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常约瑟
5/14/2020 9:16:41 PM
刘俊英女士(左)、母亲梁今永(右)
（一）灰色大铁门里的汽车房
我家老宅龙江路32号前院的大门口曾有三个灰色的大铁门。这种在厚实坚硬的木门上包裹上一层厚厚铁皮的大门现在很难见到了。这三个威严的大铁门，与沿街垒起的崂山花岗石高墙相互映衬，为深居在这大门与高墙内的人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这种严肃设计风格的外墙与大门，在龙江路众多老别墅中独具风格。
走进中间的两扇大铁门，是一个四方型的小天井。五十年代这两扇大铁门不经常打开，除非父母把街头上推着小车叫卖小豆腐的商贩招呼进来，或者请磨剪刀的师傅进来在小天井里打磨切菜刀。
左边的灰色铁门是家人每天进出的地方，儿时的我每次关这沉重的铁门时，总是要费上吃奶的力气。从这儿走进去，踏上两段共十几级花岗石台阶，就到了豁然开朗的大院落了。
而右边的铁门从没有打开过，这个铁门里面是一个汽车房，但在我的记忆中这里面从来没停放过汽车。父亲常子华早在1953年从嘉峪关路六号搬来之前，就把他的一部蓝色小轿捐给北京中央政府了。五十年代初蓝色小骄车在中国是稀有品，这辆时髦的蓝骄车后来的命运众说纷纭，有人说她的新主人是当时的总理周恩来，有人说是中共的高官廖承志，也有人说它被分配到外交部接待来北京访问的外宾了。
（二）汽车房里的“龙江路粮店”
民以食为天，计划经济时期龙江路居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每月去粮店买粮。五十年代的粮店设在莱芜二路，那时每人每月可分配到二十至三十斤粮食，一家三口可以买到近百斤粮食。居民们买到粮后要背着沉甸甸的粮袋走很长的一段路才能回到家，这对龙江路与周边的居民们造成很大不便，特别是那些家庭主妇们。
六十年代初，好善乐施的父亲常子华决定为龙江路的居民们做一件好事，他把前院空置的汽车房连同隔壁的小屋免费“出租”给青岛粮食局经营的粮店。 父亲的这一义举不仅仅是方便了住在龙江路上的居民，邻近龙江路的华山路、信号山路、掖县路这一大片区的居民也都到我家前院汽车房这个新开设的粮店买粮。
从此原本寂静的老宅大门变得攘往煕来，特别是入冬前，秋收上来的一袋袋地瓜在铁门外堆起个小山来。因为一斤粮票可以买五斤地瓜，这些地瓜吸引了大批居民在老宅的灰色铁门外排起长长的队伍，人们把家里能够找出的“运输工具”都带来了：自行车、小推车、地板车、钢铃车……这就是那个年代附近居民家喻户晓的“龙江路粮店”。
龙江路粮店开始营业后，老宅失去了昔日的宁静。不时有前来买粮的居民好奇地走上那十几级花岗石台阶，闯入前院窥探父亲辛勤种植的神秘私家花园。这使得母亲梁今永不胜烦恼，她感到失去了私隐。于是出身农家人的父亲亲自动手，在花岗石的第一个台阶上建了一个木门，这个木门上有一个如同我后来去农村插队时见到农民院子里的木门闩，在门外可以把它打开，但它没有锁，这是个只防君子不防小人的简易木门。
（三）龙江路粮店的一位新女店员
那时母亲经常分派我去前院的“龙江路粮店”买粮。每次去买粮时，先去前院小天井的小屋窗口让店员在我家的粮本上记录下买多少斤细粮或者粗粮，付款后再到汽车房里领取粮食。原本空洞洞的汽车房现在堆滿了一袋袋的粮食，店员把称好的粮食倒入我用双手撑开的白色空粮袋里。这时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刻，因为一不小心没有撑好，就会把粮食漏掉在地上。
1965年的春天，粮店里新来了一个女店员。我第一次见到她时没有看清她的长相，她戴了一个大口罩以避免吸进飞扬在空气中的面粉，我只能从她那沾满了面粉的额头与眉毛下的眼晴，猜测她是个中年妇人。她讲了一口浓重的黄县话，对我十分亲切，往我的粮袋里倒入面粉时一再和蔼地咛嘱我用双手把粮袋撑好。
那天把买到的粮食背回家，我告诉母亲在粮店里遇到一个热心快肠的新女店员。母亲听后说，有机会她想见一下这位粮店里的女工作人员，当面感谢她对我的关照。听母亲这么讲，我有点意外。因为自从六十年代初“龙江路粮店”在我家汽车房开张以来，母亲梁今永从未步入前院的粮店。那个年代中国进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虽然父亲常子华是出于热心公益的善意把汽车房免费“租”给龙江路粮店，但在粮店里的工作人员与江苏路街道办事处的街道干部们对父母並不领情，他们视我的父母为资产阶级分子，平时见面大都冷眼相待持敌视态度。
其实母亲可以认出在粮店工作的每一个工作人员，这是因为汽车房没有厕所，所有粮店的工作人员，都会打开父亲在花岗石台阶上修建的简易木门栓，穿过前院的葡萄架廓，沿着东墙边的一排丁香树与无花果树，径直走到后院东北角的一个小厕所解手。母亲可以从别墅里观察到任何一个走进院内的人。
与母亲谈过话后，我心里忐忑不安起来，如果母亲主动与这个粮店里新来的女店员谈话，可她也如同其他的店员一样以“横眉冷对千夫指”的蔑视态度对待母亲怎么办？
