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犁耕

3/11/2020 1:29:57 PM

“您多次在有关文章中谈到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学家及其史学，几乎都是‘洪洞县里无好人’，没有值得称道的作者与史书。一句话：历史学家没有写出让人满意的史学著作。最近您批评美籍华人历史学家许倬云时，又重复了这个看法。许倬云也不入您的法眼，您认为许倬云的书仍然是钱穆的史学思想圈子，毫无创见。您对中国历史学家与中国史学的这个整体评价，让人听了有点危言耸听！但您的说法肯定有您的根据，有您的道理。大部分人不一定了解您的这个思想。请您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这是一位媒体人发来的微信。下面是我的回复：
谢谢你提出的问题。遵嘱谈点意见，供参考。

（一）我曾经说过：中国是史学大国。根据仅仅是史学著作汗牛充栋。但这些史书的共同特点，都是帝王将相的家史。没有老百姓的历史，没有维系帝王将相生存的那些纳税人的历史。
自从当代学者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出版后，愈发加深了我的这个看法。《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里的那篇李慎之先生写的序文《发现另一个中国》十分精彩，很有震撼力。序文特地批评了中国的史书没有看到“另一个中国”——才是过去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也就是说，我们从史书见到的历史，其实是被阉割了的历史。
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与中国人的帝王情结、官本位意识不无关系。历史学家在写书中也未能免俗。

（二）号称中国史学经典的二十五史，都是“官修史”。“官修史”的忌讳太多。更不缺粉饰与隐恶的文字。“董狐直笔”之有名，原因是中国历代像董狐这样秉笔直书的史官太少了，几乎没有第二个董狐这样的史官。例如，被代史学界看重的《清史稿》，实际上就是一部为满清王朝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书！满清统治的残酷与黑暗、反动与落后，都被隐去了。所以“官修史”是不可信的，至少不是完全可信的。
其实，被推崇备至的《史记》，里边的内容很多来源于传说。传说毕竟是传说，仅供参考，不能成为信史。《史记》的不朽价值不在史料上，而是成功地实现了一部“文史不分家”的杰作，而且是空前绝后的杰作。《史记》的文学价值远远大于它的史学价值。我曾经在有关文章里说过：一部《史记》如果散失了，只要《项羽本纪》传世，司马迁在中国文史上的大家地位也是岿然不动的！《项羽本纪》把文与史空前绝后地实现了天衣无缝的结合，是完美无缺的文史典范；在语言的精辟、韵味、色彩上，在人物塑造的逼真、生动、形象上，在情节的引人入胜上，在谋篇布局的合理上，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水平！我以前搞《项羽本纪》讲座，每讲一次都不能自禁，总是不由自主地老泪纵横。听众也无不为之动容。因为《项羽本纪》写得太好了，太感人了，太震撼人了！文章中洋溢着的思想情感，会在读者心里引起强烈的共鸣。
二十五史除去《史记》外，其余皆为断代史。《史记》是部编年体通史，但说不上完整的通史。至于被历代文人及统治者都看好的《资治通鉴》，虽然横跨一千三百多年，所述内容却是为“帝王术”服务的。作者写《资治通鉴》的出发点就不是搞史学创作，而是为帝王统治提供历史借鉴，严格说这不是一部成功的史学著作。实际上，满清以前，没有一部对三千年历史提纲挈领的通史著作。这对一般的读者了解中国历史，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缺憾。

（三）民国及民国后的几个历史学家写过几部通史，不无参考价值。但由于受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用西方的史学观点套中国历史的毛病。例如，用西方的“封建社会”这个概念，套中国秦汉以降的历史，便是一个误尽天下苍生的错误，至今流毒不除。实际上，秦汉以降两千多年的帝王统治时期不是封建社会，是皇权中央集权制社会！皇权中央集权制这个概念，集中了这段历史的特征，体现了这段历史的本质。
至于范文澜、周谷城、翦伯赞、白寿彝等人的几部通史，由于写通史的指导思想就存在问题，目的在于用历史佐证他们现成的思想理念，叙述历史事件中带有明显的思想误导。整部通史乏善可陈，便是这几部通史共同的败笔了。

