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陈瑶本

3/14/2020 9:41:29 AM

从拉萨出发沿318国道逆拉萨河东行，一路登高。车行3个小时后，翻过海拔5013米的米拉山口，就是一路下坡了。这时路边出现了一条小溪，清澈的溪水欢快地流淌着伴我们一路东去。
导游余晶是一位漂亮的重庆女孩，她用甜美的嗓音向我们介绍：“这就是发源于米拉山口西侧错木梁拉的尼洋曲。”
小溪在山谷里的野草和鲜花间蜿蜒奔流，遇到岩石就溅起雪白的浪花，逢到断崖就跌落成如练的瀑布。一路上不时有溪流汇入，尼洋曲很快就壮大起来。七月中旬的西藏正当春季，葱绿的青稞麦浪起伏，鲜黄的油菜花香染溪，与尼洋曲的素湍绿潭融成一路醉人的春色。
蓦然，大山收紧了他的怀抱，尼洋曲的两岸几乎要并拢了。左岸是巍巍大山，右岸是悬崖峭壁。湍急的河水在在逼狭的河道中，急于宣泄，波浪汹涌，惊涛拍岸。突然，一块高七八米，周长约二十米的方形巨石矗立于河道中央，拦住了河水的去路。奔腾的激流别无选择，径直向巨石扑去，訇然如雷，溅起的水沫如雾飘散。河水无奈巨石何，只好咆哮着、澎湃着、翻着浪花、吐着白沫从巨石两侧夺路狂奔。“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河中巨石上镌刻着四个红色大字：中流砥柱。

来到这里的人们无不为眼前壮丽的景色所震撼，纷纷下车观赏、拍照，道路时常被堵。
过了中流砥柱，尼洋曲继续在大山间奔流，在接纳了几条支流以后变寛变缓，从一个活泼好动的小女孩变成稳重文静的大姑娘了，形成美丽的峡谷景观。海拔一路下降，风光却更加迷人。迎着飞奔的汽车，美景扑面而来：挺拔的青山，舒缓的绿水，苍翠的林木，鲜艳的花朵，还有蝴蝶飞舞，小鸟鸣啭。景色如此秀丽，难怪人们把尼洋曲下游的林芝地区称为“西藏的江南”。
全长约300千米的尼洋曲，伴我们一路同行。到达林芝地区的八一镇时，已经是浩浩荡荡，气势磅礴。目测一下，要比三天前在兰州见过的黄河水量大得多。这条被藏民称作“神女的眼泪”的美丽河流，在八一镇南不远处汇入了雅鲁藏布江，进入印度（自此被叫作布拉马普特拉河），最后在孟加拉与印度的圣河恒河汇合，一起流进孟加拉湾，投入印度洋的怀抱。
尼洋曲，你是这般的美丽！我为自己地理知识的贫乏而惭愧，因为在见到你之前，我连你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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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落叶知秋

3/14/2020 9:39:51 AM

玉门关

甘肃省的地势就像是一个中间狭长，两头疙瘩的老式电话筒。它中间狭长地带被称之为河西走廊，走廊东边是省会兰州；西边是举世闻名，蕴藏着中华古代艺术瑰宝的敦煌。
“敦”者，大也，“煌”，盛也。从古人为之命名的“敦煌”地名，可以想象出这座南临青海、西连新疆，北接内蒙古的城市曾在汉、魏晋、唐宋时代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当初是何等的文采风流显赫辉煌！而今它在历经了朝代更迭、世事沧桑、战火岁月凋敝之后，在当下世人瞩目的大环境里焕发出其本来面目——如丝路花雨上的朝圣佛光又见闪烁，如睡美人苏醒后重新飞天起舞。
2014年7月初，我全家从青岛乘早晨的航班到敦煌旅游。中午到达石家庄转机兰州。从兰州登机后正午的阳光炫目耀眼，从机舱窗内向下看，但见下面的大地山川如同一大片纵横起伏的灰黄色波涛，时隐时现的公路像几条灰白色的细带子从丘陵中蜿蜒穿过。
到达敦煌之时已近傍晚。乳白色的半个月亮如同一片白莲花瓣静静粘贴在浅蓝的苍穹之顶。大风温热而干爽，旋裹着洁净光滑的尘沙热情地为我们“接风洗尘”，使我等多年蜗居城市之身心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明朗舒畅。
第二天一早，到羊汤馆喝羊汤、吃烤羊肉、酥油饼——羊汤是用羊骨汤炖的羊杂，撒上胡椒香菜；烤羊肉外酥里嫩，佐以小葱、孜然、甜面酱卷进饼内味道很鲜美。这顿早餐我们四个人共花费五十八元。又买了新鲜的黄瓜、小甜瓜，味道不亚于草莓的小西红柿上了越野车，先去看敦煌的著名景点雅丹地貌。
越野车离开绿意盎然的敦煌，在荒漠之间的公路上疾驰，四周浅浅的灰蓝天空和大地沙土色连接成浑浑然一片，无边无际的荒漠上只生长着稀疏的红柳丛和一蓬蓬暗绿色骆驼刺。骆驼刺如同一些散乱而麻木的大刺猬匍匐在地，其形色极不美观，但它们能在这干旱的风沙地带存活生长，骄傲地证实着自己的土著生命亦属不易。
汽车在荒漠上疾驰了一个多小时后路途呈现高低斜坡，司机小李指着旁边干涸的河床说：“这里就是原来的疏勒河。十多年前疏勒河又宽又深，因为水量大还修了一个水库。可现在只有下雨天才存点水……”眼前凹下去的河床全是干裂褐灰色的沙石，石缝之中长着些骆驼刺。值得赞叹的是河床两岸那些稀疏挺立的红柳、旱柳，馒头柳。古代诗词中总把杨柳作为柔情缠绵之象征：《诗经》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唐代诗人贺知章《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难以想象这娇娇杨柳竟然能在这干旱寒冷的荒漠风沙地带扎根生存。它们在这里已全然没有了柔曼风姿，而像巾帼英雄那样傲守边关。尤其馒头柳，它身躯粗壮挺拔，翠色枝条坚韧短粗、齐齐向上，疏密有度地向周边斜分，天然形成了一个个圆如馒头的大树冠，其圆形之规范整齐令人惊叹不得解。只能认定是大自然母亲对这些不弃风沙、苦旱、冰雪而深深扎根的杨柳之垂爱而为其修剪的艺术造型——当狂风肆虐之际，不管它从哪个方向袭来，只能从柳枝紧密聚拢的圆体外部滑过，无可奈何地离去。馒头柳抵御风沙的本能真乃天地造化之灵性！它们顽强美丽的生命为这人烟罕至的茫茫荒滩带来绿色、柔情，春天。
河滩上有大片鹅卵石排成些圆周形。司机说这是收割后的麦田。此地的麦田不是一垄垄的直线，而是转圈形的栽种，为的是像馒头柳那样抵御风沙。沙地上面再压上鹅卵石保持水分，麦子才能正常生长——这里的粮食真是得之不易，农民们生存艰难啊。
越野车在四周天地混沌一片的荒原上疾驰了两个小时后，逐渐看到了绿树房屋、居住人家、伫立的油井架，惊喜大路两旁越来越多的馒头柳。司机说已到了玉门关，把车停靠在了大路旁的柳林中。我们下了车排队买票——这就是千年来屹立在历史上、以边塞诗词著称的玉门关吗？它中间高两边低的三联石门更像是一个远古的巨石牌坊，石门牌坊上面被富有东方建筑风格的飞檐翘角覆盖。这朱色蚀尽、俯瞰岁月的石门厚重而沧桑，它见证了这里古今定格的“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之壮美苍凉；见证了这里“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之落寞惆怅；见证了历史上无数驼队在风沙中响着驼铃、装载着新疆和田玉从这大漠上的唯一关口接受严格的检查之后，走向京城皇宫大内……玉门关前有两幅对联：“看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听塞外羌笛胡角马嘶”“秦隧汉关今犹在，张骞李广俱往矣”。
玉门关背面的对联是：“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进得玉门关乘坐大巴半小时后到了雅丹国家地质公园。下车后热浪迎面扑来，我们都穿着长衫，戴着帽子、墨镜、围巾裹头，像一群阿拉伯人费力地跋涉在滚烫的沙滩中……
正午的骄阳如同一团燃烧到熔点的白光直射沙滩，我们只觉得炙烤干热身上却没有一点汗水。眼前这两万多平米的沙化土地因富含着氧化镁、氧化铁而呈现铁锈棕红色；它常年在烈日炙烤、狂风荡涤下，斑驳陆离的地表已被榨干了所有水分而寸草不生。干旱坑洼的沙石荒丘被“黄风”这个魔鬼雕塑师恶意剥蚀成这些怪模怪样的造型——楼梯墩台、波浪小山、塔形房屋，蘑菇云、孔雀……最有代表性的是一座巨型的天然人面狮身像——据导游说当年这座人面狮身像还引起过国际争议，怀疑是人工效仿埃及的人面狮身像，有“侵权”之嫌。后来经科学家验证考察，确认隶属天然，从而化解了一场国际诉讼。
离玉门关不远处是阳关——赫赫有名的阳关如今是荒原上一座较大的烽火台遗址。王维诗中“劝君更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至今仍见其荒凉。然而这里却是真正的古战场，在这里历代王朝曾有过无数次尸横遍野、血染黄沙的厮杀；那些一望无际的点点沙丘下面不知埋葬着历代军兵的多少白骨——这些饮恨沙场、连个姓名也没留下的青春男儿应是那些白发父母倚门苦盼的娇儿，应是那些春闺怨妇们痴情等待的“新婚梦里”……悲哉！
导游又指着远处几座烽火台遗址说，那里就是唐代诗人王昌龄诗中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之‘龙城’”。导游把我们领进阳关的展室，墙上有岑参、王昌龄、高适、范仲淹等人的画像和诗句。对此我们向导游提出意见——应该为这些文韬武略的边塞诗人塑座群体雕像，使景点更能增添汉唐、宋代文化的雄浑大气。

