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文健

11/20/2019 6:14:02 PM

以公开面世的丙烯画而言，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张丙烯画是吴冠中画的，发表的名字可能是《长城》，是为北京国际机场候机楼画的作品。
改革开放之初，国际机场的装饰绘画制作被我们称之为“中国壁画复兴运动”。所谓复兴，总有一个曾经的兴旺。我们这些参与者希望随着现代化公共设施雨后春笋，壁画有了载体，从而再继古代的兴旺。我有幸被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借调去参加这次壁画的绘制工作，也有幸在吴先生创作《长城》过程中，参与了国产丙烯颜料的发轫。
吴先生原计划用油彩画这张画，听说国外有丙烯颜料，想尝试一下。他问哪里有这种颜料。北京国际机场贺总经理说：“那还不简单，叫我们的飞行员到国外绘画用品商店买就是了!”最后在荷兰买了一批颜料。吴先生操作丙烯颜料上画布时，张仃院长对我说：“是，我们国家自己也可以制造这种颜料。你联系联系看谁家可以生产。这个事交给你，你负责把它办好。”那时我给张院长当下手，制作贵宾厅壁画《哪吒闹海》。
我给天津、上海都写了信。不几天上海“马利”牌厂家来了两个人到机场找我，谈了丙烯颜料在中国可能的远大前程，并从吴先生那里要了几个用空了颜料的铅管给他们。他们当中的一位工程师说：“如果它能成功，阁下便是做了件中国过去没有的大事。”哦，我可不敢贪天之功。

吴冠中先生去世后，2016年春，我应邀赴云南东君御酒厂讨论酒的源头。在中途转机，经过北京国际机场有壁画的候机楼，想看看那些曾经“开一代形式先河”的壁画。这个候机楼已不用于候机，好像已改为经营商品的部门。 在一间买饭的大厅里，我看到了吴先生的那幅丙烯画——画着雪后长城和松树的《长城》。此画虽然在机场壁画乍始宣传时期没有轰动的反应，但事实上，它不仅是，也可能是吴先生一生创作的最大的丙烯画，并且也算是他力求西画中国化表现的开端。那时克里姆特的分离主义特别受到重视，似乎油画民族化，就是克里姆特式细部独立审美体拼合，加中国的题材。吴先生显然没有赶时髦。
这幅雪后的长城和松树倚墙而立，上面张贴、或用图钉摁了些通知、饭菜价格表等，而且还有一些说不清来自什么的污渍。我很气愤，大声问聚在一起说话的大厅工作人员：“你们哪一位是领导？”没有回答我的，但是我的态度让他们感觉不妙，有些说话的人离开了大厅。我追上一位年龄稍大的女性说：“请您务必找一下你们的领导，我有重大的事情要反映。”她说：“一般的领导行不行？”一会一名男的来了。我说我是这座候机楼壁画的创作人之一，我知道眼前倚在墙上的画是谁画的，很值钱，将来说不定値这座候机楼钱……我见他一脸对待骗子的神气，忙说当年这里的绘画装饰收尾工程就是我干的，当年你们的老领导吕正操的弟弟非常重视这张画，一再叮嘱我好好给这张画设计画框等。他这时才有点认真，拖着官腔说：“知道了，我会和上级反映的。”说后傲慢地转身走了。

其实这位领导的老上级“吕正操的弟弟”根本没注意这张画，这是我为了引起那人的重视而瞎编的。所谓我为机场壁画收尾工作，是那位贺经理请求帮他的忙而为——因为画家们只管画，没有考虑自己作品的装潢，所以壁画制作流程当中没有涉及到这些，画家们撤离后，机场一些负责此事的领导很担心怎么办，我帮了他们的忙——我不但设计了各式画框，还指挥制作了这些画框。可笑的是，有些人却说这些画的画框是请日本专家设计制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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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阿杰

05/20/2019 7:06:12 PM

三江源。
大雪封山已有月余。
张老师被困在山里的教学点，他在等乡中心学校来送食物和燃料。
但雪大路滑，车开不进来。唯一一根通向山外的电话线被大风刮断。
张老师独自待在宿舍里。虽说生着炉火，但外面温度太低，在屋里不得不穿着厚厚的棉衣。他坐在简陋的木桌前，坐一会，要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走动。 眼看天黑下来，他还在煤油灯下忙活，要把所有孩子的作业批改出来。
这个教学点是两年前设的，刚开始还有三个半教师——三个全职，一个代课老师。一年前，两位全职的同事，一位家里有病人需要回去照料；另一位说是回城里结婚，但一去不返。另一个代课老师倒是尽心，教了十来年，去年年底，来了一个红头文件，被清退了。仅剩张老师一人。
其实要说困难，张老师也好不到哪里去。他老家在千里之外的内地，一年难得回去一趟。上有八旬老母，下有上大二的女儿，老妻在家操持一切，里外一把手。十几年前毕业典礼上作为团支书的他，一个冲动的倡议和带头举动，把他和这处人迹罕至的荒原连接在一起。
张老师再一次从桌前站起，在屋里踱来踱去，边走边呵气、搓手，试图暖手。
他走到窗前，无意看到远处似有一个红点在移动。他揉揉眼睛，是，那个红点正向他的宿舍移动。
张老师不敢站久，只得加快踱步的频次。等身上稍微有点热度，他定定地站在窗前。
那个红点走近了。
那是张老师熟悉的身影。她是卓玛。
卓玛住在教学点所在的村里，父母早亡，下有年幼的弟弟泽旺，以放牧为生。
泽旺就在张老师班里。
教学点里，十来个孩子聚在一起闹个不停，叽叽喳喳，令张老师头疼。其他老师离开后，他一人承担起教学点十来个孩子，三个年级的所有课程。他既要教课，还要维持纪律，忙得团团转。有一次，泽旺跟另一个孩子打架，张老师劝解，结果被泽旺一拳打到脸上，眼镜跌落，害得张老师只得用旧眼镜，好几个月看东西都模模糊糊。
不过泽旺平时在家里还算乖，姐姐的话全听。那次误打了张老师后，回家被姐姐罚站，不住地求饶。
张老师正看的当口，一身红色藏袍的卓玛到了屋门前。
张老师赶忙开门，一阵寒风裹着卓玛拥进屋，风险些把桌上的油灯吹灭，他急忙用手护住油灯。
这么晚了，有事啊，卓玛？
我来给您送柴，卓玛从身后背囊里掏出一些木柴。木柴有碗口粗，被斫得一般齐。还有这个，她又从大襟里掏出一块牛肉，递给张老师。
卓玛捡几块木头，走到炉前，打开炉盖，加柴，用火钩挑几下，腾起火焰，热气立即烤热了脸，卓玛眼里闪着沉静的目光。
老师还不睡觉？不早了……
这就睡，这么晚了，早点回去吧，泽旺……
不管他。卓玛走到张老师床前，展开被窝，脱下宽大的藏袍，又脱去藏靴。她熟练地展开被窝，坐进去，躺下，被子紧紧裹着身体。
张老师张口结舌，不敢直视卓玛，视线转向火炉，心扑腾乱跳，不知所措。
张老师，被窝暖了，您进来吧。
张老师不敢看，也不接话，呆呆地坐在炉边。
卓玛缓缓地从被窝钻出来，尽量保持被窝筒状的样子。她依次穿上藏袍、藏靴，收拾停当，站到张老师跟前。
老师，被窝暖和了，您快进去休息吧。
张老师不知说什么，呆呆地看着卓玛。
卓玛朝张老师笑笑，收拾好背囊，快步走出屋门，迅速关好门，渐渐消失在雪原里。
张老师钻进留有卓玛体温的被窝，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暖意。
根据流沙同主题文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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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阿杰