（四）除去二十五史，近现代中国历史学家的书，都“食洋不化”：认为人类历史是有规律的。
这些历史学家虽然研究历史，却没有看到，东西方历史走过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
西方的那种奴隶社会，在中国就从未出现过。中国也未出现过西方的那种封建社会。且不说秦汉以降两千多年的历史完全与封建社会不搭界，就是近几年有人提出的东周列国五百年属于封建社会，也是不成立的，与欧洲的封建社会也不是一回事：欧洲的封建社会是教会与国王共同统治国家，是双套马车的社会体制。中国东周列国并非双套马车这样的社会。所谓诸侯列国，也不是“封土建邦”，那都是凭阴谋诡计、凭实力打出来的。
例如东方国家长期存在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欧洲从未出现过。
例如中国秦汉以降的皇权中央集权制社会，在欧洲也从未出现过。
所谓规律，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象。既然东西方各国历史走过的路完全不同，谈什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呢？
就是长期流行的中国历史“周期律”说也是不成立的：中国历代王朝的存续时间大不一样：秦朝十五年即亡，汉朝却存续时间长达四百年之久。隋朝存世仅三十七年，唐朝却统治中国二百八十九年。王朝更替时间这样巨大差异的历史，哪来的什么“周期律”？王朝更替本身是种没有规律的现象。王朝更替取决于很多偶然因素，并无规律可循。使用“周期律”比附中国历史的人，其实不懂得周期律的本质含义：在相同时间里出现相同的现象。例如一年四季是周期律；潮涨潮落是周期律；“月有阴晴圆缺”是周期律。
既然人类历史没有规律可言，中国历史学家本着历史规律的思想观念写的史书，其立场与出发点就错了，他们笔下的文字又怎能不问题多多呢？

（五）中国的历史学家大都不懂“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深刻意义：历史学家只有站在人类现代文明的立场看历史、写历史，才可能创作出有价值的作品来。否则只能像中国的历代史学家那样，不断地重复旧說，不断地重复前人的东西，末了都是些历史材料的堆砌，所谓史书成了没有史识的储存史料的仓库。没有史学建树，不能提供有借鉴价值的史识，是中国史书的普遍缺陷。
例如中国的历史学家普遍诟病那些怠政、荒政的帝王是不务正业。其实帝王的怠政荒政，在实际上恰恰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的实质就是现代文明社会的高度民间自治。只有民间自治，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民间老百姓的致富。例如市场经济，就是民间自治的重要表现方式之一。老百姓通过市场经济致富了，才有整个社会的经济繁荣；社会经济繁荣发达了，才有了国泰民安的基础。老百姓若连吃饭都成问题，统治者即便再勤政，天天讲治国也没有用，社会仍然不得安宁。因为老百姓致富永远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财富的结果，任何治国都不可能创造财富——这是万古不易的真理！而致富只有在统治者的不治国的“无为而治”中才能实现，例如市场经济。
老子能在两千五百年前发现“无为而治”这个关乎国泰民安的重要道理，真是一种超越时空的大智慧！问题是今人至今还在喊治国！老子若在天有灵肯定会骂：这些不肖的后人呀！
但是，中国有史以来所有的王朝几乎都不愿意“无为而治”，所有的统治者都想治国，所有的治国都没有跳出老子批评过的治国就是瞎折腾这个怪圈。
但“无为而治”却在晚明帝王的怠政荒政中成为现实。所以晚明的老百姓实现了致富，而且是空前的、全方位的老百姓致富。晚明因此成为老子“无为而治”的一个成功范例。
晚明帝王无有意识地推行“无为而治”造成了经济繁荣、社会发达这一真正的盛世现象。这个现象很值得历史学家研究。但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晚明史，没有人发现晚明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道商品经济的曙光”！就是在几年前，晚明史仍然是空白。中国历史学家的陋识不是由此可窥一斑吗？
——人才济济的近现代历史学家无人看到：晚明自隆庆皇帝开放海禁后，近百年的经济大发展，带来了“文治响盛”的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与发达，那时的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贸易大国。全世界每年的白银总产量超过一半，通过贸易流入到中国。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的国际贸易都是顺差，创造了国际贸易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迹。晚明的国际贸易与工商业繁荣发达的盛况，成就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商品经济大发展的辉煌气象！漫长的中国农业文明社会在晚明出现了新的希望！
——中国的历史学家却看不到：辉煌的晚明经济，恰恰是在晚明几个帝王怠政、荒政中带来的“无为而治”中出现的！然而这一何等宝贵的史学思想启示，却被那些历史学家，都湮没在他们不厌其烦地对晚明帝王怠政荒政的诟病中了。