敦煌

一个地区的美丽在于对历史的保护。
莫高窟修建绿化得很好，砖石铺就的大道非常干净，两边绿树葱笼花草繁茂。一排排洞窟外表都被垒了石墙保护——这些蕴藏着东方艺术瑰宝的神秘洞窟始建于东汉魏晋，恢宏于唐宋。它们如陕北黄土高原上的窑洞整齐地排列在绵长厚重的土崖上。而这土崖本是远古时代的河床峭壁，干涸了的黏土层河床崖壁混杂着大量的泥砂碎石，风化后形成敦实坚硬的岩土层，承载着千百个洞中有洞的宝窟，封存着天方夜谭的珍奇。
我在数十年前曾读过著名作家徐迟为常书鸿写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该篇与写李四光的《地质之光》、写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都成为徐迟的时代大作。我从读了《祁连山下》就盼望来敦煌参观莫高窟，而今这个心愿实现了。
导游发给我组每人一个耳机戴上开始进洞参观。外面裂日炎炎，洞窟内干燥清凉。洞内没有灯光，敞开的门把光亮透进来只能看清位居中间的那几尊雕塑，看不清墙上那些线条纤细的壁画。
导游用手电照着雕塑介绍着这些尊神的称谓和封号，他们有的是佛家大师，有的是道教先君，都面目端庄，妙相庄严，虽历经千年尘世仍气韵生动。导游又用手电照着墙壁和穹顶上的壁画，快速而简单地介绍着其内容——每一幅画上的梵女、天神、夜叉、飞天人物都在以各自的角色演绎着佛经上生死轮回，善恶相报的故事……我惊叹这些壁画上各种人物个性化神采，惊叹描绘这些人物的墨色线条之精细宛转，惊叹其衣裾色彩的艳丽和谐。尤其孔雀蓝、橙黄、柳绿、枸杞红竟如此之鲜艳雅致，要知道这是千年以上的彩绘啊！在一个较大的洞窟内我惊喜地看到了一组歌舞伎壁画，歌舞伎们手持胡笳、长笛、琵琶在奏乐。其中有舞带当风、繁花飘洒的飞天，有最著名的“反弹琵琶图”。这些立体而健美的人物画最能代表敦煌画之特色。中原古代社会的仕女图自宋代以来基本是雷同化的柳眉细眼，削肩瘦腰病态美，衣裾拖地不露手足。而莫高窟雕塑壁画中的女子们一个个面庞丰满、眉目流盼，半裸的胴体上乳房圆润饱满，身姿窈窕健美，神采流溢着自由奔放的激情和大自然野性的生命力。而且男人女人全都裸露着手，手的千姿百态增添了人物的生动逼真。尤其反弹琵琶图中舞女一双修长灵动的手表现在反弹琵琶中神妙至极！可惜在前呼后拥的排队中，每一组的参观时间只有一个多小时。我们走马观花地看完了八个洞窟意犹未尽，又排队去看院内的几个大展室。
展室内有对莫高窟详尽的历史记载、文字说明、图片及其相关人物，重点介绍了被称之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先生。
先看到了王圆箓道士的照片——这个面目憨厚的人应该是个罪人。他本是个大字不识的难民，为混口饭吃于世纪之初在此当了道士。王道士置身于这个艺术宝窟内却对那些雕塑、壁画、经卷一无所知，在他看来这些花花绿绿的东西远不如一袋米、一捆菜实惠。然而那些艺术嗅觉敏锐的欧洲人却对这座传说中的东方宝库觊觎垂涎已久。他们来到中国大陆畅通无阻地走进了敦煌莫高窟——令他们惊喜的是，原先为获取这些艺术品而设想的种种艰险都不存在，看守这些艺术宝物的王道士非常愚昧，他可怜巴巴地接过一点钱，任凭这些文物大盗在洞穴内把成捆的绘画、经卷、佛像装进麻袋，用牛车运走了。
当这些绘画七零八落地出售在巴黎街头、塞纳河畔之时，被一批中国留学生发现了，他们之中有擅长于人物画，备受法国名家赞赏的常书鸿。年轻的常书鸿看到这些从未见过的精美绘画竟是来自祖国的敦煌非常震惊！他又去了吉美博物馆，在那里他看到了那个文物大盗希伯和于1907年从敦煌盗来的大量唐代的大幅绢画。这些精美绝伦、价值连城的绢画其创作时间是公元4-14世纪，比欧洲文艺复兴时代那些名师们创作的名画还要早；而且就这些绢画表现的艺术技法、美学效果也远远超越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水平！面对这些被盗来的国宝常书鸿非常惭愧，他责备自己数典忘祖，决定立刻回国去敦煌。就在这时他接到了南京国民党教育部发来的电报，聘任他为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今中央美院）教授。常书鸿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聘任，把妻子陈芝秀和女儿常沙娜留在巴黎，只身搭上从巴黎开往北平的国际列车，回到北平艺专任教。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学校南迁，常书鸿和学生们辗转流离于昆明重庆。在日机不断轰炸昆明重庆时期，常书鸿冒着生命危险坚持作画，在徐悲鸿、梁思成等文化名人支持下办画展卖画，筹备去敦煌的经费。他的决心得到了时任监察院长、著名书法家于右任先生的高度赞扬和大力支持，以中央的名义在重庆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常书鸿任副主任委员。委员中有王子云、张大千等文化名人。
1942年冬，38岁的常书鸿率领着六个志愿者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他们日思夜想的敦煌莫高窟。此刻他默默站在这个震撼世界而今却被流沙肆虐、被盗徒偷过的残破洞窟前百感交集；他看到这些洞窟前放牧着牛羊，牧人淘金者在洞内烧火做饭；著名的藏经洞空空如也，千佛洞内的许多佛像的脸上贴金被刮掉。他不顾洞顶随时有落石塌方的危险，根据张大千在此地留下的编号，巡视着一个个的洞窟……”
他在三十多个北魏、西魏石窟中欣喜地看到保留完好数以千米的绚丽壁画、彩塑及装饰图案。那些宣扬佛教内容的人物绘画，再加上壁画中笔力遒劲的书法及石窟建筑的布局，构成一种豪放大气、旷达洒脱的独有风格，使意大利14世纪文艺复兴大师们的许多名画相形见绌。眼前的瑰宝使这些具有献身精神的艺术家们心驰神醉，然而现实生活又使他们难以承受生存的残酷——在这人烟稀少的荒漠里泉水、粮食蔬菜、纸张笔墨颜料都极其宝贵。他们住在洞窟里，吃着用河滩咸水煮的厚麦片、辣椒咸菜，却在筹划着清除数十个洞窟内的淤沙，然后在崖壁上搭建木栈道修复危险洞窟的艰巨工程。常书鸿一趟趟去找县政府，终于找下来一点经费，开始组织民工进行清除洞内淤沙工程。他看到当地农民都用沙土盖干打垒房子，询问之下得知使用此地含碱性高的河滩水将沙土和成坯，垒墙非常结实。他非常高兴，采用此法可以不花钱就能在莫高窟外面拉起围墙挡住放牧的牛羊。在他的带动下清淤沙和拉围墙工程初战告捷。继而在崖壁上搭建木栈道修复了危险洞窟，做了些木架子用以在洞内修复、临摹壁画。他们在一年的时间里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开始投入工作了。他们在昏暗的洞窟内站在木架子上，一手举着油灯，一手拿笔墨油彩，以高度的敬业精神临摹着一幅幅壁画……长年累月的艰苦的生活，繁重寂寞而单调的工作，他身边的人有的病倒了，有的思念家乡离开了他，后来他的妻子也不辞而别。这一切都不能动摇常书鸿的决心，他依然日复一日地在洞窟内坚持作画……
四九年之后成立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直接归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领导，常书鸿被邀请参加西北文艺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他们多年来对敦煌的大量摹本也进京在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美院展出。
文革中常书鸿横遭批判。文革后常书鸿的研究工作伴随着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一批又一批热爱美术的青年学子来到敦煌，立志为继承和发扬敦煌文化做出贡献。蜚声世界的敦煌文化使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艺术家、学术团体纷纷来敦煌参观，他们惊叹敦煌艺术是世界一流的“无声的诗，立体的画”，惊叹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博大精深……
敦煌文化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当初莫高窟共有一千多个洞窟。后来张大千在1941年曾对莫高窟的洞窟按层位和排列编号为309个。
常书鸿在1948年至1965年开展石窟的全面加固工程过程中，又陆续发现了数十个洞窟。至此现今莫高窟的编号洞窟共计有492个，已为世界公认。
常书鸿在敦煌鞠躬尽瘁五十年，被誉为“敦煌守护神”。他对民族文化艺术的奉献精神永远是年轻人的先师。

沙漠之舟

下午仍然高温。我们来到鸣沙山骑骆驼。一大片骆驼群整齐地跪伏在地，拉骆驼的人都穿着长衣衫，戴着风帽围巾，里面也有女人。这几个女人同男人一样身体粗壮，脸色皴黑，小眼睛眯着，拉着骆驼大声吆喝。我们排好队听从“骆驼头人”的指挥，每十峰骆驼为一队，我和女儿、萱萱被安排在一队，我率先骑上，紧紧抓住驼峰前面的铁圈尚未坐稳，善解人意的骆驼已蜷曲着后腿缓缓站起，当我身子前倾之时，它的前腿也紧随着后腿、保持着身体之平衡站了起来，昂其头，在松软滚烫的沙滩上稳稳地向鸣沙山攀登。长长的驼队排成单行，“叮叮当当”响着驼铃，如同在真正的沙漠之中乘坐“沙漠之舟”行走……拉骆驼的人说鸣沙山隶属塔哈拉玛干沙漠边缘地带，它的形状永远是整洁光滑的波浪三维，不管白天有多少人、多少骆驼践踏攀爬，夜晚的旋风会把鸣沙山上的斑驳伤痕抚平，仍然光滑如初。
我骑在骆驼上向远方眺望，夕阳如火，炙烤着金色的沙山，映照着蓝天上的云霞如万道焰火——那就是传说中的三危山折射的佛光吗？据说只有虔诚礼佛的人才能看的到。远处隐约传来大佛殿檐角的铁马风铃声，悠远而飘渺的铃声如同从远古传来的编钟礼乐在迎送着一代又一代前来敦煌莫高窟朝圣礼佛的信徒们……
2014年夏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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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 梦中客

3/14/2020 9:38:50 AM

在这个春天里
松土
修剪草木
塌实地等待雨露的到来
有很多事要去做

在这个春天里
洗澡
梳头
整理窗台
把房间打扫得可以滑倒阳光
有很多事要去做

在这个春天里
听音乐
写赠给心上人的诗
不放弃做爱
有很多事要去做

在这个春天里
收藏阳光
去辨识鸟儿的音高
花费时间去观察一束迎春
如何吸引岸边的垂柳
真的有很多事要去做

在这个春天里
一切都像去年的春天
有很多重要或不重要的事都得去做

在这个春天里
时光打算按部就班重复
也就在这个春天
却什么也做不了了

3月12日凌晨2点于帝都

跋
春光美好，享受春光更是美好。从2019年末出现的新冠肺炎，打破了2020年春天该有的美丽，让所有本该属于春天的一切打乱了节奏。2020之春，一个暂时还未从冬天走出来的春天。祝愿这场冬天里的春天快速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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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何怀宏

3/14/2020 9:36:08 AM

摘要：他不认为人总是能弄清这些灾难的来龙去脉，找到万应灵方。但是，在遇到这样的灾难的时候，还是要诚实面对，奋起抗击。这不是去追求什么英雄主义和想做一个圣人，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人如果能够在边缘处境中诚实面对和奋起抗击，仍旧坚守基本的义务和同情心，这也就是英雄了。

一、作者与写法

法国思想家、作家加缪（Camus, 1913-1960）1947年出版的小说《鼠疫》是以第三人称写的，但里面的主人公里厄医生最后承认他其实就是作者，而他也用了书中另一个重要人物塔朗死后留下的笔记。
第三人称的写作有助于叙述人与其中人物保持某种距离，保持某种客观性和全景视角。回顾性的评论或总结性的话语也可以在其中出现，包括一般的分析疫情和人们的心理。《鼠疫》自然也是一种回顾，但我们最后明白，这却是一个亲历者，而且是投入过斗争的亲历者的回顾，似乎客观的视角后面却隐藏着一个主观视角——作者是努力遵守了这一点的，它几乎围绕着里厄的视角展开，几乎可以说是“一镜到底”。不足之处则借用了塔鲁的视角，比如说他自己的相貌。这种杂糅的写法或许可以同时保持某种中立性和切近性。

加缪，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这也可说是一种“双重作者”，开始我们看到的似乎是一个叙事人、一个可能是置身事外的旁观者，事后的记录者。到快结束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个作者其实就是主人公本人，是一位介入了其中的当事人。
而他最后亮出身份也是要说明：对于过去了的这场灾难，我们有必要把它写下来，并不是把它作为一个最后胜利的编年史，而是显示人们在当时不得不做什么；也是要告诉人们能从灾难中学到什么，应该记住什么，知道人内心值得赞赏的东西总归要比应该唾弃的东西要多。否则，我们就可能是白白的经历这一场灾难了。

二、地方与事件

这次鼠疫是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阿尔及利亚一个靠海的省会城市阿赫兰。这是一个很商业化的城市，或者我们说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现代城市，人们辛苦工作所追求的主要就是挣钱发财，但也不是不择手段、以其为唯一目标的挣钱，而还是基本守法的挣钱；人们也充分享受生命的快乐，但也不很过分或疯狂。
这不是天使之城，也非罪恶之城，而就是我们到处都可以见到的一个现代商业城市，虽然它也缺乏想象力，有些平庸乏味。政治和法律不是说多么优良，但似乎也并没有很多腐败，小说中甚至没有怎么涉及到政治。
这就是一个普通人的城市，一个治理得中等乃至偏上水平的城市，即便在鼠疫期间，还是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军队和警察在照常维持秩序，交通和隔离都在比较正常的进行，没有出现大的政治混乱和严重的社会失序与犯罪。
至于其他的背景大都被虚化了，比如这具体是在什么时候，地方与中央、该国与外国的关系，当然，这也可以说正是要突出一个被封锁的城市——一个相对封闭的人类境况。
瘟疫期间，城内的人们也感受到城外人的关怀和鼓励，空运和陆运发来了救援物资，无线电波和报纸送了许多表示怜悯和赞扬的言论，但当听到那念史诗或演讲竞赛般的腔调时，他们还是感到心烦。
毕竟，城外的人们还是“太远了”，他们与城内的人们之间存在隔膜，无法真正分担真实的痛苦。
鼠疫在这座城里是在四月开始发现并封城，到第二年的二月打开城门，历时十个月之久。在这个20万人的城市里，它在很长时间里都有每周数百人的死亡。
这是一个瘟疫的故事，也是一座被隔绝的城市的故事。奇怪的是，市内交通乃至市井娱乐活动似乎还是照常进行。书中也没有太多提到物质的匮乏及其灾难性影响——比如哄抢和争斗之类，而是更注意人们的心态，尤其是在抵抗鼠疫一线的普通人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虑（而且更多的是描写个人的正面行为）。
瘟疫和战争不同，它主要是来自自然的灾难，也非两军对峙。但又和一些其他的自然灾难比如地震、火山爆发不同，它不是一次性的爆发，而是持续折磨人的；它也是传染性的，这对人与人的关系就构成一个严重的考验。城内外没有敌人，但所有其他的人却又都是潜在的威胁者、危险者。
它看来是暴起的但却缓退的，这也特别考验人们的应变能力、意志和忍耐力。 它也不止是影响一个城市的一部分人，而是裹挟这个城市的所有人。它不像其他灾难一样能有明显的缓冲地带、安全地带。
它也具有最多的、反复出现的偶然性，因而也就有了一种广泛的平等性——最后，不管你客观上是否贵贱富贫，是否身体强壮，甚至也不管你主观上是否勇敢，是敢于作为还是无所作为，恐惧还是不恐惧，死神都可能找上你。防范当然也是起作用的，但你还是不很明白死神的骰子究竟掷向哪里。以前曾有过一次瘟疫，唯一的一个幸存者是一个每天和病死者打交道的洗尸者。
总之，可以说瘟疫是人性的一个测试，而且是比较重复持久的一个测试；它也是人的精神能力的一种激发和调动，甚至是人们原来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的巨大能力。

三、人物与情境

这本小说中的人物很典型，甚至可以说稍有点概念化，没有真实生活中的那么多的复杂性，但他们还是朴素的，不夸张的，我们也可以借此更好的分析作者试图在其中表达的思想观念。

