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苏永生
11/22/2019 10:58:36 PM
（一）
“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那个时候，我是故城县青罕供销社的一名售货员。本来想不到去考大学，毕竟我只上了一年初中，赶上“文化大革命”，后面两年基本没上课。到了1968年夏秋之际，还没“毕业”，因为家庭的关系，作为一名后来被称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随同我母亲，被强制注销了城市户口，送到原籍河北故城当了农民。直到1975年才落实政策，我的身份改成“知识青年”，当年底安排工作进了供销社，成了吃商品粮的正式职工。
1977年恢复高考，我心里是半信半疑的：不太相信会实行真正的考试，择优录取。当然，已经捧上了“铁饭碗”也有一定的关系。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大事改变了我的看法。那就是出了故城县委书记指使人为自己的女儿高考作弊，后来被举报被处理的事。这事就不细说了，年龄大的朋友，尤其是我们衡水地区的人都知道这事。
1977年12月进行“文革”后首次高考。时间不长中央来人调查处理作弊事件。不久处理干部，第二年即1978年1月故城县考生重新考试。当时全国报纸广播都报道。我们供销社对面的公社中学就是考点之一。
这些事情给了我很大的振动，上大学的愿望复活了，所以当1978年高考招生开始后，我就下决心要报名了。
报上名后，有一天我们供销社的一把手韩主任在院里叫住我问：“你报名考大学？”
“嗯，”我小声回答，毕竟自己也有些不大自信。
“你不是初中毕业吗？”
我知道韩主任后面没有说出来的话。只好说：“我试试吧。”
韩主任没再说话，回他办公室了。
我站在那里愣了半天。想想自己的决定，也确实有点不自量力和冒险。那凭什么敢有这个想法呢？还有点自信的地方是，在农村劳动七年半，供销社工作二年多，业余时间我没有别的爱好，千方百计找书看。虽然中学中上了一年，但初高中涉及到文科方面的知识，通过阅读学到不少。考大学文科，只涉及到一门数学是知识的缺项。其他政治语文历史地理估计还行。
最后归结到一点：试试吧。
供销社的韩主任是位非常不错的领导干部。他作风正派，不抽烟不喝酒，鼓励年轻人上进。我进供销社时间不长，他发现我干活比较本份，学东西也比较快，就提拔我兼做门市部的会计，还评我为先进工作者，出席过全县供销社系统“学毛选积极分子大会”。我到冀县师范学校工作以后，有一年为了涨工资，落实我的工龄，冀师派人到青罕供销社了解调查。回来的同志对我讲，供销社领导对你评价很高。
供销社经销烟酒，年轻人往往沾染上抽烟喝酒的习惯。作为领导，韩主任对此管得非常严。几乎每次开会，他都要讲抽烟尤其是喝酒的坏处。他常说的话是：“喝了酒，口出狂言，说自己处处‘英雄’；等到酒醒了，又变成‘狗熊’了!”
话落，引起一片笑声。爱喝酒的几个人，觉得不好意思。这样经常对爱喝酒的人旁敲侧击，使供销社的职工不敢明目张胆地喝酒。
说我报名吧。到了报名时间，我向部门负责人老张请了假去县城。故城县城在郑家口，简称郑口。离我们供销社驻地青罕约15华里。骑自行车往返。
话说我找到高考报名的地方——县直单位党支部（或党委？）报名。一位男子约有40多岁，听完我的意图后，态度很生硬地说：“你超过25周岁了，不能报！”
我吃了一惊。想起招生简章上是说某年某月以前出生的可以报名。那是指25周岁以下的。但后面还有一句，“25周岁以上的优秀青年也可报名”。
我把以上意思给他说了（其实他怎么会不知道有这规定）。
这位男子（后来我知道他是这里的书记）还是态度很不好，说：“那就叫你们供销社开证明。没有证明不能报！”
我就只好回来再想办法了。
现在用点笔墨说一下我们部门负责人老张。他是位旧社会过来的买卖人，当时大概快退休了吧。他继承了旧时商家和气生财的古训，与人为善，但与人不深入交往。
