身的小程把屋子倒是整理得井井有条。不过,作为山西人,他不习惯这边的生活,也不喜欢这份工作,所以,时间不长他就回山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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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楼的边楼人家

文 / 韩嘉川

2018-05-30

住在市场楼西边楼的大鼻子银匠,是一个深居简出的人,平时很少见到他的身影。而他们家邻居们见到最多的是大娘,那是一个面目清秀干净利索的女人,脑后挽了一个簪,总是深色的衣服。因是小脚,走路很慢,常常扶着走廊的墙壁,向楼梯口外探头喊孩子们回家,那声音也是弱弱的。存是他们家的男孩子,在长身体的调皮年龄,也和邻居的孩子们聚堆。市场楼中间的百货公司不仅有宽大的天桥向东西两边的边楼连接,而且天桥就是一个宽敞的大平台,孩子们平时在那里玩儿。存的大娘在楼梯口可以看到在天桥与楼台上疯跑的孩子们。
存的妈妈在纺织厂工作,她出现在邻居视野中的身影总是匆匆忙忙的,列宁装布拉吉的穿着,在那个年代应该算是时尚的。存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他们都是由大娘带大的。他们家在西边楼上住的相对比较宽敞,几个做卧室的房间外,还有一个房间是大鼻子银匠自己专用的。有一次存带我去他家玩儿,看到大鼻子的房间里有小炉子小錾子之类的工具,大鼻子一个人坐在里面,他的头特别大,在宽阔的脸面上耸起的鼻子特别突出。后来才知道,他是在给人加工首饰。我当时被告诫,不要对外乱说他在干什么。
与存家相邻的,有开过小戏院的,开过染坊的,开过杂货铺的,还有曾经做过拳击手的鹞子家。不过这些人家经过工商业改造之后,都不再从事原来的行业了,或到工厂当工人,或到公私合营的商业部门工作,或在家干点儿加工活,譬如大鼻子银匠;也有什么也不干吃积蓄的……
建于1933年的市场楼到我记事的1960年代,已经不及最初的繁华与热闹了,但从变化后的格局,却依然可以窥见当年曾经的种种迹象。回字形建筑的市场楼中间依然是大商场,已经被冠以第二人民商场了,楼下是整个台东区最大的菜市场,出出进进的人群摩肩接踵,单就脚下的石板被磨得光滑圆润失去了棱角,就可以看出人流量之大。四面边楼从后来用木板间隔出来的住户房间看,当初则是中间供逛市场的顾客行走,两侧则是一个个摊位的空挡。今天人们所见到的新建的招商商场,里面有出租的柜台、摊位,则不难猜想当年市场楼的状况与繁华景象。
在这样的环境中开戏园子,肯定人气很旺盛的。青岛地方戏曲素有“拴老婆橛子”之说,听到那种曲调,人们会拉不动腿的,尤其是女人。记得上小学的第一天下雨,边楼上刚上学的孩子们一起走,走过南山小桥的时候,因为桥下的流水湍急,有个女孩儿不敢过,见大家都过去了她急得直叫,那叫声却娇嗔得犹如戏台上的悲苦道白,直到后面来了大人扶她过了桥。后来才知道,她是小戏院的女儿。班里分学习小组,她自报奋勇带一个小组到她家学习,因她家宽敞。她家有很多长长的矮板凳,那是当年给听戏的人坐的。戏院里,寸方天地唱出人间大戏,想必地方戏曲在市场楼西边楼的“寸方”天地里,也是曾经大有作为的。
上海人有“螺狮壳里做道场”之说,而在市场楼也不乏这种氛围。开染坊的家里有几口大缸,当年专门雇了一个挑水的,每天往里往外不断地挑水。染坊人家窗子朝东,天气晴朗的时候,窗子外面伸出的竹竿上会晒满了五颜六色的布匹衣物。记得母亲曾到染坊染过衣服,染一件一毛钱。那是市场楼的私人染坊关闭之后,母亲是到公私合营的染坊里染的。
