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祁萌之
3/8/2020 9:12:24 PM
有朋友说：“南有袁伟时，北有资中筠，东有祁萌之。是当代中国难能可贵的启蒙思想家。”
祁萌之听后不胜惶恐中嘱咐这位朋友：“万勿这样说！袁、资两位老先生都是著作等身的前辈大学者，是当代启蒙思想家的杰出代表。我乃后辈乡野学人。 只是读书不辍中，偶有体会所得，便付诸文字，与人启蒙，更是为己启蒙。 即便与人有可借鉴处，都是真话而已。不敢称思想！更不敢忝列以袁、资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行列。我只是步他们的后尘，为启蒙呐喊。”
说自我启蒙，这是真话。实际上我也确实感到每一篇文章完稿后，都有一种自我更新后的精神快感。于是便如释重负般地自慰：我又在摆脱愚昧的路上前进了一步！
现代人可以说从上学那天开始就被僵化的教条僵化了思维。当代人的愚昧，不是个别人的个别现象。心智的畸变，理性的缺位，思想的匮乏，精神的苍白，常识的消失，是个普遍现象。人人概莫能外。所以启蒙不是谁给谁启蒙，而是所有人都需要启蒙，是自我启蒙。包括启蒙思想家自身的启蒙。
我说过：启蒙是人类走向现代化绕不过去的一道坎。不能完成启蒙，则不可能树立起人类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观。没有价值观的更新，所有的更新都是枉然，实现现代化也就无从谈起了。这是1840年后一百八十年来中国人最应该记取的严重教训。
什么是启蒙？很多人想起了康德的那个著名定义：
“启蒙就是摆脱自己造成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经过别人的指导，就不会运用自己的理性。如果不成熟的原因不是在于缺乏理性（因为理性是天生的）；而在于不经过别人的指导，就缺乏运用自己理性的决心与勇气。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己造成的。”
所以启蒙都是从自己开始，从自我做起，从唤醒自身原本就有的理性起步。 所以启蒙的道理很简单，就是秉持自己的理性，回到常识中：
1958年报纸头版头条报道，某县亩产三万斤粮食。科学家出来根据他的光合作用原理，论证亩产三万斤粮食是符合科学道理的，是完全真实的。这位科学家不是没有理性胡说八道，而是他有理性的胡说八道！
王小波的姥姥听了亩产三万斤粮食，不相信：“三万斤粮食不要说在一亩地里怎样生长，就是撒到一亩地里该有多厚啊！”王小波的姥姥没有文化，但她天生就有理性！理性告诉她，亩产三万斤粮食是不符合常识的。她知道常识。
所以启蒙首先是从自我做起，从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开始：
摆脱相信报纸，摆脱相信官话，摆脱相信说教，摆脱相信教科书，摆脱相信经典，摆脱相信大救星，摆脱相信人间有救世主……
摆脱圣人崇拜，摆脱领袖崇拜，摆脱偶像崇拜，摆脱权力崇拜，摆脱金钱崇拜……
摆脱言必称希腊，摆脱“学着说、照着说、跟着说、就是不会自己说”，摆脱套话、废话、空话等报纸语言……
摆脱帝王情结，摆脱明君清官梦，摆脱官本位意识，摆脱父母官思想，摆脱“皇粮国税，天经地义”……
摆脱“赵太爷地都有六百亩，他的话会错吗？”
摆脱“我祖上阔多了，你算什么东西？”
摆脱相信伪命题却不相信常识：
例如“李约瑟难题”是个不成立的伪命题。这个问题看看已经出版的香港科技大学陈方正教授的《继承与叛逆》就知道了。
例如治国是个不成立的伪命题。这个问题，老子在两千五百年前就已经讲得很明白了。
例如仁政是个不成立的伪命题。历史上找不出一个实行仁政的统治者。
例如历史规律是个不成立的伪命题。这个问题我在有关文章里讲过了，这里不赘。
例如阶级斗争推动了历史的进步，是个不成立的伪命题。历史的真实是每一次大规模的阶级斗争都造成了生产力的大破坏。哪来的什么“推动”？
例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了历史的进步，是个不成立的伪命题。中国曾经在两千多年的农业文明社会里长期停滞不前。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怎么没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例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个不成立的伪命题。利己是人的天性，没有原罪，毫不利己是谁也做不到的。一个人专门利人，他喝西北风？
……
这些不成立的伪命题很多，这里点到为止。但所有的伪命题都经不住常识的检验。
“摆脱”的目的是为了复活理性，是为了确立常识的立场，是为了回复经验中的自信。
理性是什么？理性是不用你教，我自己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是不用你教，我自己知道——“以事实为根据，以逻辑为准绳”是最基本的理性实践方法。
常识是什么？常识是人人都知道的平常知识。这些平常知识，可能是自己的体会，可能是经验的积累，可能是别人的言传身教。所有的常识都有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常识的道理不用上课学，不用研究，不用作报告开会讲，不用视察指导，人人都会、人人都懂。曾几何时，人们不相信常识了，却相信谎言、相信理论、相信别人的指导了，结果在违背常识的路上碰得头破血流。不是吗？由于违背常识的折腾，猪肉价格高得老百姓吃不起肉了！
什么是经验中的自信？经验是自己切身经历过、体会过、感受过的那些成功了的做法。自信是自己相信自己。这种相信建立在自己的经验基础上。自信必须是经验中的自信。没有经验的自信都是不可靠的轻信，那是自欺欺人的“自信”了。