中午时分，那位新女店员终于进入到院里。我从花房的窗口看到母亲从屋里走到院子迎着那位新女店员走去。她们在院子东边一排盛开的丁香树下打过招呼后便聊起天来。这位女店员与母亲谈话时亲切和善，没有显露出任何歧视的态度。当母亲听说这个新女店员正值午休时间，竟然把她请进了客厅。
在这间光线明亮的客厅里，父母並没有放置太多的家俱。在这儿有一架三角钢琴，在文革抄家前，我经常一个人在这架钢琴上练琴。在客厅里有一方紫檀木长条桌案，母亲有时会在这个古香古色的桌案上写毛笔字。客厅的中央还有两个小沙发与一个红木茶几，这是父亲接见客人的地方。
母亲请这位粮店新来的女店员坐在沙发上后，俩人便交谈起来。当我把泡好的红茶端上来时，母亲微笑着对女店员介绍說：“这是我最小的儿子，名叫约瑟，他今年十三岁，是大学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秋天他就要上中学了。”
母亲从我手上接过茶杯后，对我说：“这是刘大娘，快叫一声刘大娘。”
“我有个小女儿建平比约瑟小一岁，今年十二岁。” 刘大娘亲热地对我说道。
这时我才知道她姓刘。她看上去不到五十岁, 个子不高，脸型偏圆，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不同于母亲温文而雅的性格，她开朗豪爽，直言快语。
坦白地说，我从开始就没有看好母亲与刘大娘之间会有什么共同语言，这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性格截然不同，更重要的是她们俩人在那个年代完全是属于不同阶级的人。我听母亲说刘大娘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怎么可能与母亲这样一个在青岛响当当的“资产阶级分子”交朋友呢？
（四）刘大娘参观“常公馆”
1965年夏季的一个下午，我在自己的房间聚精会神地听收音机里的一个男播音员朗读小说“欧阳海之歌”，突然，母亲陪伴刘大娘与一个与我年龄差不多的漂亮女孩走进来，刘大娘笑眯眯地对我说：“约瑟，这是我上次给你讲的，我的小女儿建平，妈妈今天带我们参观你家来了。”
冷不防在自己的卧室见到一个清甜可爱的小美女，正值青春期的我羞涩地看了她一眼，便抱着我的小收音机溜到隔壁父母的主臥房去了，只听见身后的母亲对刘大娘讲道：“为了便于打扫卫生，我平时不会在孩子们的床下放箱子与其他杂乱的东西。这样床底下空气流通，对孩子的健康有好处。”
母亲带领着刘大娘与她的小女儿建平，把龙江路32号老宅楼下的每一个房间转了个遍：花香弥漫的花房、幽雅别致的客厅、父母温馨的主卧房、孩子们住的三间卧室、摆着一张长方形大餐桌的饭厅、装备着抽水马桶与浴盆的卫生间……
这时躲在父母主卧房的我如坐针毡，一点也听不进收音机里的那位抑扬顿挫的男播音员朗读“欧阳海之歌”了。我认为母亲无所忌讳地邀请一个陌生粮店女店员进入家里参观是个冒失的举动。因为，在六十年代的青岛，能够像我的父母一样独门独院居住在一所六百多平方米的“常公馆”，除了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之外，几乎是所剩无几了。那时普通青岛人居住条件非常拥挤，一家几口人蜗居在仅十几平方米的屋子里比比皆是。母亲对刘大娘讲的那些不在孩子们的床下放杂物的话，与龙江路32号别墅高墙外的现实社会是那么格格不入。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那天刘大娘仿佛是一个经常出入我家的老朋友，“常公馆”里的那些普通青岛人望尘莫及的宽敞舒适房间、书香雅漾的摆设，似乎没有令她感到惊讶。她最感兴趣的却是母亲，她们俩意气极其相投，当她知道自己比母亲年轻四岁时，便称母亲为大姐，对母亲特别尊重与关心。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对刘大娘在风声鹤唳的1965年，无惧被人们视为丧失阶级斗争立场，与被舆论妖魔化为阶级敌人的母亲结为姐妹一事而大惑不解。 我曾提醒过母亲：“也许刘大娘是初到龙江路粮店工作，对咱家历史背景不解，等她在龙江路粮店工作时间久了，也许就会与妈妈划清阶级界限了。”我这样说，是因为自己有过切身感受。那年大学路小学的一个女校长戚孝娴曾经把我叫到她的校长办公室做思想工作，让我写揭发父母的材料，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
然而母亲对我的提醒毫不在意，她与刘大娘关系激速升温，互动频繁。每逢刘大娘在龙江路粮店中午值班休息时，母亲会请刘大娘到家里聊天喝茶。多年隐居家中不出门的母亲，甚至破例去刘大娘位于黄县路十五号的家中串门，母亲有时还请刘大娘家里的保姆帮忙做针线活儿。
（五）抄家