说来无论干什么都可以成为生计,专门挑水也是生计。那人姓张,他从青年直挑到壮年,私人染坊关闭了以后,他依然留在市场楼,住在楼下大院西北角的一间小房里,因四面边楼住户多,水龙又在楼下院里,总有人力不凑手的人家需要有人送水,送一担水5分脚力钱。老张除了给人送水,还负责市场楼四个大门的开关与几个厕所以及环境卫生。那是可以开进汽车的大门洞,门板有接近一个手掌的宽度那么厚,约有两人那么高。大门的开关是一个不轻的力气活,每当晚上十一点钟,会准时有“咣当”的声响传来,边楼人家就知道老张关闭大门了。一根大柱子一样的门闩,老张要吃力地扛起来才能装进大门两侧墙壁上的圆扣里,再在门闩两头插上拇指粗的铁栓,再挂上硕大的门锁。四个大门中的三个要实实在在锁好,只将东门留一条缝,供晚归者回家。晚上十一点关,早晨五点开,是雷打不动的,无论冬夏。有过了钟点回家的对不起,必得绕道东门,早于五点要出门的也要从东门出。
老张总是从边楼的走廊穿过,到下一个门洞,夏天见到有下棋打扑克的,也站下看一会儿。贪玩晚睡的孩子对他肩上扛着的那串钥匙感兴趣,总是跟在他背后议论那些大小不一的钥匙功能。那是在一条很粗的铁棍上钻了孔,分别将大大小小的钥匙挂在上面,很有些重量。老张每个月要向每家收一毛钱的卫生费,在那个年月一毛钱不是小钱,有的人家钱不凑手时,便会三番五次讨要,因而也有与有些人家闹得不痛快的时候。
老张的家眷在农村,多年来他一直这样只身与大家共处过活,人们从来没有觉出生活中多了什么,又少了什么,直到有一年,人们突然发现晚上大门开着没人管,白天环境垃圾堆积得到处都是,厕所没法使用了,这才意识到多日没有见到老张了。又过了没有多久的一天凌晨,楼下突然传来号哭声,据知情者说,老张得了不治之症,前些时候回老家了,在家里扛不住了,又回到城市来治病,凌晨号哭的是他老伴……
鹞子家住在大鼻子银匠的隔壁。中国取消了拳击项目,正当年的鹞子被分配到一个工厂,当时人事科长问他会干什么?他说只会拳击。人事科长看他身上肌肉发达,就分配他干搬运工。可拳击爆发力所形成的肌肉与扛大包所需要的力气不是一回事儿。于是,他领了一个月的工资后,便再也不去上班了,后来靠街道办事处给他找一些零工干。他老婆也没有正当职业,两口子有一儿一女,生活实在困难了,街道就发一点救济金给他们。鹞子老婆说,辽宁路上的红十字会里有他们两口子的名单,有人需要血了就来叫他们去医院,之后给一点钱。
日子就那么不咸不淡地过着,没有谁觉得哪个地方不合适。有一天中午放学的时候,天气特别热,我们排着队走到台东一路,发现天主教堂的金属十字架被架在马路中间的一大堆圣经上燃烧,人和路新华书店门前有大堆的书在燃烧……那些日子有很多奇异的现象,譬如在若干商场被砸被烧的同时,在旧货委托商店门口将里面陈列了很久的两口棺材抬出来烧了,不久那门前又堆积了若干稀世珍品的家具;再是平时和蔼可亲的一些人,突然被冠以丑恶的罪名,戴大纸帽子游街……市场楼也不太平,印象最深的是三楼老于被批斗的那天晚上,光陆戏院门口为了好多人,老于不仅是地主出身,他七八岁时骑马玩手枪的情节被揭发了出来,声势浩大的批斗会持续了大半夜……
据鹞子老婆说,大鼻子银匠当年被定为资本家,他有两个老婆。我母亲问你要去揭发?她说俺不,他们一家人都那么老实厚道……我母亲知道大鼻子银匠家常接济鹞子家。
那么稳定平和的家庭因存的大娘回老家而不平静了,先是存的母亲闹起来了,存的弟弟离不开大娘整夜哭闹,而存的母亲每天上班,回来还要做饭照顾一家人,她吃不消。于是,她去农村接大娘,大娘却说没脸回来;接下来是存的姐姐报名上山下乡,那年冬天,存的母亲去农村看望女儿,回来说那里不仅没有油,连大蒜也没有,生拌大白菜用辣椒水加盐……
存的大娘终究还是回来了,老家的人尽管知道她是大鼻子自小定的娃娃亲,也知道她没有生育,但是他们还知道大鼻子银匠在城市里是有钱人,农村穷需要帮助,而那时候的大鼻子银匠家已经不是以前了,全靠存的母亲一个人的工资收入过活,帮不了他们什么。回来的大娘整天唉声叹气,后来还是上吊自杀了。
我那时候十几岁,只知道存的大娘与存的妈各人是各人,在共同维护一个稳定平和的家,不知道大老婆与小老婆是怎么回事儿,可街上的人们总是指指点点——资本家的小老婆。
后来在楼梯上与走廊里也看到过大鼻子银匠的身影儿,存的母亲忙于上班,家里有些事儿他必须亲力亲为了。