最重要的人物自然是里厄医生：他贫困出身，是贫困教会了他许多东西，包括不相信那些乌托邦的宏大理念。
他很淡定，坚持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表面看来很冷淡，甚至有一种感情的麻木，但如此也才能支撑他在疫期中每天的繁重工作。
他也不去多想，不去悲哀，全力地投入救援工作——虽然几乎都是无法起死回生的工作。这样做的还有他的许多同伴，那位研究血清的医生，那些坚守岗位的医生。

塔鲁：他是一个不知怎么来到这个城市居住的外地人，他是富裕家庭出身，父亲是检察官，而他正是在一次看到父亲判处一个人死刑的时候，确立了自己的信念——那就是反对死刑，他无法忍受人为的剥夺另外一个人的生命，这大概就是他的信仰。
他尤其愤恨的是一些高调的理论给出所谓的“理由”，让许多人同意去杀人或者听任别人去杀人。他认为，人应该精神高度集中，努力不走神，不受这样的理论蛊惑。当然，他也不愿人在自然灾难中丧生。
他大概可以说是一个生命至上主义者。他在鼠疫中组织了一个志愿队，夜以继日的工作，但却在鼠疫最后要退走的时候感染死去。

格朗：多年的小公务员，甚至只能说是一个“临时工”。他就是那种常常被欺负的“听话的人”，但也是一个历经磨难仍旧保留美好感情的人——比如对他初恋爱人的感情。他在负责卫生防疫组织的秘书处的工作中也总是尽职尽责、默默奉献。
他还总在偷偷写作，但不断修改开头，无法完稿，这可能是由于过于追求完美，也可能是由于还是缺乏表达的天才，他觉得自己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纸上，都总是找不到合适的措辞。
他是世俗成功人士的反面，但他有一个自己充实的精神世界，有自己对美和善的不懈渴望。

朗贝尔：他只是一个临时来到这个城市的外地人，突然封城了却不能离开，所以，他最感到委屈和命运的不公。而且，在巴黎还正有一位挚爱和等待他的恋人。他也无比的热爱她。
他也许可以说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所以，他多次想方设法的逃离这座城市，但一边也还同时参加了志愿队。但在屡经波折和磨难之后，在他终于有机会逃离的时候，却决定留下来继续工作。
他发现自己虽然是个外地人，但实际已经被卷入了鼠疫，卷入了这一“突然的情境”。这样，他也就成为一个“本地人”了。

帕纳鲁神甫：他希望这次灾难能够警醒世人，能够让人们重新皈依上帝。他对斤斤于利的现代商业和信仰日益淡薄的现代功利人肯定是不满意的。
但是，他在瘟疫中的两次布道却有了微妙的变化，第一次布道是慷慨激昂的，认为这是上帝对邪恶的惩罚，是要人们反省和痛悔；第二次布道他却有了一些犹豫，这也许是因为他已经看到了许多无辜者乃至纯洁者（比如孩子）的死去。
他也参加了志愿队的工作，并强调要做那个“绝不逃离的修士”。但他最后的去世却几乎可以说是在一种激烈的内心斗争中离去的。他痛苦的思考一个基督教徒，或者一个神甫是不是还要求医问药？他说：如果我们不能信爱上帝，那么我们能够去恨上帝吗？

法官奥东：法官两次来到隔离场所，第一次是作为一个病人被隔离，他认为一切都应“照章办事”，第二次则是在脱险之后，他返回隔离所做一个志愿者。
他的幼小的儿子却没有得救，而且死去的时候经受了莫大的痛苦。和这种孩子的痛苦以及给其亲人和目睹者带来的痛苦相比，其他的人间困苦可能就不算什么了。
这种痛苦唤起最深沉的怜悯，但就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中一样，目睹和感受这种痛苦也可能是对上帝怀疑的开始。
科塔尔：这大概是书中几乎唯一的反面人物了。他可能是逃匿的一个罪犯，在鼠疫还没有明显爆发的时候甚至还试图自杀，但在被格朗救下来之后，在鼠疫爆发之后反而有滋有味的活下来了，而且变得非常的“活跃”，他出入各种社交场合，如鱼得水，因为原来他感觉只是他一个人处在灾难之中，处在被追捕的状态中，而在鼠疫中，所有的人都陷入了被灾难追捕的状态。
于是，在鼠疫结束之后，他反而又变得沮丧了：怎么鼠疫这么快就结束了呢？他因为他过去的罪行而重新被追问，他开枪射击街上的人们。但小说对他也没有很多的谴责，里厄等人也只是说他“疯了”。
这是一个患有“心灵鼠疫”的人，他不在乎人们生命的失去，而只信奉大鱼吃小鱼的丛林规则。但更多的人犯错乃至犯罪并不是因为本性邪恶，而是因为偏见和愚蠢。

作者没有写到如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写到的雅典瘟疫的情景：本来足够优秀的雅典人在瘟疫中也变得情绪狂乱和行为不检了。我们也许可以说，修昔底德所写的雅典瘟疫中的人们的反应和行为可能是过于负面了，而加缪所写的阿赫尔城瘟疫中的人们的行为和反应则是过于正面了。
两者都有可能不完全真实的地方，但这也许是和他们的写作目的不同有关：修昔底德说他只是想写出瘟疫的“症状”和群体反应，而加缪则可能还想表达出人们、尤其是个人对瘟疫的应有态度。
加缪想表达的一个主要思想看来是：人们不必追求做英雄圣贤，但在面对不可回避的灾难的时候却必须挺身而出，奋起抗击。哪怕最后取得的胜利依然非常可疑，是人战胜了瘟疫，还是瘟疫筋疲力尽最后自己退走了？作者可能还是更相信后者。
他不认为人总是能弄清这些灾难的来龙去脉，找到万应灵方。但是，在遇到这样的灾难的时候，还是要诚实面对，奋起抗击。这不是去追求什么英雄主义和想做一个圣人，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人如果能够在边缘处境中诚实面对和奋起抗击，仍旧坚守基本的义务和同情心，这也就是英雄了。“假如神圣就是习惯的总和，他也就是圣人了”，里厄医生说他就是不习惯眼睁睁的看着人们死去。
所谓诚实面对，也就是不虚伪，不掩盖事实，不欺瞒自己和他人；而抗击也就主要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承担起自己作为一个已经被卷入的“本地人”对同胞的责任，这也就是职责所系。
一种责任是你正好在社会上从事这一职业，比如作为一个医生，你就要治病救人。而且，你也不能看着同事奋力而你躲闪逃避啊，尤其是在同事为之殉职的时候，就像战争中的战友，这里又有一种职业内部的伦理。
还一种比较普遍的责任就是对同类、对生命及其痛苦的同情心，也就是说你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只要你是一个人，一个社会的成员，就都要考虑的了。
如果说这样履行自己的职责也还是在追求什么的话，那也主要是为了求得内心的安宁：你不能对你的同类坐而不管，视而不救而觉得安心。
这样的援手和救助生发自人类本有和普具的同情心。里厄医生想到：如果说世上还有什么东西是值得永远想望，且有时还能得到的话，那也就是人间的真情了。
作者怀疑人们是否一定要去追求各种名目的高尚理想，无论那是英雄圣贤，爱情至上还是上帝的惩罚与拯救。他甚至认为过分重视或一味褒扬高尚无私的行为，反而可能造成灾难和邪恶的蔓延，因为能够做到那种高尚无私行为的人毕竟是寥若晨星，而依据基本的责任心和同情心的行为却是许多人都能够做到的。
所以塔鲁说他的道德观其实首先是“理解”。里厄医生也并不反对朗贝尔想办法逃离这座城市，他自己并不认为自己是要追求英雄主义，他更不要求别人都去奉献牺牲。不过作者倒也并不反对追求英雄主义，真诚自愿的如此追求的人也很值得敬佩，但他认为这种追求的地位还是次要的。
作者也不想庆祝最后的胜利，只要人没有死光，最后都可以说是“战胜”。人能赢得的其实只有记忆。他写下这些只是希望人们记住，记住这发生过的一切，最好还有经过反思沉淀的一切。
鼠疫过去了，许多人死难了，甚至在它临走的时候还带走了几个最优秀的人。塔鲁死去了，格朗差点死去。接触病人最多的里厄医生倒是一直没有感染生病，但他在城外养病的妻子则死去了。瘟疫不仅决定着城内人的生死，也影响着城外与各种各样的方式与他们关联的人们。
作者并不想过多的赞颂人们的高尚、伟大，也不想赞颂人的能力，他承认，瘟疫中的许多死亡和偶然的生还是任何科学都无从解释清楚的，他所能做的只是尽量给偶然的生还提供机会。
死者已逝，生者还要努力活下去，但是也要努力记住。里厄医生最后在倾听城里人们的欢呼声中想到：鼠疫杆菌并没有死绝，也许有一天，它会再次来临给人们以教训。这一来临大致就是人又变得傲慢或失忆的时候。

四、更深的问题

《鼠疫》的作者还主要是在一个西方的精神文化传统中观察、描述和思考这一事件的。但他还启发我们思考一些更深的问题：在一个失去了传统宗教信仰的世界上，我们如何生活，尤其是如何应对突然的灾难？在一个没有上帝、没有灵魂不朽和永恒记忆的世界上，道德行为的根基何在？
人是否还要努力追求做一个圣徒，或者只是考虑如何做一个好人？做这种好人，是否仅仅凭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伦理就够了？个人是否还需要有一种、或社会上还需要多种强大精神信仰力量的支持乃至引领？有没有必要用某种世俗的崇高理想来替代上帝？等等。
对这些问题，作者是有自己的思想倾向和初步答案的。他看来是努力想走出一条失去上帝但也要努力成就道德，不求做一个圣徒但也要做一个好人的道路。
对基本义务和后面的至高信仰的关系还有必要做进一步深入的探讨。但我这里只是想提请注意书中一个并不引人注目、评论者也很少谈到的形象，那就是里厄医生的母亲。
瘟疫要爆发之际，正好里厄的妻子因为生重病要到外地疗养，于是母亲过来照顾他的生活。里厄在整个瘟疫期间经常每天工作近二十小时，如果没有他母亲的悉心照顾，很难说里厄能够支持下来。
但比生活的照顾更重要的，还是母亲对他精神的影响和支持。他总是能够感到母亲对他的深爱和心疼，虽然他们之间并没有多少语言的交流，甚至他对母亲的关爱也常常有些习惯性的麻木。但是只要看到她安静的形象，他就能得到力量和抚慰。
作者没有明说里厄的母亲的信仰，但她很可能就是一个内心有坚定的宗教信仰、却又不让人觉得咄咄逼人的人。她是祖代移居阿尔及利亚的西班牙人后裔。
他的母亲并不像帕纳鲁神甫那样大声疾呼上帝，也不谴责众人。她能直接影响到的人也非常有限，但每一个和她接触过的人，都能从她安静的、关怀的形象得到巨大的安慰。
她身材矮小，一头银发，一双黑眼睛充满和善。她绝不惊恐，她说：“这类事情总是有的。”“这些老鼠一点也影响不了我的情绪。”“像我这般年纪已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医生觉得，跟她在一起，什么事情都好像很容易解决似的。
塔鲁后来住到里厄医生家，也深深感受到了她的关怀，在他病痛期间，也是她在悉心照料。塔鲁的笔记里描写了老太太的谦卑，她具有的一种无须多加思索就能懂得一切的本领，她讲话时那种简单明了的表达方法，当然还有她那纯朴善良的品质。
塔鲁写道：对他来说，她饱含善意的眼光总是要比鼠疫有力量得多。这样的人并不少。塔鲁说他的母亲也是这样。朗贝尔遇到的西班牙老太太也是如此。
她们持一种朴素的信仰，但也朴素的将这种信仰贯穿于自己的生活。塔鲁还写到里厄母亲对一扇临街窗户的偏爱：她常常一个人坐在窗前，略微挺直身子，两手安稳的放着，目光凝视着前方，这样一直到暮色苍茫，乃至天色完全黑暗。她就像是黑暗里的一道光。

作者简介
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伦理学、人生哲学、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主要著作有《良心论——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底线伦理》《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新纲常》《中西视野中的古今伦理》《伦理学是什么》。译著多为欧美伦理学与政治学经典，主要有《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正义论》等。

原载美国史教学与研究
（本文所采用的版本和译名是收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加缪全集》第一卷中刘方的译本）

(本文系转载，不代表本文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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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犁耕

3/11/2020 1:29:57 PM

“您多次在有关文章中谈到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学家及其史学，几乎都是‘洪洞县里无好人’，没有值得称道的作者与史书。一句话：历史学家没有写出让人满意的史学著作。最近您批评美籍华人历史学家许倬云时，又重复了这个看法。许倬云也不入您的法眼，您认为许倬云的书仍然是钱穆的史学思想圈子，毫无创见。您对中国历史学家与中国史学的这个整体评价，让人听了有点危言耸听！但您的说法肯定有您的根据，有您的道理。大部分人不一定了解您的这个思想。请您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这是一位媒体人发来的微信。下面是我的回复：
谢谢你提出的问题。遵嘱谈点意见，供参考。

