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祁萌之
3/24/2020 10:17:41 PM
每当遇到有人介绍某年轻人是作家的时候，我总是面无表情地点点头，便旁若无人了。这种表现有人批评我：容易给对方一种瞧不起人的感觉。
不过，我确实没见过有水平的年轻作家。大量的年轻作家的作品给我留下了不想再读的印象。年轻作家是一个让人不喜欢的群体。
在这个八百万人口的城市里，年轻作家不少，他们即便出了几本书，成了作协成员，可谓已经是“著名”作家了。但他们的作品我不喜欢。不喜欢的唯一原因是，他们的书让人看不进去：语言空洞，描述空泛，人物做作，情节虚假，即便勉强读下来，总是感到失望：作者写了些什么呀！实际上判断一本书是否值得看，翻几页，看看书中的文字叙述就知道了。翻看这些年轻人的作品，大都一样的缺陷：书中行文中，字里行间无论如何也没有，那种唯思想与情感才能孕育出的阅读魅力。文字缺乏阅读魅力，不是个技术问题。而是作者情感的单薄与思想的匮乏。
现在的年轻作家自以为有情感，其实他们的那点情感都是些俗不可耐的东西。他们不懂情感是有档次的，有高尚与低俗之分。至于一个作家最不可或缺的思想，这些年轻作家，恐怕连想都没想过。我没见过有思想的年轻作家。与这些年轻作家交流中发现，他们不会思想，所以没有思想，这是他们的致命弱点。只是他们自己并未认识到罢了。
当代已故著名作家汪曾祺生前在武汉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没好气地大声说道：“小说最重要的是思想！”一时间这句话在文学界广为流传，成为汪曾祺生前留给文学界的一句名言。汪曾祺为什么有点生气地说这句话呢？事情是这样的：
那天汪曾祺在武汉大学演讲中，有人递纸条问他：“什么是无主题小说？”汪曾祺看了纸条脸色立刻不好看了。于是接下来的演说中，他很不高兴地说了一句“小说最重要的是思想！”汪曾祺看了纸条为什么会生气呢？此事说来话长，这里简要一叙。
当年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受戒》一炮打响，声震文坛后，汪曾祺的创作一发而不可收，接连发表了不少短篇小说。一时传为佳话。但时间不长，文学界就有人批评汪曾祺的小说是无主题小说。有的甚至指出：汪曾祺的小说，与民国年间张恨水的那些用来酒后饭余排遣无聊时光的“鸳鸯蝴蝶”属于一个层次。有人进一步断言，由于“无主题”，汪曾祺的小说是不可能传世的，那意思汪曾祺笔下的东西都是些速朽的文字。这样的评价随之有人跟上：汪曾祺的小说就是在审美意义上，也属于“下里巴人”。最终有评论家总结：汪曾祺的小说失败在没有思想上！
说实在的，作家最看重的是自己的作品在评论界的反响。上述反响当然让汪曾祺很不爽了。这是汪曾祺在武大演讲中，看到纸条上写着“什么是无主题小说”后，很不高兴的根本原因。
但汪曾祺的“小说最重要的是思想”这个说法，抓住了小说的要害，也道出了小说创作的关键所在。小说没有思想就像人没有灵魂，成了行尸走兽一样，也就不成其为小说了。汪曾祺的小说所以曾经“风靡一时”，说明他的小说不但有思想，还有着丰富的思想！只是那些贬抑汪曾祺小说的人，由于受“齿轮与螺丝钉”的毒害太深，无法从汪曾祺的小说读出思想的内涵罢了。其实批评汪曾祺小说无主题，都是些没有摆脱“齿轮与螺丝钉”精神桎梏的陈词滥调。在他们眼中，小说应该有鲜明的主题思想。
实际上，小说中涵有的思想是一回事，“齿轮与螺丝钉”的主题是另一回事。两者并非一个意义。小说应该有思想。但小说不必有主题，因为小说与理论著作不一样。理论著作必须主题鲜明。小说如果有着明确的主题，就成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主题突出，是“齿轮与螺丝钉”的代表作，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但这部主题小说却被永远尘封在历史角落里了。除了批判主题小说时作为样板偶尔被提及外，没有人再去翻看这部小说了。