我们在一个部门工作，晚上一起睡在门市部后面的宿舍兼办公室里（共3人，还有一位王子明兄，下面会写到）。时间长了，谈话内容和范围逐渐扩大，高兴时，老张偶尔与我们这些年轻人谈起他在旧社会，经商贩卖布匹往来北京与故城的往事。讲起那时他们常常骑自行车驭着货物从德州回郑口，途经某地是强盗常出没之地。生意人凑成十多二十几人，一起走。经过危险地带时，要一面快行一面大家互相大声呼喊招呼，呼啸而过。这样做的目的，等于与强盗沟通，说明人多势众，也说明都是小本生意人，没有很多钱财。而盗亦有道，他们往往对大财主动手，所谓杀富济贫是也，一般不为难小生意人。
到北京办完事后，这些生意人往往到“窑子铺”里寻欢。老张绘声绘色地讲起 “入门级”课程“打茶围”：进门落座，“窑姐”上茶，客人们一边喝茶一边与“窑姐”说笑，或者说是调情吧。到时走人等。
“打茶围”后面进阶的课程，老张就不讲了。我们也不便多问。略过这一段，老张又讲起旧社会，很多生意人，挣了钱就花在这上面，到头来存不下一点钱。
那时我们供销社允许各部门自己订报纸杂志，费用可以从门市收入中直接抵销。但要由部门负责人决定。我提议订了好多，老张都同意。报纸有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参考消息，杂志我订了《历史研究》。阅读这些报刊，等于补上中学没学的文科方面的课。后来能考上大学，这也是原因之一。
我报名高考，看成绩，打听情况，办理有关手续等。往县城和衡水跑了总计有10多次，每次请假，老张都同意。须知我请假，留下的活，其他人要担起来。在我报名参加高考这事上，老张帮了不少忙。
我离开供销社上大学以后的第二年，有一次经过青罕公社，就到供销社看看，到副食门市部，老张正忙着卖货，还不忘招呼我留下吃饭。不过我那天行色匆匆，没有时间多待，也没时间和老张多说一会话。
大约七八年前，也就是我离开供销社30多年后，我经过故城县，特意绕道到青罕（现在叫青罕镇）看一下。
到了那一带，竟然连到青罕的路也找不到了！我原来是那么自信：从青罕东到德州，西到郑口，这路走了多少遍？摸着黑走也找得到。
不过我忘了我的印象是30年前的场景！如今路改了，公路上房子连成一片，早不是我记忆中的青罕公社了。
靠着GPS导航，我才找到供销社旧址。不用说，早已是物是人非。这叫多情误我。
扯得太远。再回来说。我第一次的报名碰了钉子。回到供销社以后，我找到保管公章也负责行政事务的李总会计。他是一个非常和善的小老头（那时似乎把50多岁的人就看作老人了），与人说话脸上总是带着笑容。他听完我的要求后，也是一样笑着说：“你自己写好，拿来我给你盖章。”
当天晚上我在宿舍里起草了证明信。大意是说“我单位职工某某同志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工作积极，团结同志”等。记得特别清楚地针对招生要求，写上这样一句：“综上，此同志堪称优秀青年，请给予报名是荷！”
第二天，拿上证明信，我又请假骑车到报名处。这次那位书记看了证明后没说什么，就让旁边的女工作人员给办相关手续了。
过了十来天吧，准考证发下来了。考试时间是7月20-22日，考三天。这张准考证我保存至今。发出来大家欣赏一下。这是准考证的正面，反面印着几项注意事项。
（二）
这时已是1978年的四五月份，离考试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了。
再简单说一下我的备考过程吧。
哈哈。那时的人《毛选》学得好，《语录》背得熟。有两句语录人人会背：“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我也是这样。
不怕人笑话，不怕打败，即“战略上藐视敌人”也；而“战术上重视敌人”，俺也是动了一点脑筋。
1.考文科。5门中，4个强项，1个弱项（数学）。4强1弱，有取胜可能。
2.集中力量，主攻4个强项，争取多拿分。1个弱项，能拿多少是多少。
3.除了自己努力，千方百计争取外援。这一点需要说明一下。知识是在自己脑子里，外援怎么帮？主要有两点，一是立即要能找到全部初高中相关课程的教材，用来复习。二是不懂的地方要有人请教辅导。
4.这二三个月，破釜沉舟，拼命学。