注:此篇获2018“记忆市北”征文散文类作品二等奖

作者简介

韩嘉川,青岛人。著有散文诗集、散文集、小说、纪实文学等多部,以及电视作品多种。作品被百余种选本选载,并被介绍到国外。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多种奖项。曾任青岛市文学创作研究院副院长、《青岛文学》副主编、青岛市作协副主席。现为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诗学会理事、中外散文诗学会副主席、中国散文诗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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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录操拾零

文 / 北冥有鱼

23:35:53 2015-04-02

语录操1

2014年第六期《新周刊》搞了个中国记忆榜的主题。也许知道国人健忘,文章历数了许多助人恢复记忆的人和事。当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是谁,是历史决定的,是由一直以来的成长历程决定的,我们一定要问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才能知道我们现在是谁,才知道我们往哪里去。”
对忠字舞做了一番回忆之后,有人问我“还有个语录操你知不知道?你做没做过语录操?”我回答说,“语录操我没做过,但语录操的事我知道一点。”
我的童年是在青岛郊区度过的,那是个充满着激情的荒谬年代。文化革命的风暴吹遍了每一个角落,但红海洋并不能抹平城乡差别,比如这个语录操,在我所在的区域就没有普及。至于说我还知道一点,是因为我曾收藏过一些这方面的资料。

体育战报

这张标题特别醒目的报纸叫《体育战报》,是上海市体育运动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感觉有点拗口)和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合办的报纸。
这是该报发行的第三十期,时间是1967年11月20日,报纸的首页是社论《体育革命的春雷》,文中说,在文化大革命节节胜利的凯歌声中,在大批判和斗批改的高潮中,体育战线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喜讯,翻腾兵团(原上海技巧队)经过不懈奋斗,创编的毛主席语录操终于和大家见面了,这是毛泽东思想占领广播操阵地的新胜利。
文中还说,毛主席语录操彻底改变了毒害人们灵魂的、追求姿势优美、协调、新颖的资产阶级情调,使参加做操的人,不仅能增强体质,更重要的是能在做操中接受毛泽东思想,提高觉悟。这是体育革命的正确方向。
报纸的二、三、四版刊登了毛主席语录操的全部分解动作。



语录操共分八节,开始之前先由领操员高呼: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然后全体人员齐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算是做操前的预热。第一节至第七节分别是党的领导、为人民服务、先人后己、永远前进、紧握手中抢、扫除一切害人虫、下定决心。分别对应不同的语录。每节前要先朗诵一遍该段语录,然后再一边有节奏的背诵,一边做出孔武有力的动作。语录操的第八节是毛主席万岁,也是边喊口号,边做跳跃运动。之后还有整理运动,领操员喊,我们要牢记林副主席的教导:大家接着喊,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边喊边踏步,如此这般,两遍下来方才作罢。
语录操的动作,基本上还是广播操的扩胸、体转、体侧、踢腿运动那一套,只不过是根据情景的需要重新做了编排罢了。
语录操简介中要求,每一个同志必须认识到,每做一次语录操,是上一堂毛泽东思想教学课,必须怀着对伟大领袖无限热爱的心情和深厚的阶级感情,做到动作准确有力。
有一个问题到现在我也没搞明白,那就是语录操的版权到底归谁。有文章说语录操最早发源于北京“二炮”文工团。后来由北京体育学院(当时已改称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进一步修订完善。我见到有关语录操的最早记载的是1967年10月21日,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率团参观北京体育学院时,就曾观看过“毛主席语录操”的表演。这个时间比上海正式刊登语录操的时间要早一个月。但北体小报《体育战线》正式刊登语录操图解的时间是1967年12月19日的,又比上海晚了一个月时间。看来谁首先发明的语录操,还是一段难了的公案。好在还没人申领专利。
语录操的创作不止上海体委、北京体院两个单位,从后来国家体委印发的语录操汇编来看,参与创作的单位还有首都体育战线大联筹、北京西城区小学体育斗批改联络站等,编写的语录操也分出了普及版、中学版、小学版等多个版本,被编入广播操的不仅有小红本上的语录,也有毛泽东的诗词和最新指示。语录换了不少,每一个动作的政治含量不断增加。




