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祁萌之
6/21/2020 8:04:55 PM
最近“耀邦史料信息网”刊登的薛某关于当年大学里“社会学专业去留”的文章，曲折地反映了二十世纪那个惊天动地的“天玄地黄”后，对中国教育的毁灭性折腾；同时也应该看到“天玄地黄”前后“中国知识分子”体现出的思想水平与精神品质——实在是一群应该反省、应该忏悔、应该自责的唯东方国家才有的文化贱人。
前几天有文章因为批评民国大师而引发不少人的反对。这些反对批评民国大师的人，其实都是人云亦云地跟在最近几年兴起的民国风后边，看到的是一些被文学化的民国知识分子现象。他们不过是用追忆民国大师这种形式，表达了对时下大陆学界没有出息的失望而已。这些跟风人看到的都是一些浅表层的现象，并没有看到：1940年代的“新启蒙”，是在民国大师的沉默与认可中，对国民实现了成功的价值导向。为后来众所周知的“初级阶段”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这些停留在浅表层认识民国大师的人们不可能认识到：民国大师对接踵而来的历史弯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民国大师都受过经验主义的思想熏陶。但“新启蒙”后都陷落在拿未来说事的理想主义的泥淖中挣扎到死！
关于民国大师的思想水平与精神品质若何，已经有文章做了系统的批判。但是这种批判，仅是就民国年间那些大师的表现而已。并未触及中国现代史中那个关乎中国人命运的天玄地黄之际——这些民国知识分子最终表现出的让人不敢恭维的“水平”与“品质”。
实际上在那个关乎知识分子命运的天玄地黄之际，这些民国知识分子都有选择去留的自由，都可能像胡适等人那样避免留在大陆遭受命运的多舛！胡适不愧是胡适，他在天玄地黄之际面对投来的橄榄枝笑道：“他们能容我吗？”然后毅然去国至死未归；陈寅恪虽称国学大师，却在广州“不听老婆话”中选择留了下来，终于在晚年难逃一劫——那代大陆知识分子后半生的落难，其实都是他们个个权衡利弊后信心百倍地选择的结果！
但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到死没有一个人反省：自己后半生的悲惨遭遇都是自己兴高采烈迎接来的！自己为什么没有胡适那种“知人论世”的眼力？自己为什么能做出这种走进“陷阱”的愚蠢选择？为什么未能从北邻居的知识分子都陷于风声鹤唳中这个事实引以为戒？
如果不能从这个视角探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必定仍然是浅表层上的陋识浅见。毋宁说，那种见多了的陋识浅见几乎是毫无意义的！
最能沿着这个视角开辟出新的思想见识思路的是：那些弥足珍贵地记录了五十年代的思想改造中、1957年的多事之秋中、文革那场浩劫中——这帮“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表现了：
他们在检讨中的痛哭流涕，表决心时的赤胆忠心，揭发同事时的“肺都气炸了”，批判别人时的义愤填膺，当“卧底”时的阴险毒辣，打别人小报告时的“龌蹉丑陋”——这类虽卑鄙无耻、却又多么生动形象的知识分子芸芸众生相，能比李宗吾的《厚黑学》里记录的那些黑心人物逊色吗？
网上有文章赞誉费孝通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其实费孝通只能算是“中国知识分子”，说不上是人类现代文明社会里那种真正的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有其共同特性的：
是有历史担当的人。
是有社会良心的人。
是正义大道的守护者。
是对社会任何时候都持批判态度的人。
是不与权贵阶层合流的旁观者。
是坚持真理、探索真理的人。
是不攀附在权力体系上的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
所以真正的知识分子往往不是个人选择的人生角色；而是特定社会产生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这个特定社会就是：完全彻底的市场经济社会——舍此，很难出现真正的知识分子群体。
当一个社会的统治者垄断了人的所有生存条件时，这样的社会只能产生御用文人、奴才文人，产生帮凶与帮闲的文人，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知识分子。
严格说民国时期不是完全彻底的市场经济社会。所以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很难都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
费孝通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不过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代表罢了。费孝通虽然1957年落难，但落难并不意味着就能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费孝通平反后的表现说明，他并没有大彻大悟。他在那些“关键问题”上的说法，与臭名昭著的曲啸的“娘打孩子”没有本质区别。费孝通晚年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谢世，不过是圆了类似士大夫的功德圆满的梦想而已。所谓“中国知识分子”，就是像费孝通一样争先恐后地攀援在权力体系上，尽一份权力者所希望看到的美化权力者、粉饰太平的“责任”而已。
不是早就有人鄙夷不屑地对知识分子说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权力者看得明明白白：离开了权力者这张皮，还有你知识分子那点毛的存在吗？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真正的市场经济，所以中国也就不可能出现真正的知识分子。人首先要吃饭，当权力者把知识分子的饭碗都控制了的时候，知识分子攀援在权力体系上，是他们的唯一出路。这样的生存条件哪来的真正知识分子！为什么说只有市场经济才是知识分子的生存土壤？这个问题需要说的话很多，只能另一篇文章谈了。
不过看看晚明“商品经济曙光”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文化在学术、文学、艺术、技艺等各个领域的成就色彩纷呈，就知道，晚明时期的中国文人生活得自由自在、随心所愿、在各自的行当里真是如鱼得水！一句话，晚明的商品经济使知识分子可以不必攀援在权力体系上挣扎，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另一种生活方式。知识分子的自由是晚明经济繁盛、文化繁荣、技艺发达的根本原因。中国在晚明时出现了新的希望！但这个希望不久就破灭在满清屠刀下的血泊里了。
满清王朝重启重农抑商、闭关锁国的国策，用“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种血腥的残忍手段置中国人于亡国奴中长达295年之久！今天看来，中国人的劣根性，中国文人的奴性，其实都是满清奴化中国近三百年留下的后遗症。满清王朝真是千古之罪！
但是民国大师们及后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仅鲜有人看到满清王朝奴化中国人的累累罪行，竟跟着民国史学家及当代戴逸、二月河这类歌颂外夷满清统治的文人喊“康乾盛世”呢！
至于晚明商品经济虽短暂，却最有启蒙意义的那段历史，都被湮没在民国史学家及尔后的知识分子鼓噪的晚明皇帝怠政、荒政中了。其实恰恰是晚明皇帝的怠政、荒政成就了晚明“文治响盛”的辉煌！
不仅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没有人从晚明的“商品经济曙光”发现，唯有市场经济才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壤，才是他们成为真正知识分子的唯一条件。就是今日的知识分子，又有几个人看明白了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呢？至于有的人又鼓噪计划经济，这种做法若不是愚昧，就是鲁迅说的那种别有用心的帮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