西方有句名言：万事互相效力。
我喜欢读书学习，平日里对知识人，如对面中学的老师等，都愿意与他们交往。他们也愿意与我交朋友。
那时物资短缺，我们副食部卖的有些东西属于紧俏品，如好烟好酒，红糖碱面，甚至咸鱼水果点心。有些进货不多的紧俏商品，惯例是放在我们的仓库里，熟人要才卖。一般人问就说没有。
所以有人说，那个时代不兴搞关系。也不完全对。
因为我常与老师们交流知识，他们要买紧俏品就找我，我则尽量给方便。到了我复习考试的时候，这些老师和其他朋友都很帮忙，很快就找齐了课本及一些参考资料。
还有一事。当时买粮食要粮票。而到外地去，必需全国通用粮票才行。中学有一位蒋老师，男的，30岁左右。上海人，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家庭成分不好。分来公社中学任教。他爱人是上海郊区人。每年来此探亲或蒋老师回上海探亲，都要全国粮票。我每次都帮他兑换。我在学习复习功课准备高考时，他几次提出帮我辅导数学，因我把数学放在最后，而到了最后，已经没有时间了。所以我也就失掉了跟蒋老师学习的机会。
哎，如果我能有时间，跟蒋老师学一段时间数学，高考多得10分20分，又会是一条不同的人生之路吧。
说到数学，尽管我只考了5分，可就是这5分，决定了能上大学。下面再说。
供销社工作繁重，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早晨起来就开门，天黑关门。晚饭后，要“包包”，就是把第二天要卖的点心、茶叶、花椒等称重用纸包成包，方便出售。干完这些活，就九或十点了。这才是我学习的时间。那时我也想不到，即使想到也不会允许，请假复习功课。所以，除了到县城办理有关考试的手续，必需请假。我就一直工作到最后一天，第二天离开供销社到学校报到。
忙完工作，别人睡觉了。我就到门市部柜台上开始学习。几乎天天学到下半夜二三点，睡几个小时就要起床了。那时年轻，对上大学又有强烈的愿望，所以这样连续拼命学习，也并不觉得苦。
课本大概反复看了有十遍吧。我的办法是第一遍通读，第二遍划重点，第三遍缩小重点，第四遍就有些重点展开联想补充内容。再回来开始另一轮复习。
白天无法复习功课，我在柜台上卖货，人少时就抽空看报纸，关注时事政治。光明日报的理论版，挑一些重要的文章反复读几遍。
这样越学越觉得相关知识能自己理出头绪，有点融会贯通的意思了。
到离考试只有二三天时，我才开始数学课的学习。虽说我上过一年初中课，但那些知识，尤其数学知识，随着十多年时间过去，几乎忘光了。现在复习，等于从头学。看了开头几页，考试时间就到了。
无可奈何。只得仓促上阵了。
再说考试地点。我被安排在我县的建国公社考点，离我工作的青罕公社约70华里。为什么安排到这么远的地方？负责安排的单位或个人没有考虑到考生会十分不方便吗？又，我自己事先也想不到、后来也不曾想到提出个人的困难，要求换一下到近的考点？
这些都没有在考虑之列。当时，只要能让参加考试就满足了。
但问题是要考三天，来去这么远。最主要的是要有地方住和吃才行啊。
距离远，自己就克服了，可以骑自行车往返。住和吃呢？那时公社一级好像也没有旅馆。即使有，我也住不起。我到供销社工作，第一年工资是每月20元，第二年24.5元，第三年也就是我离开那一年才涨到28元。
我们供销社的邴经理知道了，主动提出介绍我到建国供销社，找一位姓王的副主任，是他的朋友，请他帮助我安排吃住。
这位邴经理是我们供销社的业务负责人。也是近50岁的样子，个子不高，但非常精明强干，业务精通，为人也好。他不但帮我联系考试时的住宿，高考后，还给我介绍对象。不过没有缘分，我和那位姑娘只见过一面，没有处下去。
高考前一天，吃过午饭以后我骑着自行车，带着考试用具和简单的生活用品，先沿公路骑行到县城，上运河河堤，沿着河堤一直骑到建国公社驻地。那时公路不好，全是土路，走河堤路顺一些但弯弯曲曲，要远不少。那时年轻，骑行百十里路不当回事。
七月下旬，正是河北最热的季节，骑在车上，灸热的阳光下，挥汗如雨。傍晚时分到了建国公社，找到供销社，见到了王副主任，王副主任领我到供销社院内的一处平房，是一间西房，供销社的李炊事员住在这个屋子里，室内正有一张空床，就安排我住在这里，吃饭就到食堂买饭票与职工一起吃饭。
