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祁萌之
5/11/2020 8:06:40 PM
朋友发来《钱穆谈诗》一文，之所以认真看了。是因为：
钱穆是史学家，虽被誉为现代中国“四大历史学家”之一，但其代表作《史学大纲》却平淡乏味，缺少创见。《史学大纲》其实是在谈历史中弘扬儒家文化，在史学上并没有什么建树。看了一遍后，便被我束之高阁了。于是想到：《钱穆谈诗》或许有值得看的思想“亮点”？
然而,看完《钱穆谈诗》后，还是失望了。《钱穆谈诗》絮絮叨叨了半天，不仅没有谈出什么可取之处，有些说法一眼就可看出钱穆与古典诗词太多“隔膜”。其谈诗的见识流于浅薄，有不少欠当不确之处。但钱穆是文化大师，《钱穆谈诗》自然影响不小，所以很有必要厘清《钱穆谈诗》中的一些不当说法。
《钱穆谈诗》一上来引用《红楼梦》里，林黛玉批评陆游的“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但是钱穆认为这首诗的毛病是诗里没有人。因为没有人，这首诗成了辞藻堆砌、索然无味。诗词里怎样才算有人？怎样属于没有人？钱穆没有说。
不过，按照钱穆的说法，像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里边也没有人。但这句诗却是千古名句。看来诗词的好歹优劣，不在于钱穆说的诗里是否有人！
实际上所有的诗词里都有人，没有人，怎么会有“重帘不卷”？因为有人看到了“重帘不卷”，所以才感到“留香久”。因为有人看到了“聚墨多”，所以才有了“古砚微凹聚墨多”。因为有人看到了“飞流直下”，所以才有了“三千尺”，才有了“疑是银河落九天”。
王维的名句“长河落日圆”里也没有人。但“长河”与“落日”不是人看到后，才有了“长河落日圆”？所以钱穆说“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里没有人，是没有道理的，是一句让人匪夷所思的话。
至于为什么“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里没有人，这句诗就成了辞藻堆砌、索然无味？钱穆没有解答这个问题。可以看出，钱穆其实就没有搞明白陆游这句诗败在哪里。
实际上这句诗所以索然无味，是因为它无情趣，无情思、无思想，当然也不可能有情调了。是作者在百无聊赖中的无聊之谈。诗里不是没有人，而是有个无聊的人！
在这点上，钱穆连林黛玉都不如，林黛玉虽然没有点破这句诗败在哪里，但她起码知道学会写诗的秘诀在于多读！深谙古人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隐含的“为文之道”。
其实写诗与赏诗是一脉相承的：诗人要有感而发，不可无病呻吟。要有兴趣——例如有爱好、乐趣想叙述；要有情感——例如有喜怒哀乐想抒发；要有思想——例如有看法、见识想表达。诗人的这些“想法”，体现在诗里就是情趣、情感、思想——而“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这句诗里，诗之不可或缺的这些东西一概没有，当然索然无味了。
钱穆避开这些诗的基本要素谈诗，拿“诗里没有人”说事，给人的感觉是“王顾左右而言他”，这种“言不及义”的说法，作为文化大师的钱穆如此谈诗，确实让人感到失望：这就是文化大师的古典诗词修养水平？
接下来，钱穆又举例王维的“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以说明这句诗“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妙义。
众所周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是唐人司空图谈诗的名言。其中的意思是强化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谈过的“情在词外”，“文外重旨”——含蓄，这个中国古典文学中最重要的艺术概念。含蓄是中国文学艺术与西方文学艺术比较中最突出的审美思想亮点！反映了中国文化、中国人固有的审美价值观。如果说西方文学艺术是以真为底色、为灵魂的；那么，中国文学艺术中的含蓄审美观，则是在真的基础上升华出的一种臻于人类艺术化境的审美特色。古典诗词所以被誉为世界文学中无与伦比的奇葩，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古典诗词中那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含蓄，留给读者感思不尽的“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涵有让读者联想不完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