母亲与刘大娘的“蜜月期”仅持续了一年。1966年6月，文革爆发了，在这场被官方称之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我的父母在龙江路首当其冲，是江苏路街道办事处主导抄家的第一户人家。令人讽刺的是，在这场浩劫中对父母施于凌辱暴行的人，恰恰是那些多年来受惠于父母的善举，经常到前院汽车房里的“龙江路粮店”买粮的左邻右舍街道大妈们。经过多年的阶级斗争教育，她们心中灌满了仇恨，把我的父母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她们的领头人，是新上任一年多的街道主任张秀贤。这个街道大妈家住华山路九号，文革前几年每逢春节，热心的母亲都会让我到中山路的生活林糕点店买两盒桃酥，並付上二三十元春节礼包送到她家。
随着文革进展得如火如荼，父亲常子华与母亲梁今永的名字，成了江苏路街道办事处管辖区域内人人皆知的反派代名词。这一对曾经在民国时期青岛民众中德高望众的老夫妻，不幸沦为街道大妈们凌辱迫害的重点目标，她们狂呼“打倒常子华、梁今永！”的口号，闯入龙江路32号幽香恬静的院里。她们在葡萄树架下点起一堆丛火，把家里的圣经、外文书籍、唱片、古董字画扔进火堆，由于燃烧的火焰太高，把父亲用竹杆搭的葡萄架长廊也烧毁了。她们一连烧了三天三夜。
在文革抄家最疯狂的“红八月”，青岛出现了几个肆虐横行的红卫兵，他们专找富有的青岛人家下手，以革命的名义大肆抢劫民宅。无人知晓有多少人成为他们手下的牺牲品，因为被抢的人都是一些富有的“阶级敌人”，他们惧于这几个红卫兵的红色权贵背景，大都噤若寒蝉。过了几天，龙江路32号不幸也成为他们打劫的目标。
这伙红卫兵到龙江路32号打劫了两次。第一次是在八月的一个傍晚，夜色还没有降临。我在小阁楼的后凉台上突然听到毛骨悚然野兽般的狂吼与皮带抽落在人身上的沉重声响，我从凉台向后院的一个小天井望下去，看到几个身穿黄军装的红卫兵用军用皮带凶狠地抽打父亲与母亲。但我的父母没有发出一声呻吟，他们如同献在祭台上的羔羊一般默默地任人蹂躏摧残，父亲的脑袋上被军皮带上的铜扣打破了一个洞，鲜红的血喷涌出来，淋漓在他的脸上，染红了他的白色衬衫，从远处看去他变成了个血人。年仅十四岁的我在凉台上惊惶万状，感到父亲倾刻要死于这几个暴徒的手下，同时也感到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趁着他们还没有发现我时，便从阁楼后凉台的楼梯上连滚带爬地跑下去，仓皇地在东院的无花果树下翻过邻家龙江路34号的红砖墙夺命而逃。
这次打劫“战果辉煌”，这伙红卫兵得手了一个约有六千人民币的活期银行存折。这张存折是街道主任张秀贤带领街道大妈第一次抄家时因父亲的疏忽而遗留下的。当时张秀贤命令父亲交出所有的银行存款，父亲立即把存放在抽屉里的三万多人民币定期存折交出来，而这张活期存折遗忘在父亲穿的白衬衣口袋里面。父亲的这四万元人民币是他在英商卜内门公司38年工龄的退休金。因为父亲的退休金是1954年由中华总工会直接与英商卜内门公司谈判解决的，这件事当年被称作为“新中国与英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成果”。
至于这伙红卫兵当时是如何拿着父亲名下的银行存折，在莱芜二路储蓄所把六千多人民币全部取出盗为已有，多年以来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谜。
（六）父母流落街头
那天夜色降临时，我悄悄地潜回龙江路32号院内，我想知道父母是否还活着。前院一片死寂，别墅的一楼没有一线灯光，因为一楼里面所有的房间，都被街道办事处的大妈们在抄家时贴上封条了。我摸着黑，蹑足屏息地顺着西墙边向后院走去，在那儿我找到了父母与残疾的五姐常沙白。我看到母亲已经为父亲的伤口做了简单的包扎，但父亲头上脸上仍血迹斑斑。母亲见到我说：“今晚这个家是呆不下去了，我和爸爸出去躲一晚上。为了安全，你自己也出去找个人家躲藏起来吧。”我知道母亲这样说，是因为她感到这几个狰狞残暴的红卫兵不只是在抢钱，还想要人命。母亲希望我这个小儿子可以活下去，她不想让我们四个人一起死于非命。
母亲手里拿着一个旧毯子，扶持着年迈的父亲，残疾的五姐跟随着，三人步履蹒跚地走出了龙江路32号的灰色大铁门。他们朝着临近的华山路方向走去，那是信号山脚下一条大约只有一百米的短街。我站在大门口，眼泪潸潸地望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黑暗中，一股悲凉不祥的气息剌穿了我的心。
在龙江路32号的大门口与父母分别后，我失魂落魄，一个人跑去安徽路15号高天宾先生家里躲藏起来。高天宾先生是我三姐常安斯在二中读书时的同学。他一家六口人住在后院的一个只有13平方米的小屋子里。他们在我危难时收留了我，安抚我这个无家可归的惊弓之鸟，令我终生难忘。
在那个血腥恐怖的夜晚，我的父母与五姐去了什么地方，在青岛的哪条街道角落里过夜？事隔半个世纪后，我在网上找到了那天夜晚父母流浪青岛街头的两位见证人。
一位侨居澳大利亚的张明女士最近通过微信告诉我，她家原住在华山路11号别墅。1966年8月的那个夜晚，她在别墅的凉台亲眼看到我的母亲梁今永搀扶着血迹斑斑的父亲常子华，站在院子门口的大台阶上，朝着院内低洼深处临建的一排平房里住着的一个街道委员朱荣香家隔空呼喊求救：“朱主任，救救我，打人了！”在父母的心里，街道委员的职责是维护社区秩序与保护居民的安全，但这位朱荣香正是江苏路办事处抄我家的发起者与参与者之一，那天晚上，她自然冷酷地装聋做哑，任凭我的父母在黑夜中呼救。