（六）很多历史学家都知道，吃饭问题一直是中国历史上的突出问题，贫穷落后是历代王朝都没有解决的大问题。但没有一个历史学家将这些问题与历代王朝推行的基本国策“重农抑商”联系起来考虑。可以说，所有的历史学家对“重农抑商”的认识与叙述，除了重复孔孟之道的那些狭隘可笑的治国目的而外，几乎都对“重农抑商”缺乏应有的批判，都没有注意到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可以说这些历史学家就没有看到，历代的“重农抑商”国策是造成贫穷与落后的最重要的原因。所以他们不但看不到晚明商品经济伟大的历史性意义，反而在诟病晚明皇帝的怠政荒政的同时，莫名其妙地提出了一个资本主义萌芽说法。看来这些历史学家连什么是资本主义都不懂！资本主义不是哪个理论家、政治家设计的，而是商品经济发展到极其发达的阶段，自然而然出现的社会形态。哪来的什么“萌芽”？所以如此僵化教条的历史学家怎么可能有出息呢？
不了解人类现代文明，不能站在人类现代文明的立场上看历史、写历史，是中国历史学家共同的致命弱点。
所以，关于晚明史，长期是史学上的空白。好在复旦大学的樊树志教授终于出版了《晚明史》，填补了这项空白。不过在《晚明史》问世之前，国际学界早已出版了多部关于晚明史的学术著作。这不是个史学与学术上的先后早晚问题，而是个史学思想的先进与落后的问题。