（一）我曾经说过：中国是史学大国。根据仅仅是史学著作汗牛充栋。但这些史书的共同特点，都是帝王将相的家史。没有老百姓的历史，没有维系帝王将相生存的那些纳税人的历史。
自从当代学者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出版后，愈发加深了我的这个看法。《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里的那篇李慎之先生写的序文《发现另一个中国》十分精彩，很有震撼力。序文特地批评了中国的史书没有看到“另一个中国”——才是过去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也就是说，我们从史书见到的历史，其实是被阉割了的历史。
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与中国人的帝王情结、官本位意识不无关系。历史学家在写书中也未能免俗。

（二）号称中国史学经典的二十五史，都是“官修史”。“官修史”的忌讳太多。更不缺粉饰与隐恶的文字。“董狐直笔”之有名，原因是中国历代像董狐这样秉笔直书的史官太少了，几乎没有第二个董狐这样的史官。例如，被代史学界看重的《清史稿》，实际上就是一部为满清王朝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书！满清统治的残酷与黑暗、反动与落后，都被隐去了。所以“官修史”是不可信的，至少不是完全可信的。
其实，被推崇备至的《史记》，里边的内容很多来源于传说。传说毕竟是传说，仅供参考，不能成为信史。《史记》的不朽价值不在史料上，而是成功地实现了一部“文史不分家”的杰作，而且是空前绝后的杰作。《史记》的文学价值远远大于它的史学价值。我曾经在有关文章里说过：一部《史记》如果散失了，只要《项羽本纪》传世，司马迁在中国文史上的大家地位也是岿然不动的！《项羽本纪》把文与史空前绝后地实现了天衣无缝的结合，是完美无缺的文史典范；在语言的精辟、韵味、色彩上，在人物塑造的逼真、生动、形象上，在情节的引人入胜上，在谋篇布局的合理上，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水平！我以前搞《项羽本纪》讲座，每讲一次都不能自禁，总是不由自主地老泪纵横。听众也无不为之动容。因为《项羽本纪》写得太好了，太感人了，太震撼人了！文章中洋溢着的思想情感，会在读者心里引起强烈的共鸣。
二十五史除去《史记》外，其余皆为断代史。《史记》是部编年体通史，但说不上完整的通史。至于被历代文人及统治者都看好的《资治通鉴》，虽然横跨一千三百多年，所述内容却是为“帝王术”服务的。作者写《资治通鉴》的出发点就不是搞史学创作，而是为帝王统治提供历史借鉴，严格说这不是一部成功的史学著作。实际上，满清以前，没有一部对三千年历史提纲挈领的通史著作。这对一般的读者了解中国历史，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缺憾。

（三）民国及民国后的几个历史学家写过几部通史，不无参考价值。但由于受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用西方的史学观点套中国历史的毛病。例如，用西方的“封建社会”这个概念，套中国秦汉以降的历史，便是一个误尽天下苍生的错误，至今流毒不除。实际上，秦汉以降两千多年的帝王统治时期不是封建社会，是皇权中央集权制社会！皇权中央集权制这个概念，集中了这段历史的特征，体现了这段历史的本质。
至于范文澜、周谷城、翦伯赞、白寿彝等人的几部通史，由于写通史的指导思想就存在问题，目的在于用历史佐证他们现成的思想理念，叙述历史事件中带有明显的思想误导。整部通史乏善可陈，便是这几部通史共同的败笔了。

（四）除去二十五史，近现代中国历史学家的书，都“食洋不化”：认为人类历史是有规律的。
这些历史学家虽然研究历史，却没有看到，东西方历史走过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
西方的那种奴隶社会，在中国就从未出现过。中国也未出现过西方的那种封建社会。且不说秦汉以降两千多年的历史完全与封建社会不搭界，就是近几年有人提出的东周列国五百年属于封建社会，也是不成立的，与欧洲的封建社会也不是一回事：欧洲的封建社会是教会与国王共同统治国家，是双套马车的社会体制。中国东周列国并非双套马车这样的社会。所谓诸侯列国，也不是“封土建邦”，那都是凭阴谋诡计、凭实力打出来的。
例如东方国家长期存在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欧洲从未出现过。
例如中国秦汉以降的皇权中央集权制社会，在欧洲也从未出现过。
所谓规律，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象。既然东西方各国历史走过的路完全不同，谈什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呢？
就是长期流行的中国历史“周期律”说也是不成立的：中国历代王朝的存续时间大不一样：秦朝十五年即亡，汉朝却存续时间长达四百年之久。隋朝存世仅三十七年，唐朝却统治中国二百八十九年。王朝更替时间这样巨大差异的历史，哪来的什么“周期律”？王朝更替本身是种没有规律的现象。王朝更替取决于很多偶然因素，并无规律可循。使用“周期律”比附中国历史的人，其实不懂得周期律的本质含义：在相同时间里出现相同的现象。例如一年四季是周期律；潮涨潮落是周期律；“月有阴晴圆缺”是周期律。
既然人类历史没有规律可言，中国历史学家本着历史规律的思想观念写的史书，其立场与出发点就错了，他们笔下的文字又怎能不问题多多呢？

（五）中国的历史学家大都不懂“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深刻意义：历史学家只有站在人类现代文明的立场看历史、写历史，才可能创作出有价值的作品来。否则只能像中国的历代史学家那样，不断地重复旧說，不断地重复前人的东西，末了都是些历史材料的堆砌，所谓史书成了没有史识的储存史料的仓库。没有史学建树，不能提供有借鉴价值的史识，是中国史书的普遍缺陷。
例如中国的历史学家普遍诟病那些怠政、荒政的帝王是不务正业。其实帝王的怠政荒政，在实际上恰恰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的实质就是现代文明社会的高度民间自治。只有民间自治，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民间老百姓的致富。例如市场经济，就是民间自治的重要表现方式之一。老百姓通过市场经济致富了，才有整个社会的经济繁荣；社会经济繁荣发达了，才有了国泰民安的基础。老百姓若连吃饭都成问题，统治者即便再勤政，天天讲治国也没有用，社会仍然不得安宁。因为老百姓致富永远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财富的结果，任何治国都不可能创造财富——这是万古不易的真理！而致富只有在统治者的不治国的“无为而治”中才能实现，例如市场经济。
老子能在两千五百年前发现“无为而治”这个关乎国泰民安的重要道理，真是一种超越时空的大智慧！问题是今人至今还在喊治国！老子若在天有灵肯定会骂：这些不肖的后人呀！
但是，中国有史以来所有的王朝几乎都不愿意“无为而治”，所有的统治者都想治国，所有的治国都没有跳出老子批评过的治国就是瞎折腾这个怪圈。
但“无为而治”却在晚明帝王的怠政荒政中成为现实。所以晚明的老百姓实现了致富，而且是空前的、全方位的老百姓致富。晚明因此成为老子“无为而治”的一个成功范例。
晚明帝王无有意识地推行“无为而治”造成了经济繁荣、社会发达这一真正的盛世现象。这个现象很值得历史学家研究。但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晚明史，没有人发现晚明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道商品经济的曙光”！就是在几年前，晚明史仍然是空白。中国历史学家的陋识不是由此可窥一斑吗？
——人才济济的近现代历史学家无人看到：晚明自隆庆皇帝开放海禁后，近百年的经济大发展，带来了“文治响盛”的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与发达，那时的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贸易大国。全世界每年的白银总产量超过一半，通过贸易流入到中国。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的国际贸易都是顺差，创造了国际贸易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迹。晚明的国际贸易与工商业繁荣发达的盛况，成就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商品经济大发展的辉煌气象！漫长的中国农业文明社会在晚明出现了新的希望！
——中国的历史学家却看不到：辉煌的晚明经济，恰恰是在晚明几个帝王怠政、荒政中带来的“无为而治”中出现的！然而这一何等宝贵的史学思想启示，却被那些历史学家，都湮没在他们不厌其烦地对晚明帝王怠政荒政的诟病中了。

（六）很多历史学家都知道，吃饭问题一直是中国历史上的突出问题，贫穷落后是历代王朝都没有解决的大问题。但没有一个历史学家将这些问题与历代王朝推行的基本国策“重农抑商”联系起来考虑。可以说，所有的历史学家对“重农抑商”的认识与叙述，除了重复孔孟之道的那些狭隘可笑的治国目的而外，几乎都对“重农抑商”缺乏应有的批判，都没有注意到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可以说这些历史学家就没有看到，历代的“重农抑商”国策是造成贫穷与落后的最重要的原因。所以他们不但看不到晚明商品经济伟大的历史性意义，反而在诟病晚明皇帝的怠政荒政的同时，莫名其妙地提出了一个资本主义萌芽说法。看来这些历史学家连什么是资本主义都不懂！资本主义不是哪个理论家、政治家设计的，而是商品经济发展到极其发达的阶段，自然而然出现的社会形态。哪来的什么“萌芽”？所以如此僵化教条的历史学家怎么可能有出息呢？
不了解人类现代文明，不能站在人类现代文明的立场上看历史、写历史，是中国历史学家共同的致命弱点。
所以，关于晚明史，长期是史学上的空白。好在复旦大学的樊树志教授终于出版了《晚明史》，填补了这项空白。不过在《晚明史》问世之前，国际学界早已出版了多部关于晚明史的学术著作。这不是个史学与学术上的先后早晚问题，而是个史学思想的先进与落后的问题。

（七）中国的史学家有个共同的思想特点，就是在其史学著作中喜欢突出“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这个说法：
什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什么“阶级斗争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与发展”。
什么“农民起义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与发展”。
什么“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本文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批判上述这些不成立的观点。这里只能指出：历史上的所有阶级斗争、各种大规模的起义，无不造成了生产力的严重破坏。这些“斗争”与“起义”并没有推动历史的进步。
每一个过来人都知道，中国在二十世纪还没有完全走出农业文明社会。我们这代人上山下乡时，看到农民仍然使用着汉朝时期的锄、镰、锨、镢等劳动工具，农民的生活方式仍然千年未变。农民与帝王时代的农民一样，备受贫穷的煎熬。能吃饱饭就谢天谢地了。这样的农业文明社会的生活实情，不能不让人怀疑：在数千年停滞不前的农业文明社会里——“推动历史进步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哪去了？
历史的事实是：人类历史并非总是处于“进步与发展”中，很可能长期处于不进步、不发展的停滞状态。例如中国两千多年的农业文明社会，例如欧洲封建社会前期的六百多年，都是社会停滞不前的时期。历史学家们怎么不问一下：在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哪去了？
其实中国的大部分史学家并不清楚：历史的进步与发展是有条件的，不是绝对的。这个进步与发展确实需要动力。但这个动力不是任何时候都会有的。当然这个动力不可能是什么“斗争”与“起义”。而是“科学转化成技术带来的生产力变革，促进了历史的进步与发展”！也就是说，在没有科学的社会里，不存在推动历史的进步与发展的力量。可以肯定地说，历史并非像历史学家认为的，总是处于进步与发展中。
实际上，欧洲的历史是在文艺复兴运动后期出现的哥白尼革命——带来的科学革命中，进步与发展才成为事实。如果说科学革命后欧洲科学的不断创新，促进了欧洲历史的进步与发展；那么，十九世纪以降的人类历史之所以能不断地处于进步与发展中，又何尝不是在“科学转化成技术带来的生产力变革”中实现的？
上过中学的人都知道，由于十九世纪的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原理，所以才有了交流电，才有了发电机，才有了电动机，才彻底刷新了人类的全部工业，才“把黑夜变成了白昼一般”，才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场伟大的革命。所以，这个中学生常识，最明白无误地佐证了“科学转化成技术带来的生产力变革，促进了历史的进步与发展”这个道理。
中国的历史学家在叙述中国历史中，未能体现出：中国之所以长期处于农业文明社会停滞不前，唯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文化没有科学，中国农业文明社会里也不可能出现科学。所谓历史的进步与发展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八)所有的历史学家在叙述先秦史中，都对先秦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然而这些历史学家却没发现：先秦的诸子百家不管怎样争鸣，却有着共同的致命弱点：
（1）他们都崇尚传说中的三代，都以三代为理想的社会。只是诸子百家要实现三代的理想社会的方法与手段不一样罢了。既然三代是没有文字记载的传说，那么以三代为理想社会，便是乌托邦了。这是诸子百家学说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之所以说他们创立的文化是失败的——这个结论源于对历史事实的总结：长期主宰中国农业文明社会的儒家、法家、道家文化，造成的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难道不是失败的文化吗？
（2）诸子百家的另一个共同思想特征是，都以维护君权统治为目的。也就是说，维护君权统治是诸子百家所有学说的共同出发点。至于所谓的儒家、法家、道家的不同，不过是维护君权统治的思想方法不同罢了。
（3）先秦诸子百家的再一个共同思想特征是：他们没有信仰，也没有创立出信仰。他们所有的思想观点都是为了实际运用，为了治国安邦，为了管理黎民百姓的，为了规范老百姓的举止言行，都是实用主义性质。所以先秦创立的中国文化都是实用主义文化。
美籍华人历史学家许倬云看不到中国文化的这个实用主义的根本特性，说什么如今的中国文化，百年来被国人糟蹋成没有内涵、没有血肉、没有灵魂，只存在于书皮上了。在许倬云眼里，中国传统文化好像有什么灵魂似的。
什么是文化的灵魂？许倬云没有说。实际上，实用主义的文化怎么可能有灵魂呢？
判断一种文化是否有灵魂，主要看这种文化：
是否有信仰。
是否有科学。
是否有活力、有生机。
是否有创新元素。
是否能经常更新。
是否能发展出新的文化形态。
是否能促进历史的进步与发展。
作为历史学家的许倬云不可能不知道：中国传统文化正因为没有信仰、没有科学，所以没有活力、没有生机；没有自我更新能力；没有发展出新的文化形态；没有产生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力量。
一种文化没有信仰、也没有科学，哪来的什么灵魂？实用主义的中国文化既然原本就没有灵魂，又怎么会出现许倬云所说的“百年来，中国文化被国人糟蹋得没有了灵魂”呢？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许倬云谈中国文化，这样明显地不能自圆其说，让读者还有什么兴趣看他的著作呢？
许倬云虽然生活在人类现代文明社会，却没有现代文明的价值观，没有现代文明的思想理念，没有现代文明的思想方法。许倬云关于中国历史的那些著作，与钱穆、陈寅恪那代历史学家一样，都未脱传统文化的窠臼，都未能站在人类现代文明的立场上看历史、写历史。许倬云与前辈历史学家的共同局限是受传统文化的浸淫太深，渗入到骨子里了。他们都是带着传统文化中的那些陈腐的思想观念看历史、写历史的！这是他们的史学著作无法突破二十五史思想局限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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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学周