离开华山路后，母亲一行三人来到栈桥附近的海滩上，母亲把随身带着的毯子铺在沙滩上，他们头顶着星星，面对着大海，三人相依为命依偎在一起。 在父母的心里，青岛就是个海，这个海蕴意着包容宽厚的爱，他们一生都在这爱的海洋里畅游：他们在民国时期的青岛创建了三个教会，向从没有听到过福音的人传播上帝的大爱；他们实业救国，把世界上最先进的化学工业产品引进给青岛的民族企业；他们好善乐施，帮助了许多穷苦的青岛人。但眼下的大海，不是父母一生所熟悉热爱的那个碧蓝、纯静、美丽动人的海。在这漆黑的夜晚，这海变得阴森诡异，涨潮时分汹猛的浪潮，敲打着沙石发出令人战栗的声音。潮水一点点地逼近他们坐的沙滩上的位置，似乎要把他们三个人吞噬进波涛凶险的黑色深渊之中。
在绝望中，母亲想起她的娘家，河北路9号，这个距栈桥海滩不算太远的里院，是由我的外公梁善川亲自设计蓝图，于1923年建成的，母亲在这儿度过了她幸福的童年时光。也就是在这个里院的二楼上，父亲于1936年向21岁的母亲求婚。1955年外公去世时，母亲梁今永把外公收藏在里院的三千余件珍贵古董文物，全部捐献给青岛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后被青岛博物馆收藏。
母亲想回娘家找一个落脚之地过夜，但是她当时並不知道，她的娘家也被抄家了。当母亲一行三人走到河北路9号里院的门洞时，母亲开始犹豫起来，她担心这样贸然回到娘家，会给住在这里的外婆与舅舅梁诚顺的孩子们惹上麻烦。她对父亲说：“你今晚流血太多，需要补充水分。我上楼去要点水来喝，你与沙白先在大门外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回来。”
那天晚上在河北路九号为父母与五姐送水喝的人，是我的大表哥梁机立。去年他在长途电话里向我回忆他走下里院二楼把水杯递给在黑夜中佇立在大门洞里的父亲与五姐时，远在太平洋彼岸的我心如绞割，泪如泉涌。
（七）父母的救命恩人
现在没有人知道父母带着五姐当年在青岛的街头露宿了几个夜晚，他们是如何在身无分文的困境中寻觅食物充饥。在“红八月”抄家期间，人人怕受株连，许多认识多年的老朋友都与父母断绝了来往。然而，当父母最后回到龙江路32号家里时，第一个来探望他们的，竟然是与母亲相识仅一年的刘大娘。
刘大娘向母亲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几个前来对父母施暴抢钱的红卫兵中，有两个是住在离我家仅隔一条街的齐东路上一位德高望重将军的两个儿子“南北二公子”。这兄弟俩与他们的同伙到处抄家打人抢钱，令市南区一带原富有居民闻风丧胆，人人自危。说到这儿，刘大娘安慰母亲说：“梁大姐，不要怕，这些天我会在粮店前院盯着，下班后我也争取在这儿多呆些时间。我估计他们还会再来的，若是他们再来打人，我一定会阻止他们。”刘大娘的这一席话使母亲得到极大的安慰，因为在这之前，母亲並不知道这几个凶神恶煞前来抢钱殴打他们的红卫兵是何方人也。
刘大娘的预言不幸言中。“南北二公子”与他们的同伙抢走的父亲存折上的六千余元，在六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是一个天文数字。贪婪使人疯狂，他们欲罢不能，几天后再次闯入龙江路32号打劫，但他们不知道，我的父母这时已经身无分文了。
“南北二公子”与同伙第二次来抄家时，我沒有在场。事后母亲告诉我，当这伙狰狞凶恶的红卫兵挥舞着军用皮把我的父母往死里抽打时，刘大娘挺身而出，把我的父母挡在她的身后。她大声斥责“南北二公子”，说：“你们抄家、批斗本来就没什么道理，更不应该打人。”
在“红八月”里肆无忌惮到处抄家打劫的“南北二公子”，对于有人竟敢吃了豹子胆阻拦他们打人，着实吃了一惊。他们一直所向披靡，战果累累。被抄家的市民与围观的群众，慑于其红卫兵的淫威与红色权贵特殊身份，无一敢发怨言，更不用说出面阻止了。“南北二公子”对突如其来半路杀出的这个女“程咬金”，一时不知所措，惊讶地问道：“你是谁？”
“你们不用管我是谁，你们打人就是不对！”刘大娘理直气壮地说。
当他们定下神来，看到在他们面前的只不过是一个区区普通妇人时，便上前试图把刘大娘拉扯开，並恶狠狠地对刘大娘吼叫道：“管你什么事？靠边站，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对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自认为凭借着嚣张跋扈的气焰，就可以把眼前的这个多管闲事的普通妇人吓跑。
出乎他们意料，眼前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弱女子竟然在他们的淫威下毫无惧意，她不仅没有退缩，反而拍着胸脯对“南北二公子”说道：“今天除非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否则你们甭想再动这二位老人的一根毫毛！”