2011-06-14 19:12

进来看看吧。
说这话的是一位跟我年纪相仿的穿制服的中年人。他说话的语气不疾不徐，不卑不亢，看得出来，慕名而来的，怀旧而来的想必不在少数。他是见怪不怪了。
酒店富丽堂皇，上得台阶，两边的陡峭的石头阶梯依然肃立，上面是客房，正对大门，里面摆满了各色美食。但看不到食客。
进去的目的纯属好奇，想看看这个曾经工作过，现在被改造成为酒店的地方，会是一副什么模样。特别是，在登上进门的石头阶梯之后，在右手楼梯前面，那里曾经过去有一个简易货梯，在我离开这里后不久，站在货梯下打扫卫生的门卫王大爷被失去控制的货梯活生生夺取了性命。
那里曾是一个著名的文物所在——它的前身是建于1933年的青岛物品交易所旧址。设计师是刘诠法。
建这个交易所的初衷，是本地商人愤愤于霸道的日本占领者在相距不远处建造了一处当时被称作取引所的证券物品交易所，那个交易所垄断了本地的商务活动，像吸血鬼一样吸干了本地的财源，控制了本地商人赖以生存的商务资源，于是本地商户自发集资筹建了这处交易所。它的出现对日商是有力的钳制。虽然最终在日本人的魔掌下也未能幸免。据已经故去的解宏老介绍说，他的父亲就曾在这个交易所工作过，当时负责棉纱生意。解老幼年时曾到这幢商贾云集的大厦里来过。
这幢极不规则的建筑的门牌号是大沽路35号，虽说属于大沽路（当然是大沽路最后一个门牌号），却位于大沽路、天津路、北京路、肥城路、泰安路、济南路等六条路的路口，据说建造成这样的造型，有风水学的考虑，也有汇聚财富于此的意思。开放后，据说曾有海外华人专程到此地考察过它的位置。
这个曾经在正前方外立面墙壁上嵌挂着斗大鎏金的青岛科学器材公司八个大字的建筑，其北侧紧靠济南路路口有一排二层小楼，那里曾经是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北京路招待所，在团市委期间，曾安排外地客人到这里入住。我刚调到这里的时候，作为第八届全国发明展组委会中负责接待与会人员的负责人，曾受命管理以政府名义从全市征调来的上百辆大客车，指挥部设在火车站门前一个小二层楼，具体的工作人员，我的几个小兄弟夜里就住宿这里。从天不亮的第一列列车，到深夜的末车，一有列车进站，便调集那些来自各单位的不怎么听使唤的司机师傅按照事先勘察商定的路线将天南海北的发明家及官员送到几十处宾馆、疗养院。而现在，这里现在是两三家小型酒店。只见灯火辉煌，客来客往，已经没有了当年的任何痕迹。
大楼南侧，解放前曾是一处旅馆，那里曾经长期流传着一个闹鬼的故事。说的是某日，一辆黄包车载着一位打扮妖冶穿着艳丽旗袍的女子在旅馆门前停下，黄包车夫按照女子的吩咐等在门口。从中午到傍晚，不见女子出来，黄包车夫感觉不对劲，就进去打听，把那女子的相貌穿着如此这般地描述一遍，结果里面的人却说没见到这样一个女子，黄包车夫于是很惶恐。不久，就传来了越穿越邪乎的里面闹鬼的故事。后来那个旅馆曾长期做旅馆。
大楼距青岛火车站只有里许路，距大楼不到百米的西侧，就是进出青岛的必由之路——胶济铁路的路轨，列车日夜不停地从这里轰鸣着进进出出。坐在火车上，在快到终点站的时候，总能从车上看到满是沧桑感的大楼。有时借着夕阳，那八个鎏金大字会熠熠生辉。
在靠近泰安路路口处曾经有一个跨越铁路的木质天桥，这个天桥是连接铁路两边的必由之路。天桥最早是木质，后来改为水泥质，后来天桥拆除，在天桥的下方，修建了一条过街隧道，被称为泰云通道，连接东边的泰安路和西边的云南路。天桥主要是供行人使用，后来改为水泥桥后，也可以推着自行车路过。
这里曾是我等同龄人童年去看行进中的火车的最佳观赏点，站在桥上，喷涌着或白色或黑色的火车头，从青岛站老站缓缓开出后，从桥下驶过，那浓烟会把桥身包围，把站在桥上看光景的那些小孩包围，然后慢慢加速，奔向不可知的远方。每当有列车驶过，小伙伴们总是很兴奋，不少人会在憧憬坐在车上的遐想。自然，后来有机会频繁地坐着各种列车出出进进青岛的已经长大了的我，你，他，会有几人还会忆起儿时那些幼稚而天真的遐想呢？
这里在1949之后，长期被用作工业展览馆，因为房屋内部的结构很适合搞展览。建筑的一、二楼的中间是一个大厅，围绕大厅是一个回形通道，通道两边有一些间隔出来的简易房，被辟为办公室。办公室的窗户是临街的。窗户很高大，比一个人还高。采光极好。但大厅里面光线不好。八十年代在团市委工作期间，曾去青工部部长吴勇（后曾任某区区长，最后逝于菲律宾海边）在那里办的青年“五小”发明展帮忙。后来一楼大厅被出租给一家银行。再后来，调到科委系统后，曾在那里工作了大约五年。
在最后一两年里，所在的单位被同属科委的另一个单位接收。
记得接收那天，一个似曾相识，戴一柄眼镜的矮个子前额微谢的中年人很严肃地召开我们原单位人员的会议。他很严肃地对我们未来的工作提出一些要求。会后，我小心翼翼地跟他套近乎，问他认不认识一个叫李黎明的人，原本紧绷着的脸和很严肃的神情一下子表现出一种异样的表情，他说那是他哥哥。他哥哥曾经是一个大局的团委书记，我在团市委期间与他相识相熟。
李黎明的弟弟叫李黎晓，是我们的新头领，李书记。
知道我是他哥哥的同事熟人之后，李书记对我明显客气了。
此后，与李书记有过几次近距离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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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叶帆

11/19/2019 5:11:09 PM

厂子诞生于民国二十四年，宋文山到死都记得很清楚，叫利记铁工厂，是他卖了祖上的五亩菜地开起来的。那年他三十出头，是条精壮的汉子，但厂子的经营却了无生机，山穷水尽的日子多，柳暗花明的光景少。到了民国二十七年，日本人第二次打进青岛，利记的生意便一蹶不振了，因为日本人不喜欢中国人搞工业，他们愿意中国人都躺到烟榻上，把烟泡儿抽得云山雾罩，就腾不出手来和他们作对了。那时候，像利记这样的厂子，三两天就垮一个，而烟馆一天有时能开张三家，日本人鬼着呢，多一个端烟枪的，就少一个拿步枪的。
后来，日本人跑了。再后来，国民党也跑了，利记就和新政府做生意，根据政府的订单，一会儿生产水车，支援农业战线，一会儿加工铁皮烟囱，解决市民生活。直到公私合营的时候，宋文山才撒手厂子的生产，他对公家的代表说，你们多费心吧，我要休息啦。公家代表问他还有什么要求，老掌柜的说，政府比我有能耐，没要求，只是多替我照料一下那棵树。
说完，宋文山就回家吃利息去了。
那是棵橡树，碗口粗细，枝繁叶茂。当初，利记铁工厂改名叫利民铁工厂，大会就是在树下开的，后来又改名叫东风机械厂，大会也是在树下开的。连识字班讲课、奖励表彰大会和公布生产情况，统统都在树下。工人说，树下是厂子的政治中心。其实，也是工人的生活中心，天气暖和的时候，没人在食堂吃饭，都到树底下，男的女的，饭吃得油渍麻花，话也说得油渍麻花。 有人在树下得过便宜，扳金车间的范二喜就在树下亲过食堂的炊事员马莲花，亲过几回之后他们就结婚了，一结了婚就再不到树下亲嘴了。还有人在树下遭过暗算，总务科卖月票的李奎盛被电焊工王茂泉打了一顿，因为王茂泉的老婆去买月票时，李奎盛动手摸了人家，据说，摸的还是敏感部位。
树下也有过阴谋，陈三元和李四海联手盗窃库里的铜料，是在树下敲定的作案时间，公安局抓他们时候，公判大会也是在树下开的，群众喊口号的时候，陈三元把一泡热尿撒在了裤裆里，让马莲花笑得几乎岔了气。但是，总体上讲，树下的阳谋比阴谋多，厂里一多半技术革新方案是在树阴里诞生的。洪大年的儿子患白血病那年，募捐箱也是放在树下，三天时间，里面塞进二千多块钱，那会的钱含金量高，洪大年的老婆眼泪汪汪，一声谢字还没说出来，就在树阴里跪了下去。职工上访告厂长那年，也是在树下，一拨人把迟建国吃私贪污的事捋出了一二三四，最后把个赃官送上了法庭。虽然是后来的事，可谁都记得，那年，树上没有结橡子。
那棵树在厂院里占据着良好的地理位置，向西50步是厕所，分男的女的，中间一道墙，上茅房的时候，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嘴贱的男工常常从墙上扔过两句荤话，招来女工一阵臭骂。从树向北50步是澡堂子，也分男的女的，洗完澡，男的抽烟，女的梳头，顾不上说荤话，匆匆忙忙回家去。树的东面是职工食堂，那儿不分男女，都一齐巴结掌勺的，巴结不上嘴里就带了脏字。然后，揩了油水和没揩到油水的，都到树底下吃饭。这时候，橡树就成了一个慈祥的老人，看着一群儿孙狼吞虎咽。
这期间，老工人一茬茬退休，新工人一批批进厂，那树就越发老成了起来，等到一搂粗细的时候，有人在树上吊死了，死的是利记铁厂老掌柜的宋文山。
那年闹红卫兵，学生们到厂子里一撺掇，立马就有人站出来革命了，也戴着红布箍，也成立造反兵团，名字挺滑稽，叫“革造司”。可是，革谁的命呀？刘少奇在北京，像成语里说的那样，鞭长莫及。想来想去头就撞在老树上了，忽然打个机灵，也像成语说的那样，茅塞顿开，朗朗喊一声，把反动资本家宋文山抓来。那会儿，利记铁厂早就成了东风机械厂，宋文山也不吃利息了，靠一份养老金生活，而且，厂里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了。但是，现在革命又需要他了。
去抓宋文山那天，老掌柜的在院子里摆弄一棵小树，也是橡树，茶杯口粗细，看上去挺茁壮的，但宋文山却衰老了，被造反派拎到老树下面。“革造司”们一拍桌子，让他交待剥削工人的罪行。老头儿振振有词说，我比工友们辛苦，他们八点上班，我呢，我早上六点就得把活儿安排好。造反派怒发冲冠，奔过去扇老东西耳光，打得老掌柜的灵魂出窍。等他醒来再审，让他说说怎样喝工人血汗。宋文山喃喃说，我没喝过谁的血汗，我最爱吃的是雪里蕻炒肉丝。于是又打，打得老家伙散了架子，就用绳子捆到树上，再使一根绑到树杈上，一头吊在脖子上。从远处一看，老掌柜的雄赳赳站在树下。
从上午到下午，宋文山没交待出多少东西，看来革命很不成功。就在这时，街上的宣传车喊起来，说全市造反派们已经夺了市委党政财文一切大权，要开庆功会呢。东风机械厂的造反派激动万分，当即扔下反动资本家，意气风发地赶赴盛会去了。等到树底下清静了，传达室老王头端着一碗水走过去，叫了几声老掌柜的，宋文山才把眼睛眯开一条缝隙，嘴角蠕动了几下，老王头听到了一个树字，就问，树怎么啦，你说呀老掌柜的。宋文山再也没说什么，就与世长辞了。
宋文山一死，老橡树就有些晦气了，厂里的人不愿意到树下去，怕被死鬼的魂儿拽着。后来，那树就莫名其妙地落叶，像一个过早谢顶的人，期期艾艾竖在那里。造反派掌权以后，为了显示自己的才能，异想天开要造拖拉机，说是给“九大”献礼。果真说到做到，把拖拉机造出来了，跟真的一样，只是不能开，是个空壳，放在老树底下，开完庆功会用别的拖拉机给拖拉走了。接着，又在树下欢送走了一个参军的和一个上工农兵大学的，那晦气恍恍惚惚淡了一些，又有人到树下来了，像前一茬人那样，有亲嘴的和打冤家的，阳谋和阴谋又回到大树底下来了。
后来，改革开放的时候，厂子转产了一回，跟别人合资了一回，又被陈建国贪污了一回，颓势就不可挽回了。最后，上级部门决定让厂子破产，腾出地方搞房地产，几天时间就把厂房夷成了平地，测绘的人一丈量，老树正好在厂子的轴心线上，树要铲除。
橡树老了，一棵老树，无风自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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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北冥有鱼

