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北冥有鱼
5/25/2020 8:53:59 PM
当得知要去日本的消息时，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争取到神保町看看。
作为一名书籍收藏者，到世界上最大的旧书街区去朝圣一番，听上去很美，想起来很甜，却不知这次行动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艰难。首先是那些繁杂的出国审批程序，直到临行前一天，当大家都以为这次出行无望了的时候，才得到签证已经出来的消息。其次，使我产生去神保町念头的那本《神保町书虫》不知钻到哪里冬眠去了，我花了三又二分之一晚上的时间去找，结果不仅没有找到，而且要再花费两个晚上的时间去整理那些翻乱的藏书，使我预习神保町功课的想法彻底落空。另外，临时补习的日本历史成了夹生饭，只记得一个自称日出处天子的日本皇帝给其称为日落处天子的中国皇帝写了一封信，要派代表团来学习佛法，其它什么平安飞鸟全都成了一锅粥。
不过，也许这些都算不了什么，问题在于我们这次行程安排压根就没有时间去逛街。
我们这次出行是应有关方面之邀去考察对日出口流程，要奔赴三个城市，拜访许多工作对象，还要抽空看看景点，行程安排得很满，尽管在东京时间占据了来去两头，但除去必须参加的正式活动，留给个人的时间不到半天，而且是集体购物。所以，我的神保町之旅很可能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2011年11月底，我在忐忑之中上路了，在忐忑之中见过生人面，吃过生鱼片，洗过温泉浴，登过富士山、那些似曾相识的人文风情不时让我们这些“先进文化”的代表发出感叹。
在大阪，我曾用很短的时间逛过一个书店，那是在我们所住宾馆不远的一条小路，我看到了那些“过来人”告诉我的日本书店的标识：一个写得很大的“本”字，因为已经接近晚上九点打烊的时间，我匆匆在书店里转了一圈，书店的面积不大，出售的多是期刊和流行书，生活类的书也不少，由于担心我的日本之行“无功而返”，我选了一本能看得懂的《日本的汉诗》，这是一本由NHK电视台播放的汉诗鉴赏节目的同步发行书刊，鉴赏的诗为镰仓至江户中期的多位有代表性的人物的作品。书的定价含税为800日元，相当于60多人民币，相比中国来说还是贵一些。但书店里店员彬彬有礼的态度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可惜由于是晚上，我没有记下这家书店的名字。
接下来的京都之行进一步印证了我的担心，原先曾经在网上查到的几个临近访问点的古董店因为行程安排得紧，根本就没有时间前去探访，因此，我对神保町访书的想法基本不抱希望了。
然而，事情在我们回到东京后有了转机。一是我们的上街购物在一次拜访活动之后被顺便安排了一次，二是应团里几位女同胞的强烈要求，再次为大家购物挤出一定时间。这样，我的神保町访书计划便开始实施了。
计划的第一步，是要知道神保町在哪？我们团里的“过来人”不知道，了解我们拜访的客户，只是说在千代田区，具体也是含糊其辞，到我们所住附近的品川地铁站查了半天也没有查到，没办法，只好在地铁前的一家书店买了一张千代田区地图，这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知道在哪个地方，怎么去又成了问题。我们所住的品川没有直达神保町的地铁，要坐地铁的话必须换乘。而东京的出租车以价格贵而闻名，不到万不得已不敢打。我们的接待方那天倒是给派了一辆车，大家提出要用车送我，可那是接大家一起外出的，自己能够获准单独行动已经是特别照顾了，再占用大家的利益那是不可以的。最后还是总管兼翻译李伟帮我出了一个主意，去的时间坐地铁，回来的时候打车。李伟向酒店详细询问了地铁的坐法，然后就带着我直奔品川站了。他要送我到换乘站。我一开始还有点嘴硬，坚持不让他送，我以为这里也像大多数地铁一样，在站内直接换乘就行，加上自己的日语水平也不低（能看懂日语里的那些汉字），以为问题不大。但到实际一看，我很庆幸他来送我。我们所在的品川车站是山手线，去神保町必须坐上一站到田町站换乘三田线，而这两条线并不在一个站内，要先出站，再转过两个街区才能到三田线，而这个三田站就像是个地下迷宫，仅在站内就走了接近10分钟，若我自己的话，非迷路不可。
千恩万谢送回李伟，换乘上三田线，我意识到，期待已久的神保町之旅即将实现了。
六站地铁路程很快就到了，我在出站口用相机拍下车站的样子，这不仅为留个纪念，而且为我返回留个记号。我在来的路上就想好了，回去时先坐地铁到三田站，然后再打出租，不仅节省时间而且还便宜。
临走时听酒店人员介绍，从神保町地铁站出来就是旧书店，可我出站后却没有发现书店，但我没有气馁，看准了来龙去脉，顺着一条街义无反顾地向前走去，果然，转过一个路口，书店的招牌已经在向我微笑了。