也不知道刘大娘一个人单枪匹马与凶神恶煞的“南北二公子”僵持了有多久，母亲后来告诉我，就在刘大娘以寡敌众快要支撑不住的关健时刻，一群山东海洋学院大学生组织的红卫兵涌进院里，原来机警的刘大娘在“南北二公子”刚刚走进龙江路32号的灰色大铁门时就注意到他们了。担心自己一个人无法应付这些恣意妄为的高干子弟，她立刻派人去离我家不远的山东海洋学院搬救兵。
看到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大学生红卫兵，“南北二公子”忖度众寡悬殊不是敌手，便与他们的同伙很不情不愿地离开了。临走前，这群暴戾恣睢的打手悻悻地对刘大娘说：“咱们走着瞧！”
那天夜里当劫后余生的母亲对我讲述白天发生的惊险一幕时，我不禁对刘大娘的安危担忧起来。“那帮人一定恨死刘大娘了，如果他们找刘大娘算账怎么办？”我忧心忡忡地问母亲。
“你刘大娘可不是一般人，他们不敢去找她麻烦的。”母亲信心满满地说。
“为什么呢？她这样一个普通粮店的店员怎么可能应付得了这一帮高干子弟呢？”
“你刘大娘是个烈属。我想这些高干子弟若是知道刘大娘的真实身份，决不会难为她的。”
“烈属？”我惊呀地叫起来。我知道烈属是指那些在国共内战期间牺牲的革命烈士的家属，他们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荣誉。
敬佩之余我又心生疑惑：“可刘大娘是有丈夫的人呀，你不是去她家时经常见到她的先生吗？” 我刨根问底地追问母亲。
看到我这么好奇，母亲在那天晚上向我娓娓道出了刘大娘的身世。
(八）一个无畏的革命者
刘大娘的名字叫刘俊英，她于1919年出生在山东黄县甲刘村一个穷苦农民家庭。刘俊英从小便随父母闯关东, 她十岁时，父母双双于东北营口疾劳而死。年龄比她大五岁的哥哥刘建胜挑起了家庭重担，但因兄妹二人生活窘迫，几年后两人又回到山东黄县老家。黄县老家村里的长辈们看到这个少女长得眉目清秀可爱，便在刘俊英十六岁时为她说媒，于1935年把她嫁给了招远县一个叫刘兆洪的农民。婚后一年，年仅十七岁的她生下第一个孩子。
1937年，孩子一岁时，刘俊英全家去了大连投奔在日本工厂做工的刘兆洪的父亲那里谋生。由于生活难以维持，经刘兆洪妹夫介绍，他们迁移到了东北通化靠刘兆洪赶大车糊口，日子过得非常艰难。1945年日本投降了，他们经朋友介绍到一家兵工厂打工，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是一家属于解放军辽东军区炮兵团的兵工厂。他们夫妻二人在这儿参加了共产党，刘兆洪后来当了厂长，而刘俊英则在该厂当保管员兼村妇女主任。
1948年，林彪率领的东北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内战中节节获胜。那年6月刘俊英回到山东进入潍坊特别市公安局做地下工作，该局属中共华东局社会部领导，当时部机关设在山东益都县。刘俊英一到达这个新的工作岗位，立即主动向上级要求策反在青岛军港的一艘国民政府海军舰艇“接29号”起义的任务。这艘“接29号”军舰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海军接收日本的一艘辅助布雷舰，原名“测天级辅助布雷艇黑岛号”，排水量430吨。这个舰的副舰长，正是刘俊英的哥哥刘建胜。原来刘建胜抗战期间先后在广东海军“海圻”舰当兵与山东海军任职。抗战结束后他于1946年调到青岛国民党中央训练团任学员队分队长，该训练团不久被合并组成海军军官学校。1948年刘建胜调至“接29号”舰任副舰长，因该舰无舰长，刘建胜实际是代理舰长。
1948年7月，中共华东局社会部领导批准了刘俊英的请求，派她潜入青岛进行策反她的哥哥刘建胜的行动。当时交通信息非常缺乏，从高密到青岛又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刘俊英全凭两只脚，一步一步来往于青岛与高密之间，向党组织汇报情况，她常常走得满脚血泡，双腿肿胀，由于劳累过度怀有身孕的她在路途中早产，婴儿不幸夭折。
经过多次从高密至青岛的往返联络，刘俊英取得哥哥刘建胜的信任同意起义，她还把自己的丈夫刘兆洪也安插在“接29号”舰上当舰长“勤务兵”，协助刘建胜工作，而她自己在国军海军青岛基地司令部中校参谋胡孝义家当“保姆”，担任联络员与交通员工作。胡孝义也是刘建胜兄妹发展的对象，参与了策划起义的工作。
然而，这次由刘俊英与刘建胜兄妹联手策划的起义最终以失败而告终。1949年2月22日午夜，刘建胜率舰起义，“接29号”舰秘密驶出青岛港。当他们行至薛家岛附近海面时，被国军从沿海岸发射的猛烈炮火击中。刘建胜头部负重伤，刘兆洪右腿也负伤，他们立即换乘救生汽艇继续前进，最后被敌舰追上。刘建胜、刘兆洪等被国军截获逮捕，关押在青岛海军基地司令部内。他们遭受严刑拷打，但坚不吐实，这使得刘俊英得以有充足的时间把参加起义人员的家属安全转移。
1949年3月，他们被押往上海提篮桥监狱。刘俊英闻讯后，携带几个年幼的孩子赶赴上海设法营救。由于蒋介石亲自下令枪毙“接29号”舰艇上的所有主要成员，刘建胜同刘兆洪于5月在共产党军队占领上海之前被枪杀于上海提篮桥监狱。伤心欲绝的刘俊英没能见到自己的丈夫与哥哥，她仅收到哥哥刘建胜临刑前在一张字条上为她写的遗言：“不要灰心，继续干，胜利一定属于正义的人们！”（1）