其实汪曾祺大可不必为他们批评自己的小说无主题而生气。他应该理直气壮地回应：有主题还算是小说吗？但汪曾祺没说出这样的话来。说明汪曾祺把小说的主题与小说的思想理解成一个一个东西了。这是汪曾祺的局限。
实际上中外文学名著（小说）都是无主题小说！例如鲁迅评《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红楼梦》哪来的什么主题？但不同读者从《红楼梦》里读出了不同的感受，这就是思想魅力。所以说《红楼梦》是一部有着丰富思想内涵的小说。
例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丽娜》是十九世纪世界文学顶峰上的小说。但无法说出这部小说的主题是什么。小说中围绕安娜、渥伦斯基、列文、卡列宁等人的故事，既有爱情的悲剧，又有乌托邦思想的实践。如果说列文的乌托邦思想倾注了作者的人道主义情怀；那么安娜的爱情悲剧则暗示了“感情是一条无序的河流”！你说这是什么主题？
所以小说有思想是必须的；小说无主题是必然的。
当然思想是有层次的。汪曾祺的小说就其审美思想来说，是小桥流水；不是高山大川。他的小说有种精致悦目的美。其中的人物虽然平淡无奇，却讨人喜欢；但不管怎样读汪曾祺的小说，也读不出鲁迅笔下那些“庸众”的平常言行带给读者的心灵震撼。都说汪曾祺是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但汪曾祺写不出贵族出身的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小说中的那种涵盖千秋的苍凉！汪曾祺的小说就其审美意向来说，有点接近他的老师沈从文。但远不及沈从文的成就高。沈从文毕竟是“田园牧歌”的杰出代表。汪曾祺的小说，仅是文革后那个摆脱“齿轮与螺丝钉”精神桎梏的日子里比较出色的作品。
有人说汪曾祺由于去世早，否则会有大作品问世。这是一厢情愿。我不太相信这个说法。大作品的作者都有大思想。汪曾祺不是个有大思想的作家。何况汪曾祺七十七岁谢世，说不上过早去世了。他已经度过了容易出成果的年龄。
汪曾祺不具备大作家的大思想，这与其经历有关。他直到晚年还怀念执笔现代京剧《沙家浜》及其排练演出的那段春风得意的时光。江青在肯定汪曾祺创作的同时，用她那纤细温润的手与汪曾祺握手——此时此刻，受宠若惊的汪曾祺在握手中顿生的那种特殊的感觉，是汪曾祺永远不忘的美好回忆！有这样经历的人不太可能有大思想！何况汪曾祺这个人有点精明过人。精明过人的人，大都不容易有思想。汪曾祺在文革后那个思想解放时期，能有那样的创作成果，已经是天才的表现了。
好了。明白“小说最重要的是思想”，知道作家最重要的是要有思想。还是回到开头提到的年轻作家的话题上。
说年轻作家没有思想，是因为他们不会思想（动词）。他们为什么不会思想（动词）呢？
会不会思想（动词），不是个方式方法的问题，而是个思维习惯与精神境界共同使然的现象。思想都是思想（动词）后的成果。而思想（动笔）过程，考虑的是问题。也就是说，思想都是从问题中产生的。没有问题哪来的思想？但不是谁都能提出问题的。西方有句谚语：“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能提出问题，其实就等于问题解决一半了。这些年轻作家为什么提不出问题来呢？
提不出问题来，首先与人的思维习惯密切相关：中国人不太善于提问题。没有提问题的习惯。中国人凡事首先考虑的是问“这是什么？”——总是往现成答案上去思维。鲜有人凡事首先问“为什么？”——找原因、找根据、找因果关系。
中国人不善于“打破沙锅问到底”：为什么这样，而不是那样？为什么这样说，而不是那样说？你说你为人民服务，根据什么你能为人民服务？你说要学习国学，为什么要学习国学？国学能解决吃饭问题吗？你说要弘扬传统文化，为什么要弘扬传统文化？传统文化能发展市场经济吗？你说应该让孩子读三字经、百家姓、颜氏家训——这些陈芝麻烂谷子，能启蒙、能开心智吗？……