神保町是东京皇宫北侧神田的一个方圆2公里左右的街区，以分布着200多家书店而闻名遐迩。神保町的历史不短，中国近代不少名人都和这里有着很深的渊源。“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的孙中山曾在这里闭门苦读，他和廖仲恺、蒋介石的结交也是在这里完成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创刊号是由神保町印刷所印刷的，而该报主笔汪精卫，就住在神保町的春水馆。周树人、周作人兄弟俩也是这里的常客，鲁迅弃医从文的决定，肯定和他在这里阅读了大量哲学、社会书籍有关。 1918年，这里的街道经常可以看到一位神情忧郁的年轻人，这是19岁的周恩来，在南开中学高考失利之后，他辗转来到这里，就住在紧挨着神保町的袁猿乐町，准备补习日语，考取公费留学。十九岁的花季，当时那种孤单、自责、自励和忧虑的心情在他的日记里都有记载。
不是因为官小了，而是因为来早了。走到近前我才发现书店都还没上班。（这里的书店一般都是10点上班）只好在附近溜达了一会，拍了几张照片，书店这才开门纳客。
我选择首进的书店是三省堂，这是一家类似于我们书城的大型综合书店，共有六层，按照楼层分门别类。因为我的主要目标是有关青岛的史料，所以，就直奔社会人文、美术和古书的四楼而去。
该店每层的营业面积大约有4-500平米，各类书籍码放得井井有条。语言不通的关系，我尽量避开那些彬彬有礼点头哈腰的营业员，沿着一排排书架迂回前进，因为身材面目和电影里的日本反派人物差不多，只要不开口，日本人也发现不了我是中国人。在政治历史类书架前，寻找证据和发现秘密的念头在我的脑海一闪而过，一时间还真有点深入敌后的感觉。不过凭着我的日语水平（汉字标题党），发现日本对大陆也不全是攻击和诋毁，有些批评比我们自己网友的叫骂友善多了。
伴随着一本《殖民都市青岛1914-1931》的发现，使我的淘书期望值大增，对四楼那个所谓的古书馆进行了超乎寻常的搜索，可惜惊喜并没有再次出现。
直到现在才明白一个问题，原来“古书”的概念中日并不一样，我们习惯于把那些线装本称之为古书，而在日本，只要是出版时间超过一二十年的，都将其归类为古书，不像我们还有个“旧书”的过渡。
尽管没有新的惊喜出现，但是那本《殖民都市青岛》就足以让我的这次淘书之旅不虚此行。这本书的还有一个副标题是“日、独、中政治经济的结节点”，通过对青岛建置以来特别是1914-1931年期间的政治经济的分析，努力在为这个城市的独特历史寻找一条轨迹。尽管青岛的历史只有一百多年，但由于战乱频仍，历史资料留存很少，因此，到日本或者德国去寻找城市的脚印是当务之急，如果不能在近些年将这个城市的脉络连接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工作将越来越难。
离开三省堂后，我又陆续逛了大大小小七八个书店，这里面有专卖文库书的，也有专卖漫画书的，还看到一个专卖写真集的，专业分工已经在这些书店当中表现得比较明显。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文库书，在日本，发行量最大的书就是文库书了，它是由各大出版社组织出版的分类系列书籍，内容可能是百科全书式的，也可能是一个专题、一个类别的，少的十几种，多的几百、几千种书籍，包装格式统一，大小比普通的书籍要小一些，以方便人们携带阅读。在日本乘坐地铁都会看到不少读书的人，他们手中的书大部分是这种文库本。曾经看到一个统计：日本人每年平均每人读40本10万字的书。爱读书在全球名列前茅，这和文库本肯定有一定关系。我们中国曾经在民国时期推出过万有文库，影响比较大，现在也有一些出版社经常就一个专题推出一些系列书，但这些书的版本和平常书并无差异，也没有在特色宣传方面下功夫，因此效果不太明显。
在神保町不少书店的门口都摆着一些降价书柜，每本价格100-500日元（换算八至四十多元人民币）不等，我在那里看了看，没有自己需要的。原先曾在孔网上见过一些和刻本，感觉价格还可以，这次曾想批发一批回去，不知道是没找着门路还是也不多见，我去的这些书店都没见到。
在东京堂等几个书店买了三本介绍神保町的书刊，还买了一本日本历史图录，感慨这些书要是早点得到就好了。
逛书店最容易忘记的就是时间，当我突然感到有点饿了的时候，已是下午一点半了，而下午四点钟还有一个确定好的集体见面活动，因此，我不敢怠慢，匆匆赶到早已看到招牌的内山书店。
我们大陆人所熟知的内山书店是鲁迅所介绍的上海的内山书店，那个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由于鲁迅的推介早已尽人皆知，而东京这个内山书店是内山完造的弟弟内山嘉吉1935年创办的，现在内山书店卖的多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文学、科学、历史、政治类书籍。日文书籍很少，我在这里看到了不少来自大陆出版的书籍，也看到一些香港、台湾出版的书籍。拾遗补缺，我在这里买了一本台湾出版的加藤嘉一所著的《爱国贼》和一本香港出版的杂志。
由于时间紧张，使我的神保町之旅不得不就此打住了，在神保町享受一顿淘书午餐的计划也落了空。为节省时间，我坚持乘地铁返回，并在到达田町之后，坚持继续换乘地铁。经过一番徘徊与彷徨，我顺利返回了品川站。如果不是在品川站接近半个小时找不到出站口的话，我的神保町之旅就可以称之为圆满了。
(2012-02-07 23: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