不得不佩服中国人的创新能力,语录操的热潮尚未普及,语录拳,诗词拳等又相继问世。1968年4月的《体育战线》又刊登了《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太极拳。自然,又是武术革命的凯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利用文艺歌功颂德是历代历朝都有的事,但将圣谕帝训利用体操的形式加以传播则闻所未闻。我辈有缘得见此景,不知有幸还是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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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先生”说

文/文健

11/25/2019 12:50:05 PM

年少时读了一点点书,因为用不上,几乎忘光了。好像是《董西厢》里有“玉笋儿搁搂着解乏”这么一个句子,想再研究一下“搁搂”一词,打开电脑搜索《董西厢》,前前后后通读了几遍,也没有找到这个句子。这记性!所以只好不再拿古人给自己壮胆气,和大家商量着说吧。
上述“玉笋”隐喻手指头,“搁搂”是指女生自慰。这词如今有至少有两种意思:
一种指“搅”,今说“搁搂搁搂”是“搅一搅”的意思;
一种指性行为,昔年在龙口乡镇企业打工,常听说某某大闺女叫上边“搁搂”了,即奸淫了。这“搁搂”好像是一个动词。但它的来历很远。我想,本文“郭先生”的“郭”,应当是“搁搂”的切音。
“郭先生”不是人。那是何物?
昔年,“红卫兵”抄家风暴始起,我下班经过西镇汶上路,见一老太太门口聚集了一群“红卫兵”。老太太是“逃台家属”,单身一个人,头发花白。家很小,抄家抄出的东西扬在毗邻门口的边道上。有个笸箩放在一圆凳上,里头盘放着几根条状的细长口袋,细绢质地,里面装满了东西,两头缝结着,一头还缝了带子。“红卫兵”用小刀划开,吐出是细碎的黑木耳,几条口袋里全是碎木耳。“红卫兵”高度警惕的神色骤然失望,将笸箩掀翻在地。我很奇怪,遍问同事,无一知道。
后来我被工厂夺权领导划为“裴多菲俱乐部”成员,到即墨团湾支援盐碱地改水稻田,工余,一老年同类讲的故事,解开了条状细长口袋所以装满碎木耳之谜。故事曰:
四九年之前,有这么一个屯子,男人全是资本家,在外经商,留下一屯子大老婆小媳妇的。一天深夜,有两个流球在屯子外面论道:“这里的娘们全闲不住!”“胡扯,她们男人上京里雇的太监,一到晚间,凡是带把的活物一个也不让进。”他们打赌十个袁大头。他们找来一面锣,点燃屯子外的一个草垛,边敲锣边急急地吆喝:“起火了!起火了!”结果呢,全屯子大老婆小媳妇都光着腚跑到了街上,她们每个人的脚上,都拖着一根“郭先生”!
“郭先生”?“啊,就是‘膀(音pang,二声)’,用绢缝成的鸡鸡,里头盛着碎木耳,用时用温水泡发,系在脚上……”
“膀”膀胱,因为它连着阳具,借代阳具。
其实“郭先生”就是《醒世姻缘传》(65回)《续金瓶梅》(32回)里的“角先生”。
“角先生”的“角”亦可读若“郭”,如至今南京方言读“角鱼(即鳖)”音“guo(一声)鱼”。
“郭先生”“角先生”即“搁搂先生”。
“角先生”在上引古小说中也作“角里先生”——现在山东胶东方言“搁搂”也有说成“搁里”的。
我怀疑“搅和”似应源自上述的“角jiao”音。“搅和”除“搅一搅”的意思外,还引申为“捣乱,阻碍”的意思。但青岛人称搅事男女曰“搅和洛夫”“搅和洛娃”,不叫“搁搂洛夫”“搁搂洛娃”。
就此停住,否则有搅和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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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奴役之路折返:哈耶克与杨小凯

文 / 沥泉

11/25/2019 12:49:25 PM

从长远看,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从短期着眼,我们只是自己所创造的观念或思想的俘虏。只有及时认识到这种危险,才能指望去避免它。
——哈耶克