我在这里住了3个晚上，第三天考试下午是外语，不计分，再说即使考，我也考不了几分。就没有参加，又骑行70里路回到供销社，第二天照常上班了。
那几天的考试可以说是在煎熬中度过的。考试本身没有什么，比我预想的简单，个人自觉比预想的考得还要好。但就是住的地方不好，一是太热。这是一间西屋，不透风；二是我没带蚊帐，睡觉时就一边喂蚊子。因此晚上睡一会就被热醒或咬醒。估计一晚上也就睡二三个小时的觉。
但那也是很愉快的一次经历，特别是每天我考试回来，晚饭后，王副主任和供销社的职工都在院子里乘凉。王副主任也喜欢文史，他会问我：“今天考的哪一科啊？”
我就回答他。然后他还会问一些相关的内容，问我是怎么作答的。他也说说他的意见。
那年的历史课考题中，有一道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方面的，王副主任对此特别有兴趣，我们一起回顾复习那些相关的事件，及对此看法。当时，他坐在一棵大树下，左手端着水杯，右手摇着大蒲扇的场景，多少年了还历历在目。
回到供销社以后，工作照旧。早起开门卖货，拉着车子去进货，搬运货物。因为我是部门会计，还要每天下班前汇总货款，送到对面的信用社。到了月底，晚上我们加班盘点：清理货物，算出盈亏。
但毕竟是不同以往了。心中盼望着考试成绩出来的日子，急切地想知道考试的结果。
印象里应该是8月底，考试成绩、当年河北最低录取线公布了：我的分数是304.5分。最低录取线300分。
历史考得最好，80几分，语文和地理都是70多分，政治大概是60多分。数学成绩最可怜，只有5分。但前面说过了，总分是304.5。如果没有数学的5分，就够不上最低录取线。
对这个成绩，我个人既满意，又遗憾。特别是开始录取后，我熟悉的一位老师，写信到省里他的熟人，打听到河北本科的录取线是315分。我知道上不了本科，有些遗憾。但总体上感到欣慰，有上大学的希望。
接下来，还有不少考验呢。
（三）
首先，也是非常重要的是“政审”，那时这可是个大问题。“政审”就是“政治审查”，除了本人的政治表现，还要审查父母的政治身份，政治表现等。
其次是填报志愿是否得当，能否被有关学校录取。
先说说第二项，当时也没有人指导如何填报，我在县教育局里有一位同村的老乡，他在教研室工作。我就此请教过他。他只关照我，最后一项是否服从分配，要填上服从分配，这样即使你填报的学校不录取你，没填报的学校有可能录取你。
当时也不知道有哪些学校，就填了我知道几个，如河北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学院等。这二所学校都是本科院校。我的成绩不达标。但我后来接到的录取通知书上又确实盖着河北师范大学的公章，事实是我们被录取到：河北师范大学衡水地区师资班。这是专科班。
再来说说政审。这对我又是一个严峻的关口。
从实招来吧。我的父母解放前在旧政权里混点事做。虽然只是低级的职务。但文化大革命中，尤其是我母亲，挨过斗，被遣送回农村劳动改造。按那时说法，是有历史问题的人。
在填写家庭情况等表格的时候，是否如实写，怎么写，当时我也是犹豫考虑再三。如实说，怕政审通不过，失去上大学的机会；隐瞒不说吧，怕查出来，罪加一等，至少会取消录取资格。
经过一番内心的考虑和挣扎，我想还是要说实话，便如实地把情况写上了。
下面对我进行政审的过程，按说我是不知道的。可是我知道了，事情是这样：
对我父母和家庭情况的政审，由我们供销社的上级—-县供销社有关部门负责，县供销社派了一名干部，要求我们供销社也派一名干部，必须是中共党员，二人一起到山东青岛市我母亲的工作单位进行调查。我们供销社派的是一位姓刁的职工，他比我大五六岁吧，我们曾在一个部门工作过，关系很好。读至此，大家也知道了，是他告诉我，他们将去青岛。
他们从青岛回来后，刁给我看了他们在青岛海滨拍的照片。他有原则，并不告诉我调查的经过和结果。
当然，后来我被录取。
再说录取我的学校。我想那是经过10年动乱，高校没有招生，造成教师队伍短缺，恢复高考，为了让更多的人进入大学学习，同时尽快培养补充教师队伍，才发明了这么一个名称，由河北师范大学出名义，在本校以外，有条件的地市设立大专的师资班。