当然提不出问题来，不仅仅是年轻作家提不出问题来，大部分中国人也不习惯提问题，凡事都不习惯问“为什么？”都习惯于“跟着说，照着说，学着说，就是不会自己说”，这个现象不是一种价值选择，而是一种思维习惯。所以会形成这样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主要是中国文化的使然，中国教育的结果。
年轻作家不自知：提不出问题来，这个“先天性”的缺陷，是自己进行文学创作的最大障碍！误以为识几个字，能把文字付诸成文，能有情感，能塑造几个人物，能编造一些故事情节，就能写小说当作家了。搞文学创作看上去是这么回事。实际上没有这么简单。
汪曾祺当年下放到内蒙古劳动改造的时候，所在地既贫困又落后，没有起码的文化娱乐生活。不要说没有电视、收音机，连报纸也见不到。大家晚饭后，聚到一起闲扯皮消磨时光。
有个人会讲故事。于是众人每晚聚到一起听他讲故事，成了劳改农场唯一的精神娱乐生活。汪曾祺祺见这个讲故事的人很有天赋，故事讲得惟妙惟肖，很吸引人。于是汪曾祺就劝这个讲故事的人学着写小说，并开始辅导他怎样写小说。
然而经过半年的辅导，这个人虽然故事讲得很好，小说却无论如何也写不好。汪曾祺最后只好彻底失望而放弃辅导了。在失望中他发现：搞文学创作与说大鼓书不是一回事！说大鼓书，虽然有人物、有情节，只要惟妙惟肖、生动感人就行，不需要先感动了才说大鼓书，而是先说大鼓书，说的过程中可能感动听众。说大鼓书不需要有思想的驾驭。
搞文学创作则不同了。搞文学创作必须有思想的驾驭。当然文学艺术创作一般的不是先有思想后有创作，而是先有感动，才有创作。思想是出现在创作中，并起主导作用。所以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感触、感动、感受——善感，是首先重要的。
善感是一种敏锐的感受能力。人人都有被感动的能力。但不是人人都有善感的能力。善感是一种天赋。不具备这种天赋的人不适宜搞文学艺术。所以不是谁都可以当文学艺术家的。有的人天生麻木不仁；有的人天生多愁善感。
但是善感不是一种纯粹的心理现象。善感与人的情感密不可分。而情感是有层次差别的。当然作家的情感必须是较高层次的情感。这样才能提高善感的品味与档次。简单说，只有情感品味较高的善感人，才能及时发现那些有价值的、可以写成文章的素材、可以写进小说的故事与人物——怎样才能成为具有较高品味的善感作家？这不仅是个文化修养的问题，更多的是精神造诣的问题。这种精神品质主要体现为：有宽广的精神襟怀；有高尚的审美情操；有博大的悲悯意识。有浓厚的人类情怀。大作家、大诗人都有“非同寻常”的善感能力。大作家、大诗人的精神境界都是“超凡脱俗”的。
如今的年轻作家，笔下的人物故事不是善感的发现，都是编造的东西。作者自己就没有被感动过，又怎么可能感动读者呢？
年轻作家有情感，但由于文化修养太低，精神造诣太浅，情感档次上不去，其善感能力便浪费在低俗的层次上了。
众所周知，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审美意义上的。如果作品不能给读者以审美感受、审美体验、审美享受，这样的作品肯定是失败的。但是作品涵有的审美价值，源于作者在创作中的审美思想。实质上作者对客体的善感中，已经暗含着作者的审美思想。这种审美思想对作者的善感起着主导的作用，这种作用一直贯穿在创作的全部过程中。审美思想是在平日的生活中、读书中积淀出来的。审美思想不是学来的，只能在这种天长日久的积淀中“无师自通”。
以上所谈，指出了年轻作家的短板——思想、情感、善感，都是作家不可或缺的素质，其实这些素质不仅仅是年轻作家的不可或缺，哪一个文学艺术家又能例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