哈耶克与杨小凯

学者可分两种:一种是学问大于生命,生命受学问支配;另一种是生命大于学问,生命因学问的滋养而变得更加饱满丰富,乃至气象万千。
而有两位学者——哈耶克与杨小凯,我们竟然无法界定他们是学问压倒生命,还是生命压倒学问。
哈耶克一生因坚持批判“乌托邦”而饱受痛苦的煎熬,一度被指责为“资本主义最忠实的走狗”,终在垂暮之年,亲眼见证了苏维埃的覆灭,并且终于让人们相信:人类的繁荣、幸福和尊严,来自个人自由,而不是乌托邦。
杨小凯一生只有56年的光阴,但他却用向死而生的态度,用超越常人的意志力和勤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参阅《向死而生:杨小凯和他的三次范式革命》)
1974年10月4日,一直被骂为“无耻”、“替富人说话”的哈耶克,终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自由主义学者首次获此殊荣。哈耶克是幸运的,他不仅获得诺奖,还在他92岁那年,亲眼见证了自己的预言变成现实——苏联的覆灭。
哈耶克获奖两天后,在中国湖南省的一座监狱里,已经服刑八年的杨曦光,迎来了自己26岁的生日。但是,两年后他才能出狱,而这一天距离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发表那篇“改变经济学基本定律”的论文,还有14年。
虽然,杨小凯的学术成就在生前就已得到世界公认,然而,他却没有哈耶克那么幸运:不仅两度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而且有生之年,杨小凯没有看到自己后发劣势的预言成为现实。这种遗憾,或许只能用天妒英才来解释——杨小凯在56岁时就英年早逝。

他们都曾是乌托邦主义者

其实,哈耶克和杨小凯在早年时,都曾热情拥抱过乌托邦主义。
与很多名不副实的“左派”不同的是,他们对乌托邦主义的态度都是真诚的。并且,他们都曾经认真的考虑,如何去实现乌托邦。
哈耶克走上经济学道路,就是从对乌托邦主义的迷恋开始的。在少年时,他一度对大学缺乏兴趣。然而这时,一战爆发了,他在战争中接触到了乌托邦主义,并很快迷恋上它。他曾描述过自己学术生涯的起点:“乌托邦主义使我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我总是在思考,这个如此诱人的计划,该如何实现呢?”
与哈耶克相比,少年时期的杨小凯更加激进。1968年,他满怀革命激情,写下了轰动全国的《中国向何处去》。他试图用那个时代的方式改变中国:革命、再革命,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体。这篇文章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即便在他重获自由后,文章标题“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他一生挥之不去的追问。

杨小凯的母亲陈素,因不堪批斗上吊自杀

但是,哈耶克和杨小凯一旦看清了真相,都勇敢地戳穿谎言,再也不会妥协。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良知——追求真理。也正因此,他们先于时代看穿了乌托邦的荒诞。

“以真理为生”的两对师徒

哈耶克是幸运的,他早年时就遇到了一位伟大的老师——米塞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大师,被后世誉为“价值五个诺奖的大脑”。
在读到米塞斯关于乌托邦的作品之后,哈耶克抛弃了乌托邦主义,投身奥地利学派门下。在当时的西方学术界,像哈耶克、米塞斯这样“没良心”的经济学家,长期处在边缘地位,忍受着“疯子”“无耻”的指责,但他们毅然坚定地持守着反对派的立场 ——为捍卫自由市场、人的尊严,他们甘愿做孤独的斗士。
哈耶克认为,“奥地利学派的知识分子品格”影响了自己的一生。他说:“最让我震惊的是,他们对一切事物都有一种求真的激情,它不仅意味着讲真话,而是意味着‘以真理为生’,不可放纵自己和他人的任何虚伪。他们深入 剖析每一种习俗,并揭露其欺骗性。”*(点击下图二维码即可购买)*

不读奥地利学派,枉谈经济学

毫无疑问,杨小凯也是“以真理为生”的。1960年代,这个十几岁的少年在考察农村后,认为社会已经变质,尽管他当时目之所及的解决方案只有巴黎公社,但他的博学、洞见和缜密的逻辑,却使狂热的一代人重新审视学习和思考的重要性——据同龄人回忆,《中国向何处去》所带来的震动,丝毫不亚于1971年9月13日发生的历史巨变。
在狱中,杨小凯遇到一生最重要的启蒙者刘凤祥——一名保守主义思想者,这是激进年代的稀有物种。刘凤祥对他说:“你这代人不能再沉迷苏俄式的革命,必须跳出历史循环,你要了解英美政治、成为经济学家!”这番振聋发聩的警醒,让他找到了人生方向,也成为杨小凯一生的写照。