2015-06-29 00:16:23

我们常常把一个人异常亢奋的状态用“打鸡血”来形容。然而，查遍所有中文词典，却都没有收录“打鸡血”这个词。我想，这应该不是词典编辑的疏失，而是有人不愿将那段荒唐的历史公诸于世。
1966年12月28日，中国氢弹原理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的军事科技已经接近世界水平。也就在这一天，卫生部下发文件，撤销1965年下发的关于“鸡血疗法”的禁令。同时下发的还有批判卫生部在鸡血疗法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办公室《在医学科研上为毛泽东思想翻案》和《彻底为医药科研中的新生事物——鸡血疗法翻案?告全国革命人民的公开信》两个附件，至此，打鸡血由民间行为转为官方许可，在全国蔓延开来。
要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必须从一个人说起。
俞昌时，这位出生于1903年的安徽富家子弟的人生颇富传奇色彩。20岁读上海南洋医专，22岁加入中共，领导过农民暴动，担任过南芜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也在国民党的监狱中服过刑。只不过在后一段和组织失去了联系，所以没有得到重用。解放后担任过南丰县人民代表，中西医联合会主任等，后来调往上海，任永安公司工人疗养所所长、上海无线电三厂医师等。尽管没有高官厚禄，但该同志的革命热情不减，以拯救全人类为己任。
上世纪50年代初，还在江西南平做医生的他，偶然在鸡屁股里量了一下体温，发现在43℃左右。他判断，鸡的“常温如此之高，当是其神经中枢的调节作用和血液的发热机能特别高的原故”。“抗毒菌能力一定很强”。那时候，全国各地都在学习苏联的“组织疗法”，即把人体的某些组织，作为注射液或埋入病人皮下以治病。中医文献里，也有不少“涂敷浸点”鸡血治病的记载。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的脑海形成，如果把鸡血注射进人体，那会怎么样？
俞昌时决定先在自己身上试试看。他从一只公鸡的身上抽了1.5cc血，注射进左臂三角肌，结果“不痛，不痒，不胀”。其后一两天内，他觉得精神舒适、食欲增加，而三四天后更是“发现奇迹”，脚癣和皮屑病等痼疾同时痊愈了。 　“于是，我就大胆地再打了几次，又打到别人身上。”俞的试验对象，包括自己经常腹痛的15岁的女儿，一个患蜂窝炎的农民，一个患阴道癌的妇女，都是“注射了两次鸡血就完全好了”。
五十年代后期，大跃进的浪潮席卷全国，毛泽东“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批示更是激发了无数人的梦想。俞昌时的机会来了，已经进入上海永安棉纺三厂的他除了自己继续打鸡血之外，还开始在职工中试验，“一个多月注射三百人，一般注射一至两次，也有五六次的，全部发生了显著效果”。但因“卫生部审核指出，‘此法因超出国际水平，必须保密’所以不被一般人所知。”
据俞昌时的记录，从1959年到之后的5年多时间里，他坚持隔一天注射一次鸡血，他把自己打鸡血的疗效归纳为24种。主要有：胆石症、血吸虫病、腿肿、心脏功能、精神饱满、视力增强、治好腹泻、赘肉消除、不生白发，不掉头皮屑、大便通畅、食欲增强、面色红润、抵抗力强、无任何病痛，就连性欲也增强了。
在俞昌时带有表演性质的推广下，鸡血疗法在一定范围内如火如荼。面对来势汹汹的舆论压力，上海卫生部门采取了审慎的支持态度。静安区卫生局先做了一个调查，俞用“鸡血疗法”治过203例，“由病人口述所得资料分析：对月经过多、胃溃疡、偏头痛等症状有改善者达65%”，但同时也指出，“其中有36%发生高热、寻麻疹、淋巴结肿大等反应”。后来，区里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小组，吸收俞昌时参加，对鸡血疗法进行试验和数据采集。动物实验的“初步印象”是，鲜鸡血有血清反应，但比马血清弱。之后，“就在有抢救休克准备的条件下开始临床应用”。
两年后，上海市卫生局通过688个实验病例分析，认为短期内疗效较好的是：月经过多，有效率达97.8%；其次是消化系统溃疡，有效率78%。大部分病人注射后有食欲增加，睡眠改善的现象。但不良反应也较严重。打过4针以上的980例病人中，不良反应165例，占16.6%，包括畏寒、发热、腹泻、淋巴结肿大、荨麻疹、局部红肿疼痛、休克等。其中大多数为发热反应。反应程度与注射剂量成正比。而且，还出现了6例休克反应。
俞昌时对此报告十分不满，认为是个别专家“夸大反应，否定疗效，使鸡血的研究机构工作停顿”。
不愿和研究小组继续合作的俞昌时，转而让病人到他家中治疗。“断手再植接血管算不了什么，鸡血疗法才是真正超国际水平的”。
1964年，见鸡血疗法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一肚子怨气的俞昌时开始爆发。他开始给各方面写信，诉说自己的委屈，要求党和政府支持这个新的医药学派。
然而，这些信件并没有换来预期地支持。1965年6月12日，上海卫生局召开专家座谈会，认为：鲜鸡血有异性蛋白过敏性血清反应存在，不安全，“目前虽未发生死亡事故，但如继续应用下去，意外事故势所难免，特别是鲜鸡血治疗对象均为慢性病，该病本身无多大危险性，而治疗却冒着危险更值得考虑。”会后组织撰写了《关于鸡血疗法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呈送卫生部，称将限令停止给病人注射鲜鸡血试验的行为。
7月23日，卫生部下发了《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同意上海市卫生局调查报告的看法和处理意见。
对于卫生部的禁令，俞当然不服气。他除了引用领袖的语录进行反击外，还向全国印发了大量宣传材料。一是宣传“鸡血疗法”“国际领先”，中央曾指示要“秘密研究”。二是暗示有很多“老干部”私下使用。三是辑录了大量病例，都是显示鸡血的神奇功效。差不多全国各个省的主要医疗单位都收到了俞的宣传资料。一时间，禁与放形成了严重的对立，然而，作为被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明令禁止的一种医疗手段，打鸡血只能转入地下进行。
历史再次给了俞昌时们机会，1966年，文革的大幕拉开，积蓄已久的矛盾开始爆发，各式各样的“报应”也就开始了。
1965年2月，毛泽东曾对卫生部的工作提出严厉批评，称“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的人工作，而且这百分之十五的人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好了”。
“文革”爆发后，这段批评便成了“鸡血派”的尚方宝剑。
在俞昌时的参与和鼓动下，北京和上海的红卫兵联合组成“鸡血疗法调查组”，分赴全国各地开展调查，得出的结论为：八年来，“鸡血疗法疗效显著奇特，具有“来源容易，制备简单，效果良好，副作用少，非常经济”的优点，符合多、快、好、省的原则，深受工农兵群众的欢迎。”“由于鸡血疗法的奇效动摇了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垄断医学的宝座，打破了他们平常耀武扬威愚弄人民的美梦，因此通令禁止……对人民健康造成巨大损失。”在这里，鸡血疗法由学术之争被定义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文中还称此调查结论得到“中央首长大力支持”，因此“城市老爷卫生部”只得承认错误，撤销禁止鸡血疗法的错误通知。