然而，“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虽然写得很有情致，也不乏情调，却说不上是可以佐证“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名句。因为诗的意境中没有太多引发读者联想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更谈不上发人深省与耐人寻味。奇怪的是，钱穆不仅在王维的这句诗里看到了“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还看到了诗的“最高境界”。钱穆在这里给出了“无我”境界的说法，认为“雨中山果落，灯下虫草鸣”中有着“无我”的境界。这就让人感到钱穆的谈诗前后自相矛盾了：钱穆刚刚批评了陆游的“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是因为诗中没有人而成败笔；在谈王维的“雨中山果落，灯下虫草鸣”中，怎么又以诗中没有人而成了“最高境界”？让人不理解的是：钱穆谈诗，到底是诗中有人好，还是没有人好？
不难看出，钱穆谈王维这句诗，所谓“无我”的最高境界，是借用王国维《人间词话》里的说法。王国维认为诗词的最高境界是“无我”。但是，钱穆的文章显示他其实并不真正理解“无我”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意思，只是生搬硬套在王维这句诗里。那么，“无我”的最高境界意味着什么呢？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没有明确解答这个问题。不过从王国维举例李煜等人的诗词属于“无我”境界可以看出，“无我”的最高境界，意味着以下的精神内涵：
一种担荷人类苦难的情怀；
一种将宇宙万物尽收眼底的眼光；
一种涵盖千秋、力贯乾坤的气度。
一种与人类命运息息与共的人生观。
一种“进入其内，又出乎其外的反观者清”的超凡脱俗。
显而易见，王维的“雨中山果落，灯下虫草鸣”虽很有情致、不乏情调，其内涵的意境是达不到“最高境界”的。
从钱穆引用“雨中山果落，灯下虫草鸣”，来说明“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意义——这一点可以看出，钱穆对古典诗词了解得少了。因为古典诗词自晚唐后，五代的李煜、冯延已等人的诗词，都有含蓄的诗词，比王维的“雨中山果落，灯下虫草鸣”要绝妙多了！更遑论宋诗宋词中，善于运用含蓄表现手法的优秀诗词比比皆是，在含蓄上都比王维的这句诗要出色得多！钱穆从“雨中山果落，灯下虫草鸣”看到了“最高境界”，说明钱穆本人欣赏古典诗词的境界水平并不高。至于钱穆谈杜甫诗，基本上都是些毫无新意的浅俗之见，笔者确实无兴趣评论，这里点到为止，供读者参考：
钱穆是很崇拜杜甫、很看好杜甫诗的。但是杜甫的哪些方面值得崇拜？杜甫诗好在哪里？主要艺术特色是什么？钱穆都语焉不详。
钱穆认为“把自己全部人生融入诗中”，是“杜甫诗伟大的地方”。钱穆这句话等于说了一句不说大家都知道的废话。用一句废话表述杜甫的伟大。钱穆理解的伟大真是让人不敢恭维了！
稍有点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一定意义上说，所有的文学创作都是作者自己人生的文学表述，都是感慨自己命运经历的情感抒发。难道我们还能找出与作者人生毫无关联的名著、名作、名诗、名篇吗？
屈原的《离骚》是不朽的名作，《离骚》不都是屈原对自己人生遭际的咏叹？
被誉为唐诗压卷之作的《登幽州台歌》，难道不是抒发了诗人怀才不遇中的无奈与怆然？
被称誉“词坛宗主”的李煜，他的那些散发着永不消退的艺术魅力的词，不都是李煜个人苦难经历的悲叹？
古典边塞诗中的冠群之作《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又何尝不是诗人的痛心彻骨的经历？
至于其他那些诗词大家们的传世之作，无一例外地用诗词抒发了自己人生的感慨万端。只是抒发的人生，在诗人笔下升华出的意义不一样罢了。就像杜甫或叙述、或抒发自己人生经历的那些诗篇所以光彩夺目，都是诗人在诗中升华出一种感人的家国情怀。但是钱穆没有看到杜甫诗中的家国情怀才是杜甫诗最耀眼悦目的思想艺术魅力。钱穆说杜甫诗把诗人的人生融入诗中，是诗人所以伟大的地方。这个说法与农夫村姑说“数来宝也是诗”一样的欣赏水平：把人生融入诗中，就是伟大。钱穆眼中的伟大也太平俗了吧——这样的伟大，岂不是意味着所有的诗人都成了伟大？
钱穆谈诗中，境界一词不离口。谈杜甫诗又夸夸其谈杜甫诗的境界如何高。然而钱穆看好的杜甫诗境界却是这样的：
杜甫诗“不着一字”，杜甫的“忠君爱国的人格”，杜甫的儒家文化里的“伦理道德、忠孝”思想，都在杜甫诗里了。这是“杜甫诗的高境界”。
钱穆所说的杜甫诗竟是这样的“高境界”，让人吃惊。如此低俗的“高境界”说法，确实让人怀疑钱穆的欣赏水平、审美判断——难道杜甫诗仅仅是忠君爱国、伦理道德及忠孝思想，造就了杜甫诗的“高境界”？若是这样，杜甫怎么可能被人们誉为“诗圣”、赞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钱穆一会儿说“雨中山果落，灯下虫草鸣”里的“无我”是最高境界；一会儿又说杜甫诗中的儒家文化的思想理念是最高境界。在钱穆那里“最高境界”到底是什么？就是读遍《钱穆谈诗》，也百思不得其解！