3/11/2020 1:28:55 PM

*神豈不鉴察这事么，因为他晓得人心里的隐秘。
——诗篇44：21*

自从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吃了禁果，人就陷进罪之中，每次读《创世纪》，便不由自主陷入沉思，关于吃禁果，人究竟错在哪里？

《创世纪》2章16-17节写道：“耶和华上帝吩咐那人说：‘园中各样树上所出的，你可以随意吃，只是知善恶的树所出的，你不可吃，因为你吃它的日子必定死！’”在此，神赐给亚当和夏娃一个许可，即“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神还警告他们，如果他们违背了这一命令将得到怎样的惩罚“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毫无疑问，这个许可和警告意义极其深远。然而，始祖向诱惑屈服，偷吃了禁果。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极具戏剧性，也富有寓言色彩，伊甸园里有一条蛇，也是耶和华上帝所造的，它比田野一切的走兽更狡猾。这条蛇就是魔鬼的化身，它开始诱惑夏娃，蛇对女人说：“上帝岂是真说，你们不可吃园中任何树上所出的吗？”这是《创世纪》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整部《圣经》第一处疑问，注意其中的语气“岂是真说”后面是一个否定性的疑问，问得绝对巧妙，从这里是否可以推断，世界的疑问是从魔鬼而来。而夏娃错在与蛇对话，尽管她的回答只是复述了神的话语，“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只是园子中间那棵树的果子，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
到此都没问题，问题出在下面的对话上，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开了，你们就像上帝一样知道善恶。”从前上帝都是肯定的语气，到魔鬼这里有了诱惑人的疑问，“你们不一定死”，不一定死是一个未必如此的说辞，诱惑也就埋伏在里面了，而不是说“你们一定不死”，这就是语言的技巧和魔鬼的“聪明”，诱惑人犯罪是魔鬼的本质，被诱惑源于人对上帝的不信。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着魔鬼的最大谎言，那就是上帝不希望你过得幸福。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好作食物，又悦人的眼目，那树令人喜爱，能使人有智慧，她就摘下果子吃了，又给了与她一起的丈夫，他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开了，知道自己赤身露体，就编织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做成裙子。”化身为蛇的魔鬼愚弄了夏娃。魔鬼让夏娃以为犯罪不会带来不良后果：“你们不一定死”。蛇诬蔑神，指责他的动机不纯，它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其实，在人吃禁果之前，就已经吞下了魔鬼的谎言。夏娃不仅自己冒了风险还让亚当一同尝试，他们果然“眼睛开了”，这似乎是人的主体意识觉醒了，而实际是僭越了身份，从此，他们不再平静，内心满是恐慌。
“天起了凉风，那人和他妻子听见耶和华上帝在园中来回行走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上帝的面。”他们甚至不敢见创造自己的主，但是，神却没有放弃他们，“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这是神在圣经中问的第一个问题，神在寻找犯罪的人，还要救赎他们，而此时神的呼唤对亚当不啻是一声惊雷。
犯罪后，人们的第一反应通常是掩盖，始祖也不例外：“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他们与神的亲密关系就这样破裂了。当他们听见神走近时，便藏了起来。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就藏了起来。”
这次再读《创世纪》我对下面的对话尤其关注，“耶和华上帝说：‘谁告诉你，你是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那树上所出的，就是我吩咐你不可吃的吗？’那人说：‘你赐给我、与我一起的女人，是她把那树上所出的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上帝对女人说：‘你怎么会做这种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亚当知道自己犯了罪，他不是承认罪而仅仅是害怕，当神问到的时候，干脆一推六二五，“你赐给我，与我一起的女人”不仅把责任推给了夏娃，还捎带着诋毁了自己的主。这是人世间第一次诿过于人，从此再未根绝。

《圣经·出埃及记》同样有这样的记载，以色列领袖摩西被神召到西奈山接受十诫，这是一个神圣庄严的时刻，而此时，他的百姓却六神无主起来，百姓见摩西迟迟不下山，就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造神明，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摩西不在百姓中间，百姓心生焦虑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个时候身为摩西助手的亚伦原本应该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而他竟也动摇了，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众百姓就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用模子塑造它，把它铸成一头牛犊。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明！”亚伦看见，就在牛犊前筑坛。这一记载充分显明，人是须臾离不开神的，没有真神就要塑造一个假神来崇拜，并且要赋予假神以“神”的身份，亚伦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
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乐。这一发生在地上的造神运动岂能瞒过上帝，于是耶和华吩咐摩西：“下去吧，因为你从埃及领上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他们这么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头牛犊，向它跪拜，向它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明。’”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看哪，他们真是硬着颈项的百姓。现在，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灭绝他们，但我要使你成为大国。”面对顽梗不化的百姓，上帝的烈怒是必要的，但百姓的领袖摩西不忍百姓受到惩罚，他就恳求耶和华——他的上帝，说：“耶和华啊，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能大力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让埃及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灾祸给他们，在山中把他们杀了，将他们从地上除灭’呢？求你回心转意，不发你的烈怒，不降灾祸给你的百姓。”于是耶和华改变心意，不把所说的灾祸降给他的百姓。
西奈山上上帝与摩西的对话地上浑然不知，当摩西回到百姓中间，他质问亚伦：“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呢？你竟使他们陷入大罪中！”看看亚伦是怎么说的吧：“求我主不要发烈怒。你知道这百姓，他们是向恶的。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造神明，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就出来了。”毫无疑问，在百姓拜偶像这件事上，亚伦应该负一大部分责任。表面上看，亚伦只是无奈屈从了群众的声音，将大家的主意付诸实施而已。但身为以色列的领袖，亚伦理当站起来斥责百姓的悖逆，而不是任凭自己被说服，甚至带领以色列人犯罪。面对摩西的指责，亚伦却将责任一股脑推给了百姓：“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这显然是无稽之谈！但人就是这样狡诈，将真理稍作扭曲，就能让它成为行恶的挡箭牌！若任凭人为所欲为，人马上就会胡作非为！亚伦本该比众人清醒，因为他亲身经历许多伟大的神迹。但即便是亚伦也被众人引诱，误入歧途。

参照新约，就能更好地理解这段经文。使徒保罗这样写道：“这些事都是我们的鉴戒，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哥林多前书10:6）。保罗说《出埃及记》的这个故事警诫我们要小心四件事：首先是自我放纵（哥林多前书10:7；出埃及记32:6），其次是淫乱（哥林多前书10:8），再次是自我崇拜（哥林多前书10:9），还有一条就是抱怨（哥林多前书10:10）。这样的罪让神发出烈怒，甚至要毁灭他亲自选定的以色列人，如此严厉地惩罚，是要表明这些罪有多么严重，多么具有破坏性。圣经将“这些事被记下来，是要作我们的警戒”（哥林多前书10：11节）。神不会任凭他的子民慢慢腐败，所以必然惩罚他们。然而保罗的论述并未就此结束，他还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哥林多前书10:13）保罗的话提醒我们，神对我们的恩典是多么浩大，他承诺会帮助我们胜过试探。但即便我们在试探面前跌倒，也依然可以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使罪得赦免。人无时无刻不在试探之中，所以主祷文那句“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绝不是一句平常的话语，其中的内涵无比丰富。

犯下罪过，首先想到躲起来，躲不过就找理由把责任推给别人，这样的情景屡见不鲜，从夏娃、亚当到亚伦再到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谁不是天天活在这样的境遇中。此刻，瘟疫还没结束，从瘟疫爆发到现在，没有人出来承担任何责任，所见到是一层层、一级级的“甩锅”表演，现在不知道瘟疫是怎么来的，但瘟疫发生后，人的罪性的爆发却是实在看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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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杜帝

3/11/2020 1:26:26 PM

老董低着头，从脸上扔掉一张张湿漉漉的餐巾纸。
餐桌上众人一时无语。我觉得心里堵得慌。
王主任过来拍了拍老董的肩膀，说：“你们消防，没说的，冲在最前面，咱就不说了，我们事后肯定会大张旗鼓地报道。那么，其他方面就没有责任吗？”
老董抬起头，脸上油渍麻花的，他看着王主任说：“人死不能复生。报道有什么用？说到责任，我们也在想，这次救火，事后真应该好好总结总结，好好反思反思。指挥方面，有青岛市委和公安局的领导，有临时指挥部，我不能说什么。不过，油库方面，有些事配合不好……”
他看了看小韩，说：“我和小韩很熟，在济南我们还是党校同学，说话不见外；你们都是小韩的好朋友，我也直言不讳地说，这次油库方面确实不大像话。青岛消防来得挺早，向油库要资料，比如油罐结构、地下管道图什么的，油库的人竟然说没有！后来我们才知道，其实那些资料他们全有，就在油罐北侧的办公楼上，油库的人见火很大，有危险，不去拿，结果四个多小时后，一爆炸，办公楼毁了，那些档案资料也全烧了。你想想，没有油库结构图，不知道地形地貌，不知道管道走向，我们消防人员对火场的情况吃不准，就只好蒙着干了……”
可能老董说得口干舌燥了，马上端起碗咕咚咚喝起汤来。
“给他们曝光！”电视台摄像忿忿不平地说。
“别，别！”黄岛宣传部的小韩慌忙摆手：“油库是省里的直属单位，他们上面还有中国石油和胜利油田，他们油库虽然在咱黄岛地盘上，可咱青岛管不了人家啊！别惹事，别惹事！”
老董也慌不迭地放下碗说：“算了，算了，人家油库这次损失最大，还牺牲了四个职工。谁也不容易，得饶人处且饶人，咱体谅体谅人家吧。”
我和徐磊、王主任等人都干巴巴地笑了。
我想，还没曝光呢，仅仅提了一句，你看把他们吓的。真要曝光，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得落实若干问题，非常确凿才行。何况，说归说，谁去曝光？恐怕记者想曝光也曝不出来。

下午，王主任向小韩提出要一辆车，去火灾现场看看，小韩不同意，说你们去了没用，进不去火场。王主任说只是到周边看看，不一定进去拍。小韩劝我们在宾馆休息一下，翻翻情况通报材料。王主任坚决不同意，小韩只好给派了车。
在向油库爆炸现场去的时候，路上非常安静，可能村民们的撤退已经结束了。偶尔能见到几辆向西行驶的汽车，向东走的，只有我们这一辆，我脑海里不禁涌出“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诗句，很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悲壮感。
这时我忽然发现车窗外的路上散落着很多各种各样的鞋子，便问驾驶员是怎么回事，驾驶员说是老百姓撤离逃跑时掉的，当时太紧张了，现场慌乱不堪。他提醒我们看看散落在地上的鞋子，说那些鞋基本上都是指着西边，人们扶老携幼往西跑，鞋掉了也顾不上穿。我仔细看了看，那些鞋虽然丢的到处都是，但鞋的确是朝西方向，很滑稽。
我们的面包车刚刚开到起火的油库山下就被截住了，几个武警拦住车，说临时指挥部有命令，没有指挥部的同意，任何人不得入内。我们解释说是新闻单位的，还拿出了记者证给他们看。其中一个武警用无线报话机向上级请示，过了一会儿，武警说不行，上级不同意，里面救火很紧张，不能有干扰。
王主任说那我们回去吧，让司机调转车头。
面包车刚拐弯离开武警的视线，王主任说好了，咱们下车，大门进不去，咱从侧面爬墙进。见我们有些疑惑，王主任笑着说：“见了红灯绕着行嘛！人家南方人多聪明，咱也灵活一下。”
我们让司机在原地等一会儿，一行人下了车，扛着摄像机转到了南侧墙根底下，墙不高，我们几个人你拉我拽的，很快翻进了油库院里。
向起火的现场走了没几步，马上感觉到热浪扑面而来。
约有五六百平方米的燃烧现场，黑色的废墟惨不忍睹。来之前我看过小韩给我们的宣传材料，里面有简易的火灾现场示意图，上面标明起火的是几号库几号罐。我看到与地面齐平的四、五号油罐，原来是钢筋水泥建造的，现在罐顶整个被爆炸的火浪掀走，十几米长的拱形水泥梁被抛得七零八落，到处都是。篮球场大小的油库，像一个制造火焰和浓烟的魔窟，正呼呼地向外喷烟火。
隔四、五号油罐几十米远的三个金属油罐，与四、五号油罐东西向并排着，远远看去，像三个被踩扁的罐头盒，罐体被烧红、冷却后疯狂扭曲，呈灰红色。