衡水地区的师资班就设在衡水师范学校。1977级文科2个班，1978级也是2个班。在这个师资班的基础上，1979年国家批准成立了衡水师范专科学校。所以我们1980年毕业时，毕业证书上就盖衡水师范专科学校的印章。现在衡水师专也成为历史了。
录取通知书不像现在制作的那么精美，就是一张白纸，上面印着几行字，大意是：经河北省招生委员会批准，你入河北师范大学衡水地区师资班学习，学制二年。入学时间另行通知。
凭着这份入学通知书，我办理了档案转移、户口和粮食关系转移等。这份文件到学校报到的时候，交到学校了，自己并不能保留。
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间应该是9月中旬左右。这之后，等了约一个月，仍然没有收到开学报到的通知，我有些着急了。
对面中学里有一位代课教数学的袁老师，他是老三届高中毕业生，也是被衡水地区师资班录取的。我们见面时，就商量到学校去问一下。
我就又一次请了假，到县城坐长途客车到衡水，找到师范学校。袁老师认识的一位故城的老乡，是1977级文科班的，正在衡水上学，姓李。袁老师让我去找他。见到这位学兄以后，知道他是这个班的班长，比我年长几岁，与学校各部门熟悉。他就带我到教务处，查了录取名单，上面有我和袁老师的名字。我问：“什么时间开学？”“还没准备好，”那位老师说：“你回去等通知吧”。
那是我第一次到衡水，但心里不踏实，工作也不能耽误，除了到学校办事，在衡水哪里也没去，当天就匆匆又坐车回来了。
这位姓李的师兄，为人非常好，人很成熟。我到学校上学以后，我们常见面交流，他那时受学校委托，管理学校的期刊阅览室。后来他介绍我做这件事。
那时学校条件并不很好，期刊阅览室不过半间教室那么大。但订阅的期刊杂志至少有几十种。由于来阅览的人多，来不及排到架子上，屋子中间几个桌子合在一起拼成一个大台子，期刊杂志就堆在桌子上，厚厚的几层，学生们就坐在四周阅读。
文革刚结束。学生中很多都是饱尝失学之苦的人，一下子冒出了那么多文革中根本看不到的图书杂志，让这些渴望知识的学生，那个激动啊。所以阅览室下午课后开门，学生蜂拥而至，座无虚席。晚上九点关门，很多人不愿离开。其他人走后，我们负责管理的几个学生，就整理一下大家阅读翻乱的书籍杂志，打扫一下卫生，然后关灯锁门。
回到宿舍就很晚了。但那是非常愉快的事。首先是自己有书读，还享受着被信任的愉悦。尽管那都是无偿的服务。
第二年，李兄毕业了，他回到我们县里工作。临走时他跟我告别，互道珍重。
再回来说。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一天收不到入学通知，我就一如既往地在供销社上班。这其间，我还代表我们供销社参加了全县供销社系统职工岗位比武大会。这个活动在县城的商业局礼堂举行。我参加的是副食部的业务之一，捆酒瓶比赛。
观众坐满礼堂，参赛人在舞台上，每组3个人，一声令下，一齐动手，谁先用麻绳捆好10个酒瓶，就获胜。我的成绩并不好，第一轮就淘汰了。但是，比赛结束后，县供销社的一位领导在总结时提到我。大意是，今天来参加比赛的有一位青罕供销社的职工，他参加了今年的高考，已被录取了，还来参加比赛，应该表扬云云。
前面说过，除了必要时请假，即使收到录取通知书，我也没离开工作岗位。其实也不是我觉悟高，那个时代都是这样，没有想到要休息一段或怎样。何况当时我一个人在那里工作，如果不上班了，也没地方可去。
终于收到入学报到的通知了，我记得是当年的11月某日到衡水师范学校报到入学。
我在青罕供销社工作差一个月就到3年。我记得是1975年12月20几号上班的。转眼之间，3年过去了。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如果在农村劳动不算正式工作的话。
办理户口、粮食关系都在周边，我抽空办好了。临走的前二三天吧，单位通知我晚上要为我饯行。