随之成立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卫生部在鸡血疗法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办公室宣布，要在1967年1月下旬在北京召开控诉、揭发、批判大会。
由于“筹备办”下发的声明宣称“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加之“中央指示”和“老干部”私下享用的“秘密”带来的蛊惑。一时间，打鸡血的狂潮在全国汹涌而起。
有好多人都还记得那个非常奇特的场景，在医院或是卫生室的门口，手捧公鸡等待打针的人排起了长队，人们眼中流露出企盼的目光。而那些情绪亢奋、手里提着一只已经焉了的公鸡的，是已经打完针的人。

这种情景一直持续到1967年底，随着打鸡血的人越来越多，各种神话也就不攻自破了。
打鸡血，是那个时代风情的真实写照。我们今天以看喜剧的心情来回望这段历史，殊不知，在打鸡血的背后，蕴含着很大的悲剧成分，只不过由于我们身边的悲剧太多而不觉罢了。
打鸡血的高潮和文革的高潮正好重合，我想，这不仅仅是一种时间上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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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胶澳子

11/18/2019 9:14:41 PM

六十年前的青岛港上随处可见的一些民间风味美食现在已经难觅踪影。它们的绝迹并不是什么消费者舌尖的新陈代谢，而是四面漏风的时代列车在飞驰时一路抛洒而酿成的后果。

大锅饼

虽然是小麦粉做成的，但它和今天流行的烧饼决不是一路货色。锅饼个头很大，一个锅饼需用5—10斤面粉。由于手工和面力气有限就改用木杠子来压面。经多次反复揉挤压，最后制成一个厚度约八公分的大锅饼。放进一个特制的平底生铁大锅中用火烘烤。先大火，后文火，约半小时功夫，大锅饼烤制出炉。出锅的锅饼外焦里糯，面粉因含有麸质而麦香四溢。摆在市场上用刀切着卖，这可是地排车夫们特别喜欢的主食。可不像今天的面粉添加了增白剂使面食白的似漆。
正宗的杠子头火烧和大锅饼都是用木杠子压面但因杠子大小粗细不同而力度自然有别。

炒凉粉

那时青岛市场的小食品摊上随处可见一碗碗用大蒜和酱醋拌的海冻菜凉粉，既解暑又解渴。除此之外还出现热的炒凉粉。那是一种添加了普通凉粉食材的特殊凉粉。放进平底锅里用铲子翻炒的时候锅上直冒着热气。这是那个年代少年学生们都特别喜欢的零食，可惜今天在青岛早已绝迹了。

烩饼

烩饼烩的是硬面火烧，有点像今天的羊肉泡馍。那时在青岛卖烩饼的饭馆和摊点就和今天卖面条和米粉的一样多。烩饼汤里有盐、酱油及一点菜叶和肉丝。1958年我上初中时，父母经常给我二角五分钱，中午到延安路小饭馆去吃一碗烩饼，特别地好吃。可惜烩饼在青岛完全绝迹了。

豆豉酱咸菜

前几年人们疯抢日本健康食品纳豆时，使我想起了久违的青岛纳豆食品——豆豉酱咸菜。豆豉是以黄豆或黑豆为主料，利用毛霉、曲霉或者细菌蛋白酶的作用分解大豆蛋白质，达到一定程度时，加盐、加酒、日晒干燥等方法制成。然后再添加青萝卜丁、大白菜条块，合并放入瓦缸腌制成的家庭自制咸菜。这是老青岛家庭老主妇们的拿手手艺。许多老人包括我的母亲每年冬天都要做一缸这样的咸菜全家可以一直吃到开春。
豆豉酱咸菜不仅风味特别，而且营养丰富。可惜今天在青岛能做的人很少了。

烤甜晒柳叶鱼

柳叶鱼是青岛海产。体型扁一般长十公分左右。渔民捕获后在海滩上晒干即成，市场价格特别便宜。青岛的城市贫民买不起大鱼，但这种价格低廉的小鱼却是常常不离餐桌。放在火炉上一烤就熟，就着玉米面饼子吃时，能享受特别的鱼香风味。可是现在的青岛人都不屑吃了。
此外老青岛的食品还有血肠、苦肠等，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2019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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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文健

11/18/2019 7:14:46 PM

青岛张大狗去世多年了，我始终不知道该怎样评价他才合理。我这一辈人，曾因评价他人优劣还沿袭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朋友妻不可欺”这类老标准而受过磨难。但目前还不得不沿袭它来看张大狗。这两项标准，张大狗大概根本不知道，也许从生到死，没有人勇于苦口婆心对他及此——万一被他侮辱一番如何？
张大狗，大名张岱峰，弟弟张子峰，小名小狗。兄弟俩小时候经常为点小事厮打，他们父亲看到了，首先绝不是阻止他们厮打，指出谁是谁非，反会帮着占下风的一个打，而更莫名其妙的是，这时变为强势的见对方挨打，又会帮助对方打自己父亲。围观的邻居们好不快活，会说“一窝狗打起来啦”。他们母亲也目不识丁，悍甚，对瞧不起他家者，真也“嚼（骂）起人来不吐核”。他家住在朝城路北段，有人说这里过去有“窑子铺”——小时候他的邻居看来不怎么文明。他的父母和张大狗一样，也很少教。
大狗极端聪明，擅长画画、雕刻，左撇子。为这左撇子，他挨了父母不少打。家里贫穷，他没上几天学。平时说到童年的事，他常常回忆上小学的时光，且每每小声唱起那时将世界名曲填上适时新词的歌，例如威尔第作曲的《夏日泛舟海上》，歌词却是“我们新中国的儿童，生活在幸福中……”一向故作老气横秋的他，至此歌声全现儿童时代的纯真。听他动情地唱，我曾暗自追问：他为什么不能在保持纯真的教育中，上学长大呢？看样，他没有几天的小学时光，老师的“教育大纲”没有涉及老时代的道德标准。
他好强，所以在熟人层面上，他很争面子。
例如吴文家婚礼——吴文家父亲是建国前的台西区区长，从而导致儿子备受“文革”戕害。年纪不小了，才娶了一位躲避“上山下乡”的上海妻子。婚礼请了许多名声赫赫的师友，如我们的老师石可、原青岛美术学校名誉校长迟新浦等人，还有后来大名鼎鼎的一些人。这等同一个“龙虎榜”宴会。原本也想请张大狗，但怕他三杯落肚，旧习复燃，吐出些不堪入耳的脏话面向一切言有不屑自己的人，所以准备事后单独请他。没请他，他竟率领了小狗、小狗妻子等一干人来闹。进门他就喊“我×恁妈的大血×，我十块钱的礼钱都准备好了！”幸亏小狗死拉硬扯妻子和张大狗，否则那掀起一个角的桌子会翻过去，不知会伤多少人。
不过张大狗好争面子也有惠人的时候。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他与外贸工艺美术进出口公司的人员熟悉，依仗着他出众的绘、刻手艺，能接许多加工活。一时许多青岛后来的大艺术家，如徐立忠、杜大恺、李兴邦、窦世魁、项维仁等，都曾由他经手取得过加工活，赚三五块钱填补掣襟肘见的苦日子。虽然他可能会从中抽头，但在那个时候，可算救了许多画家的燃眉之急。不过大家都羞于承认他是自己的朋友。例如杜大恺、李兴邦和我在首都国际机场画壁画，因为画事轰动，画者处于其中而位置似乎轰动，使他到了北京，扑着我们闯进了工地，我就找空避开了他，我怕让人因他耻笑我。
张大狗曾经“上山下乡”过。农村生产队里有只用来生骡子的大母驴，好不珍贵。临大年，张大狗弄了一枚大炮仗，点燃，插进驴娩口里，“嘭”的一声，驴受惊，一下子跑出去三四十里地。生产队好不容易找回母驴，队长在找驴的众人面前给张大狗“噗通”跪下，边磕头不止，边哭咧咧地喊：“俺哪张爹，你快回青岛吧！”生产队不知用来什么理由把他退了回来。张大狗说到此事颇感自豪：“这是老子的法道”！
被生产队退回，他就业到某冷库里干活。当时各个单位上班都要集合在领袖像前“早请示晚汇报”，一次请示、汇报中，他用日照话将“万寿无疆”读作“万臭无香”，虽然他一再否认，还是把他关进冰库里反省、认罪——关的人竟忘了这回事。冰冷，他披上盖冰货的棉被来回小跑，跑饿了，摔碎冰鱼坨子，将鱼和鱼相互敲击出的碎肉屑吞下去。肚子受不了，泻肚子，他便把薄屎喷泄在冰鱼堆上，当然，这也是他的报复。天亮“早请示晚汇报”后开冰库门，他已奄奄一息了。之后他被开除了，还落下了一种病。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小狗的妻子耐不得贫穷自杀了，时在隆冬，她仅有一个小袄、一条单裤在身上，留下一个嗷嗷待哺的儿子。悲哭中，小狗对张大狗骂道：“你这个狗养的，上来一阵谁都不论，弟妹、亲妹妹、甚至咱……”说到这里张大狗的一个徒弟给了小狗一巴掌，止住了他继续地愤慨。对此我不愿多想。比起所谓“朋友妻不可欺”的古训，这恐怕“天打五雷轰”也不为过。我常想问问有学识的大夫，这是不是冰库伤了他什么地方的后遗症，让他触犯天条，肆无忌惮。
张大狗结过婚，娶的是上海老婆，挺漂亮。青岛人仰慕上海，娶个上海老婆很是自豪。“岱峰，你怎么赚的俊娘们？”“这不简单，弄一个还剩一块两块的存折，在后面填上几个零，刻个小图章一盖，在上海姑娘面前晃晃，就得了！”果然，这个上海女子嫁到青岛后，很快和他离婚了。
张大狗属大龙或小龙。他一家男人似乎都短命。他五十刚刚出头就去世了，小狗在哥哥去世后不久也离开了人世。张大狗的死讯是徐立忠的弟弟徐立义告诉我的。徐立义最后一次见到张大狗在一个夏天，在八大湖小区中心花园的圆花池子边。他坐着，穿条大裤衩子，腿下是吃弃的一地洋柿子蒂巴，还有一滩尿。见到徐立义他动也不动，指指地下的尿说：“尿出这些东西，费老劲了！”他没有公费医疗，拿自己的房子，向江西路一位欣赏他艺术才华的人，抵押了几万块钱治病，钱花完了，病更重了。
前几天，我有缘和山东一个名牌大学美术学院的院长吃饭，院长没见过张大狗，但却问他还在否。我突然想到了消灭ISIS头目而受崇堪比“哮天犬”的狗。狗竟如此，何况人！我该怎样评价他才合理的关键有了——他的对中国现代刻瓷艺术的贡献，若因人不敏而遗忘，则太不公平。
说起瓷刻艺术，我们不能不把山东甚至中国现代拓展人之桂冠给他一顶。几年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陶瓷艺术大师丁邦海在写《中国瓷刻艺术》专著时曾问我，近代山东瓷刻艺术源头的拓展人是谁。张大狗——张岱峰肯定是最重要的人之一。当然郑惠民、石可等更是重要。但大师林立的淄博刻瓷艺术诸家，几乎无不推他为拓源者之首。那时很多科班出身的艺术家都没有张大狗那样热衷在国内外供单位，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己的刻瓷艺术。当他绘声绘色叙述自己刻瓷作品征服了高级首长甚至名伶时，人都背后里说他“牛逼鼓子”“城墙脸”。但无论如何，他对自己刻瓷的宣传，乃是山东今天刻瓷艺术辉煌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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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周晓方