我们眼里的所有树木，都是黑色的，被大火烧的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像粗大的铁棍指向天空，又像是濒临死亡的老人，仰着头，向上天愤怒呼喊，刚喊出声，被烈火笼罩、凝固，成了黑色的雕塑。
踩着片片黑色的焦土，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油烟味。
油库边许多红色的消防车，正在向几十米高的黑烟喷射白色的泡沫，黑烟里的红色火焰翻腾着，那些喷上去的泡沫像一根根细线，似乎不起作用。
“快拍！快拍下来！”王主任非常兴奋，他向摄像喊着。这时我发现电视台的同事早已经拍了，他站着，蹲下，一会儿又身子后仰，摄像镜头像机关枪对着空中黑色浓烟扫射，带仓里的录像带“沙沙沙”稳稳地转动着。
我看见红色的消防车旁边，还有几辆被烧毁的消防车，黑不溜秋，凹瘪扁残，车窗玻璃全没了，橡胶轮胎也被烧得全化了，只剩下铁轮箍，歪歪地陷在泥地里。我想象大火掠过消防车时的景象，消防队员被高温油火裹住，那是多么可怕的画面！
“嗨！你们！哪儿的！？”突然一个粗暴的声音传来，从浓烟下跑来一个穿公安制服的人，朝我们大喊：“谁让你们进来的？快出去！出去！”说着就上来拽摄像。
摄像不为所动，仍在聚精会神地拍摄。
我们正想解释，又有几个穿制服的人跑过来，嘴里嚷嚷着：“他们怎么进来的？妈的，门卫干什么吃的！”
“快走！出去！这里不准录像！不准录像！”他们嚷嚷着。
我们自知理亏，也不争辩，说，好，我们走，对不起，我们不知道不准进。
说着慢慢朝大门走去。
出大门的时候，那些把门的武警狐疑地看着我们，我知道，他们一定很奇怪，本来眼看着我们被撵走离开了，怎么又从“里面”出来了呢？武警恐怕想不到一帮文质彬彬的记者也会爬墙。
刚离开大门几步，我们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
王主任问摄像：“够了吗？”
摄像说：“够了，很精彩，有全景，有消防队员的特写，还有火焰的近景。”
“好，好！资料留着，除了发消息，以后报道救火英雄，可以插画面用。”王主任喜不自胜，眉开眼笑。我想，虽然是被派遣来报道救火的，可像王主任这么敬业，在同行里可真是少见。

我们的车还没开进宾馆大门，就看见黄岛宣传部的小韩在急匆匆向我们招手，车未停稳，小韩跑过来趴在车门上说：“你们可回来了！我都急坏了。总理来了，可能要到现场去看看，你们谁要去，指挥部急着要名单，我得赶快报上去。”
王主任说：“我们肯定要发消息，而且还是头条。我们必须去。”
小韩问我：“你们呢？电台怎么办？去几个人？”
我突然想到了前不久的天安门广场，不知为什么，心里波涛起伏，一时说不出话来。
小韩在那儿问同事们的名字，向一张登记表上填写职务，是否党团员，嘴里还嘟囔着，这采访理由，怎么填，干脆都填一样的算了。
我问：“记者的名额有限制吧？不是谁想去就去的吧？”
小韩说：“那当然，能见到中华人min共和guo的总理，可不是小事。”
我说：“咱平头百姓一个，也不向上爬，见不见领导无所谓。被中央领导接见，这样的好事，还是让出来吧。”
小韩吃惊地看着我，结结巴巴地说：“填个表，没说，没说不让你们去。”
我说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是来搞专题的，发消息是新闻部的事儿，他们去，我们就不用去了。
小韩说，新华蛇、人日报、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单位都来了，国家总li亲临火灾现场，这是重大新闻。
同事们在纷纷议论着，我却在这时不合时宜地想起了一个政治笑话：说是北京人上街游行，有人喊“打倒某某”，有人喊“某某是痴呆”，结果喊打倒的没事，喊痴呆的被抓起来了。被抓的人很冤，说别人怎么没事，就抓我，公安局的人说，你犯了泄露国jia机密罪。
“你无缘无故地笑什么？”王主任捅了捅我。
我说，叫大火给烤膘了，说着下了车。同事们在那儿填表，我回宾馆看电视去了。

第二天，黄岛宣传部的小韩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报道线索，我和徐磊分头去采访。我要去的单位是黄岛邮电局。根据黄岛宣传部提供的报道材料，邮电局的电话枢纽虽然离油库火灾现场不远，但工作人员一直坚守岗位，在全岛大撤离的时候，几名电话值线员临危不惧，圆满完成了繁忙的通讯任务。
黄岛邮电局坐落在一个平房院子里，我在局长的陪同下来到了采访的会议室，里面已经有几个姑娘坐在那儿，其中一个姑娘忽然站起来叫我：“哥，你怎么来了？”我一看，原来是我叔伯姨家的孩子，叫萍萍，小时候我们经常一块玩，我有几年没见她了，虽然知道她在黄岛工作，但不知道她在邮电局。
我开玩笑地说：“哟，怎么，你也成了英雄了？我专门来给你们贴金的。”
“听说广播电台要来采访，不知道是你。”萍萍说。
邮电局局长说萍萍是总机班的，干得不错，这次带头连续加班加点，下一步准备给萍萍和她们班嘉奖。
局长先介绍总的情况，然后是几个姑娘和萍萍轮流讲，我边问边记，有时为省事儿就用录音机录一会儿。我看了一下表，已经采访了两个多小时了，我说：“咱们休息一下吧，我也到门外抽棵烟。”
几个姑娘兴高采烈地一哄而散。我和萍萍说着话，慢慢走出了邮电局大院。 太阳很毒，风好像被北面的楼房挡住了，头上的树梢在动，可我感觉不到凉快。
我们走到树荫底下。街上冷冷清清的，只有我们两个人在树下站着，我用几张稿纸当扇子煽着风，说：“萍萍，你也不管你爸妈担心？油库爆炸了，烧到你们这里怎么办，隔那么近。你们也不害怕？”
萍萍说：“哥，咱私下说，怎能不害怕？没人替班，走不了。起火以后长途电话特别多，我们忙得不得了。北京的，济南的，从中央到省里，一遍遍地问火灾情况……”
“你们还能听见通话内容？”我问。
“只要我们想听，任何电话我们都可以听到。”萍萍说，“不过你别向外透露啊。我们平时一般不听，也没意思。这两天情况太危险，关系到我们的生命安全，也就顺便听了听。”
我问：“前天救火死了不少人，指挥部为什么不让消防提前撤退？”
“我也没听明白，好像是指挥挺乱的，有的领导说上，有的说应该撤，现场指挥说了不算，一会儿请示这个，一会儿又请示那个，乱哄哄的。”（待续）

本文插图来自 杜帝语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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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知生

3/11/2020 1:25:10 PM

在即墨几近1800平方公里的版图上，最具有直观展示地球上“沧海桑田”变化的，当属即墨城区以西的马山。马山的最高峰玉皇顶海拔233米，耸峙于一畴低丘川陵之上，显得尤为高大，在它那不到3平方公里的山地面积上，集沉积岩、安山岩、变质岩、古生物化石于一身，堪称是即墨的一座袖珍地质博物馆。

一

据地质界专家考证，在距今一亿三千多万年前的中生代白垩纪早期，马山一带有一条从莱阳、平度方向南来的大河流过。这条河流宽阔平缓，河床中和故旧河道的沟湾港汊中，铺满了五颜六色、大大小小的从河源山岭上风化后由水流冲击裹挟而来的鹅卵石。在这些厚积的鹅卵石中，既有火山岩、沉积岩和变质岩的成分，还有泥灰岩和角砾石英岩的碎块。这些鹅卵石的原生年代，可上溯至二亿年前的中生代侏罗纪时期和三亿年前的古生代晚期。在宽阔清澈的河流中，游弋着形态各异的成群远古鱼类，河湾浅水处生长着茂密的各类喜水湿地草丛。在河流两岸的山峦丘陵上，生长着大片的暖温带灌木丛、藤萝攀缘植物和高大的针、阔叶树林。许多形态各异、庞大无比的恐龙、纳玛象、独角犀和其它远古时期的飞禽走兽，悠闲的生活在这里……
到了距今一亿多年前的中生代白垩纪中期，地球上又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造山运动。马山一带的地区经过一番剧烈的隆起、拗陷、断裂、滑移、褶皱等翻天覆地折腾后，剧烈的造山运动将这方大地弄得面目全非，完全没有了以前的万物竟生的繁荣景象了。大地变得阴森可怖，接踵而来的滔天海浪波涛，又将这块历经劫难的土地，深深的淹没在大海下面。在海水上千万年的重压下，原先疏松稀软的地表泥土、沙石和生活、生长在这里的众多动植物，凝结一体成为沉积岩。有的动植物遗骸在逐渐石化中，被周围土质中的硅酸盐成分置换，转化为硅化石，还有许多埋层浅露，和沙石混杂一起而沙石化。

二

马山的自然地质历史，逐步衍化到了六千五百万年前的中生代白垩纪晚期。这时地球上又发生了一次离我们最近的大规模造山运动，被地质学上称之为“燕山造山运动”。山东的泰山、崂山，世界第一高峰喜马拉雅山和长江三峡上的巫山，都在这次造山运动中应运而生。那时的胶东大地和华北平原还是一片汪洋。随着胶东半岛造山运动的隆起，一系列花岗岩、火山熔岩山脉的剧烈抬升，马山一带的地层深处发生了断裂，有两条断裂带在这里相交：一条是东北西南走向，地层深处泉涌而出的高温安山岩浆，在海底海水的不断循环冷却降温下，岩浆冷凝时质点平行排列和均匀收缩，形成四棱至六棱柱状节理石柱上升耸峙成山。其中马山主峰玉皇顶顶部涌出的熔岩抬升得特别强烈，隆起的岩石高出海面，成为一座海底火山造山运动形成的小岛屿，这就是今天人们看到的玉皇顶蜂腰以上部分。玉皇顶蜂腰部以上的岩石，不同于大山、团山等那些低矮山峰的浑圆馒头状，它全是由参差不齐的立柱体岩石组成。其原因就是当年在山体耸峙高出海面后，还继续有热熔岩浆从“山芯”岩浆通道井中涌出，在空气中冷却后，凝固成的错落高低不相谐的柱状岩石。在玉皇顶下部人工开凿的横贯山体的山洞中，可以见证内部的岩石和顶部一样，都为辉绿色的安山岩，而非东部蜂腰部位的沉积岩。

三

由于近现代以来的人工采石，将马山玉皇顶的东部岩石劈走了很大一部分，露出了内部的岩石成分和形成过程，这面劈石的最下面浑然一体的岩石为沉积岩，上面有一薄层紫褐色的酥蚀状接触变质岩。再上面，又是一层约60公分厚的破碎沉积岩，往上，还是一薄层紫褐色的软质接触变质岩。最上面，是排列整齐的一根根柱状多棱体安山岩山头。由这列石壁下方开凿的人工山洞，横穿玉皇顶山头的中心部位。在进入山洞十几米以后，岩石由沉积岩过渡成了安山岩，其石质的成分和山顶一样，都是辉绿色的柱状多棱体排列。由此不难看出；成山时这里的安山岩浆外涌特别强烈，不但将厚重的沉积岩地表随山势抬升而起，山顶部分还涌出大量炽热的高温岩浆，将山体顶起的这部分沉积岩压住，在上面冷凝结成柱状岩石，并且在接触面上，由于高温安山岩浆的烘烤，留下了见证马山成山历史的接触变质岩层。
玉皇顶蜂腰部以上的的这堵峰壁，其地质痕迹非常明显，是地球上沧海桑田、自然环境变化的最具直观的自然教科书，它的山体岩石成因之复杂，远胜于下面单一的团山石林。多年来，只是因为这里海拔高，地势陡峭，游人攀登困难，加之地方僻静，远不如石林和硅化石所处位置那么平缓易行，所以不为大多数游山者所知罢了。

四

马山其他几座低于玉皇顶的山顶脊部，均为浑圆四垂的山势，其成因是当年造山运动时没露出海面，热熔岩浆被海水“淬火”的缘故。在马山山体急剧抬升的过程中，由于抬升力和压力不匀衡，玉皇顶至宝安山的东南山体一带发生了断裂，断裂后主体山岩继续耸拔抬升，升起的断裂面形成了一列悬崖峭壁，被人们称之为“水撞岩”。这列横贯山腰的峭壁岩石不是地下深处涌出的安山岩石质，而是这里原来的老坐地户——上一造山运动形成的沉积岩。站在峭壁下举头仰望，但见由五颜六色的鹅卵石镶嵌的沉积岩，在早晨初升太阳的照耀下光彩夺目，熠熠生辉，令人惊叹这些只有在河湖海边才能看到的东西，竟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不经意地高高悬举在了山巅上！这堵沉积岩石壁的难得之处，是在马山山体拔升时，被它下面的安山熔岩顶起来的。在远古地质年代轰轰烈烈的大造山运动中，如果岩体在上升过程中发生断裂，所形成的山势都比较陡峻，崂山、泰山和喜马拉雅山等花岗岩山脉，都属这种类型。马山属于安山岩石质造山，这种岩石在地球上没有成就险峻的高山大岭，以低矮的山岭居多。例如昌乐的安山岩火山群，规模都不很大，海拔不高，但那形态各异的柱状节理岩层，也颇为壮观。马山东南侧在成山时属于局部断裂，形成规模不是很大的悬崖峭壁。