晚上，在供销社经营的那个小饭店里，由我们供销社的范副主任主持，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算是作陪。那时不兴大吃大喝，不过是吃了个简单的饭，也稍微喝了点酒。领导和同事们祝我今后学习进步，一切顺利，我也举杯感谢几年来领导和同志们的培养帮助。席间，领导问我有什么要求，我想到有行李，去衡水约150华里，坐长途客运汽车不方便，就提出能不能派供销社的小拖拉机送我一下。范副主任当即答应了，第二天就通知了司机师傅，安排到时送我。
我们供销社有两台小拖拉机，可能是8马力动力的那种，拖着一个小车斗。这也是半年前才买的，参与到供销社的运输中。在这之前，我们只有两辆骡马大车，为供销社运输货物。今天想想真是可怜，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供销社的主要运输工具还是骡马车！
对于我将离开供销社，放弃这个工作，放弃工资去读大学，也有个别同事和朋友不理解。因为大家知道，读师范毕业后就是当老师。那个时候，教师被看作臭老九，文革中很多老师都被整得灰头土脸。教师的工资也不高。当时还是计划经济，物资短缺，我们供销社从事物资配售，有这方面的权力和便利，是很多人羡慕的职业。
当年的规定是，工作5年以上可以带工资上学。不够5年，就不能带工资上学。所以我上学二年，必然少拿两年的工资。
这些同事和朋友的好心我是理解的。未来怎样，其实我也看不透。实话说，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也许是我当时没结婚没对象，一个人还没有感觉到生活压力。只是单纯的愿意多读书。对于因文革而失去读书机会，不能接受更多的教育，耿耿于怀。这次得以遂愿，属于求之不得，也就义无反顾了。
朝夕相处的同事和朋友们都有些不舍。曾在同一个部门，我们一起共事二年多的王子明兄长，他由于不是正式职工，当时已回到他家那个村，做村里的代销员离开供销社了。他年长我10岁左右，已结婚，男孩也七八岁了吧。他的父亲和哥哥在北京工作，他自己幼时也在北京随父亲生活。也许因这层关系，他对我这个在城市里生活读书，长大后回到农村又从农村出来工作的人，与他的经历有些相同，所以他与我谈得来，他是我工作上的前辈，也是我处事为人方面的榜样和老师，在很多方面对我帮助很大。临走前，我特意到他村里到他家，向他辞行。后来我在学校读书时，我们还通过几次信，他在信里说，你现在身份变了，不过你只要有需要我的地方，一定要告诉我。
时间长了，我与王兄的联系也断了。我至今记得他对我的帮助。
报到那天，同事们帮我把行李装上拖拉机车厢里，另有一位我们供销社的女同事，她的丈夫在衡水某厂工作，她也跟车到衡水探亲。在冬日的寒风中，我们就出发了。司机师傅在前面开车，我和女同事坐在车厢里的行李上，车行到野外，随着车速提高，风越来越大，我们就转过身来背着风，司机是没有办法，他顶着风驾驶，可想是多么不容易。好在我们三人，说着话也就忘记了寒冷。这位女同事的丈夫是工厂医务室的医生，后来我生病，还找他看病和开药。
估计行驶了四个小时左右。到了学校，司机帮我卸下行李，就匆匆返回了。那时大多数来报到的学生都是背着行李或由家人骑自行车送来。我享受了车（尽管是拖拉机）送来的待遇，心里沾沾自喜。
以上就是我的高考故事。报名考试，放在现在，平平常常的一件事情。但在那个时代却要费这么多周折。在这个过程中，有几次我觉得没有希望了。可后来又柳暗花明，出现转折。结果可以说是有一点戏剧性。
大概是人老了话多，我这篇回忆文章写得太长了，请大家原谅。
2018年9月17日写完于青岛
苏永生，男，1952年生。河北故城人。小学中学在青岛读书。“文革”中回农村劳动。1978年考入大学学习，毕业后做教师。1985年回到青岛工作，先后从事教育，报纸采编，科学普及，心理咨询等工作。2012年退休。2017、2018年两次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UCSD）心理系作访问学者，从事交流与研究。现居青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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