听着母亲娓娓道出刘大娘的身世，我震惊得半晌说不出话来。我怎么也想像不出来，一个普通的粮店女店员，竟然是一个无畏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她为了她的信仰与事业，悲壮地失去了生命中最亲密的两个亲人：丈夫刘兆洪与哥哥刘建胜。
“怪不得刘大娘今天胆子这么大，敢于站出来阻止那些打人的红卫兵。她原来是一个不怕死的共产党英雄呀！”我喃喃自语。
（九）老革命谢明钦
“你刘大娘一生受了许多苦。在痛失丈夫和哥哥之后，三十岁的她一个人除了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还要承担着抚养哥哥刘建胜的四个孩子与嫂子（刘建胜妻子）的重担。”母亲同情地说。
“那么刘大娘后来怎么认识现在的丈夫呢？”我好奇地问母亲。
“他们的婚姻结合，其实是由共产党组织撮合的。当时刘大娘的上级领导看到她生活艰辛，便把她介绍给一个胶东统战部的谢部长结婚了。这个谢部长就是你见过的那个女孩子建平和她的姐姐建荣的爸爸。”
“刘大娘现在的这个丈夫应该是个大官了吧？”
“是的，刘大娘的丈夫名字叫谢明钦，一个三十年代加入共产党的老革命（2）。他是共产党在青岛的高级干部，担任过青岛党校校长与青岛博物馆馆长，这些日子造反派每次斗争青岛市委书记张敬焘时，都要把他拉去陪斗。”
听母亲这么一说，我心中对刘大娘不禁油然而生敬意。青岛的造反派在批斗市委书记张敬焘时的手段是极其残忍的，我曾经在栈桥边上的市委大院门口，亲眼看到在赤烈的夏日阳光下，穿着一件白衬衫的张敬焘书记被造反派强迫弯着腰接受批斗，豆大的汗珠从他的头上一个劲儿地流淌，汗水把他的白衬衫都湿透了。我可以想象出，老革命谢明钦在陪着张敬焘书记挨斗了一天之后，是多么希望回到家可以从自己的妻子身上得到温柔体贴的照顾与安慰。然而在他们家处于极其危难的那些日子里，刘大娘仍然竭尽全力地保护我的父母的生命安危。
那天夜里，我彻夜无眠。短短的一天之内发生了太多让我震惊的事情。白天刘大娘单枪匹马与“南北二公子”对峙，毫无惧色地阻止他们再次毒打父亲与母亲，山东海洋学院的大学生红卫兵戏剧性的出现，晚上母亲对惊魂不定的我讲述刘大娘一家人的革命历史，这类属于革命教育题材的故事，本应该是参观革命烈士纪念馆或者是在学校里的政治课上听到的，但诡异的是，那天晚上向我讲述这个革命家庭历史的人，却是被抄家批斗扫地出门的母亲。
其实刘大娘与她的丈夫谢明钦，当年可能比那些前来抄家的街道大妈们更了解我的父母的历史背景。曾经在四十年代出生入死机警过人的地下党工作者，並在五十年代的青岛公安局与市南区政府工作过的刘大娘，不太可能在不了解母亲梁今永的政治背景下糊里糊涂地与母亲交朋友。而她的那位身居青岛党政高位的丈夫谢明钦，不可能没听说过曾经在五六十年代担任过青岛市政协社会工作组组员与市南区政协委员的父亲常子华，特别是在他担任青岛博物馆馆长期间，他不可能不晓得母亲的爱国义举，把外公梁善川收藏的价值连城的大小三千余件珍贵古董文物，于五十年代全部捐献给青岛博物馆。（3）
1949年攻入青岛的共产党军队大都来自胶东革命根据地，在这支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中，谢明钦属于少数的知识分子。他当过小学老师，曾经担任过莱阳《民先周刊》主编，他一生酷爱读书，追求真理，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有深度的研究，他在青岛的高级干部中德高望重，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曾被委任为青岛市委党校校长——个专门培养青岛党员领导干部、理论干部和国家公务员的重要职位。
在文革期间，不仅是我搞不懂母亲与刘大娘如何能无视她们之间的阶级差异而成为好友，就连刘大娘自己的两个女儿也对此大惑不解。最近在网上与刘大娘的小女儿谢建平女士聊天时，她说：“在我记忆里，好像有过几次看到常妈妈从我父亲的书房里走出来，我当时就想，常妈妈和爸爸还有话可聊？而且，爸爸也曾对我说，这人很不错（指常妈妈）。当时我还很诧异，父亲从哪里了解到的？我曾在父亲的书桌上好像看到过圣经一书，心里还想父亲哪里来的这种书籍，他的兴趣还真广泛呵。”
谢建平女士的这段回忆，证实了母亲生前对我讲的话。那是在1970年我从插队落户的潍县农村回青岛过春节，母亲悄悄地告诉我：“刘大娘的丈夫开始研读圣经了！”母亲还告诉我，圣经是她托刘大娘带回家的。我听后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被扫地出门的“阶级敌人”，竟然在自己的性命都不保的文革最残暴的时期，把一本圣经送给一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去读。