（七）中国的史学家有个共同的思想特点，就是在其史学著作中喜欢突出“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这个说法：
什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什么“阶级斗争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与发展”。
什么“农民起义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与发展”。
什么“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本文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批判上述这些不成立的观点。这里只能指出：历史上的所有阶级斗争、各种大规模的起义，无不造成了生产力的严重破坏。这些“斗争”与“起义”并没有推动历史的进步。
每一个过来人都知道，中国在二十世纪还没有完全走出农业文明社会。我们这代人上山下乡时，看到农民仍然使用着汉朝时期的锄、镰、锨、镢等劳动工具，农民的生活方式仍然千年未变。农民与帝王时代的农民一样，备受贫穷的煎熬。能吃饱饭就谢天谢地了。这样的农业文明社会的生活实情，不能不让人怀疑：在数千年停滞不前的农业文明社会里——“推动历史进步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哪去了？
历史的事实是：人类历史并非总是处于“进步与发展”中，很可能长期处于不进步、不发展的停滞状态。例如中国两千多年的农业文明社会，例如欧洲封建社会前期的六百多年，都是社会停滞不前的时期。历史学家们怎么不问一下：在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哪去了？
其实中国的大部分史学家并不清楚：历史的进步与发展是有条件的，不是绝对的。这个进步与发展确实需要动力。但这个动力不是任何时候都会有的。当然这个动力不可能是什么“斗争”与“起义”。而是“科学转化成技术带来的生产力变革，促进了历史的进步与发展”！也就是说，在没有科学的社会里，不存在推动历史的进步与发展的力量。可以肯定地说，历史并非像历史学家认为的，总是处于进步与发展中。
实际上，欧洲的历史是在文艺复兴运动后期出现的哥白尼革命——带来的科学革命中，进步与发展才成为事实。如果说科学革命后欧洲科学的不断创新，促进了欧洲历史的进步与发展；那么，十九世纪以降的人类历史之所以能不断地处于进步与发展中，又何尝不是在“科学转化成技术带来的生产力变革”中实现的？
上过中学的人都知道，由于十九世纪的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原理，所以才有了交流电，才有了发电机，才有了电动机，才彻底刷新了人类的全部工业，才“把黑夜变成了白昼一般”，才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场伟大的革命。所以，这个中学生常识，最明白无误地佐证了“科学转化成技术带来的生产力变革，促进了历史的进步与发展”这个道理。
中国的历史学家在叙述中国历史中，未能体现出：中国之所以长期处于农业文明社会停滞不前，唯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文化没有科学，中国农业文明社会里也不可能出现科学。所谓历史的进步与发展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八)所有的历史学家在叙述先秦史中，都对先秦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然而这些历史学家却没发现：先秦的诸子百家不管怎样争鸣，却有着共同的致命弱点：
（1）他们都崇尚传说中的三代，都以三代为理想的社会。只是诸子百家要实现三代的理想社会的方法与手段不一样罢了。既然三代是没有文字记载的传说，那么以三代为理想社会，便是乌托邦了。这是诸子百家学说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之所以说他们创立的文化是失败的——这个结论源于对历史事实的总结：长期主宰中国农业文明社会的儒家、法家、道家文化，造成的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难道不是失败的文化吗？
（2）诸子百家的另一个共同思想特征是，都以维护君权统治为目的。也就是说，维护君权统治是诸子百家所有学说的共同出发点。至于所谓的儒家、法家、道家的不同，不过是维护君权统治的思想方法不同罢了。
（3）先秦诸子百家的再一个共同思想特征是：他们没有信仰，也没有创立出信仰。他们所有的思想观点都是为了实际运用，为了治国安邦，为了管理黎民百姓的，为了规范老百姓的举止言行，都是实用主义性质。所以先秦创立的中国文化都是实用主义文化。
美籍华人历史学家许倬云看不到中国文化的这个实用主义的根本特性，说什么如今的中国文化，百年来被国人糟蹋成没有内涵、没有血肉、没有灵魂，只存在于书皮上了。在许倬云眼里，中国传统文化好像有什么灵魂似的。
什么是文化的灵魂？许倬云没有说。实际上，实用主义的文化怎么可能有灵魂呢？
判断一种文化是否有灵魂，主要看这种文化：
是否有信仰。
是否有科学。
是否有活力、有生机。
是否有创新元素。
是否能经常更新。
是否能发展出新的文化形态。
是否能促进历史的进步与发展。
作为历史学家的许倬云不可能不知道：中国传统文化正因为没有信仰、没有科学，所以没有活力、没有生机；没有自我更新能力；没有发展出新的文化形态；没有产生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力量。
一种文化没有信仰、也没有科学，哪来的什么灵魂？实用主义的中国文化既然原本就没有灵魂，又怎么会出现许倬云所说的“百年来，中国文化被国人糟蹋得没有了灵魂”呢？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许倬云谈中国文化，这样明显地不能自圆其说，让读者还有什么兴趣看他的著作呢？
许倬云虽然生活在人类现代文明社会，却没有现代文明的价值观，没有现代文明的思想理念，没有现代文明的思想方法。许倬云关于中国历史的那些著作，与钱穆、陈寅恪那代历史学家一样，都未脱传统文化的窠臼，都未能站在人类现代文明的立场上看历史、写历史。许倬云与前辈历史学家的共同局限是受传统文化的浸淫太深，渗入到骨子里了。他们都是带着传统文化中的那些陈腐的思想观念看历史、写历史的！这是他们的史学著作无法突破二十五史思想局限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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