11/18/2019 1:12:49 PM

三年前有机会在青岛小农丁做媒体总监，那个团队里有一些甘肃、陕西人，西北人喜欢吃面，之前只是听说，直到跟他们朝夕相处，才切身感受到这一点。
当时办公室在位于金水路1577号的托普创业工场，在本楼食堂未开之前，一直在外面解决午饭，但那里可供解决午餐的饭店不多。西去两三百米，有几处饭点，其中最西头的拉面馆，门脸不大，店主是西北穆斯林，说一口谁也听不懂的青海话。仅五六张桌子，主供西北人爱吃的拉面，也有新疆盖浇饭。
团队里仅有的一个穆斯林小阳，每餐必去那里吃。有时其他小伙伴吃腻了面，在隔壁的大碗源聚餐，他也要单独先到拉面馆吃上一碗面，然后再去大碗源，但进店后，阳只是陪着说话，笑，并不饮水，更不用说吃点什么，甚至店里的瓜子都不动。阳一副宽边眼镜，络腮胡，总是笑眯眯。他是陕西咸阳人，医学专业毕业，后来做了文案，开始给我做助手，后独立做营销，女友在银川，一年见不了几次。有次长假，在很短时间里，他径去银川见女友，而未回家看父母。回来嗔怪他，他却只是笑。很久之后，在李村大集看到他，正在做市场调研，见面仍是很亲切热情，道别时依依不舍。
再就是甘肃天水人老板小马、他弟弟凯、妹妹娟都在公司里，都是嗜面一族。除了到西边的小店吃，凯还多次开车到很远一处甘肃人开的，名为“老实人”的面馆，那里堪称甘肃人在本地的大本营，店内墙上满是涂鸦，全是来此就餐的甘肃老乡留下的字迹，笔迹各异，透出各自的性格。还有一位甘肃人老刘，在中山路开工艺品店，也在西镇开面馆，小马开车深夜开车带我从李沧专程到西镇去吃面，去过两次，每次都能吃到特色的面，裤带面、biangbiang面等。
之前很多年前，在小马家做客，那时对凯还不太熟，那时他很腼腆，到吃饭的时候，他总是端上来一大碗黑乎乎的面粥——那种面粥是从未吃过的，做法是，烧一锅水，水渐开的过程中，加入面粉，边加边搅，成糊状，末了，也加几片菜叶，盐，盛碗，他说他们在甘肃老家平时就是这样吃，很少炒菜。那时，他们家很穷，住在黄土高坡，天不亮就要到很远的小河去担水，挑粪，辛勤耕耘。
凯进了公司后自学IT知识，很快学会了前端，还自费到市里去学PHP，还看着视频学Photoshop，小农丁官网平日发布的图，很多是凯处理的，小孩悟性很好，很快独当一面。可惜哥俩不对付，大吵一番以后，分道扬镳。前一阵聚会，他从遥远的城阳的公司专程赶到码农小强家，结束的时候，他执意要开车送我。路上，他说起这些日子在看书，我以为他是在网上看，我以为像他这样的90后码农，总是习惯网络阅读吧。意外的是，他说他喜欢看纸质书，最近买了一些大部头的人物传记，不由得心生感慨，90后喜欢看纸质书，还是人文类的读物，顿生好感，也由衷地佩服且自愧不如——本人忝以读书人自居，也看不了多少纸质书的。
什么前端啦，PHP、Java啦，那些东西对我一个门外汉像是天书，有一阵试图跟着码农小涛学编程，他给我一个自测的学习网站慕课，开始感觉还不错，自测成绩可观，系统不断跳出你真棒、未来的程序员之类的溢美之词，但终于没坚持下来——那些东西，自己以为没有人教学不会，而小涛又很忙，他总是闷着头在做程序，总是做不完的事，几乎能坐一整天不起来。看他那么忙，也就不好意思麻烦他。其实后来得知，另一位资深码农小强竟完全是自学的程序！也成为团队的主干成员，承担一些重要的业务。
小涛魁梧的身材，心宽体胖，工作量超乎常人，他不言不语，我跟他背靠背，官网上出现BUG了，我回转身来，说一句，涛，你看看这里怎么啦，他便会放下耳机，转过来，帮我解决问题。小涛不是甘肃人，家是莱州，科技大毕业，多年来，不管搬到哪里，总有一条金毛陪伴他，直到有一天，被迫送到老家，回来的时候，很多日子，涛总是怅然若失。
还有一位东北小伙飞，昨天意外从遥远的巴蜀打来电话，不知不觉聊了半小时，互道分别以来的思念，扣电话的时候也是难舍难分。他也很爱吃面，每次吃面，他都是要一瓣大蒜，他说这是跟西北人学的。我才注意到，陕甘人吃面时，确实都爱嚼一瓣大蒜，每次到面馆吃面，总少不了要几瓣大蒜。还记得飞离开团队的那天，在大碗源的二楼，五六个小伙伴，还有我这个无龄感，一起给他送行，那天，我留意数了数，在场的人，竟然来自六个省份。
还有性格豪爽、办事认真的“管家婆”媛杰，她时不时地给陕西老家打电话时说的陕西话，让人忍俊不已；还有“九头鸟”湖北帅哥潘毅力；还有本地的小刘，一度任代经理；还有来自鲁西南，与凯拍拖的码农小倩；还有大学实习的小付。还有陕西人艺凡，泼辣的性格，走南闯北，也爱吃面，豪爽，性情中人。前一阵广东小农丁李总过来，邀过去的几位小伙伴小聚，见到艺凡。
找出几张三年前的照片，好像就在今天。那几年，真是跟他们学了不少东西，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长了见识。