油画:杨小凯与刘凤祥

他开始饥似渴地阅读,学习英文、电机、绘图、微积分……在与世隔绝的十年里,他独自推导出“戈森第二定律”等经济学模型。出狱时,他的学术水平已经达到国际一流。
哈耶克的老师米塞斯,一直不被世人认可,终其一生都穷困潦倒、颠沛流离。然而比米塞斯更悲惨的是,杨小凯的导师刘凤祥在1970年就被处决了。但杨小凯追随他的指引,不仅在经济学领域开宗立派,建立新兴古典经济学派;在思想上,他跳出了激进革命的怪圈,从经济学和宗教信仰的层面,诠释现代政治的真义。

哀荣至极的先知:哈耶克

1930年代,凯恩斯曾经在论战中大败哈耶克,世界因此开启了凯恩斯时代。然而在1970年代的“滞涨”危机中,物价飞涨,经济停滞不前,支持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声誉扫地。
在危难中,哈耶克的思想终于受到了重视,当市场的权利重新回到企业家手中时,英美两国迎来了再次繁荣。哈耶克也因此摘取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瑞典国王为哈耶克颁奖

1988年,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出版,仅仅一年后,东欧政权纷纷垮台,柏林墙轰然倒塌。随后,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灰飞烟灭。
在经历七十多年痛苦的煎熬之后,垂暮之年的哈耶克,终于使人们相信了他终生持守的信念:乌托邦主义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哈耶克战胜了凯恩斯,还亲眼见证了苏维埃的崩溃——事实上他本人就是乌托邦的掘墓人。这为他赢得了生前身后的美名。
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授予哈耶克自由勋章时,赞扬他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思想家之一,他勘探了自由的范围和轮廓。……他革命性地改变了世界之智识的和政治的生活。”
1994年,为纪念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发表50周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再版了该书,在封面上赫然印着:“近半个世纪前,当哈耶克发表《通向奴役的道路》之时,大多数聪明人嗤之以鼻。”罗纳尔德•贝里(Ronald Bailey)总结道,“然而,世界错了,哈耶克是对的。”

被流放的先知:杨小凯

哈耶克75岁时获得诺奖,93岁时与世长辞。与哈耶克不同的是,杨小凯开创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却与诺奖擦肩而过,并且,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在生前最后两年,杨小凯两度获得诺贝尔奖提名,成为距离诺奖最近的华人经济学家。然而几乎同时他被确诊肺癌晚期,并于2004年7月7日逝世,年仅56岁。
哈耶克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二战后的资本主义发展速度远不如战前,他因此认为:人类永远无法摆脱乌托邦主义的诅咒,强大的政府将来一定会有计划地减少人口,以减少资源的消耗。
杨小凯也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尤其对祖国的命运。据妻子吴小娟回忆,杨小凯在澳洲的最后几年,早上总是抱着电视痛哭,因为他经常梦见中国在打仗。
预言成真的两大先知——哈耶克在1940年代预言苏联计划体制必然崩溃,半个世纪后苏东剧变,历史证明了他伟大的预见性;而他在上世纪70年代“货币的非国家化”的预言,如今也被一步步验证——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正在崛起,不断挑战政府垄断的法币体系。
而杨小凯“后发劣势”的预言,在20年前曾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却不幸预言成真。
就在杨小凯去世前的两年,他意识到,脱离文化与信仰的土壤,认为仅仅依靠制度转型就能包治百病,是肤浅的,信仰才是制度的第一因。
至此,杨小凯跳出了“唯制度论”,完成了“自由的信仰——自由的个人——自由的秩序——自由的制度”的伟大思考,这必将成为未来变革的思想资源。遗憾的是,这一点还远远没有被人们广泛地思考和讨论。
先知注定是孤独的,这成就了先知的伟大,却也成为时代的不幸。一百年来,在每次重大的历史关口,中国都错过了机遇。而杨小凯用他短暂的一生,用他九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回答了萦绕在每个中国人心头的世纪追问——“中国往何处去”。
2018年,在杨小凯亲友和学生,以及出版方的共同努力下,凝结了杨小凯一生思想精华的《杨小凯学术文库》(九卷本)终于被编译集结,首度出版,最全版本——世间已无杨小凯,惟愿他的思想范式和学术成果,能够造福更多的人。