众所周知，邓小平是个很自信的人。他的自信不仅表现在以他为核心的时候，更表现在他当年处于最困难的时候。这一点看过《邓小平传》的人都清楚。但是大部分人没有注意到，邓小平的自信不是建立在那些空洞的理论、空洞的信念上，更不是建立在权力上！邓小平的自信是建立在自己的理性、自己的经验以及常识上。
例如，邓小平说“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一种理性的体现：既然这条河谁也不知道水深浅，为了避免出事故，只有“摸着石头过河”！
“摸着石头过河”是常识的体现，既然这条路谁也没有走过，为了避免走错了路出事故，只有“摸着石头过河”往前走最保险，这是起码的常识。
“摸着石头过河”是经验中的自信！经验告诉人们，只要“摸着石头过河”肯定不会失脚坠入险滩出事故。这种往前走的自信，是出自于经验的自信！
例如，邓小平曾经十分自信地告诫中国的教育界：“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983年10月1日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这个说法，既体现了邓小平的理性，也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常识，更体现了邓小平个人的经验体会。
现代化是中国人追求了一百多年还没有实现的目标。作为教育，不培养现代化的人才，难道培养孔老二的孝子贤孙？
改革开放是走向世界的改革开放，是走向全球化的改革开放。教育不为中国走向世界培养有世界眼光、有科学头脑的人才，难道培养“克己复礼”的儒生？
教育是为了明天准备合格的人才。教育不为了中国的未来培养人才，难道为复古主义培养“国学大师”？
邓小平是过来人，有着深厚丰富的经验体会。他深知：中国走向现代化之所以十分艰难，主要是教育的失败。他很清楚：如果说旧时代的教育由于面向面向传统、面向孔子，面向四书五经、面向仁义礼智信，所以不可能培养出现代化的人才来；那么，后来的教育则完全失败在不能面向世界上！面向世界意味着什么？面向世界不是面向非洲、面向落后的国家！而是面向发达的国家、面向先进的国家，是为了学习、引进、运用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先进管理，先进科学，先进文化。中国的教育不这样面向世界地培养人才，中国不可能前进、不可能进步与发展，不可能实现现代化。邓小平明明白白：传统文化、国学里没有中国实现现代化中最需要的东西。
邓小平的自信还体现在他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思想中。因为“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从政、执政以来最重要的经验体会：
（1）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一个国家不发展生产力，不促进经济发展，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离开这个基本点，干什么都是瞎折腾。所以对这个基本点，邓小平告诫中国人“一百年不动摇！”邓小平那代过来人十分清楚：传统文化不发展生产力，国学不解决吃饭问题！
（2）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是靠科学、靠知识分子、靠社会精英、靠千百万中国人民干出来的，不是靠吹牛吹出来的！邓小平为什么要说综合国力？因为真正强大的国力，不是阅兵式上那几件武器。而是经济实力，是民富国强。只有民富了才能国强！老百姓穷得叮当响，谈什么国力？强大的国力又是以先进文化为基础与导向的。把孔子捧上天也不会提高半点综合国力。
（3）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一个国家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岂不是不务正业？邓小平经验中的自信首要一点是，他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始终作为头等重要大事来对待。例如，他支持的“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乡镇企业、打破大锅饭、承包制、股份制、国有企业改制等，都是为了发展经济、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邓小平那代人相信，仁义礼智信天天讲也不能解决吃饭问题，不可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个有利于”没有深奥的思想，都是邓小平根据所处时代的需要，根据中国的现实需要，根据千百万中国人民的需要——领导中国、引导中国人民回到常识中来！
如果说文革结束后的中国有什么思想启蒙的话，邓小平是四十年多来中国启蒙第一人！
时下中国正处于新冠病毒危难中，这场空前的国难给中国人造成的巨大损失是不可估量的！但应该相信：中国人在痛定思痛之际，会在回归常识的路上，迈出一大步！不要轻易相信古人的话“多难兴邦”——多难并不必然地兴邦。但一个回到理性的民族，会从一场巨大的劫难中觉醒！就像当年有位政治家所说的：“没有文革这场浩劫，我们不会有今天的大彻大悟；不会有十一届三中全会！”
每一个心智正常的人都知道：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会有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中国人仍然处于连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的贫穷中！这是常识，这是七十年来最重要的常识。改革开放四十年，其实是一条艰难的回归常识之路。但是，这条路走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