原来一生渴慕真理的老革命谢明钦，因为经常听到妻子回家讲述发生在龙江路32号的许多事情，不禁对父母以及他们的信仰产生了兴趣。第一次读圣经的他免不了有许多读不懂的地方，他有时会请母亲到他家里为他解读。但在那个年头母亲去刘大娘的家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母亲被江苏路街道办事处的大妈们勒令每天要在龙江路32号家门口的街头上接受繁重的劳动改造，规定她从早到晚要打石子、扫马路。母亲只有在劳累了一天之后，在夜色降临的时候才可以走去位于黄县路15号的刘大娘家。
当整个社会如火如荼地上演一场铲除人类文明的历史闹剧时，这两个年过半百的老人仿佛是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他们在一起探讨生命的起源、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永恒。母亲有几次甚至冒险把父亲常子华也带去为老革命谢明钦讲解圣经。我的父亲是一位非常博学有灵性的讲道人，他在民国时期经常在他所创建的三个教会讲道，他的讲道内容注重人类的原罪、悔改、重生。 在他一生中听过他充满圣灵的讲道而得到救恩的青岛人不计其数，父亲也许万万没想到，在他走入生命的尽头时，最后一位听他讲述圣经里的爱与恨、生命与死亡、光明与黑暗的人，竟然是一位在文革风雨迷茫中寻求真理的共产党高级干部。
（十）创伤后遗症
半个世纪前目睹父母在龙江路32号后院被毒打的那次经历，在年仅十四岁的我的心灵上烙下了永久的创伤。在我的暮年中时常会重复地做同一个梦，我梦见母亲还活着，尽管她已在三十年前逝世。梦境中的母亲独自居住在一个偏远贫困的小城里，而我却工作生活在一个繁华的大城市，整天忙碌于事业与自己的小家庭。被我忽视的母亲住在一间简陋昏暗的小房间里，每当去探望她时看到她的生活淸贫拮据，我心里便充满了内疚与罪恶感，这时我会从梦中猛然惊醒，心里撕裂般地疼痛，独自一人在黑夜中悚仄不安地哭泣起来。有很长时间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我会经常重复做这个梦，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在网上看到这样一段对严重精神创伤的症状描述：
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 又称创伤后遗症，是指人在经历过创伤事件后产生的精神疾病。其主要症状包括做恶梦、失眠、逃避会引发创伤回忆的事物、易怒、过度警觉、失忆和易受惊吓。PTSD的发病时间可能会延续数年甚至数十年。创伤记忆有时候会被贮存在程序记忆。可能会造成这些症状的经历包括：孩童时期遭受身体或者心理上的虐待、暴力攻击、经历战争、打斗、目睹亲人或恋人等亲近者的突然死亡、幼年时被抛弃……
读到这儿，我恍然醒悟，自己多年来经常重复做同一个梦，原来是“精神创伤”的症状，它是潜伏在我内心深处的罪恶感的一种生理反应：我为自己当年没有勇气上前阻止“南北二公子”的暴行而自责终生，我为自己贪生怕死，抛下正在惨遭蹂躏毒打的父母自顾逃命而内疚。
假如当年我没有翻墙逃脱，而是勇敢地走上前去阻止“南北二公子”向我的父母施暴，那么后果又会是如何呢? 母亲在世时我有一次曾经歉悔地与她讨论这个问题。记得母亲当即回答我，说：“傻孩子，别说傻话了。现实生活中没有假如这二字。如果你那天不逃走，那么最后被打死的人就不会是莱芜二路上的那个毕姓青年人而是你了。”
母亲说的那个死去的毕姓青年人，住在离我家不远的莱芜二路十四号甲。毕家有八个儿子，一个女儿。在文革残暴的“红八月”里，“南北二公子”带着一伙红卫兵到这家打人抢钱时，正值毕家老二毕可厚从齐齐哈尔铁路局回青岛探亲。看到自己的家被抄，他上前问理，据说“南北二公子”与他们的同伙大怒，当场把毕家老二与老三捆绑去青岛二中，在那儿把毕家老二毕可厚给活活打死了。
(十一）最后的会面
我最后一次见到刘俊英老人，是十年前的2008年。那年我从美国回青岛探亲，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联系上了失联多年的谢建平女士。她在电话里告诉我，她的母亲现住在隆德路上的青岛福彩老年公寓。我们约好时间在那儿见面。
那天在去福彩老年公寓的路上，我心潮难已。我想把憋在心里多年的心思向刘俊英老人倾诉。我想亲口告诉她，这些年来我对自己当年在父母惨遭毒打时临阵逃脱的懦弱行为是多么的内疚惭愧。我想亲口告我她，我是多么感激她在文革最疯狂的“红八月”期间不畏强暴，向被毒打凌辱的父母伸出援手。
据说福彩老年公寓是八十年代青岛最好的老人院之一，该机构对老人提供全方位的护理服务。交织着忏悔与朝圣般的复杂心情，我走进这座老人院的一个偌大房间里，那儿摆设了许多床位，但床与床之间不是那么拥挤。我扫视了整个房间一圈之后，在一个角落里看到了我心中敬仰的刘俊英老人。岁月在她身上刻下了衰老的痕迹，她整个人比我想像中缩小了许多，但她那一双犀利明亮的眼睛仍然发射出昔日锐利的目光。当她一开口讲话时，整个大房间里便回荡起她那亲切爽快的黄县语音来。我环视四周，看到同屋许多床铺上的老人都在静听我这个陌生的不速之客与她交谈。住在这儿的老人们似乎没有什么私隐。