2016年5月24日，崂山北宅，樱桃树下，左一是凯，左二是飞，左三是我，左四是小马，右一是涛，右二是东（也是码农）

摄于金水路1577号托普创业产业园，对面右起：我，涛，小潘、小飞，这边的女孩是艺凡，飞后面的女孩是倩

摄于金水路办公室，左边由外向里依次是小阳、凯，右边由外向里依次是小付、媛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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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苏永生

11/18/2019 1:15:32 PM

1936年9月25日，鲁迅致信老朋友许寿裳，提议由许发起收集印行章太炎先生的“与革命历史有关之文字”。但又特别叮嘱：“倘进行，乞勿言由我提议，因旧日同学，多已崇贵，而我为流人……”
“流人”，流放、流亡之人也。《庄子·徐无鬼》：“子不闻夫越之流人乎？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汉恒宽《盐铁论.执务》：“赋敛省而农不失时，则百姓足而流人归其田里。”
鲁迅视自己为“流人”由来久矣。写于1930年11月25日之夜的《中国小说史略·题记》，其中就有“而流徙以来，斯业久废，昔之所作，已如云烟”等语。
1929年5月，鲁迅回北京探望母亲。5月30日写信给在上海的许广平，谈到北京有人传布关于鲁许之间的谣言，鲁迅写道：“这一定是几位教授所流布，实不过怕我去抢饭碗而已。然而我流宕了三年了，并没有饿死，何至于忽而去抢饭碗呢？”
流宕，流浪飘泊之意也，表达了与“流人”、“流徙”同样的意思。
鲁迅何以视自己为“流人”，视在厦门、广州、上海的生活为“流徙”与“流宕”？他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
古人云：人无恒产，则无恒心。鲁迅绍兴人，生长于斯，但少年即求学离乡，学成归国，在故乡短暂工作后，即离开家乡谋生创业，后来家族共同将聚族而居的老屋，售与他人，他与家乡的缘分也就到了尽头。其实他即使在家乡时，也认为“夸饰乡里，非大雅所尚”，并不特别以人杰地灵的绍兴为荣。
“屋”者，人之所居也，家之所在也。鲁迅自1912年到北京，单身时一直住在山会邑馆，后来为使全家搬来北京有地方住，于1919年秋天以3500元银元买下了新街口八道湾住宅。买这所宅院，鲁迅可以说是倾其所有，还向同事借了钱。原以为可以在此安居乐业，一大家人其乐融融。没想到几年后，兄弟失和，鲁迅搬出自己辛辛苦苦买下的房子。为使自己与妻子有地方住，这时的他经济拮据，已买不起太好的房子，1923年10月底，以800元的价格买了阜成门西21号六间旧房，又花了1200元修缮翻建，来年春天住进去，在此一直住到1926年8月离开北京南下。
阜成门的房子虽无法与八道湾相比，但也毕竟是他辛苦买下的产业，保存有他来北京后购买收集的图书、文物、碑帖等，手自经营，自是别有一种感情在。即说房屋，1923年7月兄弟失和后，鲁迅立即觅屋做迁出准备。8月2日《日记》“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61号”。在这里还只是租住，8月16日《日记》即有“午后李茂如、崔月川来，即同往菠萝仓一带看屋”的记载。至10月30日“买定（阜成门内三条）第21号门牌旧屋六间”，共由友人陪同外出看屋22次。其后戡验房屋、办理过户手续、丈量宅地、翻建房屋等，至1924年5月25日迁入，鲁迅外出办理有关事务、至西三条视察工程等共27次。这都是日记中记载的，还有好多次友人来访或他前去拜访友人商量关于购买和修缮房屋事务的。
北京秋日的风沙、冬日的寒风中，鲁迅在部务、授课之余，仆仆道上，为居者有其屋而奔波，其中甘苦，可想而知。所以，他后来居厦门、广州、上海，但人在南方，却还是始终视北京为“家”，除了有妻子与母亲在以外，我想这房屋的情结，也必是一个重要的感情因素吧。
鲁迅的心中，“流人”许还有另外一层的意思，那就是远离了政界和学界，自也可以说是做了政界和学界的“流人”吧。
鲁迅自1912年经许寿裳推荐，时任教育部长的蔡元培先生邀请他到南京，入教育部当部员。同年随教育部迁北京，被任命为佥事兼社会司第一科科长，直到1926年离开北京南下就任厦门大学教授。
他做教员的生涯则开始于1909年他自日本回国以后，做大学教师则是从1920年担任北京大学的讲师开始，至1927年6月辞去中山大学教授而止。
鲁迅在政界做官，虽曰做官，但供职在教育部，做的是学官，既有官僚的地位，又是从事着与学术有关的工作；既是济世之途，也是独善其身之道，这种位置也是许多读书人所羡慕的。即从学术上说，也自有许多便利之处，如到国家图书馆借阅等。做大学教授，更是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理想之地。
中国的读书人，一般来说受儒、道两家思想影响最深，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学而优则仕，济世为民，辅佐圣君，安定天下，是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如不能，则学孔孟，退而求其次，得天下英才教育之，毕竟还受到人们的尊重。
鲁迅离开北京，既而离开学界，既有自己的主动选择，然则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与章士钊打官司，虽获胜，但以下级告上级，触犯了做官的大忌，虽勉强复职，但只令在“秘书处办事”，已有点挂起来的味道，所以再干下去，也没有什么前途了。
从生活的安逸和收入的稳定方面，政界与学界还是值得鲁迅留恋的。我们看他在教育部和做大学教授时的收入，比起当时一般人的收入，还是颇有一些优越的。也可以说是体现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风气。
据陈明远先生研究，鲁迅后期在上海，收入较在北京时高不少。但我们也要看到，在上海的生活，全靠稿费和版税，受人家制约的地方很多，收入颇不稳定。为了讨版税，甚至与多年的合作者李小峰打官司，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我们读鲁迅晚年书信，常有维持家人生活的艰难与劳心的叹息。晚年经济上的压力与缺少的经济上的安全感，一定从心理上影响到鲁迅的情绪和身体健康。这一定也是他认为是“流人”的原因吧。
当然，鲁迅离开北京，离开政界与学界，主要还是思想上的原因。鲁迅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立思考的思想者，是一位独立不羁的学者，他的思想永远在追求独立的判断和思考。在这方面，他有着浓重的理想化的倾向。以他见解深邃、疾恶如仇的个性，龌龊的政界不可能是他长期的归宿。离开政界对于鲁迅来说，恐怕没有多少遗憾和怀念，而离开学界，也许总是他心头的一块痛处。晚年的他，大凡在失望和悲观时，不时提起要回到做学问的路上去，也曾经计划要编中国文学史、中国字体变迁史等，然而这一切的计划都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实现。
流人，流徙，流宕，鲁迅在一笔一划地写出这些词语的时候，内心该有许多的伤感和落寞。但从最终来说，他是自愿选择做一个民间思想者，宁肯像楚国的屈原一样被放逐，被迫害，也不会与恶人为伍，改变自己的操守与人格。
然而，人毕竟是有感情的动物，人一过了50岁，似乎更易思考人生归宿的问题。在大的立场与道义方面，鲁迅没有丝毫的犹豫徘徊，直到死，仍是一个勇猛的战士。但在思考到个人及家庭、子女的问题时，鲁迅也不时悲从中来，感慨系之。写于1935年底的“亥年残秋偶作”一诗，其中就有“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青云齿发寒”这样近乎绝望的呼喊。
源自：青岛心理咨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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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北冥有鱼

11/16/2019 10:16:01 PM

想写宋老师的念头有好长时间了，可是始终没有下笔，这次的拖沓和懒惰无关，而是感觉有点力不从心，就像一个庄稼人要写一篇研究地球物理的文章，知道自己的地在哪，不知道地球在哪，好不容易找着地球了，又忘了自己在哪，好在种地也与地球物理有点关系，那就不揣浅陋，试说一二了。
我得知宋文京是从书法开始的。那好像是1993年的一天，位于胶州路的东方贸易大厦举办了一次青岛书画家作品展卖活动，（那时的人还是很幸福的，购买书画大多是因为喜欢，而不是像现在人玩点什么先要算一下回报率，头脑那点内存全让一台运算器给占满了）在那里，我见到一幅与过去常见的青岛书家风格不同的书法，初看清秀挺拔，细品韵味悠长，书法的落款为宋文京，一个并不熟悉的名字，我找到工作人员，想要买下这幅作品，却被告知已经被人预定了，尽管没有买到作品，但却牢牢记住了这个名字。
我认识宋文京是在书店里。书画展卖后不久的一天，在菏泽路的汉京书店里，一位仪表堂堂的购书者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好像正在和旁边的人议论一本书，旁征博引，侃侃而谈，让我旁听得都忘了选书。等到他带着采购的厚厚一大摞书离去之后，我悄悄地问书店的王先生，刚才的那个人是谁，老王告诉我，“他叫宋文京。”