五

马山的另一条断裂带为东南西北走向，涌出的岩浆成就了团山至长岭一列低垂山岭。虽然这列山势不如主峰诸山那样来得轰轰烈烈、雄伟高大，但它也独具自己的特色——团山是这条断裂带的南首，岩浆涌出时造就了一座浑圆四垂的馒头状山丘。它北面的长岭断裂带岩浆涌出时一溜长列成岭，好像一条卧伏在马山西侧的大豆虫，这条豆虫的头颈，就是团山。团山和长岭成山时迅速短暂，威力不大，其表层的沉积岩一部分被安山岩熔浆接触变质，大部分被拱翻到西山脚下黄家庄一带的沟川中。
从团山采石场的山体断截面上，和2000年秋天通车的青威路横贯长岭段的横切面上，都可以看到安山岩由内到外不同层次的生成状况；山体的最外部分是一层厚约半米的灰黄色激冷炸裂式碎屑岩，里面是一层一米多厚的闷烟状黑褐色岩层。山体中心，是鲜亮的辉绿色安山岩石柱体，石质细腻坚硬，从四棱到六棱型不等直立排列，石隙间有白色透明的冰洲岩夹层。团山采石后出露的石柱林高达二十余米，站在山脚下仰面望去，那笋条直立的根根辉绿色条石矗立在蓝天白云下，蔚为壮观。
长岭断裂带中涌出的岩浆不如团山那么剧烈集中，只形成一列圆丘状的低矮山岭，成山时最外部的热熔岩浆受海水冷却速度快，形成了外表一层激冷式炸裂碎屑岩。深处岩浆中的高温气体向外排泄，以致把过渡层间的岩石熏得乌黑。

六

在马山安山岩的造山过程中，因为山体内核和外部岩浆冷却收缩条件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原生节理形状。内核岩浆冷凝后，均以柱状节理排列，在玉皇顶和大山顶部，踩在人们脚下的都是一簇簇从四角形到八角形的石柱棱体，这些石柱和团山石林一样，直通山脚下。安山岩是岩浆岩的一种，主要由长石和石英组成。因为是高温冷凝结石，所以石质坚硬，是优良的建筑材料。
马山属于深层地质构造断裂，热熔岩浆沿着断裂带涌出冷凝后快速结岩堆积，而非火山高温岩浆喷发成山，所以马山诸山顶均没有火山喷发后冷却收缩的凹陷口，山脚下也没有疏松多孔的火山灰石，当然也不存在由火山口溢流而下的流纹岩了。
马山集高温和冷凝板结成型的岩浆岩和沉积岩于一体，过渡层为接触变质岩，山体下部周围的表层，为新生代第四纪以来风化沉积的泥土所覆盖，古生物化石大都沉睡在山下的沉积岩中。1981年，在马山北山脚下发现一段木化石，残长六米多，直径七十多公分，被青岛市博物馆收藏于大学路馆内展览。1992年，又在西北坡山坳里发现了一株特大木化石，长13米，直径1米多，树身完整，年轮清晰，为山东半岛地区所罕见，被马山风景管理委员会就地盖馆舍保护展览。历年以来，马山周围村庄的石匠经常在山周采石中，从沉积岩中发现树木、恐龙、鱼和其它古生物的化石，可惜不被重视，都没保留下来。现在酣睡在马山周围沉积岩中的古生物化石到底有多少种类，还是个未知数，有待于人们的进一步去发现。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相信马山的地下将会有更大的惊喜发现在等待着人们。

七

雄峙于即墨大地上的马山，它的宝贵自然地质岩石资源，揭示了远古时期即墨与胶东半岛地区的古地形地貌、古气候和古生物的兴衰演变，是一部即墨大地上的不可多得的地质演化史书，有许多自然奥秘期待着专家学者们去探求解读。1994年，国务院公布马山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马山的自然地质资源正越来越受到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视和保护，并被逐步开发供游人参观。它当之无愧应该成为即墨大地上一座永久性的自然地质博物馆。

马山安山岩石林

马山玉皇顶上的安山岩、沉积岩叠摞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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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闲砚

2018-08-09

善恶无定形，是非无定理，美丑无定例……无定，毁之也可，誉之也可，歌之也可，哭之也可。……同为人，则谁主谁客？谁善谁恶？谁是谁非？谁美谁丑？焉得知之，彼亦焉得而自知之！
这是《潘达微》一文中引用潘达微[注]的一段话。读来，极富哲理，正可疗治我们好评判别人，动辄以道德说事儿的毛病。
长久以来，我们难以摆脱二元思维的框框，凡事非黑即白，非此即彼，其判断的标准一般依赖于外部权威，或是所谓主流价值。在诸多判断中，往往只剩了道德概念，“人”和“境遇”没有了。
康有为，原名祖诒，一号长素。后改名有为，取“富有天下，贵为天子”之意，据说“长素”有凌驾素王之义，这样的名、号，和他“少有创立新教、取孔子而代之志”大概不无关系。虽没能贵为天子，却有机会以帝师自居。
《长河流月》书中几处提到他，都免不了“大言不惭”“旁若无人”“野心”“妄自尊大”云云。这些特质，据说孙中山先生早有领教。想来，康老先生大概不怎么招人喜欢。
刀尔登在《中国好人》一书中说到包拯、海瑞等，似乎也不怎么招人喜欢。看来功业、名声都包办不了一个人的人格魅力。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
据说法西斯头子希特勒的一个秘书在接受采访时，把希特勒形容成“快乐的老板和父亲式的朋友”；还有一些接触过戈林的看守和医生，说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这不免叫人尴尬。但，若不否认“善恶无定形”，也就不难接受这些说法了。
对许多人物的认识，是在阅读中慢慢丰满起来的，就像是一个个轮廓不断被线和面填充，最后立体为素描一样。只是许多人的线条被岁月销蚀掉了，只留给后人一个似是而非的轮廓。

注：潘达微 (1881～1929)，民主革命党人，画家。广东番禺人。1908年入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1911年革命党人在广州起义失败，殉难烈士数十人之遗骸枕藉于路数日。潘冒险出头奔走，将72死难者殓葬于黄花岗。事后为避清廷追捕，流亡上海、香港等地。民国成立后，粤督胡汉民邀其出任重要行政职务，均婉拒，只愿做些社会教育和福利工作，并继续从事绘画及美术出版事业。1929年夏季病逝于广州。南京国民政府追念其生前致力于革命，收葬黄花岗72烈士，特明令褒扬，准他的遗体附葬黄花岗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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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史晨

3/11/2020 12:52:28 PM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梵语的浮屠就是佛塔。回顾我的治病救人经历，救活过不少人的生命，可能已经建造了不少浮屠，所以我大病不死，即便一年住院十次，两次病危，阎王爷还是把我送回阳间。
山东医学院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临沂。那里穷乡僻壤，缺医少药，对我这刚出校门没有一点经验的医学生来说却是大有用武之地，那时的社员只有信赖并无“医闹”。刚到公社医院报到，行李还没打开就接到出诊任务，拿上急救手册，挎上急救箱，登上自行车就跟社员出发了。病人刚喝了砒霜自杀，幸好时间短，量不多，催吐导泻后症状缓解，然后拉回医院继续治疗。这是我抢救的第一条生命，那次记住了砷的解毒药是二巯基丙醇，课堂上我们从未学过这类中毒急救。
六七十年代的沂蒙山区真正是一穷二白，老百姓既迷信又愚昧，视生命如草芥，动不动就自杀轻生：婆媳不和就喝盐卤，姑嫂打架会服农药，邻里纠纷能吃杀鼠剂，婚姻悲剧导致悬梁上吊。在十几个职工的公社医院里，没有八小时，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甚至白班夜班有时连轴转，每个星期几乎都要抢救中毒的病号。
公社医院破天荒分来大学生，没有上级大夫带，你就是老医大！会不会诊断，能不能治疗，全凭你自己的本事。我只能在干中学，实践出者真知！我们这批医学生就是这样锻炼出来的。为了占有棺材不火化，喝卤水的老太太被我救活了；因为换亲转亲不幸福，喝DDV的青年妇女被我抢救过来了；只因队长少记了工分，置气而喝马拉硫磷昏迷的社员被我救醒了；因计划生育逼着流产，喝安妥的又死而复生了。救过来的病号，有的感恩戴德，家属磕头鞠躬不知如何表达谢意；有的却不领情，大骂大夫管闲事，住些日子又服毒再来医院，二进宫三进宫，然而我抱着对生命的敬畏与尊重，兢兢业业在一丝不苟地继续急救着。感谢我的职业，让我在漫长岁月的不同季节里，为生命延续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克尽医生的天职。
农村当年家家都有从生产队随便拿回来的农药，而且不像现在，绝对都不是假药。老鼠药也都是真的，一丁点儿就能将耗子杀个精光。再说每村都有豆腐坊，点豆腐的盐卤随手可得。那不堪回首的年代，好多社员对生存失望，尤其是社会底层的妇女，喝农药喝卤水轻生的最多，自杀者就地取材容易得很。而行医不久的我也熟能生巧：催吐导泻，输液用药，用解磷定抢救有机磷农药中毒，用钙剂抢救盐卤中毒，工作不久就业务熟练了。可碰到上吊自缢的，我还是束手无策，因为死得太快，根本来不及抢救！社员除常见的自杀方式外，农村还有宝塔糖中毒、巴豆中毒、煤气中毒、酒精中毒、安眠药中毒、野蘑菇中毒……还有淹死的、电死的、撞死的、压死的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有的在急救手册中都难查到。
临沂地区是传染病寄生虫病的高发区，“沂河两岸，粗腿大蛋”。丝虫病，麻风病，疟疾都算轻的，唯有急性传染病来势特别凶猛，夏季的乙脑，冬季的流脑，后来的流行性出血热，一患病就抽风昏迷，多少患者都因耽误治疗而死在路上。我为了治病救人，刻苦学习总结经验，尤其推广阿托品治疗微循环衰竭以后，时时刻刻盯在患者身边，观察病情调整用药，经常通宵达旦，救活了许多眼看着就要死去的男男女女，所以口碑不错。农村虽然生活清苦寡淡，但每日劳累着并快乐着，正如哲人所说：被人需要的感觉才是最大的快乐。
当年公社社员的贫穷，现在这代人是无论如何难以想象的。我还记得一个病号是洪瑞公社社员，他家离我们医院30多里路。生产队里母牛刚生下的牛犊死了，埋在地下已经三天，他们偷偷扒出来，这时小牛已经周身发绿，可几个月没闻过肉味的人哪管这些，饱餐一顿不计后果，结果全家食物中毒。父子俩中毒最厉害，当地公社医院医治不了，不得已搭两辆地排车奔往六七十里外的县医院。因为父亲最严重，路过我们医院时拉来求救，儿子是独苗，亲戚继续拉着车向县城狂奔。我抢救了一夜，终于从死神手中夺回一命，父亲活了，可他儿子却死在县医院。他们后悔莫及，不该舍近求远，可我心中明白：时间就是生命！
1983年我调到青岛港务局医院，本以为企业医院主要做预防保健，没想到偶尔的工伤规模更大更惨烈。1985年，我任门诊部主任不久，首次组建了急诊室。7月26日傍晚，一区八号码头发生工伤事故，木材船舱卸货时发生缺氧窒息，大批工人二氧化碳中毒，下去一个倒下一个，一连昏倒七八个。救护车拉来医院的那个装卸工人已停止了心跳和呼吸，我和内科主任立即交替进行心脏按压和口对口人工呼吸，火速心肺复苏。伤员接二连三拉来，我边指挥边急救，争分夺秒抢时间，奋力与死神抗争！两个最重的复苏不成功，当机立断转401医院高压氧舱，在急速转院的救护车上，我们仍不停顿地心脏按压，心中只有使命和责任。在401医院，我脱光衣服陪着俩工人进入两个半大气压的高压氧舱，忍受着耳鼓膜内陷的轰鸣和剧烈头疼，最终一个病人得救了，时间已是半夜。住院的38名工人经治疗陆陆续续出院，一个月后，那被救活的工人在母亲陪伴下来医院谢恩，我扶起下跪的青年，心中浮起救人一命的满足。单位没有任何表彰，因为工伤事故是忌讳宣传的，我写的抢救报告也石沉大海，可我已尽职尽责，已经把生命延续到极致。
1990年6月18日，在胶州湾六号浮标海域，“鲁海65”轮船与天津航道局“津航浚102”挖泥船相撞，排水量1100吨的挖泥船是1965年周总理批准用6吨黄金从荷兰购买的。刚加上200吨轻柴油和600吨淡水的挖泥船船头进水，主机停转副机短路，结果船头下沉，而船身突然翻转，31名船员落水，另外8名下落不明，震惊中外的沉船事故发生了！9名伤员陆续拉到我们医院，其中船长刘文强溺水最严重，心力衰竭呼出血样泡沫，时不时呈现昏迷状态。我身为医务科主任立即组织抢救，医护合作，措施得当，刘船长终于转危为安，摸了一下阎王鼻子又回来了。船难的其他八人，唯有37岁的张书通福大命大造化大，他被强水流冲进主机舱内，幸运地带到气垫层的水面之上，这里是沉船屁股的最高点，被闷在一口钢铁大棺材里。经过三个昼夜60多小时的炼狱磨难，北海舰队的潜水员救他出舱，创造了大难不死的奇迹。
救人让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生命应该珍惜，因为她可以瞬间逝去。及时科学地一丝不苟地急救，确实可以让生命继续延长。
时间如白驹过隙，世事像浮云行空。几十年过去了，不知那些幸存者们现况如何？家庭是否幸福美满？是否还记得救命医生？我虽然辛苦劳累忙碌一生，面对社会不公也有不满和怨言，七年医学院毕业生，退休的待遇还不及当年伙房里的小混混。然而内心深处却始终感到自豪，因为我忠于了职守，付出了劳动，获得了满足，无愧于白衣天使的称谓。
救人一命，的的确确胜造七级浮屠，像83岁的弗洛依德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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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梦中客