注:本文系先知书店原创文章《真理的囚徒:哈耶克与杨小凯》。为防止失联,请添加编辑微信:13001119262。

来源 / 先知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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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书信选:给孩子们书

文 / 梁启超

一个多月没有写信,只怕把你们急坏了。
不写信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向来给你们的信都在晚上写的。今年热得要命,加以蚊子的群众运动比武汉民党还要厉害,晚上不是在院中外头,就是在帐子里头,简直五六十晚没有挨着书桌子,自然没有写信的机会了,加以思永回来以后,谅他去信不少,我越发落得躲懒了。
关于忠忠学业的事情,我新近去过一封电,又思永有两封信详细商量,想早已收到。我的主张是叫他在威士康逊把政治学告一段落,再回到本国学陆军,因为美国决非学陆军之地,而且在军界活动,非在本国有些“同学系”的关系不可以。至于国内何校最好,我在这一年内切实替你调查预备便是。
思成再留美一年,转学欧洲一年,然后归来最好。关于思成学业,我有点意见。思成所学太专向了,我愿意趁你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稍为多用点工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再者,一个人想要交友取益,或读书取益,也要方面稍多,才有接谈交换,或开卷引进的机会。不独朋友而已,即如在家庭里头,像你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逢的幸福,若你的学问兴味太过单调,将来也会和我相对词竭,不能领着我的教训,你全生活中本来应享的乐趣也削减不少了。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
看越觉得这话亲切有味。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起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思成,你已经熬过三年了,这一年正该用炖的工夫。不独于你身子有益,即为你的学业计,亦非如此不能得益。你务要听爹爹苦口良言。庄庄在极难升级的大学中居然升级了,从年龄上你们姊妹弟兄们比较,你算是最早一个大学二年级生,你想爹爹听着多么欢喜。你今年还是普通科大学生,明年便要选定专门了,你现在打算选择没有?我想你们弟兄姊妹,到今还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不知道你性情到底近这方面不?我很想你以生物学为主科,因为它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极有趣而不须粗重的工作,于女孩子极为合宜,学回来后本国的生物随在可以采集试验,容易有新发明。截止到今日止,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男子也很少),你来做一个“先登者”不好吗?还有一样,因为这门学问与一切人文科学有密切关系,你学成回来可以做爹爹一个大帮手,我将来许多著作还要请你做顾问哩!不好吗?你自己若觉得性情还近,那么就选他,还选一两样和他有密切联络的学科以为辅。你们学校若有这门的好教授,便留校,否则在美国选一个最好的学校转去,姊姊哥哥们当然会替你调查妥善,你自己想想定主意吧。
专门科学之外,还要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据你三哥说,你近来看文学书不少,甚好甚好。你本来有些音乐天才,能够用点功,叫他发荣滋长最好。
姊姊来信说你因用功太过,不时有些病。你身子还好,我倒不是十分担心,但做学问原不必太求猛进,像装罐头样子,塞得太多太急不见得便会受益。我方才教训你二哥,说那“优游涵饮,使自得之”,那两句话,你还要记着受用才好。
你想家想极了,这本难怪,但日子过得极快,你看你三哥转眼已经回来了,再过三年你便变成一个学者回来帮着爹爹工作,多么快活呀!
思顺报告营业情形的信已到。以区区资本而获利如此甚丰,实出意外,希哲不知费多少心血了。但他是一位闲不得的人谅来不以为劳苦。永年保险押借款剩余之部及陆续归还之部,拟随时汇到你们那里经营。永年保险明年秋间便满期。现在借款认息八厘,打算索性不还他,到明年照扣便了。又国内股票公债等,如可出脱者(只要有人买),打算都卖去,欲再凑美金万元交你们(只怕不容易)。因为国内经济界全体做产即在目前,旧物只怕都成废纸了。
我数日前因闹肚子,带着发热,闹了好几天,旧病也跟着发得厉害。新病好了之后,唐天如替我制一药膏方,服了三天,旧病又好去大半了。现在天气已凉,人极舒服。

民国十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载《梁启超家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版

(周晓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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