再次和宋文京见面是在民盟书画研究会的讲座上，那天讲座的主题是书法漫谈，几十位老先生的热情和讲课者的睿智在那一时刻完美交融，不时有人提出问题，不时有会心的笑声，书法在那一刻走下圣坛，变得更可爱了，我也感到前所未有地轻松，精心炮制出两个问题，希望引起讲课老师的注意，当然，主讲人就是宋文京。从那之后，我们成了好朋友。
曾经见过一张宋文京的名片，在名字下面，印着“藏书、读书、写书、评书、书法”一排文字，（确切字眼忘记了，大概意思是这样）清楚地表明了主人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态度。
想了解宋文京，先了解他的藏书和读书应该是一个捷径。
有关读书的好处前人已经说过一万遍了，大家都理解和支持读书，但要藏书却不那么容易。如果家中殷实，手中闲钱花不了还好说，可假若家中还有房贷要还、孩子学费要交、物业费、水电费、油盐酱醋都要花钱，那就不太好办了；再说，买点适合自己专业、和谋生敛财有关的书也说得过去，偏偏要买一大堆和自己的专业无关、和谋生敛财相差老远的书，问题就有点严重了；还有，就算你有个藏书的爱好，也可以理解，藏上个几百本、几千本也就罢了，可要弄上个几万册，堆得家里橱满墙满，连走路都困难，那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这些问题文京应该都会遇到，但不知他有什么招数，始终保持着较高的藏书增长率，其种类从哲学到文学到科学，从艺术到方术到技术、作者从老庄到黑格尔到王小波，从齐白石到霍金到韩寒，每次到他家或是他的工作室，我都会在心里说，这是一个精神的宝藏。
藏书家有多种，其中重藏而不重读的为数不少，他们藏书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体会那坐拥书城的感觉，而宋文京和大多数藏书者不同，他的藏书目的只有一个指向——阅读，每天不停地阅读，他奉行的是“新三上主义”——枕上、厕上、车上，阅读几乎涵盖除了吃饭睡觉工作之外的所有时间。和他的藏书一样，宋文京的读书同样庞杂得很，他的阅读范围从文学名著到创意广告甚至是酒店的菜单，几乎包罗万象。但有一点，他所看的书都是带有一点启迪、一点情调、一点别人并不注意的小感觉、大性情。在一篇《今晚带谁上床》的随笔里，宋文京这样写道：“今晚带谁上床? 是西蒙·波伏娃还是张爱玲? 是中年闲妇还是申城宝贝? …… 别想歪了，当然是她们的书。当然，有时时空倒错，也颇有些不知今夕何夕的味道。例如，那晚，我对一哥们说：今晚我要和柳如是上床了。没有想到，陈寅恪老先生的《柳如是别传》，却不适宜在床上卧读，学问太硬，硌得慌”……这样大范围的阅读，究竟为了什么，根据理解，我归纳了三个方面：一是阅读使精神境界升华。书籍“除了能够给人安慰外，还能超越凡俗的现实生活，带我们飞升，有牵引力、感召力、提升力，让人在精神层面站得更高一点。”（宋文京语）二是庞大的知识结构的需要，那些被秋风扫落叶一般掠过的书本知识，立刻就会变成他的话语出现在他的演讲或是文章里。大量的阅读，使得宋文京的知识结构不断更新，始终保持新鲜和活力。三是兴之所至，“只要喜欢，哪怕是里面的几句话或者一个故事，我就会买下来。”可以这么说，对美的不懈追求、求知欲和不泯的童心是宋文京大量阅读的动力。

阅读使人充实，写作才见精神。文京这几年已经有《艺术不艺术》《一念如剑》《生活小百科·书法》《千秋文化之旅·中国画》等多部著作面世，其撰写的小品文也屡屡见诸报端，但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在四五年前担任《书评周刊》主编时的文章。那时，每周我都会收到一份寄自北京的《书评周刊》，每次，我都是匆匆打开报纸，目光直往报纸的右下角去寻找那面积不大的由宋文京执笔的《编辑告白》，等带着喜悦和满足读完那些诙谐隽永、回味无穷的简短文字之后，才会去浏览报纸的其他版面。他那些有关书籍的综述、评论，都是诸多爱书者争睹的对象。
尽管宋老师在自己的名片上罗列了那么多和书有关的项目，但依我来看，他最钟爱、最上心的还是书法。
有人说，要写好书法，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天赋，二是学识，三是生活阅历。宋文京用他的书法线条对这段理论作了最好的诠释。
宋文京的书法初学汉碑，继习二王，在北魏墓志造像等书迹上下过苦功，又极为喜爱“宋四家”的尚意书风，取法高古，功底深厚，同时也不避讳对当代艺术思维的借鉴，对并非正统濒临失传的东巴文、西夏文也都进行深入的研究，正所谓“百变一心，四顾万象”，加上深厚的文学功底和丰富的社会阅历，使他的书法既有醇厚的金石味又有浓浓的书卷气，端庄中有潇洒、飘逸中含刚健、古朴中显俊美、灵动中见淡定。他的书法，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技术层面，是一种精神的寄托，心灵的表达。形成了线条有力、节奏感强、正敧顾盼、意趣天真的风格。细读宋文京的书法，会品味到一种情绪，一种宣泄，一种饱含着书写者的经历、学识、修养的流动的美。他的书法多次在全国书法大展中入选或获奖，1993年，他为山东曲阜孔庙的“论语碑苑”书写大型碑刻照壁；2000年，为泰山玉皇顶西殿书写“玉皇顶上瞻宇宙，无字碑里写春秋”楹联；曾为中国图书商报题写报头，曾为中央电视台《满汉全席》题写栏标，在青岛的大街小巷，经常可以看到他为各类商家题写的牌匾。他的书法已成为众多收藏者追逐的对象。
如果把书法当做宋文京的主业，那么他的那些“副业”也不能不说，我感觉，他起码可以荣膺以下非官方称号：
1.一个国学知识的传播者。宋文京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能把很深奥的东西用浅显的语言讲出来，并且讲得轻松诙谐，他那宽厚的知识面和博闻强记和超常的表达能力让他在这个城市赚足了人气。讲课内容涉及管理、励志、鉴赏、美学、宗教等各个方面，当然，讲的最多的还是和国学有关的文化知识。他的讲坛遍布机关、部队、企业、学校，甚至模特走秀的T台、足球队的赛场也都不能幸免。单是青岛工人文化宫的“知识就是力量”每周一讲就讲了50余次，如果国学今后得到彰显，宋文京也算是功德无量。
2.一个公益事业的志愿者。这些年，宋文京已将自己的身心深深融入所在的城市，在许多公益性活动里，扮演了参与者、倡导者的角色。汶川大地震，他七八次参与书画义卖活动，共捐献书画作品十几幅，拍卖4万余元，创作了抗震救灾歌词《此刻我就是你》，由作曲家谱曲，在那个时期广泛传唱。奥运会，他在运动员驻地设立书法摊位，弘扬中国文化。他是每年“新年第一槌——爱心拍卖”的积极参与者，送春联下乡的组织者，多次向贫困儿童捐书、其中一次就给一个学校捐书1100册。
3.一个文化创意的策划者。宋文京这些年参与制作了包括中央电视台“满汉全席”“读书时间”“半边天”等多期电视节目，青岛的创意100产业园、1368文化街都有其精彩的点睛之笔，许多公司的企业文化、经营理念都出自他手，他所策划的北京书香地图、多种书画展览、多种书刊推广活动都得到了社会的高度认可。在文化创意这个新兴产业里，宋文京可谓是如鱼得水。
4.一个艺术创作的评论者。在文学艺术日渐繁荣的今天，我们并不缺少作品，也不缺评论家，但缺乏有真知灼见的评论，漫天飞舞的是捧杀或是棒杀式的批评，文艺评论早已在迷失中堕落。然而仔细读一下宋文京的艺术评论，还会对丧失公信力的艺术评论界留一个光明的尾巴。宋文京的艺术评论，一是能够准确地把握所要评论的主体，对其所表现的特点概括精准，归纳得当，并能从理论的层面进行挖掘分析；二是体现了一种文化关怀，在进行评论的过程中，处处体现出对创作者的理解、尊重，善意地指出其存在的不足，同时也表现出对受众的关心、沟通，形成双向互动、彼此认同的氛围。《艺术不艺术》一书收录的《当代书家艺谭》《微型书家论》足以印证我的看法。