在简短的交谈中，我发现刘俊英老人对我在美国的学习与生活很熟悉。她知道我在八十年代初刚到美国留学时曾在一个中国餐馆打工，她知道我买的第一部汽车是个破旧的老爷车，她知道我在Biola University读大学，她还知道我毕业后进入了一家美国保险公司工作，她也知道我有三个孩子。看到我一脸惊讶的表情，她笑着对我说：“你每次从美国寄给妈妈的家信与照片，妈妈都会带来与我分享。”
原来母亲与刘俊英老人之间的亲密姐妹情，从她们1965年第一次在龙江路32号前院那排丁香树下见面开始，直到母亲去世的1988年，持续了23年。当我们在一起回忆母亲时，刘俊英老人以非常敬佩的口吻说：“妈妈可是一个大学问人！”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如此赞美母亲的学识。在我的记忆中，江苏路街道办事处的大妈们多年来均戴着“阶级斗争的眼镜”鄙视母亲，这个违反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规律的“眼镜”，直到1978年在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主持的一场“大平反”政治改革时才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4）然而，刘俊英老人早于“大平反”的十三年前，就以她那纯真的良知与同情心，在恶性阶级斗争最盛行时期抚慰母亲受伤的心，並与母亲结为姐妹。在她的身上，我看到了没有被泯灭的人性光辉。
想到这儿，我感激涕零地对刘俊英老人说：“谢谢您当年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保护我的父母，请接受我的一点心意。” 我一边说一边从随身携带的背包里取出事先准备好的二万人民币，恭敬地双手交给她。
刘俊英老人没有从我手上接过那厚厚的一叠人民币，她以长辈的口气正色道：“这怎么可以呢？你在美国生活不容易，还有三个孩子要养育，把这钱拿回去，这些钱应该花在孩子们身上。”她不容我分说，示意坐在她身旁的女儿建平硬生生地把这二万元人民币塞回到我的背包里。
我没有继续与刘俊英老人争让，因为在我眼前的这位瘦弱的长辈身上，散发出一种我无法抗拒的魅力，在浩然正气的她面前，我感到自己很渺小，只有乖乖地顺服，别无其他选择。同时我也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大忌：如此唐突地拿出二万元人民币送给一位冰魂素魄的老人，是对她的高尚人格的亵渎，我为自己的粗陋世俗行为羞愧不已。
与刘俊英老人告别时，我紧握着她的手说：“我一定会再来看望您的。”但我万万没想到，这竟是一次诀别的会面，半年后，2009年1月28日，刘俊英老人病逝，享年90岁。
注释
1.刘兆洪、刘建胜率国民党“接29号”舰艇在青岛港口起义功败垂成，捐躯于上海提篮桥监狱的事迹，现陈列于青岛市烈士纪念馆。
2.谢明钦（1902年－1990年10月15日），字纯熙，学名谢继光，山东省莱阳县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中学毕业后任小学教师。后历任中共莱阳县第五区区委书记、中共莱阳县委秘书，后因党组织遭破坏，曾在青岛金沟小学任教。1937年至1940年，先后任莱阳《民先周刊》主编、中共莱阳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书记、中共南海地委书记、莱阳县临事参议会参议长、中共胶东区委统战部部长等职。1941年5月，调任青岛市工作委员会书记。1942年1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1945年10月出狱。 1947年至1949年，任中共胶东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后任青岛市委党校校长、常委书记，馆长等职。1990年10月15日病逝，享年88岁。
3.母亲梁今永去世25年之后，青岛市博物馆于2013年9月23日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了一则有关母亲梁今永与外公梁善川的消息：“梁善川，梁今永家族将大量文物捐助我馆，这些文物是我馆的重要组成，其义举功垂千古，他们的名字已永久留存在青岛市博物馆的捐赠功德墙上，更铭记在青岛历史上。”
4.“大平反”指由邓小平、胡耀邦于1978年发动的“真理标准”大辩论而导致的一糸例平反政治运动，其中包括“文革”时期的大量“冤、假、错”案，甚至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的“反右派斗争”和“胡风反革命案”，以及为农村地主、富农分子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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