钱穆谈诗离开了审美这个基本立场与根本视角，在儒家文化的理念上大做杜甫诗的文章，实在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像杜甫诗中的那些千古名句：
窗含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船。
两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
尔曹身与名俱裂，
不废江河万古流。
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
笔落惊风雨，
诗成泣鬼神。
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
读书破万卷，
下笔如有神。
杜甫诗中的这些脍炙人口的名句，不都彰显出审美意义上的万千气象？哪来的儒家文化里的什么理念？钱穆一辈子没有走出儒家文化，所以他的《国史大纲》通篇是讲儒家文化而失去史书应有的史识价值；这不，谈杜甫诗又“言必称希腊”，无视杜甫诗的审美内涵中析出壮丽气象，侈谈杜甫诗境界的儒家文化理念云云。这样的谈诗，真让人怀疑钱穆是否读懂了杜甫诗，抑或是钱穆是否懂诗？一个缺少审美思想的人谈的什么诗啊！
钱穆谈苏轼诗时，认为苏轼官场失意、生活落魄的时候，诗写得好；在职为官的时候，诗写得很一般。所以钱穆推崇“诗穷而后工”。“诗穷而后工”是欧阳修谈写诗的名言。意思是诗人生活在苦难中时，诗反而写得好。钱穆是崇信这个观念的。这个观念在实际生活中不无道理。但在理论上却没有绝对的真理意义。
诗人能否写好诗，是个复杂的精神劳动现象。不是由一种因素决定的。也不是想写好诗、就能写好了的，也不是谁都可以成为诗人的！更不是像钱穆误以为的，好诗都是诗人在苦难中写出来的。苦难生活经历与写好诗之间，不存在钱穆认为的那种必然的因果关系。诗人能否写好诗的几个必备的主要素质，都不是在苦难生活中炼就的。
例如，诗人、作家不可或缺的善感能力，思想水平，精神境界，文化修养，学问造诣，审美情操以及能从一粒沙子看出风景等——这些精神层面上的品质能力，与是否经历过苦难没有内在的逻辑关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精神层面上的品质能力若何，与读书密切相关。也就是说，这种写诗不可或缺的精神层面的品质能力，是从读书中培养锻炼出来的。只是其中的善感能力不是读书中培养的。诗人需要有敏锐的善感能力，但不是谁都有这种敏锐的善感能力，敏锐的善感能力是天生的！所以不是谁都可以成为诗人的。至于写诗中的语言表达能力与方法技巧等，虽然都是学习中获得的，但更重要的，还是诗人在写诗中的体会——“无师自通”！诗人都不是教出来的，都是“无师自通”出来的。
钱穆虽是文化大师，却与关于诗人的基本素质及写诗的基本知识，都是“隔膜”的。自以为是地从苏轼的人生经历的表面现象，推崇“诗穷而后工”的说法，这是没有科学根据的“随便一说”。钱穆的这个“随便一说”，与其受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个著名的苦难美学思想的影响有关。孟子的苦难美学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不过这是另一题目的文章了，这里不赘。
可以肯定的是，钱穆不具备关于古典诗词、关于如何写好诗、关于诗人的品质能力、关于诗词欣赏等方面系统的、成熟的知识，便好为人师地“谈诗”，于是出现太多常识上的不当、不妥说法——这也反映了文化大师的钱穆并不“大师”的一个侧面。
钱穆已作古三十年了，过多地批评钱穆，有不厚道之嫌。但在学术意义上指出钱穆的不当不妥、甚至错误，还是必要的。笔者通读过钱穆的著作，包括他晚年的那些文化随笔。钱穆有学问不假，但学术思想十分贫乏。究其原因是钱穆太钟爱儒家文化了。儒家文化的理念限制了钱穆的史学创作，使其史学虽有专著、却无开创性的史识，致使其史学著作不过是二十四史的流风余绪。钱穆在西风东渐后未能用人类现代文明的视角看中国历史，是钱穆史学没有成就的主要原因。
通过《钱穆谈诗》可以看出，钱穆欣赏古典诗词，不仅迷失在他钟爱的儒家文化理念里；他其实连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袁枚的《随园诗话》、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这些研究古典诗词的“必读书”也没有真正看明白，或者说就没有看过。所以即便是在儒家文化圈里，钱穆的谈诗，也是不足道的。
钱穆后来去了香港，却并未走出儒家文化理念造成的精神藩篱，这是钱穆与文学、与学术都平庸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