除此之外，宋文京还具备以下特质：
他是一个文化行者。多年来，他的足迹已经遍布全国所有的省份，还在韩国、日本、法国等多个国家举办过书法展，“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他这里不再是一个象征性的口号。
他是一个正在走向成熟的画家。2006年他正式成为范曾先生的入室弟子，尽管他正式习画的时间不长，但凭着他的悟性、勤奋和书法基础，已在画坛斩露其挥洒自如的艺术天分。
他是一个雅俗共赏的人。他喜欢传统意义上的文字、考古、京剧，昆曲，一曲《牡丹亭》曾让他如痴如醉，他也欣赏那些很现代、很流行的东西，他是周杰伦的拥趸，也是幾米、朱德庸儿童漫画的忠实读者，各式各样的场合，他的笑话和段子是必不可少的气氛营造剂。
他是一个自信的人。既是谦谦君子，又是堂堂丈夫，尖锐，但不刻薄，文气，但不迂腐，庞杂，但很条理，厚重，但很单纯，专注，但不沉湎。他不是一本正经，故作清高的好好先生，没有传统文人的那种穷酸气，也不是那种骂几句粗话，讲几句俚语，一门心思要装痞子、装草根的人。他不避讳对自己的宣传包装，也不忌惮别人的善意批评，在艺术上百无禁忌，没有障碍地关注一切问题，他是这个城市“活得不一样的”人。
宋文京有一方自己所刻的“不系之舟”的骑首章，他的家里挂着费孝通先生为他题写的“无著庐”的斋号，在艺术上也追求大道无术，和静清寂的境界，从其所反映出的价值取向似乎是道家的自然无为一路，但在其日常的生活中却积极投身于于各种社会活动，表现出强烈的入世精神，理论和实践在他身上似乎并不统一，这是困惑着我，使我迟迟没有下笔的主要原因。
随着对宋老师认知的加深，我对这个问题逐渐有了新的感悟和理解。
宋文京对苏轼特别推崇，这不仅表现在他的书法带有很多苏体的韵味，更在于他的学识、他的言行、他的追求也都会看到一些苏轼的影子。他曾在《读苏心绪》一文中说，“苏东坡是一个精神的大富矿和供给中心，能够活在苏东坡身后的时代，也很有幸了。”是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才情、豪放、书法、文章，当然，还有禅机。
苏轼之所以能够得到最浪漫的诗人，最豪放的词家，最潇洒的人间过客，最具人格魅力的人生大师等称誉，和他的禅宗体验有很大关系，他经常与一些高僧大德参禅悟道，交游唱和，深得参禅进退之道。就像苏轼一样，宋文京也对禅宗有着浓厚的兴趣，非常崇尚南宗的顿悟理论，并证悟于自己的行动。
禅宗追求明心见性，其终极意义就是教导大家摆脱各种俗念妄见，不贪著任何观念、想法，得到彻底的自在。禅宗认为，不断产生的念头，是心的本质之一，就像大海不断地涌生波浪，升起泡沫一样，如果把这些波浪泡沫都去掉，那也只好把海水弄干，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俗世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逃避不了的，在无法避世的情况下，转而向世俗红尘去求证自己的内心清净应是一种不错选择。真正的明心见性绝不是固守清净一念，无视世俗，相反，是要返回世俗，把心打开，同整个宇宙通达起来，入世普度众生。普度众生既是利他也是利己，越是利益他人，就越否定自我，小我、同时也是对无我、超越自我的逐步肯定，就会使人生不再随波逐流，就会在俗世的名利中主导自己，禅宗不否认世间众生的欢愉，它想要告诉大家的是，过分的执著会适得其反。
慧能创立南宗的突破性意义就在于佛教的世俗化，其佛教精神由出世转向入世，禅的宗旨就体现在平常的日常事物之中。钻木生火，而木非火，莲生泥中，而非淤泥，只要在日常的纷繁的变化当中无所拘执，保持一种平常心，就是佛家的真俗不二，就是金刚般若波罗密。
“无所住而生其心”。
我想，这就是我认识的宋文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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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文健

远亲五舅是我妻子的表五舅。老家有妻子，来青岛做生意学徒前父母给娶的，结婚那年他八九岁，妻子年纪大他五六岁，后来他们生有儿女。
五舅是掖县沙河人，这里男人多生得白皙，一旦离家学做生意，不接受风吹日炙，都细皮嫩肉，齿白唇红，很招人喜爱，五舅更是招人喜爱。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国家执行“公私合营”，因为五舅从小给“资本家”当学徒出身，勤勤恳恳，业务能力特别好，被任命为“青岛妇女儿童商店”经理。当时商店少，像这样规模的商店算很大了，全省都屈指可数，商店自然有级别较高的党委书记。
五舅的业务之好有口皆碑。一九六九年我和妻子恋爱，人人反对，为了寻求支持，妻子领我去見五舅，望能同病相怜。五舅那时是被“专政”对象，在卖布部站柜台。我亲眼看到他的一种业务能力：任卖布的人要多少布，他拉开布匹，无须丈量，折叠粉记之处，再量分毫不差。不过这般能力让他有了悲剧人生。
五舅所在商店里的党委书记是个女的。这位女书记可非同凡响。在当时电影《战火中的青春》上映后，大家才知道她就是其中女扮男装的战斗英雄、女首长的原型。五舅初见她是在食堂里。她蹲在板凳上吃饭，穿着翻皮军皮鞋。她喊五舅过去，是要问一问他“一把准”的事。五舅售货过秤，从来就是顾客要多少，他一抓到称上，不多不少。
女书记有丈夫，就是《战火中的青春》里的党指导员。后来两个人结了婚，才知道丈夫他在老家已有一个老婆了——忘记听谁说的，他老婆为了给他生个儿子，把战争俘虏的一位国民党少校军官的睾丸割下了当药引子吃了。少校军官才二十多岁，被割死了。这个老婆因此被上级撤掉民兵大队长的职务，儿子也没有生出来。
这位丈夫因为是较高级的首长，天天被各个小学请去讲他的“革命英雄故事”，讲故事其间，他强奸了好几个少年先锋队员，被学生的家长告了。本来他战功赫赫，而且被奸的有几个是资本家的“臭小姐”，无奈学生家长有几个背景很不一般的人上告，再加上当时风气不泯旧道德，并正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就被判了刑。服刑期间，赶上监狱里国民党军官趁分饭时暴动，他竟抄起炊事员的扁担打死了为首的一个，制止了越狱。后来他不知怎么的死了，被追为“烈士”。我还随全校初中同学清明为他扫过墓，听烈士公墓的领导讲过他的事迹，当然不会有不好的事迹。
他服刑时他的妻子看上了五舅。看上是那天从食堂喊他过去一霎间开始的。相爱的细节五舅只字未漏。只知党的地方上级不准她离婚。但婚姻自由是那时大势，据说很高级领导都亲自批复此事。但五舅却不那么轻松，他被商业局上级多次叫去谈话，甚至还降了级别。他也离了婚，为此闹得父母翻了脸，也坚持要和她结婚。结婚后她仍然蹲在坐具上吃饭。
“文化大革命”前，五舅竟和她生了一个女孩。女孩没满周岁，她就被打成了“反革命走资派”。五舅被打成了“坏分子”——“坏分子”的成因，是他“勾引”革命军人的妻子、气死了革命英雄等。那天晚上，我偶然经过北京路“谦祥益”门口，碰到批斗他的大会。我当时并不认识他。只知道他把《战火中的青春》里的指导员害死了。会场设在大马路上。但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反复让他交待的，是他怎样勾引我那五舅妈的细节，甚至还有怎样解开腰带的细节。
当未来的妻子带我見五舅时，我差一点叫起来。我记得当年在批斗他的大会上，他被摔死了——他脖子上挂着近百斤的磨盘，从罗叠在方桌上的两个方凳上张了下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欤？妻子说：“什么后福，五舅妈死了，女儿成了弱智。”
这位因为女扮男装投身军旅而名声赫赫的五舅妈，在五舅摔下桌子那天晚上，被青岛一个中学的“红卫兵”抓去了。负责抓她的人叫卢中建。这天五舅和五舅妈的女儿发烧，被送医院的时间晚了，大脑烧坏，从此智力损坏。
不几天五舅接到单位通知，让他去接五舅妈。五舅明白“接”字的意义，就向单位借了一辆地排车，结果拉回来的竟是被活活打死的人。“红卫兵”恨五舅妈腐化变质，害死了《战火中的青春》里英雄的指导员。
住了不几年，卢中建被枪毙了——他竟然觉得当时的“无产阶级红色政权”是违背“马列主义”的，组织了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那时叫“罪该万死”。但死罪倒与五舅妈的死毫无关系。
和卢中建同天枪毙的人很多，解放牌军车装了几十辆，每车好几个戴“亡命牌”的，余下是刺刀上膛的解放军。我仰着头看，不知为什么和经过的卢中建对了一下眼光。我至今不理解那眼光的含义。为他这短短的凝视，我那天一天没吃东西，直想呕吐。
五舅和五舅妈生的女孩出奇漂亮，如果不和她说话，大家都会说那是一座范冰冰的蜡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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