3/11/2020 12:51:22 PM

咸阳的春似乎来得有些艰难。
开春前后，略有积雪，迎春率先浓妆艳抹地登场了，众人翘首的新娘似乎不远了，但就是迟迟不来。
正月十五前后，或多或少要下点雪。如果冷湿气流来势汹汹，雪的节奏就沉重些，笑容灿烂的迎春顷刻变成满树“梨花”。然后，雪融化了，大地渐渐解冻了……
二月二，龙抬头。草开始直起臣服久矣的身子，杨树吊起了毛毛虫，石楠和紫薇展示出了宝贵的精华，玉兰美人要出门了……
看似一片生机勃勃，但又突然变天了，雨露或雪花打湿了春天欲飞的翅膀： 绿芽立刻变青发黑，花蔫巴巴的，草也没有多少精神，又湿又冷，仿佛地窖。然而，不过几天，又不一样了，草木开始疯长，花使劲逃出枝的魔爪……可是，没过多久，电暖气又得从箱子取出来……
阴历二月底，有时简直像是流火的仲夏，街上到处是短袖、短裤，雷雨也频频出现……
二八月，真的是乱穿衣，四时的衣服在一个月里竞相亮相。
处于渭河平原，东西北三个方向没有山的阻挡，冬季冷气流仿佛秦汉时代的匈奴——时不时挥军南下。而到了太阳距离北回归线越来越近的春夏，由于降水偏少、河流不多，咸阳人则像住在蒸笼里。所以，咸阳人有时真的感叹没有春天，似乎也没有秋天，而只有轮流坐庄的冬夏。
看样子，咸阳似乎没有正儿八经地拥有过春天了？但其实，多少还是有的。 人生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咸阳湖是穿城而过的渭水的一段，后被拦截整修。去这里走走，定能嗅出春的味道。
明代殷奎在《春草》中写道：“灞陵原边柳条暗，咸阳桥畔桃花明。”咸阳的春，比较偏心，她把最美的一面送给了咸阳湖。走在湖边的公园，就像走进了一座绿色城堡：草是绿色、树是绿色、路是绿色，就连湖面也是绿色，你甚至以为自己经历着“绿野仙踪”。闭上眼睛，打开鼻翼，割草机留下的气味新鲜得像是从冰箱里取出来的，立即扑入鼻孔，沁入肺叶……还有樱、梨、桃、榴花，红叶李、芍药、郁金香、刺玫以及许多叫不上名字的野花，如同争宠的妃嫔。望着湖面，波光粼粼，鱼儿恣情游动，不时冒出泡甚至跃出水面……真是一团正宗的“春水”。而这一切，真应了宋代诗人释大观所说的：“一入咸阳尽旧游，春风台榭对芳洲。非关好景留人醉，自是行人醉不休。”
此时的咸阳湖，人气爆棚，到处是踏春的人，还有放风筝的、野餐的、约会的、打太极的、摄影的、卖旧书刊的、卖玩具的……
咸阳的春，更多地体现在咸阳人的日常生活中。虽然城区建设一般，繁华程度甚至不如南方有些县级市，但咸阳人的日子过得比较惬意，如春一样温暖。
城区面积虽不到毗邻西安的三分之一，但咸阳人与西安人收入相差不大，人们最关心的房子，均价也仅是西安的大约三分之二，现在还有六七千的房子。若是提及交通，客运吞吐量位列全国第七的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就在咸阳，距市区直线距离不到10公里，还有已经运营的地铁、高铁站、众多高速路出口……要是想去西安转转，在沣河森林公园坐上地铁，半个小时左右就到西安的最中心——钟楼。
咸阳最大的魅力在于它是一座慢城。在这里，你感觉不到北上深广噔噔作响的鞋跟。在这里，公交最长线路不到一个小时。在这里，生活成本低，呼吸没有强烈的急促感……正在于此，越来越多的西安上班族把家安到了咸阳。
记得一位老兄对我说，他父亲当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北京，而老父亲在北京呆了几年后，还是执意回调回咸阳，只因这里适合居住。
咸阳，一座正儿八经的宜居之城。
“春城”无处不飞花，但愿咸阳的春永在！
（注：这里所说的咸阳主要指咸阳主城区。）
2015年4月作于帝都、2020年3月4日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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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落叶知秋

3/11/2020 12:46:45 PM

杜甫不是成都人，然而成都人为他修建了草堂，使怀念杜甫的人，只要到了成都，就要去草堂朝圣。
一个绵绵秋雨的日子，我走进了心仪已久的草堂。进门来的第一感觉就是肃然整齐的绿，森森酽酽的绿，绵延无尽遮天蔽日的绿——四通八达的石径两旁全是粗壮高耸的翠竹，凌空交织的竹枝竹叶如黛云压顶，把一条条幽雅的石径覆盖成阡陌纵横的翠色长廊。
秋风穿过，万竿翠竹吟哦咏叹——这千年一瞬的秋风曾吹破诗人的茅草屋；当年它全然不顾形容憔悴的诗人为避战乱，携家带口客隅成都西郊，而把诗人的茅草屋肆意欺凌；它呼啸狞笑着把屋上的茅草凌空卷走，使诗人呼天不应，喊地不灵，只有瑟瑟抖抖倚杖叹息。是夜，诗人于漏雨破屋中，抱着冻馁交加、啼哭不止的娇儿，心碎地想到了天下那些没有房屋住的寒士……
雨珠儿串串滴滴从厚厚的竹叶上抖落下来，点击着石径小路，溅起细碎水花，弥漫着绿阴阴的冷雾。
走进辟荔墙垂花门，院中全是肥大茂盛的芭蕉，雨丝飘落在绿玉盘似的叶子上，溶聚成大滴的露珠滚来滚去。绿叶下面的石径两旁，排列着密密丛丛的一品红爆竹花。这艳红苍翠的画面，这雨打芭蕉的旋律，永远地与诗圣和他的诗意相伴。
中堂展厅门口的两旁柱子上，有近代学者叶恭绰写的一付长联：“诗有千秋南来寻丞相祠堂一样大名垂宇宙，桥通万里东去问襄阳耆旧几人相忆在江楼。”
想当年，从中原漂泊西南的诗人，来到成都朝拜武侯祠。他在瞻仰诸葛亮的同时，悲叹自己一介寒儒，年过不惑仍碌碌无为，尤其在国难当头的战乱日子里，不能像诸葛亮那样辅佐明主建功立业，救民众于水火之中。他悲从中来，挥笔写了《蜀相》《怀古》七言律诗两首。其中有：“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之诗句。然而诗人在感愧自己与丞相遥遥相距之时，他绝不会想到，在他死后，他的草堂居室被成都人永远地保留下来，与他仰慕的武侯祠齐名并论，成为成都最著名的人文景点。他与诸葛亮一样“大名垂宇宙”，一样“常使英雄泪满襟”。事实上，杜甫的名气以及在中国文史上的地位、对后人的影响远比一代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有过之无不及——因为他是“圣”，是更具有人民性的诗圣。
墙两旁挂着朱德元帅题写的对联“草堂留后世，诗圣著千秋”。诗人郭沫若题写的对联“世上创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
顺着雕梁画栋的回廊，走进纪念馆，馆内是一组组雕塑：有白发诗人充满离愁别恨地在吟诵“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有衣衫褴褛的诗人高举双手悲愤呼喊着：“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还有早期的木版本《杜工部诗集》，史书记载的草堂故居资料，根据记载描绘出来的草堂陋室油画。
最有纪念意义的当是李白和杜甫相见时的雕塑。天宝三年（公元744年）43岁的李白与32岁的杜甫在洛阳相见。当时唐王朝正是鼎盛时期，国富民强，才子云集。李白和杜甫正值学富五车，云游天下，踌躇满志之时；两位互相倾慕的诗人一见如故，谈诗论文，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这组雕塑就是以立体的画，无声的诗，记载了两颗巨星会晤的这一历史场景。正当壮年的李白身穿一袭白衣，风流倜傥，飘然若仙。年轻的杜甫穿一件蓝色绸袍，眉目恭谦，短髯稀疏，一派儒雅之风。他们分别后，相互深深地怀念。两人的命运同样怀才不遇，同样空有一腔“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之壮志，却报国无门。继而遭逢安史之乱，开始了天各一方颠沛流离。 当杜甫听到李白身陷囹圄之时，曾写《天末怀李白》一诗：“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汩罗。”
这首诗缠绵哀怨，沉郁顿挫——这是一颗巨星对另一颗巨星的肺腑倾诉，这是一代诗圣对一代诗仙的魂魄寄语。尤其诗中“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之绝句，更是诗中之哲，哲中之诗。
草堂文物陈列馆中有仿制当时杜甫曾用过的犁锄农具，有仿制当时杜甫夫人曾用过的纺车、锅灶，用来浣纱晾纱的木架。这一组文物的背景是风和日丽的蓝天，是山清水碧的江野。诗人在成都定居之后，蜀地太守严武慕其名亲到草堂探视，并在生活上给予照顾，两人诗词往还，感情真挚。后来严武受命入朝，杜甫多次作诗寄情，这几年也许是诗人避难成都以来温馨而又短暂的时光。夫妇俩本来舞文弄墨的、调粉弄朱的手，为了一家人的糊口却荷锄耕耘，浣纱织布。然而这样的生活不属于诗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的天性，“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使命感，使他永远关注着社会，关注着底层百姓。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就了杜甫。他在来成都朝不保夕的流浪途中，在目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穷富对比中，曾写出了《赴奉先县咏怀》《兵车行》《北征》、“三吏”、“三别”这些反映社会残酷现实，人民痛苦生活的伟大史诗。然而出身于书香世家，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他，即使在仕途无望中，仍然以积极地入世态度，把治国安民的希望寄托在君主身上。对于当朝那位明正言顺地与儿媳妇杨贵妃“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因而导致了安史之乱的唐明皇，他发自内心地不敢有半点指责，还近乎愚忠地“每饭必思君恩”。诗人此举比我们在文革之时，每天装模做样地举着小红书高呼万岁虔诚得多。
当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被平定，洛阳收复之后，诗人在川中听到这一消息惊喜欲狂，他以欢快奔放的笔调一气呵成《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身在漂泊却情系天下的诗人啊，可敬可叹而又天真幼稚的一代诗圣啊！
狂喜过后，现实依然残酷。安史之乱被平定后，社会并没有像诗人所企盼的那样再现繁荣，历经安史之乱的唐王朝已是元气大伤由盛转衰。广大民众在藩镇割据、苛捐重税的压榨下，依然生活得极其困苦。诗人在风烛残年中又开始了流浪生活。
浣花溪潺潺流去。夹岸枫叶如丹，漫漫黄花散发着幽香。几只花喜鹊、灰斑鸠从树上盘旋落下，停在白石栏杆上，唧唧喳喳地梳理着羽毛。池塘之畔，一树树芙蓉花开的正旺。大约淋了雨的缘故，一朵朵芙蓉花沉甸甸地从枝头上弯向水面，真是“花重锦官城”。
雨又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绿竹夹道的石径前面还有浣花娘子祠堂、盆景奇石展览馆、草堂书画室……天色渐暗，我只得恋恋地走出了草堂。
古朴典雅的草堂大门两旁，合抱粗的古柏雪松铁塔般傲立着，守护着四个熠熠闪光的镏金大字“杜甫草堂”，迎送着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朝圣之人。
美人蕉在古柏雪松两旁排列开，如仪仗队高擎着焰焰红花。一株株铁树粗壮挺拔，针形绿叶如巨伞伸展，叶中心包着一个榴莲形状的淡黄花苞。
杜甫生前所住的草堂肯定不是这样。但每一个来草堂朝圣的人都会感谢成都人把草堂建得如此恢弘典雅，如此有东方文化神韵——这修建一新的故居当告慰诗人不死的诗心，漂泊的魂魄矣！
杜甫于公元712年生于河南巩县，770年死在从长沙到岳阳的一条破船上。这处草堂是他在西南漂泊九年的一个立足点，许多忧国忧民的华章就是在这所破草房中抱病忍饥写就。
他不是成都人。然而因为有了草堂，使一代代人把诗圣和成都永远地联在了一起。
2002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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